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典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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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 著
图书标签:
  • 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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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76223
版次:1
商品编码:11754317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72
字数:412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历史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对此感兴趣的读者。
  ★“本书可能是迄今为止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最具开拓性和冒险性的著作”
  ——《历史》(History)

  ★“本书对1898-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华北地区发生的一场针对本地教民和外国传教士的流血起义--做了非常全面和富有启发意义的考察……柯文对义和团运动做了精深的研究,包括其观念、起源、仪式和发展过程……强烈推荐。”
  ——《图书馆学报》(Library Journal)

  ★“柯文剥去了关于义和团的历史叙述的层层外衣,触及神话和当事人的经历。本书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既适合普通读者阅读,也适合竭力让学生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大学老师阅读。”
  ——史景迁,耶鲁大学

  ★“本书对历史、历史著述、回忆录和神话的本质和特点做了杰出的调和。”
  ——《亚洲教育》(Education About Asia)

内容简介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典藏版)》荣获1997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东亚历史学奖、荣获1997年新英格兰历史学会图书奖。书中以义和团为例向人们解说了认识历史的三条不同途径,即历史的三调:事件、经历和神话。本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讲述义和团的历史,而在于探讨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配角’。”因此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历史的方法。

作者简介

  柯文(Paul A.Cohen),又名柯宝安、孔宝荣,男,美国人,1934年6月出生于美国纽约。美国卫斯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53年入芝加哥大学接受本科教育,1955年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s) 教授和史华兹 (Benjamin I. Schwartz) 教授开始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62年至1965年,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安默斯特学院任教。1965年到麻州卫斯利学院任亚洲研究和历史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卫斯利女子学院历史系主任,并将其主要精力都放到了教学之中。

目录

史学家就是翻译家【雷 颐】/ⅰ
中文再版序/ⅷ
英文版序/ⅹⅹ
鸣 谢/ⅹⅹⅶ
第一部分 作为事件的义和团
绪 论 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003
第一章义和团起义:叙事化的历史/017
第二部分 作为经历的义和团
绪 论 人们经历的过去/063
第二章 干旱和洋人洋物的存在/076
第三章 降神附体/106
第四章 法术与妇女秽物败法/131
第五章 谣言和谣言引起的恐慌/157
第六章 死亡/186
第三部分 作为神话的义和团
绪 论 被神话化的过去/229
第七章 新文化运动与义和团/243
第八章 反对帝国主义与义和团神话的重构/260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与义和团/287
结 论/318
缩略语/329
注 释/330
文献目录/447
索 引/506
主要外国人名地名对照表/520
译后记/529
图目录
地 图
1.山东和直隶南部/022
2.华北及邻近地区/041
3.京津地区/048
插 图
1-1 义和团旗帜/030
1-2 毓贤/031
1-3 红灯照/043
1-4 义和团放火烧教堂/045
1-5 义和团占领涿州/046
1-6 义和团在天津/053
2-1 和2-21870年代末华北大饥荒惨象/079
2-3 雨师/084
2-4 关于旱灾的报告/091
3-1 义和拳民/表演者/118
3-2 义和团童子军/126
4-1 和4-2天津地区的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和曹福田(骑马者)/137
