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中国·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 [A City Displayed : Shanghai in 1950s]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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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老上海是否曾消失得无踪影？上海的地方性是否延续？国家“入场”与都市“在场”怎样互动？……如同问题的发掘难以穷尽，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大有文章可做，且大有引发新问题的余地。《近世中国·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仅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个研究主体出发，对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文化作一次重访，以期将历史巨变中那个远去的都市拉回到历史的真实中来。

作者简介

　　张济顺，1949年生，上海人。“文革”期间下乡插队，后进厂当工人。1978～198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先后获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于复旦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历史学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

目录

致　谢／1
自　序／1
第一章　掀动底层：政治统合与里弄换颜（1949—1955）／19
引言／21
一　单位之外：新政权遭遇旧里弄／25
二　承续与突进：有效运作的早期居民委员会／42
三　国家渗透日常：政治整顿与社会生活计划化／63
结语　国家与里弄：未完成的社会重构／78
第二章　国家主人翁：第一次普选运动中的底层社会（1953—1954）／83
引言／85
一　生死攸关：“镇反”思路下的选民资格审查／86
二　塑造“主人翁”：树立典型与宣传引领／93
三　当选“主人翁”：翻身通道上的小人物／107
结语　依然在场的都市与革命／126
第三章　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的改制与改人（1949—1953）／133
引言／135
一　扶助与控制：新政权与旧报业／137
二　放慢脚步：思想改造运动的时机与目标／148
三　由困惑到亢进：运动群众与群众运动／155
四　精英急转弯：运动中的徐铸成与严宝礼／163
五　体制内外：从民间报人到国家干部／180
结语　共产党与上海民间报人／187
第四章　约园内外：大变局中的黄氏兄弟（1930—1960）／189
引言／191
一　《西风》：自校园的乍起与沉寂／195
二　在疏离与异化之间：大学蜕变中的黄嘉德／202
三　华彩写就的悲剧：都市文化尽头的黄嘉音／228
结语　圣约翰与上海知识人的日常史／257
第五章　时尚再现：隔绝中的大众记忆与想象（1949—1960年代早期）／263
引言／265
一　国家意志：文化体制的急剧转型与功能转换／267
二　时尚不再：别了，好莱坞／275
三　影迷重聚：香港影片激起狂热／282
四　旁门左道：上海化的西方影像／290
五　软性抗衡：党与小市民各自表述／300
结语　转型中的延续／313
征引文献／317
索　引／328
附　录／339
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界说／341
海派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353
近代上海与近代中国几个问题的思考／355
论上海里弄／366
上海租界研究的思路更新——城市史研究的方法论检讨／391
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397
从小溪到大海：上海城市历史和现代教育／411

