古族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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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太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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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084901
版次:1
商品编码:11069810
品牌: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2-06-01
页数:279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古族新考》主要内容包括:再版绪说、绪说、大夏溯源、有虞氏的迁徙、允姓之戎考、渠搜、義渠、昆吾等。

目录

再版绪說
绪說
總論
吐火罹問题
上卷
一 大夏溯源
二 有虞氏的遷徙
三 允姓之戎考
四 犬方、鬼方、舌方舆猃狁、匈奴同源說
下卷
一 渠搜
二 羲渠
三 昆吾
徵引文献
索引
後記
再版後記
余太山主要出版物目錄

精彩书摘

  以下是西域大夏迁自晋南的一些情况证明。
  1.西域大夏印吐火罗的信息是张骞首次西使获得的。张骞这次西使的目的地原是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国,由于大月氏西迁,跟踪而至阿姆河流域,纔得知有大夏国。张骞在大夏地逗留了一年多,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有了较充分的了解。因此,他采用“大夏”这一古称命名一个由吐火罗人建立的、当时业已臣服大月氏的国家,显然不会仅仅出于为Tochari找一确切音译的考虑。他称呼大夏国所临阿姆河(该河时名Vakhshu即Wakshu)为“妫水”,考虑到晋南有一条妫水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妈水在河东虞乡县历山西。”虞乡,如前所述,相传有夏虚郎大夏之虚。张骞采用“大夏”这一名称时,也许想到了晋南乃至虞乡的大夏。
  2.张骞首次西使旨在联合月氏共同抵抗匈奴,虽因形势变化,这一具体目的未能实现,然张骞此行往返一十三年,备历艰辛,终于使西域诸国与西汉开始了双向的交往,印史迁所谓“凿空”,可以说厥功甚伟。但是,《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在叙及张骞出使西域的功绩时,提到的仅仅是“使绝域大夏”,只字未及使大月氏、大宛、康居之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在论说张骞首次西使时,同样突出大夏,不及其余)。足见时人评价张骞西使是如何偏重大夏的发现!《汉书·叙传下》竟用“博望杖节,收功大夏”八字总结张骞的一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又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张骞归国,“区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闲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从此,西汉开始大规模经营西南夷,并自元鼎六年(前111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先后设置了牂舸、越篱、沈黎、汶山、武都、益州等郡;据同书“大宛列传”,置郡的目的主要在于“欲地接以前通大夏”,而武帝确曾遣使十余辈,企图“出此初郡抵大夏”,终因昆明阻挠而未果。武帝不顾当时客观条件,大事西南夷,正是张骞“盛言”的结果,可见张骞有关大夏的报告必有能深深打动武帝的地方。
  嗣后,据《史记·大宛列传》,“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乃说武帝通使乌孙,其辞曰:“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果以为然,命骞使乌孙。据同傅,“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宝、扦栗及诸旁国”。
  ……
《山海秘境探微录》:失落文明的丝缕与文明演进的宏大叙事 引言: 自古以来,人类对未知的好奇与探索的渴望从未停歇。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无数文明如流星般闪耀后隐没于尘埃,留下的只有残垣断壁、模糊的文字与无尽的猜想。《山海秘境探微录》并非聚焦于已知的历史脉络或古典神话体系的再现,而是一部深入探索那些在主流史学记载中几乎没有痕迹,或仅以碎片化传说形式存在于边陲之地、偏远文献中的“失落的文明形态”的田野调查与文献考证合集。本书旨在构建一个宏大而精微的观察框架,审视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中,人类社会在面对极端环境、独特资源禀赋时,所发展出的非主流技术路径、社会组织模式以及独特的精神信仰体系。 第一部分:亚热带雨林中的“藤蔓之城”——结构、生态与社会工程的交织 本书的首篇,我们深入探讨了位于赤道附近某片尚未完全开发的原始雨林深处,根据卫星遥感和早期探险家的零星记录推断出的一个可能存在的古代聚落群——“藤蔓之城”。 1.1 建筑形态的生态适应性研究: 不同于传统夯土或石材建筑,《山海秘境探微录》详细分析了“藤蔓之城”居民如何利用生物工程而非纯粹的土木工程来构建其生活空间。我们考察了特定快速生长的木质藤本植物的形态学特征,以及古人如何通过精妙的嫁接、引导和结构性修剪,使其在数代人的维护下,形成了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立体的、多层次的居住结构。