4-3 樊国梁主教/144
4-4 义和团揭帖/147
4-5 红灯照协助攻打北堂/151
4-6 红灯照/153
5-1 天津之战/165
5-2 处决俄国和日本士兵/167
5-3 猪叫剜眼图--天主教传教士剜中国教民的眼睛/177
5-4 猪叫取胎图--天主教传教士挖取胎儿/179
6-1 天津白河浮尸/193
6-2 法国人审问中国俘虏/194
6-3 天津城南门的死亡守兵/197
6-4 天津之战后日本军医治疗日本伤兵/205
6-5 被斩首的义和团员/225
7-1 反义和团漫画:《中国需要门户开放》/257
8-1 国耻图/263
8-2 国耻图/264
8-3 萨帕乔:"引发骚乱。义和团有了对手:'啊哈!要发生大事了!'"/278
8-4 "谁是义和团?"/280
9-1 红卫兵攻击刘少奇漫画/290
9-2 李铁梅/293
9-3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红灯照的描绘/295
9-4 程十发:《义和团英勇抗击侵略军》/301

精彩书摘

  正如周锡瑞的研究所表明的,这种权力真空状态也为野心勃勃的天主教教派——安治泰领导的天主教圣言会提供了在该地区建立和稳固传教据点的机会(始于19世纪80年代末)。教民数量不断增加,部分原因是教会吸收了一些违法分子(自1860年基督教传教工作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以来,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不法之徒被教会的保护伞所吸引,因为急于招收教徒的传教士是不受大清法律约束的。在这种情况下,教民与土匪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例如,在1895年,大刀会打败了一大股土匪,其中一些匪徒因害怕被“富人”捉拿,就信了天主教),天主教与大刀会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1896年春夏,大刀会在江苏和山东交界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攻击教民及其财产的行动。这些行动是苏北某地的一场土地划界纠纷引发的,与天主教的教义无关。虽然这些行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教民和传教士无一伤亡),但在此过程中,大刀会的纪律严重败坏,当大刀会由(或多或少受到欢迎的)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变成(绝对不受欢迎的)骚乱制造者时,(由后来担任山东巡抚的毓贤领导的)当地政府就开始转而对付大刀会的首领了。刘士端和其他大刀会首领(共约30人)被逮捕处死,虽然大刀会组织没有彻底消亡,但它在鲁西南的高潮时期已经结束了。   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一系列事件,如果不发生义和团起义(或者其规模没有那么大),上文所述的历史很可能不会受到历史学家们的重视。即使受到重视,也会被赋予不同的含义。然而,大刀会失败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使得该组织在1895~1896年的活动具有了值得回味的重要意义,也使该组织在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

前言/序言

  中文再版序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 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英文本出版于1997年)中文译本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对此我深感荣幸,并想借此机会就当初的工作及其与我近年来的著述之间 的关系向中国读者做一些说明。对于一名经常被人们与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国中心观联系起来的学者而言,《历史三调》代表着我学术方向的重大转变。毫无疑问,我 在本书中用很大的篇幅努力探寻义和团及1900年居住在华北平原的其他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就此而言,研究方法也许可以被视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但是,我也对 当时卷入事件中的外国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感兴趣(尽管程度大为降低),且经常指出中外双方的共同点,展示了(至少在某些时刻)一种比中国中心观更具有普 遍人性的研究方法。
  更重要的是(正如我在本书中说明的),我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 作的'配角'"。这与历史研究的惯常程序大不相同。在此类研究中(不仅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在其他研究领域也是一样),作者们往往把自己的情感置于一个 广泛的参考框架中得出结论,希望以此加强其研究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我在《历史三调》的开篇即提出一系列问题,但从未回答这些问题。虽然我把义和团当作延 展的个案进行研究,但我在结论部分特别说明,在义和团与我感兴趣的重大问题之间,没有必然的或独一无二的联系。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其他许多事件,也能被用来 达到这个目的。本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对中国历史有所说明,而在于对历史撰述有关的普遍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与中国中心观没有特别的关联。