精彩书摘

　　《近世中国·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
　　保甲组织与政治生态 中共接管上海之时，除了面对流转过频、聚集过密与阶层杂错的上海社会特质外，还面临着保甲组织覆盖的里弄政治——全市30个行政区，1193个保，28552个甲。保办公处“掌握了甲长，掌握了全保户籍与人口动态，掌握了人民的基本情况”。到1949年，经历了国民党和日伪统治时期，传统中国的保甲制度，已实现了时空移位，从国家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方式，变为现代都市社会的控制机制。然而，这个传统制度之所以被移植到上海里弄，是特定的时空条件使然。
　　 回溯历史，上海开埠前实行过保甲制度，不过到清末已经名存实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上海处在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家两方”的行政格局下，保甲制度难以在割裂的空间里建立和运行。
　　 在1940年代沦陷时期的上海，保甲制度在这座充满现代气息的都市社会复活，形成集行政、警政、特务于一体的基层控制系统，遍及全市里弄，发挥非常时期的政治控制功效。战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在抨击日伪保甲“荼毒市民，为虎作伥”的同时，复亮“地方自治”招牌，继续在里弄中实行保甲制度。市政府一度恢复地方自治训练所，计划动支2亿元，在一年内将全市各区公所人员及保甲长训练完毕，并将改组后的保甲机构从原来的警务系统移至民政系统，以区别日伪，增加民治色彩。但到1948年底，国民政府重蹈日伪政权覆辙，将保甲组织重新纳入战时轨道，又一次将里弄基层社会拖入带有恐怖色彩的政治控制之中。
　　 保甲制度在上海里弄的重建，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战时的特定条件。无论在日伪治下的沦陷时期，还是在战后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年代，只是维持基本生计的以“计口授粮”为要旨的战时供应体制以及极度混乱与恐怖所带来的全城居民心理上的崩溃，才促使上海社会接受了保甲，使之活跃一时。但是，作为常规的现代社会基层控制，保甲制度并未被上海市民整体接受，未在大都市社会生根。
　　 日伪和国民党同样需要面对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流动的而非稳定的上海，建筑于村落家族基础上的保甲制度当然不能适应于此。然而，日伪和国民党的上海地方政权必须将基层社会完全置于政府的监控之下，非此便不能有效地控制这座大都市。传统保甲制度最适合日伪和国民党政权的需要之处，主要就是依靠最接近的社会空间——邻里间的监督和制约，实现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因此，1940年代上海保甲户籍管理中最受重视的一项就是联保连坐，即邻里互相担保不发生“越轨行为”，一旦发现，立即举报，如有隐匿，株连联保各户。但是，上海里弄流动不居的邻里并不能遵循某种约定来保证政府需要的秩序，传统保甲最为有效的这项制度规定，在现代都市社会则不能通行无阻。加之战时社会经济恐慌和政治纷乱及民众的反日反战情绪，保甲组织控制社会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保甲企图脱离政府控制轨道的情形屡有发生。一些地区的保甲长往往自行其是，区保甲办事处和警察分局发现自己无法行使行政领导和督查权，对下指挥常常失灵。更有甚者，保甲长将保甲变成了个人的独立小王国，专与警察分局或上级办事处指派的保甲人员作对。闸北、南市等区发生多起上级圈定的新保长受到原保长的抵制、对抗事件，而原保长几乎都是“地头蛇”。原本为政府掌控社会所用的保甲组织却为某种社会势力所占有，成为某些特定人群的代言人。
　　 保甲组织自身的腐败也加剧了制度与民众的矛盾。从1938年9月督办上海市政公署着手编组保甲开始，就不断有保甲长利用职权虚报户籍以自肥，以不予申报户口勒索、刁难居民，还与二房东勾结敲诈房客以分赃。扣发居民购货证、购粮证以及挪用保甲经费人私囊者不在少数，乱摊派、乱收费的现象比比皆是。日伪时期，还发生过市警察局保甲处滥用职权营私舞弊案，以致日军特高处情报科不得不对此进行调查。一般市民对保甲的腐败深恶痛绝，对各级保甲人员的投诉、指控连续不断，直接冲突也时有发生。从1943年5月底到次年底，由伪市警察局保甲处直接受理并处理的居民诉讼保甲人员要案87起，其中南市区居民吴以扬等人联名控告区保甲办事处副主任萧刚一案直接由伪市长周佛海批示查处。
　　 然而，保甲组织并非一律遭到上海社会的排斥。
　　一些保甲在查禁毒品和防治社会治安险情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功效，得到居民的肯定。有些保甲长因负治安之责而受伤甚至被杀。许多居民在控告保甲人员贪腐的同时，都希望有一些清廉者来掌握保甲，有的还例举某保甲人员如何之廉洁为民，吁请以他们来取代那些贪赃枉法之徒。上海基层社会需要能够保护其利益的社会控制与秩序，寄希望于政府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又反对政府利用保甲对基层社会生活的过分干预。
　　……