书中包含了对残留的生物遗迹的碳十四测定结果,并与同期已知文明的建造技术进行了对比,突显了其在生物相容性建筑上的超前性。 1.2 水资源循环与微气候控制: 热带雨林环境的挑战在于其极高的湿度与不稳定的降雨。《藤蔓之城》的社会结构显著围绕着其独特的多级水循环系统展开。我们描绘了其利用特定植物的根系和叶片结构进行冷凝、过滤与储存雨水的复杂装置。书中首次提出了该文明可能掌握了某种“生物电荷引导”技术,用于加速特定区域的蒸发和冷凝过程,以维持居所内的相对干燥与凉爽。 1.3 独特的社会分工与知识传承: 这种建筑方式要求极高的代际协作和对植物生命周期的精准掌握。研究表明,“藤蔓之城”的社会阶层划分,并非基于财富或武力,而是基于“林语者”(精通植物修剪与引导的工匠)和“雨译者”(负责水文气象预测和分配的智者)。我们试图重构这些非书面知识是如何通过复杂的仪式和歌谣进行代代相传的,探讨了其在非文字信息载体方面的成就。 第二部分:极北冰原上的“熔岩熔炉”——能源利用与极端环境下的文明韧性 在第二部分,我们将视角转向北纬高寒地带,对一个被认为只存在于萨满传说中的群体——“熔岩熔炉”部族,进行了基于地质学、古气候学和人类学交叉印证的探究。 2.1 地热能的早期发掘与利用: “熔岩熔炉”的生存依赖于极少数的火山或地热活跃区。本书详尽分析了他们如何利用天然裂隙和火山岩的导热性,构建了覆盖整个居住区地下空间的被动式地热供暖系统。这套系统不仅用于取暖,更被用于食物的长期储存和基础冶炼活动。我们对比了同期已知文明的冶金技术,发现他们可能在低温、长时程的矿石预处理方面拥有独到的方法,其目的并非追求高强度合金,而是优化稀有元素的提取效率。 2.2 “冰晶符文”与环境感知: 不同于依靠太阳或星辰进行导航的文化,“熔岩熔炉”的航行和协作依赖于对极光和冰晶折射率的精细解读。书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可能通过在特定矿物溶液中培养的“感光生物体”,来实时监测和预测地磁场的微小波动,并将这些信息编码成肉眼可见的“冰晶符文”。这展示了一种将生物反应与地球物理现象相结合的环境感知模型。 2.3 资源的循环与极简主义哲学: 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冰原环境下,该文明发展出了一种近乎极致的“零废弃物”社会哲学。书中通过对出土遗骸的同位素分析,推断出他们对每一份有机物和无机物的分解、再利用的循环流程。这种哲学不仅是生存的策略,更塑造了其独特的宗教观:万物皆为暂存的能量形式,归还即是完成使命。 第三部分:内陆干旱区的“琥珀文书”——信息储存与跨代际的知识传递机制 第三部分聚焦于内陆广袤的沙漠腹地,探究一个可能从未建立起固定都城的游牧-半定居文明——“琥珀文书”的知识载体。 3.1 树脂化信息载体的构建: 该文明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反纸张、反泥板的知识储存方式。研究人员通过对古代树木化石和特定昆虫分泌物的分析,重构了他们如何从特定植物中提取出高稳定性的半透明树脂。他们将信息(可能是几何图形、化学配方或天文观测数据)刻入或嵌入这些树脂块中,形成一种具有物理深度和光学特性的三维信息载体。 3.2 跨越时间障碍的“时间胶囊”: 这种树脂载体具有极佳的抗氧化和抗腐蚀能力。书中论述了“琥珀文书”文明如何巧妙地利用地质沉积和局部盐碱化过程,将这些信息载体“自然埋藏”于特定的地质断层中,形成跨越数千年而不被干扰的知识“时间胶囊”。我们探讨了他们对“信息熵减”的朴素理解,以及如何通过环境预设来实现知识的精确(而非模糊)长期保存。 3.3 贸易网络与“知识的中介”: “琥珀文书”的族人似乎不热衷于大规模扩张,而是专注于知识的收集与流通。本书分析了他们与周边定居文明的贸易关系,揭示他们可能充当了技术和信息的中介角色。他们用稀有的树脂载体交换金属、谷物或特定矿物,从而在不直接参与战争或政治斗争的情况下,保持了其文化和知识的独立性与延续性。 结论:文明演化的多路径与“异态”的价值 《山海秘境探微录》总结道,上述三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古代社会形态,共同指向一个核心观点:人类文明的演进并非一条单向度、同质化的线性进步过程。 极端环境的压力并非仅仅是阻碍,更是催生出高度专业化、与自然系统深度融合的“异态技术路径”的强大驱动力。这些失落的文明,以其独特的方式解决了生存、信息传承和资源管理的终极难题,它们的存在提醒我们,在评估人类历史的成就时,必须超越主流叙事,以更开阔的视角去审视那些在时间迷雾中,以独特方式熠熠生辉的智慧火花。本书旨在为后世的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全新的、非传统的技术哲学参照系。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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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籍的整体体量来看,它无疑是一部呕心沥血的巨著,光是厚度就足以让人感受到作者的决心和毅力。我深知,要系统性地梳理一个宏大的历史主题,需要耗费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对那种能够构建起完整知识体系的作品抱有特殊的敬意,它不仅仅是输出信息,更是在提供一个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全新框架。我猜想,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告诉了我们“是什么”,更在于它有力地论证了“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种深度挖掘背后的驱动力,是每一个真正热爱历史的人所孜孜以求的。我期望它能为我已有的知识结构带来一次强有力的冲击和重塑,让我能够从一个更宏观、更具穿透力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古代现象。