  在 西方学术界日益流行的关于中国的其他研究主题,也对中国中心观提出了挑战,在某些情况下,它被弃之不用,但在更多情况下,研究者把它与其他研究方法微妙地 结合起来加以发挥。大约30年前,当我初次描述中国中心观时,我明确地把它与中国历史研究联系起来。《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我确实把介绍中国中心观的 那一章题为"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只要历史学家们选择研究的主题大致明确地集中在中国的某个领域(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宗教领域)-- 尽管近年来学术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但这还是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在我看来,中国中心观就仍然是非常有用的。不过,中国中 心观是有局限的。 当学者们探讨一些"去中国中心"的课题及研究方向,包括跨国的历史现象 (如移民、现代全球经济的出现、亚洲区域体制的演变) 或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问题(如研究历史的多种方法、比较史学研究)时,或将中国从一个实体的空间"非地域化",又或将"中国"重新定义 (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自我认知)时,中国中心观就不适用了。
  这些研究方向虽然指出了狭义的中国中心观的局限性,但对中 国史研究却做出了超乎想象的重大贡献。其中一些贡献是通过下述途径实现的:它们消除了数世纪以来围绕"中国"而人为创设的种种壁垒(中国人与西方人创设的 一样多);它们颠覆了关于中国历史的狭隘论述(出自中国历史学家之手的不比出自西方历史学家之手的少);它们丰富了我们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对"中 国"的了解和认知;它们使我们能够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更客观公正(更少偏向)的比较研究;它们还通过打破武断的和误导性的关于"东方"和"西方"的 区分,纠正了我们(西方人)长期以来作为典型的"他者"对中国的看法,使我们能够不把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视为典型的异类,而视为正常的同类。
  我 想对最后一点做详细解释,因为它已成为我研究工作中越来越重要的关注点。西方人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的看法是夸大其词、不符合实际的,这些看 法往往(虽然不全是)来源于西方中心观。我要特别指出,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我在所有论著中都是严肃地看待文化问题的,从未否认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存在着 重大的差异。但是,我同时也认为,过分强调这些差异的历史研究方法容易导致这样那样令人惋惜的扭曲甚至夸大。其中一种扭曲是以文化本质化--断然赋予一种 文化一些特殊的、据信其他文化不可能具有的价值或特征--的形式出现的。例如,正如阿玛蒂亚·森极其雄辩地指出的,极权主义的东方和自由宽容的西方这类老 套说法,容易遮蔽这样的可能性:印度或中国在历史上或许也具有宽容或自由的传统,极权主义或许也是西方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特点。实际上,这些传统看法完全不 符合历史事实。阿玛蒂亚·森指出,"说到自由和宽容",如果优先考虑思想的实质内容而非文化或地区的话,可能更有意义的是"把亚里士多德和阿育王归为一 类,把柏拉图、奥古斯丁和考底利耶归为另一类"。
  当历史学家试图理解另外一种文化中生活的人民时,如果过分强调文化的差异性,不 仅使人们更难以理解那个文化中那些复杂的、常常矛盾的因素,难以理解那个文化的前后变化,而且看不到这些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中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的思想 和行为重合或呼应的那些反映跨文化和人类内在特点的方面。我认为,如果我们想对中国人的过去进行更充分、更丰富、更公正的了解和认知,我们就必须同时重视 这个普世特点和文化的差异性。重视这个特点,也是我们超越西方和中国历史学家(尽管运用不同的方式,出于不同的原因)常常对中国和中国历史设定的壁垒和边 界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虽然我在大约50年前发表的关于王韬的一篇论文中,就初次探讨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融合或共鸣问题,及其所 反映的人类基本心理倾向,但直到我研究义和团起义时,我才开始深入思考这个观点。在《历史三调》中,当我竭力对义和团的思想和行为给予"合理化"或"人性 化"的解释时,我常常依靠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且常常扩大中国的"他者"范围,除了西方以外,把非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包括进来。当我讨论1900年 春夏义和团危机高潮时期华北出现谣言和群体性歇斯底里时,我就使用了这样一个事例。当时流传最广的一个谣言是说洋人和中国教民往各村的井里投毒,污染水 源。据时人记载,井中投毒的指控"随处可闻",是挑动中国老百姓"仇视"教民的"重要因素"。