前言/序言

　　自　　序
　　一
　　我与上海史研究“触电”，始于1980 年代末。当时我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名讲师，经黄美真教授推荐，参加了1988 年9 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云集了国内外上海史研究的学术大师，也有不少堪称“少壮派”的中青年学者，如今，他们的名字已蜚声国际学界，他们的著作也已成为大学专业课的必读书目。会议论文和讨论让我大开眼界，上海史研究的勃勃生机令我兴奋不已。那些长期未敢涉足的领域有了开拓性的进展，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租界问题的再认识；一度受到冷落的海派文化研究，不仅颇受关注，而且呈现出与社会史研究交汇前行的势头；某些“传统”课题，如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党派之争等，不再满足于政治事件的铺陈，而是从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中去汲取新鲜养料；还有那些过去不受关注的小市民、苏北人等所谓“下只角”里的芸芸大众，也因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而步入史学殿堂。这些成果不但激发了我对上海史研究的强烈兴趣，更给予我一个具有导引意义的启示：上海史研究正在摆脱近代史研究规范的束缚，突破“事件-人物”单线叙述的操作模式，不再是意识形态主导下定于一尊的革命史和政治史的附庸。透过这些崭新的学术成果，重建问题意识和更新研究方法的学术旨趣清晰可见。我有幸赶上了上海史研究的黄金时期。
　　随后三四年内，我开始涉猎上海社会史研究，将研究目光下移，试图从社会基层大众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文化范式以及心理反应等要素构成的历史画卷中，去探究社会变迁中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去估测上海现代化的深度，并揭示上海现代性之特质。发表于1990 年代初的《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界说》和《论上海里弄》两文，即源自上述想法的浅尝之作。《界说》重在上海社会研究的知识与方法更新的一些思索，其中，从历史变迁长时段的一般意义出发，质疑了1949 年在上海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中是否具有断然界分的意义；《里弄》则粗线条地勾画了近代上海基层生态布局和日常生活空间的演变，论及地方政治和政权更替对里弄组织及其功能转换的影响，将里弄置于一个连续的系统内去考察，上溯近代上海“两方（租界、华界）三家（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的行政格局，下限至1949 年以后的上海人民政府时期。虽然我笔下的1949 年以后的上海里弄进入了一个与此前似乎断裂的全新时期，这两篇论文所探究的历史延续性问题远还不是自觉的，但跨越1949 年的学术旨趣由此而萌发。
　　在上海史研究迅速升温并成“显学”的1990 年代中期，我获得了又一次提升学术的良机。1994—1995 年，我到美国上海史研究重镇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参与亨利·鲁斯基金会（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资助的研究项目“社会与文化：20世纪的上海”，以《时空移位：战时上海的保甲制度》一文参加了该项目的最后一次讨论会。这篇文章本身的学术成绩现已微不足道，最难得的收获得之于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教授在会上的评论和其后两次单独与他的讨论。他赞赏《保甲》一文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时空中探讨社会控制手段与机制的承续和变化问题，但又告诫说，文中所使用的“传统-现代”“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框架是值得商榷的，任何现成的西方概念都难以容纳现代上海历史的丰富与多样性。他认为，保甲固然是中国传统的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但是它不仅借助了上海沦陷时期的非常状态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复活，而且也是国共两党都寻求的控制都市基层社会的方式。因此，重要的并不是追究这个制度或组织形态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国家”的，还是“社会”的，而在于探讨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保甲以及居民委员会为何最终都为社会所接纳，不管这种接纳是消极的、无奈的，还是积极的、能动的；为何各个不同的政权对于社会的实际掌控又大不一样。魏斐德教授的意见促使我带着明确的“转型与延续”相统一的问题意识跨入1949 年以后的上海史研究，不再为“规律”“必然”与政治褒贬所构成的“目的论”或“决定论”史学所左右，也不再让丰富的历史材料成为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等二元对立概念的填充物，而着力去发现1949 年以后天翻地覆的政治改造表象背后延续着的历史本身的逻辑发展。
