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古人雲:“開捲有益”,但它絕非是“死讀書”或“讀死書”。讀書方法,因人而異。而對於學者來說,“開捲有疑”,既是一種方法,也是一種責任。
內容簡介
《開捲有疑:中國現代史讀書劄記》作為楊奎鬆教授近年來所撰中國現代史讀書劄記的一個結集,涉及近現代政治、軍事、外交乃至重要曆史的研究著作10餘種。書中既有對這些著作學術成就、學術特色的中肯評價,也有對其中的偏頗、闕失、不足的指正,並多有獨到的見解。讀來有耳目一新,振聾發聵之感。
作者簡介
楊奎鬆(Yang Kuisong),曆任中共中央黨校編輯、中國人民大學講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及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研究方嚮為中國現代史,主攻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對外關係史、中蘇關係史、國共關係史及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著有《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潮研究》《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開捲有疑》《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2)《忍不住的“關懷”》等書,在國內外發錶論文若乾。
精彩書評
★楊教授以學者的身份對這些曆史作品展開的深度解讀,不僅引人思考,且讀來不時讓人有撥雲霧而見青天之感,更有意思的是,這些讀書劄記提示我們如何跳齣既有觀念的桎梏,迴到曆史的本身,在史實重建的基礎上,重新審視充滿疑雲的現代曆史。這多半也是作者“開捲有疑”作為標題,顔其封麵的命意所在。
——《南方都市報》
★“不管實際上研究曆史之人能夠做到幾成,至少,學問本身對研究者態度客觀與否這一點,是有相當嚴格的要求的。”(《開捲有疑》前言)這種嚴格的要求,就是作者屢次提及的史學方法上的無徵不信,拿史料說話。而在這一方法背後,充分體現齣作者所引述的“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緻諸用者也”(梁啓超)和“純然地去采尋事之然和所以然”(陳樂民)這一獨立治學之真諦。
——《中華讀書報》
目錄
前言孫中山愛國不愛國?——兼評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與俞辛《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日本學者的貢獻與局限——評《中國共産黨成立史》北伐戰爭史研究中的些許遺憾——簡評《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捲張學良懺悔瞭嗎?——對《西安事變懺悔錄》的文本考察關於平型關戰鬥的史實重建問題——大陸抗戰史著述亟待深入之一例莫斯科與延安關係的另一種記錄——讀《季米特洛夫日記》與《共産國際與中共關係》研究曆史人物不能忽視曆史背景——對《周恩來傳(1898-1949)》若乾史實的辯正“紀實”也應嚴謹些——讀《曆史選擇瞭毛澤東》大曆史,小道德——黃仁宇《黃河青山》一書讀後國民黨代錶誰?——由鬍繩生前對國民黨的評價所想到的颱灣中共通史研究第一印象談——評《中國共産黨70年》從政治宣傳走嚮學術研究中的麯摺——50年來中共曆史敘述的演變及其問題資本主義化,還是現代化?——讀鬍繩遺稿劄記戰史研究的學術化嘗試與欠缺——評《抗美援朝戰爭史》斯大林為什麼支持朝鮮戰爭?——讀瀋誌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變動的曆史考察——有關中共土改史的一個爭論問題附錄
精彩書摘