  一个有趣的问题与这个事例中群体性 歇斯底里有关。为什么向大众投毒?特别是,为什么向公共水源投毒?如果我们认可这样的说法,即谣言(一种形式的叙事或故事)传递了信息,谣言的大范围传播 反映了与社会危机中民众的群体性忧虑相关的重要且具有象征意义的信息,那么,解答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努力确定谣言引起的恐慌与产生谣言的环境之间是否具有 密切的关联性。绑架引起恐慌的现象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区都有很长的历史。在这样的事例中,人们最关心的是孩子们的安全,正如"绑架" (kidnap)一词所表明的,孩子们往往是主要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向民众投毒的谣言,是全体成员都处于潜在的危险中的人们对诸如战争、自然灾害或流行 性疾病等重大危机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反应。
  对其他社会的经验加以考察,可以充分证实这个推论。投毒和其他类似的罪行,在罗马时期被 栽赃给第一批基督徒,在中世纪黑死病流行时期(1348年)则被栽赃给犹太人。1832年巴黎流行霍乱期间,有谣言说毒粉已被广泛投布于该市的面包、蔬 菜、牛奶和水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参战的所有国家都流传着敌方特务正在向水源投毒的谣言。1923年9月1日东京大地震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地震引发 了熊熊烈火),谣言即开始流传,指控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不仅纵火烧城,而且密谋叛乱并向井中投毒。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新闻报道即指责汉奸往 上海的饮用水中投毒。20世纪60年代末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比夫拉地区就盛传着向民众投毒的谣言。
  在许多此类事例中,谣言都指向 外来者(或内奸),他们被或隐讳或明确地指控试图毁灭谣言流传的那个社会。这种现象与义和团起义时中国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的人们指责教民挑战中国神祇的 权威,应该对1900年春夏华北的干旱负全责。与此相同,指责洋人和他们的中国追随者向华北的水源投毒的谣言,把外来者描绘成剥夺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最重要 物质的坏人。关于井中投毒的谣言的广泛流传,直接反映了当时老百姓最沉重的群体性忧虑:对死亡的忧虑。
  2001年夏我做了一次关 于义和团的演讲,我想引用其中的一个论点,对我关于过分重视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这些问题的讨论做一个总结。那次演讲的题目是人们不大可能用的"对义和团的人 性化解读"(听众主要是西方人,有一些挑战性)。我在演讲中所持的立场为:文化是各个族群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展现自身特点的多棱镜。除此以外,文化还具有疏 远族群之间关系的潜能,由此加快了模式化、夸张化和神话化的进程。鉴于整个20世纪义和团在中国和西方一直处在这一不同寻常的进程中,我在演讲中竭力说明 义和团与生活在面临类似挑战的其他文化中的人民有哪些共同点。我没有否认义和团的文化独特性(当然也没有把他们描述为天使),我只是要纠正所谓的非人性化 例外论,这种理论几乎从一开始就导致了对义和团历史的误解和扭曲。
  文化差异当然与内外之间的对立性及上述视角可以观察的许多不同 的模式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我在研教生涯中一直感兴趣的问题。在为《在中国发现历史》平装本第二版所写的序言的结论部分,我开始涉及历史叙写中的"局外人视 角"问题。我指出,虽然我在该书的最后一章讨论了局外特性,且认为其中一些模式比其他模式少一些破坏性,但我一直把它描述为"一个问题,对历史研究而言是 一种负累而非正资产"。许多人反对这一立场,他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局外人(在此例中是研究中国的美国历史学家)或许比局内人(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国学者)更 有优势。在撰写《历史三调》的过程中,在长期努力思考差异性,特别是直接的历史经历(一个典型的局内人的视角)与后来由历史学家(毫无疑问是局外人)重建 的历史之间的差异性的过程中,我接受了上述批评,开始认识到,虽然历史学家的局外特性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它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它使我们与历史的直接 经历者区分开来,使作为历史学家的我们能够尽其所能,以历史的直接参与者不可能采取的方式,让历史变得更容易理解和更有意义。