　　与此同时，酝酿中的1950 年代上海史研究又获得了新的动力。1990年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教授发表的关于1943—1958 年经济计划与技术官僚在中国大陆与台湾连续与变化的开拓性研究成果，打开了重新解释1950 年代中国的研究之路。此后，许多学者转向从国家建设与现代化渐进过程的角度来思考20 世纪的中国，开始探究国民党与共产党统治之间的延续性，主张重新讨论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开始打破政治学研究的一统天下，在美国史学界渐成热门。正如周杰荣（Jeremy Brown）和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在回顾这一时期的研究时所指出：“许多新的著作开始探讨家庭组织与工作场所在1949 年之前和之后这两个时期的相似性。研究者发现当共产党人开始治理大陆时，出于必要性和策略的考虑，会允许1949 年前的组织制度、个人关系与社会模式继续在新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国内的上海史研究持续进展。最为令人瞩目的是熊月之先生统领的《上海通史》起动并于1999 年出版。这部15 卷的通史性著作，叙述上起史前时期下至1997 年的历史，其中当代部分有4 卷，观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虽然其中有关1949—1979 年的历史叙述还有一些重要的缺憾，但作为一部通史性的著作，没有如以往许多同类著作那样，至1949年就此打住，且当代与民国、晚清也有相当程度的呼应。此著领当代上海史研究之先，确有筚路蓝缕之功。
　　然遗憾的是，这个极好的学术发展契机几乎与我擦肩而过。由于工作的变动，1996年之后的十几年，繁重的校务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使我成了学术圈的“边缘人”。只有在长长的暑假里，才挤出时间到档案馆、图书馆蹲一蹲，找回逐渐远去的做学问的感觉，收获点滴学术心得。我的1950 年代上海史研究，也就在这样一种情境中，零打碎敲地起步了。
　　十余年间时断时续写就的论文，构成了今天写这本小书的基础。《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转型与延续：文化消费与上海基层社会对西方的反应（1950—1960 年代早期）》《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转制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文汇报为中心的考察》以及《1949年前后的执政党与上海报界》是其中的主干。这些文章以“社会与文化”为研究视角，从基层政治动员与文化体制转型两个方面继续讨论国家对都市社会日常生活的控制与基层社会的反应。比之当初我在“1950年代的上海”入口处窥探之时，这些研究虽然未改初衷，但有了若干进展，其关切点也有所变化。一是从对国家权力的单向度关注，进于国家到达社会基层之间的“中介工具”或中层组织（如居民委员会、新闻协会党组）以及社会的“灰色空间”（如里弄、影院）作用的探究。二是从1949 年以后中国历史延续和转型（或断裂）的一般意义上的描述，开始注意到国家强力统合下“地方性”和“地方文化”的延续，将目光聚焦于新政权的强力控制下近代上海城市特质和都市社会与大众文化的力量。
　　2011 年7 月，当我卸去学校领导职务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学术领域时，第一个冲动就是实现我的宿愿，写成“1950年代的上海”。接踵而至的一大难题，便是上海史研究已今非昔比。从条件看，档案的继续开放和民间史料的海量发掘以及口述、图像等多种资料的涌现，既使人按捺不住地去探求新的发现，又常常让人感叹无法穷尽而难以下笔。从成果论，尽管有关当代上海史的研究还远不及晚清、民国，但其关注度与日俱增，不仅有相当学术分量的论著面世，还有一大批可畏的“后生”已崭露头角或跃跃欲试。这对一个刚刚回归学术圈的人来说，不能不是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
　　时隔十多年再续“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我既没有资本将原来零星发表的论文简单修改即可汇集成书，更没有理由仅用一些新收集的档案和其他史料做填鸭式的扩充凑够一本书的篇幅，而须在尽力收集新材料并做重新系统解读的基础上，力求对1950 年代的上海在史学上命题的意义有新发现，以尽绵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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