楊奎鬆 古語雲:“開捲有益”。此話聽瞭幾十年,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古人又雲:“盡信書不如無書”。孟老夫子當年對此還有過一番解釋,說是我們對孔老先生整理過的經典尚且不可盡信,又何況其他呢?可惜自孔孟之後,中國的讀書人多半早忘瞭孟子的這一教誨,不僅死讀書,而且每每將前人的言論語錄集為經典,自己天天讀不說,還要求後代頂禮膜拜,一生奉讀,以從中體味其微言大義,找到“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武器。 改革開放後,讀經的時代可以說是壽終正寢瞭。但是,隨著信息爆炸時代的到來,齣版物特彆是網絡信息如同洪水猛獸一般洶湧澎湃,讀書在中國竟然越來越變成一種奢侈。在這種情況下,在有限的範圍內,有選擇地讀書,對於多數還想讀書的人來說,已經成為一種不得已的選擇瞭。而因為相對於鋪天蓋地般的信息洪水,每個人讀書的範圍都隻能變得十分狹窄有限,人們自然也就少瞭通過大量閱讀來比較鑒彆的種種可能。 再受到先入為主和主觀情感因素等先驗經驗的左右,“死讀書”、“讀死書”、“以為上瞭(某些)書的就是對的”等好似早已過時的現象,重又死灰復燃。以至於讀書人中間分化對立、各執一端、不相調和乃至於相互攻訐的現象,也就不可避免地會成為當今許多讀書人所麵臨的一大睏惑瞭。 圍繞著剛剛過去,在各場閤中反復咀嚼議論於國人中間的中國近現代政治、軍事或外交的曆史,自然就更加容易被讀者自身先驗的經驗所牽製瞭。上麵所說讀書人分化對立、各執一端的情況,有相當部分就發生在喜歡中國近現代曆史的讀者之中。說起來,這裏既有小學、初中、高中,以至大學學習過程中受到的各種觀念的刺激;也有因為民族、黨派、地域、階層及其傢庭在曆史或現實中的感受不同,所帶來的立場情感上的差距與隔閡的作用;更有每一個關心中國現在和未來的讀者,想當然地把自己看成半個曆史當事人的某種自以為是。 既然上帝造齣的人每個都互不相同,人們相互間在一些問題上的看法會有歧異,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當然用不著大驚小怪。隻是,每一個受過曆史學訓練的研究者,總不免希望自己的客觀研究,也能夠被客觀的讀者客觀地去看待和瞭解,從而提供給讀者多一種認識和思考曆史的角度與渠道,不至於僅僅因為讀者的主觀好惡,或被捧到九天之上,或被拋於九地之下,或者乾脆因為自己對某些曆史“生而知之”,就認定瞭凡是近現代曆史研究,都隻是故弄玄虛,根本就無所謂客觀,故不讀也罷。 毫無疑問,人之所以為人,都有七情六欲,說曆史學傢可以做到絕對客觀,在研究曆史時能夠做到不夾雜有個人情感立場與價值觀,肯定是一派鬍言。但是,把曆史看成是鬍適筆下那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認定每個曆史學傢筆下的曆史都隻是服從於其個人好惡的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也斷斷乎不能成立。不管實際上研究曆史之人能夠做到幾成,至少,學問本身對研究者態度客觀與否這一點,是有相當嚴格的要求的。任何太過明顯地帶有情感立場傾嚮的曆史著作,至少在學術領域內,都是難以得到多數曆史學研究者的認同的,也是注定不會有太長的生命力的。 當然,話雖如此,要想保持一種客觀的態度,對研究曆史的人來說,仍舊是睏難重重。想當年參觀韓國的曆史博物館和戰爭紀念館,不期然發現那裏所講的朝鮮半島的曆史,大部分都是講述朝鮮民族對中國和日本的抗爭史。影響所及,韓國民眾理所當然地認為古代高句麗,乃至於渤海國,就是古代朝鮮的一部分。結果,2003年6月24日中國《光明日報》刊登的一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牽頭的“東北邊疆曆史與現狀係列研究工程”集體撰寫的文章,因為一改過去承認古代高句麗屬朝鮮曆史一部分的觀點,認定其應為中國古代邊疆民族政權,在韓國學術界、輿論界乃至於部分民眾中間,激起瞭強烈的反響,中韓兩國關係也幾乎受到瞭影響。進一步聯係到前中國國傢科委主任提議,同樣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牽頭組織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其立項與結項工作在國際學術界所引起的廣泛質疑,均不難看齣,中國的曆史研究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處於一種何等尷尬的境地。 古代史尚且如此,近現代史更不必論。 上個世紀30年代,蔣廷黻一本《中國近代史》,得到瞭多少中國人的喝彩,蔣也因此聲名遠播、官運亨通。不過60年後,茅海建一本《天朝的崩潰》,卻被人狠狠地砸瞭頓闆磚,差點兒弄得連教授都當不成。兩人所講的觀點其實十分相近,隻不過一個提綱挈領,廣而論之;一個解剖麻雀,具體說明。其間的差彆,說起來不過是因為時代不同,讀者心態各異,以至於兩人的境遇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罷瞭。 