  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下一部著作《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也许是对这个真理的终极展示。该书探讨了整个20世纪中国人讲述东周末期东南部地区越国国王勾践的故事的各种方式。同时,该书也讨论了一个更为 广泛的历史问题:为什么人们(在集体或个体生存的某些时刻)特别容易被那些能与他们所处环境产生共鸣的故事(往往是远古的故事)所吸引。越王勾践的故事梗 概是:一位年轻的国王被其主要竞争对手--强大的邻国吴国打得惨败,在吴国当了三年的囚徒和奴隶。在吴王最终相信他的忠诚和可靠之后,他被允许返回越国。 他在越国卧薪尝胆20年,决心复仇。勾践耐心地增加了越国的人口数量,加强了越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获得大臣们的支持后,勾践最终率领军队向竞争对手发 动一系列进攻,杀死吴王,消灭吴国,尽雪前耻。
  20世纪中国学生对越王勾践的故事的熟悉程度,与美国青少年对《圣经》中亚当和夏 娃或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的熟悉程度一样。不过,尽管越王勾践的故事对中国文化圈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但研究中国近世史的美国学者(是指非华裔学者)似乎 对此一无所知。这类故事无疑是每一个社会都有的文化元素,"局内人"(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和受教育的人)往往从小就被灌输这些知识,作为文化培养的一部分, 而"局外人"(他们主要是从书本中了解那种文化,或者通过成年以后在那个社会中短暂生活一段时间来了解那种文化)几乎从未接触这些知识(或者接触时未曾留 意)。这种奇怪现象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历史学家(就我所知是所有西方历史学家)的著作,基本上(如果不是全部)都未探讨越王勾践的故事在20世纪中国历史 上的地位。
  与大部分研究中国史的美国历史学家不同,中国学者非常熟悉越王勾践的故事(有位中国同事曾经对我说,这个故事"印在我 们心中"),深知这个故事在20世纪流传甚广,且被普遍引用。但是,我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学者把这个故事与其自身的演变史之间的关系当作一个适合进 行认真研究的课题。如果我的推论是正确的,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的:大多数中国人对故事与历史之间的密切关联是习以为常的。他们从小就被灌 输了这样的观点:即使是源于古代的故事,也能以有意义的方式对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因此,他们本能地重视此类故事对现实问题的指导意义或激励作用,而不会沉 下心来深入探寻故事-历史关系本身在中国或其他文化环境中的独特的重要性。
  《与历史对话》一书的矛盾特点应该予以说明。该书探讨 局外人几乎不知道但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且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个故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什么比该书更具有中国中心主义的色彩了。这是中国中心 观的报复性复归。但与此同时,对于像我这样不是出生在中国文化环境的外国人而言,一旦熟悉这个故事并了解其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中国的重大影响,似乎就会 自然而然地更进一步,提出一个更大的--显然非中国中心的--问题:推动一个民族(任何民族)通过似乎具有预见性的故事透视其当下历史经验的动力是什么?
  此 类故事在中国的流传广度也许有些超乎寻常,但它们与历史对话的方式所起的作用,也不可避免地见之于其他许多社会。我们来看看马撒达神话(象征着个人宁愿牺 牲生命也不承认失败)在以色列建国(1948年)前后数十年间遭受威胁的犹太人中产生的共鸣,或者20世纪末的塞尔维亚人从其祖先600余年前(1389 年)在科索沃战役中遭受的惨痛失败中得到的启示,或者巴拉克·奥巴马有意识地把自己摆放进以《圣经》内容构建的美国民权运动史的趣事,他认为,(正如他于 2007年3月在亚拉巴马州塞尔马市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的)马丁·路德·金和其他一些人代表着"摩西一代"--"参与该运动的男男女女示威抗争,遭受了苦 难,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没有跨越河流看到希望之乡'";他自己这一代则是"约书亚一代"。
  (古代的)故事与(当下的)历史之 间的这种互动,是具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的一个现象。然而,这种互动极其复杂,深刻反映了个人、群体或者(某些情况下)全体人民把自己摆放进历史记忆空间的 方式。不同事例中的摆放方式是千差万别的。巴拉克·奥巴马对美国民权运动(及他在其中的位置)与摩西至约书亚时期《圣经》故事之间的共鸣的理解,肯定与 20世纪中叶深受马撒达神话故事影响的犹太人的理解大不相同。不过,所有这些事例都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即人们从目前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故事中吸取的、经 常用于讲述那些仅有一星半点历史基础的事情的神秘力量。
