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华学人丛书:晚清人物与史事》讲述了黄彰健、茅海建两位先生之后,戊戌变法史研究是否已经题无剩义?康有为是如何通过行贿得到光绪皇帝的信任的?张荫桓、翁同龢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命运如何?“戊戌六君子”的被捕细节,政变后逃亡者王照是如何自首的?晚清一脉,上承秦汉以降王朝政治的余绪,下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 谓国史之关键转折。作者从爬梳档案、日记、函札、报刊入手,从关注张荫桓而介入戊戌变法史事考订,涉及康有为周围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以及王照、高燮曾、李盛铎、汪康年、“军机四章京”在戊戌年的活动,进而对李鸿章、张荫桓在旅大交涉中是否受贿和康有为在政治谋划中的行贿策略等最为隐秘的部分也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兼及慈禧与光绪之死,袁世凯、于右任诸人辛亥前后的行迹。文字灵动,考证精密,无疑会颠覆许多过去的成见,为戊戌变法史乃至晚清史辟一新境。
作者简介
马忠文,1967年6月出生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1985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2年获硕士学位。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晚清政治史研究与近代史料学研究。
目录
上篇
张荫桓、翁同稣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一、“南海来京,主樵野”
二、张、翁与高燮曾荐康的关系
三、总署对高燮曾折片的特殊“办理”
四、张荫桓“私以康有为进”
五、戊戌五月后张、康关系的疏远
六、张“非康党”与翁氏“荐康”
七、结语
“翁同稣荐康”说考辨——翁、康关系再认识
一、政变后康有为首倡翁氏“荐康”
二、戊戌十月翁氏革职的真相
三、《戊戌政变记》对翁、康关系的全面渲染
四、康氏对翁、康关系的完美“构建”
五、翁同铄日记的删改与评价
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
一、成书时间的两种说法
二、始撰于乙未年不可信
三、曾经多次删改和修订
四、最后定稿时间
从朝野反响看翁同稣开缺前的政治倾向
一、在华西人对翁氏开缺的反应
二、京内外士大夫的评说
三、前辈学者的质疑与申说
四、结语
戊戌年翁同稣开缺前后清廷满汉关系管窥
一、刚毅倾陷翁同铄
二、张之洞、徐桐联手“倒翁”
三、政变后荣禄“保翁”
旅大租借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的“受贿”问题
一、源起与流衍
二、借款谈判中的收买活动
三、强租旅大过程中的“收买”活动
四、结语、
……
中篇
下篇
精彩书摘
二、《时务报》内争与《公论报》的夭折
但是,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时,这份似乎筹划得很充分的日报却未能如期面世。不只是延期的问题,而是完全搁浅了。这其中的缘由,现有材料尚不足以完全澄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似与《时务报》馆内部的人事纠葛有关。
就在梁启超与陈、李等紧锣密鼓筹办日报之时,二月初十(3月12日)黄遵宪自北京致函汪康年,建议改革《时务报》馆的管理现状,主张取法西洋各国“立法行政歧分为二”之政体形式,请报馆中聘吴樵(字铁樵)“总司一切”,为总理,吴若不来,则由龙积之“任此事”,而身为创办人的汪与黄、梁均作为董事,议政与行政分开。同时,汪“仍住沪照支薪水,其任在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这封信意在限制汪氏权限,虽是商议口吻,却引起汪康年不悦。据梁启超三月初三(4月4日)给乃师康有为的信函透露,黄氏此信系因梁曾向黄写信埋怨汪康年“专擅”有关,梁后来自认此举“谬妄”,自责不已。盖梁氏白粤归,闻同门云台(韩云台,韩文举之弟)、仲策(梁启勋,启超之弟)对汪康年之不满之言,且多“激愤之词”,遂与汪“生小嫌”,于是在给黄遵宪的书信中“不免多说几句”,结果导致黄要求报馆改变管理方式的来信。②而此前伍廷芳奉旨任驻美公使,欲招梁启超为参赞,梁一度也有随伍出洋的考虑,⑧所以电招龙积之来沪,是为将来接替梁氏作预备。不料,黄遵宪却在信中举龙积之为报馆“总理”人选,这引起汪的误解。梁启超在信中向康有为解释说:
超之电邀积之来也,以欲西行故,既不行矣,则欲号称为《知新报》,请积之驻沪代理也者。俟数月后,积之与诸人既熟,又共见其才,然后举之入主报事,此超原议也。故屡书港澳,述其情节,而南中不解此意,期期以为不可。公度与穰卿本素有微嫌,前十日间忽来一书,欲令穰引去,而使铁及积为总理。其实,可谓卤莽不通人情,反使超极下不去。幸日来次亮、木斋等,同拟创办一日报,名曰《公论报》,属超专主其事。超则蚤定主意,属积在彼主持,故与穰言论之间绝未吐露一形迹,而积与人情世故甚熟,极能相处,故至今仍无一毫嫌疑。
在这封主要解释《时务报》内部纷争缘由的私信里,也透露出与陈、李办日报的一些信息。据此可知,日报之事在二月中旬已有定论,取名《公论报》。鉴于《时务报》馆中出现粤人与浙人之分歧,梁启超拟将本来到《时务报》馆任事的龙积之,安排代替自己负责《公论报》,以减少汪的猜忌,缓和与汪的矛盾。