同樣的情況,研究抗戰史的學者大都瞭解,以上個世紀90年代為分水嶺,之前的研究相對較為學術,學者的研究也多就事論事,很少與現實政治扯上關係。之後的情況則大異,越來越多的學者參加到聲討譴責日本戰爭罪行和批判日本當局頑固態度的政治鬥爭的行列中去瞭,以往客觀冷靜的學術研討反而不大看得見瞭。說起來,日本當局在戰爭責任認識問題上的頑固態度其實長期以來並無實質性的改變,大陸學者態度上的改變,很大程度上也是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政治經濟乃至於國防外交環境與形勢的變化使然。 俗話說:“距離産生美”;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都包涵著一個重要的真理,就是人們在看事物時,隻有保持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的距離,纔容易做到客觀公正。中國人研究中國史,再加上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不僅空間距離拉不開,時間距離也拉不開,要想真正做到客觀公正,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更何況,時間上越近,政治上的製肘和顧忌越多。不僅許多檔案看不到,就是看到瞭,也很難無所顧忌地按照曆史本來的麵貌直言不諱。凡此種種,都使得今天我們中國人自己寫自己的曆史著作、曆史讀物,尤其是寫中國近現代史的著作和讀物,存在著很多嚴重的問題,需要讀者多抱一種懷疑的態度,多問一些為什麼,而不宜抱著“開捲有益”的態度,取“拿來主義”,以至於更加深瞭我們主觀武斷的傾嚮,被太多的“清臒”們誤引到非曆史的道路上去瞭。 清臒,想來也是深以中華民族為自豪的一位作傢(如果不是曆史學傢的話!)。他曾寫過一篇叫《吾國徵俄戰史之一頁》的短文,大談成吉思汗徵戰歐俄之經過,稱之為“吾國戰史上最有光彩最有榮譽之一頁”,其說辭頗有點像今天各種電視劇中對“我大清”皇帝康熙、乾隆乃至於雍正之輩戰功的頌揚。隻不過,在他看來,中國的元朝還要更勝清朝一籌,因為“元時之兵鋒,不僅足以扼歐亞之吭,而有席捲包舉之氣象,有足以壯吾國後人之勇氣者,固自有在。” 對此,魯迅卻評論稱:“這隻有這作者‘清臒’先生是濛古人,倒還說得過去。否則,成吉思汗‘入主中夏’,術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時咱們中俄兩國的境遇正一樣,就是都被濛古人徵服的。為什麼中國人現在竟來硬霸元人為自己的先人,仿佛滿臉光彩似的,去驕傲同受壓迫的斯拉夫種的呢?” 魯迅說:“幼小時候,我知道中國在‘盤古氏開闢天地’之後,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歲,又聽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徵服歐洲,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到二十五歲,纔知道所謂這‘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濛古人徵服瞭中國,我們做瞭奴纔。直到今年(即1934年——引者)八月裏,因為要查一點故事,翻瞭三部濛古史,這纔明白濛古人的徵服‘斡羅思’(即俄羅斯——引者),侵入匈、奧,還在徵服全中國之前,那時的成吉思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徵服中國,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的。” 下麵這段話,也是魯迅講的:“我久不看現行的曆史教科書瞭,不知道裏麵怎麼說;但在報章雜誌上,卻有時還看見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過去,原沒有什麼大關係,但也許正有著大關係,而且無論如何,總是說些真實的好。” 很奇怪的是,魯迅上麵的話,就好像是寫在今天一樣。 這即是本書題名“開捲有疑”的一個初衷,也是筆者讀書時一嚮堅持的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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