  这种力量普遍存在,但人们对其了解甚少。实际上,这种力量值得受到历史学 家更多的重视。在探讨越王勾践的故事对近世中国历史的影响的过程中,我开始对过去的故事与现在的历史之间互动关系的总体模式产生兴趣。完成那本书以后,我 突然想到,如果我从世界各国的诸多事例中,选择与某些特殊问题相关的一定数量的例子,加以综合分析,可能会非常有趣。这个想法导致我于最近完成了一本新 作,名为《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力量》(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 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该书聚焦于6个国家--塞尔维亚、巴勒斯坦/以色列、苏联、英国、中国和法国,它们在20世纪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每个事例中的危机都涉及战 争或战争威胁,为了应对危机,受到影响的民众和国家都在利用那些与现实发生之事有类似主题的古老的历史故事。创作出来的戏剧、诗歌、电影、话剧和其他作 品,往往发挥着复活这些故事的重要作用,而且,正如我们在20世纪看到的,民族主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由于老故事与正在发 生的事情不可能完全匹配,人们就或多或少地对它们进行了修改,使之与现实更加吻合。在这种情况下,大众记忆变得重要了。大众记忆--人们普遍相信过去确实 发生过的事--往往与严肃的历史学家在仔细研究各类史料证据后确定的过去真正发生的事是大相径庭的。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这个区别对历史学家非常重要,但在普 通民众的头脑中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他们更有可能被契合其先入之见的历史--他们感到适意和他们所认同的历史--所吸引,而对更客观的"真实"历史不感兴 趣。在由于历史证据比较缺乏或留存下来的证据不可靠而使专业历史学家也没有绝对把握确定历史事实的情况下,这种模糊性自然就会得到强化。我在该书中探讨的 每一个例子都是如此。即使在只有一丁点史实基础的情况下,例如,圣女贞德于1431年被烧死,罗马帝国的军队于公元70年围攻耶路撒冷并摧毁了犹太人的第 二圣殿,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事实"的影响力往往也难以与历史故事的影响力相提并论,尽管历史故事掺杂着神话和传说(也许这正是其影响力大的原因)。《历 史与大众记忆》的主要目的就是对这个现象进行深入探讨。
  该书的核心主题(《与历史对话》也是如此)显然来源于《历史三调》播下的 种子,首先是故事(或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区别。不过,我认为它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终生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我的工作是围绕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展开 的。当然,我也常常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但比较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加深和丰富我(以及我的读者)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和认识。虽然《历史与大众 记忆》中有一章来源于中国历史,但它只是全书的其中一章,与讨论法国、塞尔维亚、英国、巴勒斯坦/以色列和苏联的各章分量相同。该书没有讨论某一特定的国 家或文化,而是讨论一种跨文化(或超文化)现象--故事在大众记忆中的作用,毫无疑问,这种现象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出现过,无论居于这些地方的人民在语言、 宗教、社会、文化和其他方面有多少差异。简而言之,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史,它不是以联系和影响力为基础的传统的世界史,而是见之于不断重现、 明显类同、独立发展且极有可能植根于某些超越文化特殊性的人类种种习性--重要的一点是讲故事在人类的经历中具有普遍性--的一种世界史。播撒如此理解全 球史的种子,是我研究工作的另一项内容,也许可以说,这粒种子在《历史三调》中已经萌芽。
  2014年2月28日写于哈佛大学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探索未竟的革命:法国大革命及其遗存的叙事迷宫 本书深入剖析了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至拿破仑帝国覆灭期间,法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景观经历的剧烈而深刻的重塑过程。我们不着眼于义和团运动这一特定议题,而是将焦点完全置于欧洲大陆上这场被誉为“现代世界开端”的宏大历史事件。 第一部分:旧制度的瓦解与理性之光(1789-1792) 法国大革命并非一蹴而就的爆发,而是长期社会矛盾、启蒙思想渗透与财政危机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本书首先细致考察了波旁王朝末期的社会结构——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之间日益加剧的张力。路易十六的宫廷奢靡与国家财政的枯竭形成了鲜明对比,为革命的爆发埋下了经济基础。 启蒙的火花与人民的觉醒: 我们详细探讨了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如何通过其著作,系统性地挑战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并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植入知识分子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头脑。1789年三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政治僵局的打破。