这不只是一本书,更像是一把开启新认知大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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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扉页,那种扑面而来的文字气息,带着一种穿越时空的厚重感,让人瞬间沉浸。我个人对于那种对古代社会结构、社会风貌进行深入剖析的作品情有独钟,很多历史书籍往往停留在事件的罗列,而真正优秀的著作,会挖掘出那些被时间掩埋的细节和逻辑。我注意到这本书的引言部分,作者的行文风格非常老练,引经据典却又不显得晦涩难懂,似乎在用一种现代的、更具亲和力的方式,搭建起我们与遥远过去的桥梁。这种叙事技巧的掌握,是区分普通作品和杰出作品的关键所在。我猜测作者一定花了大把时间在资料的梳理和观点的锤炼上,才能达到这种游刃有余的境界。那种对学术严谨性的坚持,是让读者产生信任感的基石,毕竟,面对浩瀚的历史长河,我们需要的不是热闹的喧哗,而是清醒而深刻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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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上似乎运用了一种比较少见的、带有强烈时代烙印的图腾元素,虽然我暂时无法确定这图腾具体指向哪个时期的文化符号,但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已经成功地将我对“古”的想象推向了一个更具象化的领域。我非常欣赏那些敢于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加入新颖视觉语言的作品,因为它证明了历史研究并非是僵化的,它依然可以充满生命力和现代感。我期待这本书在阐述专业概念时,能够辅以恰当的插图或图表,将那些抽象的社会组织结构或迁徙路线,以清晰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对我而言,阅读一本好的历史书,就像是进行一场沉浸式的虚拟现实体验,而这精美的封面,无疑是这场体验的完美序幕,它预示着一场视觉与思想的盛宴即将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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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古代文化有涉猎的业余爱好者,我尤其关注作者在引用和解读古代文献时所持的态度。是抱着批判继承的精神,还是简单地复述前人观点?这本书的章节标题设计得非常巧妙,每一个标题都像是一个精心设置的谜题,勾起了我强烈的求知欲。比如说,某个关于祭祀仪轨的标题,让我忍不住联想到文献中那些模糊不清的记载,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以其独到的见解,为这些历史的断点进行合理的补全和阐释的。这种布局上的巧思,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节奏感,让原本可能有些枯燥的考据工作,变得像是在解一场层层递进的谜题游戏。我甚至已经开始想象,在阅读过程中,我可能会不断地停下来,对照我自己的笔记,与作者的观点进行一场无声的辩论,这才是阅读一本严肃学术著作最令人兴奋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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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新书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封面那种古朴又带着一丝神秘感的色调,一下子就把我拉进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我通常对历史类的书籍抱有很高的期待,因为它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一种对过去文明的探索和重构。这本书的排版也做得非常讲究,字体的选择和行距的把握,都体现出了出版方对阅读体验的重视。拿到手里沉甸甸的感觉,就让人觉得这是一部用心之作。书页的纸张质感也相当不错,长时间阅读也不会让人感到眼睛疲劳。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往往能反映出作者和编辑团队对作品本身的尊重程度。虽然我还没来得及深入阅读内容,但仅凭这第一印象,我已经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文化底蕴正在缓缓流淌出来。它似乎在暗示,接下来要与读者见面的,绝非泛泛之作,而是一场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文化之旅。我特别期待它能在我的书架上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成为可以反复翻阅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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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域大夏印吐火罗的信息是张骞首次西使获得的。张骞这次西使的目的地原是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国,由于大月氏西迁,跟踪而至阿姆河流域,纔得知有大夏国。张骞在大夏地逗留了一年多,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有了较充分的了解。因此,他采用“大夏”这一古称命名一个由吐火罗人建立的、当时业已臣服大月氏的国家,显然不会仅仅出于为Tochari找一确切音译的考虑。