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09
如果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已成为共识,那么,能够将改革红利释放出来的,只有改革本身。具体而言,就是将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决定》所确定的改革方向,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层面。
《改革是最大政策》中,吴敬琏、张维迎、陈志武、华生等学者肯定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他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何落实上。包括如何突破既得利益的羁绊和保守思想的束缚,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的关系,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如何进行顶层设计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向何处去,《决定》确定的改革方向,如何落实为具体的政策?
《改革是最大政策》中,吴敬琏、张维迎、陈志武、华生等17位著名学者和智囊,围绕这些问题,从改革面临的危机、改革需要在哪些方面解放思想、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对的和没做的”等角度,对下一步改革做出深刻、理性的建言与预判。
吴敬琏,张维迎,等是国内最著名的学者、智囊和企业家。在中国改革历史进程中,他们是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更是改革的思想者。
第一篇 危机倒逼改革
陈志武:红利和优势到今天为止都已经用完
中国不能再等了
最有可能推出的改革还是在一些技术层面
利益都是可定价的
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让民众直接分享国有资产带来的好处
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间越来越近
胡祖六:中国的行政体系过于庞大
社会每个阶层都有不满
最不可能的结果恰好发生了
仇富本质上是仇不公平
批项目的权力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
盛洪:国企垄断和土地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
国企不适宜在经营性领域存在
放权让利不是国企的根本问题
非法集资罪维护的是金融垄断
《土地管理法》本身就是一部恶法
张文魁: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已成共识
政府改革和国企改革是主战场
需要克服简政放权反复性
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利益同盟
第二篇 改革需要解放思想
吴敬琏: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
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跟国有制的比重大小没有关系
形势会教育人,不改革死路一条
张维迎:改革就是不断把私权归还给个人
支撑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优势在消失
未来经济增长潜力靠企业家精神
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
既得利益要变成改革者改革才有希望
现在不是改革阻力大 是改革动力不足
高尚全:解放思想无止境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一个权威性的协调机构
再搞阶级斗争,结果将是“两个大逃亡,一个大破坏”
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应该是“三个民”
陈志武:检测是不是真改革有两大标准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普遍预料之中
限制国企和地方政府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变现改革愿望,需要纠正逻辑悖论
检测是不是真改革的两大标准
滕泰用新供给主义重启改革
既得利益集团可以突破
改革必须摆脱保守思想和旧价值观的束缚
告别总需求管理的老路
新供给主义的改革思想
第三篇 改革从何处入手
韦森:减税才是最好的宏观刺激政策
减税可能是唯一有效的宏观政策
要学“供给学派”,就要学到底
财政集权很难实现
《预算法》修订暂无进展
贾康:绕不开的财税改革
资源税很可能是“最小一揽子改革”的切入点
事权明细不到位,其他改革都是空谈
地方应有举债权
营改增倒逼整个财税改革
刘尚希:事权上移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制度的现代化至关重要
事权与财权应相匹配
放开市场准入要看领域
胡祖六:建立有限政府,市场经济才有希望
十八届三中全会影响可与35年前相媲美
改革要审慎也要大胆
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公平正义不是国有企业
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主要靠民营企业
新一届领导人的市场经济观令人鼓舞
建立有限政府,市场经济才有希望
许成钢:中国改革绕不开基本的制度问题
中国经济增速受阻根源是制度绊脚
金融改革必须要有大量的中小银行进入
绕开司法独立,改革仅是权宜之计
中国土地改革的过渡路径:强化租赁合同
政治改革的关键:解决地方竞争机制
第四部分改革是最大政策
华生:改革需要勇气,更需智慧
改革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
户籍制度改革需要配套的机制设计
小产权房合法化完全是错误口号
国企改革的方向不可一概而论
不要空喊政治改革口号,改革需勇气,更需智慧
黄益平:需要高层力量克服改革阻力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可看作“顶层设计”的反应
金融和国企改革有待突破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李克强经济学”的方向一致
蔡继明:重启改革不能重复过去的老路
市场起决定作用是最核心的改革
绕不开的国企改革
土地改革第一步应平等对待集体与国家所有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将进一步阻碍中国经济发展
刘世锦:深化改革小组彰显中央推动改革决心
反腐败需要探索行之有效的办法
土地改革应有较大突破