从网球场宣誓到攻占巴士底狱,革命的初期进程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意义——这是人民从专制暴政下解放的史诗开端。 人权与宪政的尝试: 大革命初期最重要的文献——《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被置于核心分析位置。这份文件如何吸收了洛克和美国革命的经验,确立了公民权利的普适性,以及它在实践中如何立即面临贵族和保王党势力的抵制。我们将审视君主立宪制的短暂尝试,分析米拉波等温和派革命家的努力如何最终被激进化的浪潮所吞噬。 第二部分:恐怖统治的逻辑与非常时期的政治(1792-1794) 随着欧洲列强干涉的加剧以及路易十六试图逃离巴黎的“瓦雷讷事件”,革命进入了更激进的阶段。君主制的废除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彻底的断裂。 雅各宾派的崛起与国家机器的极端化: 本部分着重分析了雅各宾派,特别是罗伯斯庇尔,如何将“美德”与“恐怖”等同起来,构建出一个围绕着“公意”的、排他性的政治共同体。我们将深入探讨救国委员会的运作机制,分析其在战争压力下为保卫革命成果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包括大规模征兵制(levée en masse)的实施,以及对经济的严格管制。 断头台下的审判与意识形态的纯化: 恐怖统治不仅针对保王党和外国间谍,更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异见者——如埃贝尔派和丹东派——进行了清洗。我们探讨了这场内部斗争的根源:是对革命纯洁性的不懈追求,还是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命运,清晰地揭示了在极端压力下,政治道德如何被实用主义和恐惧所取代。 第三部分:督政府的动荡与军事化倾向(1795-1799) 热月政变(1794年)标志着恐怖时代的终结,但并未带来稳定的政治秩序。督政府时期(Directory)的法国,是一个由资产阶级精英主导,却长期被腐败、财政混乱和军事政变阴影笼罩的政权。 共和制的脆弱性: 我们考察了督政府在三权分立下的结构性缺陷,它既无法有效遏制保王党复辟的暗流,也难以应对日益强大的军队对政治干预的冲动。这一时期的法国政治,充满了对雅各宾时期激进主义的反弹,但其保守努力却显得软弱无力。 军事天才的登场: 在对外战争持续胶着的背景下,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声望日益高涨。他的埃及战役和意大利战役,不仅为法国赢得了资源和荣耀,更重要的是,将他塑造成了能够终结国内混乱的唯一人物。布吕梅尔十八日的政变,以近乎冷酷的效率终结了督政府,标志着法国从“革命的激情”转向“秩序的恢复”。 第四部分:执政府与帝国的确立:革命的遗产与修正(1799-1815) 拿破仑的崛起是法国大革命最具矛盾性的结局之一。他一方面巩固了革命的主要社会成果,另一方面却系统性地摧毁了共和制的政治理想。 革命成果的法典化: 重点分析《拿破仑法典》(《民法典》)的意义。这部法典确立了私有财产权、合同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仅限男性公民)的原则,这些是革命对欧洲大陆最持久的制度贡献。法典是对旧制度法律体系的彻底清算,其理性、清晰和实用性影响了全球的法律系统。 国家权力的集中与“新君主制”: 拿破仑如何利用民众对秩序的渴望,一步步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并最终加冕称帝。我们探讨了这一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操作:将拿破仑塑造成革命的“捍卫者”和“继承者”,而非终结者。教会与国家的和解(《政教协定》)和国家对教育的控制,显示了对革命初期反教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重大修正。 革命的输出与欧洲的反响: 拿破仑战争如何将革命的理念——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政治框架、以及征税和行政的效率——强行植入被征服的欧洲各国。这种输出虽然带有军事征服的色彩,却客观上加速了德意志、意大利等地区封建残余的瓦解,播下了未来民族国家建构的种子。 结论:历史的循环与遗存的张力 法国大革命并未提供一个清晰、一劳永逸的政治模型。本书的最终结论是,这场革命留下的不是一个固定的“神话”,而是一系列相互冲突的“经历”与“事件”的复杂组合体:它既是人类对自由的终极追求,也是权力逻辑如何吞噬理想的教科书。革命的遗产在于,它永久性地改变了欧洲政治词汇——“人民主权”、“宪政”、“公民权利”等概念,从此成为一切政治论辩中无法回避的基石,即使在君主制复辟之后,这种变革的张力也从未真正消散。我们必须在革命的激情、恐怖的现实以及帝国的秩序之间,寻找理解现代政治起源的关键线索。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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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非常欣赏作者在处理复杂历史事件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宏大视野和批判性思维。历史的演变往往是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这本书显然没有满足于单一的因果链条解释。它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揭示了隐藏在表面事件之下的深层社会结构、文化心态乃至国际博弈的影响。