他称呼大夏国所临阿姆河(该河时名Vakhshu即Wakshu)为“妫水”,考虑到晋南有一条妫水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妈水在河东虞乡县历山西。”虞乡,如前所述,相传有夏虚郎大夏之虚。张骞采用“大夏”这一名称时,也许想到了晋南乃至虞乡的大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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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夏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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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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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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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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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族新考》主要内容包括:再版绪说、绪说、大夏溯源、有虞氏的迁徙、允姓之戎考、渠搜、義渠、昆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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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族新考》主要内容包括:再版绪说、绪说、大夏溯源、有虞氏的迁徙、允姓之戎考、渠搜、義渠、昆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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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氏的研究是从《史记·大宛列传》所载的“大夏”开始的。现在不少学者都把这一“大夏”比定为希腊巴克特里亚(Bactria)王国,西汉使臣张骞于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到达阿姆河流域时,该国已被大月氏占领。但这种看法很早就受到质疑。 众所周知,斯特拉波《地理志》记载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的是来自锡尔河彼岸的游牧的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四部(X.8.2),从对音看,Tochari可以与“大夏”勘同。因此,“大夏”与“吐火罗”应该是同一名称。已故著名民族史学者王静如(1903-1990)教授在其发表于1943年的力作《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中就是这样主张的。直到最近,日本学者[木夏]一雄(1913-1990)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写的《中亚文明史》第2卷撰写的《月氏及其迁徒》一章里,仍然认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是被吐火罗人及其他三部所征服的,与月氏无关,而“大夏”正是吐火罗的译写。我国学者王欣先生在其最新论文中,也接受了“大夏即吐火罗”的观点。余氏赞同这种说法,在上述论文中再次进行了论证。 我认为:将“大夏”与“吐火罗”联系起来,从对音上看是有根据的,从逻辑上看也能自圆其说,值得重视。但与此不同的另一种说法,即将月氏比定为吐火罗,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张广达先生曾指出:“吐火罗人当是大月氏,贵霜王朝当主要是由西迁后的大月氏人所建立,其后寄多罗王朝仍与大月氏有关。”月氏可能与塞人、斯基泰人一样,是一个说东伊朗语的部族,但也不能排斥其说吐火罗语的可能性。作为一个部落联盟,月氏(以及乌孙)可能都是多种族的混合体。在这里,吐火罗民族和伊朗民族的成分互相影响。也可能月民人里的吐火罗成分后来逐渐伊朗化了。早在1938年,E.Sapir(1884-1939)就这样写道:“我强烈地感觉到,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印欧语在非常早的年代就出现在中国突[摆渡]厥斯坦和中国西部,而这两种语言又分属不同的印欧语分支”。六十年代以来对吐火罗语和欧亚大陆历史、考古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位伟大语言学家的设想。余氏认为:“大夏”是汉文献中指称吐火罗人的最早形式,先秦时期的各种典籍如《左传》等多有记载,与陶唐氏有关。陶唐氏是以尧部落为核心,包括被尧部落吞并的有唐氏在内的部落联合体,原居晋南(晋南的大夏之虚为陶唐氏或有唐氏之遗迹),后来经由河西迁往伊犁河、楚河流域。至于斯特拉波所记之Asii,余氏早已论证其为允姓之戎,允姓为少昊之裔,原居若水,后迁往鲁北穷桑。少昊氏之裔有迁往瓜州者,除若干内徙外,余种西走,抵达伊犁河、楚河流域,成为塞种(Sakā)之一种,停留在今哈密以西者即乌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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