阻碍改革者不是不懂道理,而是因为动了他的奶酪
政治改革并非落后于经济改革
王健林:民营企业或将迎来又一个春天
民营企业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
房地产不提“调控”就是进步
民营企业对政策的影响力,跟央企完全没法比
我不认为这是一次集权的改革
张维迎:既得利益要变成改革者,改革才有希望
我们要实行的变革的阻力在哪里?大家普遍认为是既得利益的阻挠,但是我这两年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看历史上好多伟大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变成改革者,那这个改革就没希望了。
马克思本人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的岳父是大贵族,他的小舅子当国家的部长,马克思过的生活也不是无产阶级,他在英国生活,那时候英国最高收入10%的人,平均的年收入是72英镑,但是马克思一年的生活费是400多英镑。那恩格斯呢?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这个例子说明,说好多事情都不是利益决定的,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我们有理念,我们的观念,比如,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既得利益者能不能变成改革者?我觉得有三种可能,一个就是观念、理念,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创始人没有几个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出身的,很多都是地主、资本家、军阀、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如果按照利益分析,没有办法解释他们的行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闹革命?就是相信了新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引起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历史性的变化。从古希腊梭伦、伯里克利的民主化改革,到近代的华盛顿,再到邓小平,他们都是出于理念在改革。美国的废奴运动主要是白人在做,不是黑人在做,中国妇女的放脚都是男人在做,不是女人在做,所以理念很重要。
第二个方面就是,既得利益之间本身的博弈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历史上好多变革发生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远大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包括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的政教分离,就是宗教和国王的矛盾推动的。法国大革命也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出现,导致了最后的法国大革命。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法治,一开始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出现,而是在贵族、统计阶级内部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也是有好多特权,但是他们利用这种特权相互伤害,最后大家就找到了一个妥协,那就是尊重了相互的权利。原来在西方,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开办公司都是特权,不是权利。要得到国王的特许,或者是得到议会的授权你才能够创业。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东印度公司,那就是一个国王授权的垄断公司。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具体来说英国在1844年,法国在1867年,美国在1842到1851年期间,特权就变成了人权,就是成立公司不再需要通过特许了,注册就可以了。
按照我们过去阶级分析的观点,我们强调社会矛盾主要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其实这个真的不是这样。你看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比工人和资本家矛盾要大得多,同样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比工人阶级要大的多,在华盛顿游说反对中国的都是美国工人阶级,而不是美国的资本家,美国的资本家都支持中国,美国工人游说反对中国,是因为中国廉价产品进口影响到他们的工作。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统治阶级是不是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或者有没有这种危机感。我特别喜欢举的一个比喻就是华盛顿的故事,华盛顿1799年去世的时候,他的遗嘱要求等他太太去世后,就把他的277个奴隶都解放了,但是他太太在他去世一年之后就把这些奴隶都解放了,有人问她为了这么着急把他们都解放了?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种盼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为什么要废除奴隶?是因为理念,华盛顿的太太为什么要废除奴隶?因为她有一种危机感,因为她不废除的话这些人可能会害她。
反过来再看中国的历史,比如晚晴,开始有机会改革的时候,它死皮赖脸不改,最后想改了,要实行宪政了,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最后就发生了辛亥革命。
我们中国下一步变革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理念,一个是领导力。理念可以正确可以错误,领导力可以弱可以强。最好的组合就是正确的理念、强的领导力,最坏的组合是错误的理念、强的领导力,当然还有其他次好的。强的领导力可能走向两个极端,但是我觉得变革期间没有强的领导力是不行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改革前25年就是有一个好的理念,也有比较强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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