这种多维度、全景式的分析框架,极大地拓宽了我对那个历史时期的认知边界。我以前可能只关注了某一个侧面,但这本书强迫我跳出原有的思维定势,去审视那些被主流叙事常常忽略的边缘声音和次要因素。每一次阅读,都能发现新的连接点和解释角度,这绝非一本可以“一读而尽”的书籍,它更像是一个需要反复咀嚼和消化的思想矿藏,每次挖掘都能带来新的感悟和对历史复杂性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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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读体验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排版布局非常人性化,使得长时间阅读的疲劳感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字体选择适中,行间距和页边距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使得眼睛在信息流中切换时感觉非常舒适。尤其是在需要对照图表或引文进行阅读时,版面上的空间分配非常合理,不会让人感到拥挤或混乱。这种对阅读舒适度的关注,体现了出版方对读者体验的重视,也间接说明了这本书的定位不仅仅是给专业人士的工具书,更是希望被广大历史爱好者所接纳和阅读的。好的内容需要好的载体来承载,这本书在这一点上做得无可挑剔,确保了我在沉浸于复杂历史思辨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愉悦的阅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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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实在是太讲究了,典藏版的质感和厚重感让人一上手就觉得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读物。铜版纸的印刷效果使得那些历史照片和插图的细节都得到了完美的呈现,色彩的饱度和层次感都非常出色。尤其是书脊的烫金字体,在光线下闪烁着低调而典雅的光芒,光是把它放在书架上就已经是一种视觉享受了。每次翻阅时,都能感受到纸张的细腻和韧性,这种物理上的接触体验,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仪式感。对于一个热衷于收藏精装历史书籍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制作水准完全达到了收藏级的标准。它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更像是一件工艺品,体现了出版方对内容的尊重和对读者的诚意。我可以想象,未来即使信息获取的方式再如何便捷,这种实体书的价值和魅力是无法被电子屏幕完全取代的。这种对手工和细节的打磨,让人对其中蕴含的学术研究也充满了期待,因为制作方显然是倾注了心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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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精妙,它没有那种传统历史著作的刻板和拖沓,反而带有一种近乎文学作品的流畅感。作者在构建历史场景时,擅长运用细腻的细节描写,将读者瞬间拉回那个充满冲突与激情的年代。比如,对于特定历史人物行为动机的剖析,不是简单地贴上标签,而是通过情景再现,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人物内心的挣扎与抉择。这种“在场感”的营造,让原本遥远的历史事件变得鲜活可触。尤其是在描述冲突爆发前夕的社会氛围时,那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让人屏息凝神。我甚至觉得,如果将其中一些段落单独抽出来,它们完全可以作为精彩的短篇历史小说来阅读。这种叙事上的张力,是很多只注重史料堆砌的著作所缺乏的,它成功地在学术的严谨与阅读的愉悦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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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注释和参考资料部分,做得极其详尽和专业,这对于真正想要深入研究的读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福音。我翻阅了一些关键章节后面的注脚,发现引用来源广泛,既有国内一手档案的挖掘,也有大量对国际学界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回应。这表明作者的研究基础是极其扎实的,不是凭空臆断,而是建立在严谨的史料考证之上的。这种对学术规范的尊重和对自身论点的负责态度,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可信度。对于我这种希望从阅读中获得可靠知识体系的读者而言,这样一个详尽的索引和注释系统,简直就是一座宝库。我可以顺着作者的思路,继续追踪那些原始文献,进行更深层次的交叉验证,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深度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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