汪康年也对梁启超与陈、李办报之事有所了解。三月十八日(4月19日),身在北京的汪大燮得康年一信,信中提及梁启超放弃出使计划及与陈、李合办报纸之事。大燮复函称:“卓如未行甚妙。总之渠如欲随事随时,得之甚易,此时去则甚无谓。木斋、次亮日报能成否?卓如力能兼顾,且有孺博辅之,当作善举看,则辛苦委曲皆可受也。”②从此函看,康年已经向大燮述及日报之事,且有诉苦之言,而汪大燮则视办日报为“善举”,希望康年支持,也有从中弥缝汪、梁分歧的意味。三月二十四日(4月25日)长沙的谭嗣同也致函汪康年,询问“《公论日报》究竟办否”,③表示出极大的关心。
但是,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据汪大燮得到的消息,积极参与报事的陈炽于四月初二(5月3日)已经回到北京。④张元济四月十三日(5月14日)致函汪康年称:“次亮来京不过三日,弟已闻其有毁吾兄之语。其时尊函尚未到也。此人素不相识,后有所闻必为力辨。”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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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见到高燮曾封奏后,独将《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弭兵会片》谕令总理衙门“酌核办理”,其余做“留中”处理。这一裁决与他当时急切寻求解决中德交涉的有效途径的心理有直接关系。但总理衙门对此事的“办理”却显得非同寻常。讨论伊始,恭亲王即以六品主事召对不符祖制为由,令将“特予召对”一节搁置不议,只商议是否派康入弭兵会之事。据总署章京张元济戊戌年正月初二日()致汪康年函札所言,在戊戌正月前派康入弭兵会一事亦已罢论。 但总署却迟迟不做复奏。直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1898年3月11日)总理衙门才将“办理”结果具折奏报。其时已在高氏附疏荐康整整三个月之后。该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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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准军机处钞交给事中高燮曾奏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一片,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钦此。臣等查原奏所称,西洋弭兵会立意虽善,然当两国争论将至开战,会中即有弭兵之论,并无弭兵之权。近日土希之战,不能先事弭兵,是其明证。该给事中所请令工部主事康有为相机入会一节,应毋庸议。惟既据该给事中奏称,该员学问淹长,熟谙西法。臣等当经传令到署面询,旋据该员呈递条陈,恳请代奏,臣等公同阅看呈内所陈,语多切要,理合照录原呈,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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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荐康并非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专折”保荐,而是在其随折所上附片中有举荐康氏的内容而已。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宫档案,高燮曾是日所递封奏包括一折二片。其中正折为《请密与德国定约而不与教案牵连折》,附片一为《李秉衡不宜终于废弃片》,附片二为《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弭兵会片》。 举荐康氏的内容即在附片二中。该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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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内容不错的,符合书名;观点并无特别新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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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若令相机入弭兵会中,遇事维持,于将来中外交涉为难处,不无裨益。可否特予召对,观其所长,饬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厚给资斧,以游历为名,照会各国使臣,用示郑重。现在时事艰难,日甚一日,外洋狡谋已露,正宜破格用人为自存计。所谓请自隗始者,不必待其自荐也。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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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历史专著。讲细节有考据,比那些鸡汤类的作品有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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