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雜論/跟大師學國學·精裝版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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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唐詩雜論》是現代著名學者聞一多先生唐詩研究的經典之作，內容涉及唐代詩歌的多個方麵，對唐代著名詩人，如“初唐四傑”、孟浩然、賈島、岑參、杜甫、李白等人的詩歌成就有獨到而深刻的評論與分析。全書論述精闢，行文優美流暢，兼具知識性與趣味性，引人入勝。為瞭讓讀者更好地領略聞先生在唐詩領域的精彩創見，本次齣版，增補丁《陳子昂》、《唐詩要略》、《詩的唐朝》、《唐詩校讀法舉例》等數篇文字作為附錄．另外，《聞一多先生說唐詩》是鄭臨川先生根據當年在西南聯大的課堂筆記整理而成，內容豐富，精義迭齣，亦附錄於書後。

作者簡介

　　聞一多（1899－1946），原名亦多、傢驊，字益善，號友三、友山，“五四”運動後改名一多。湖北浠水人。中國現代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新月派代錶詩人和學者。早年入清華學校，後留學美國學習美術和文學，歸國後在武漢大學、青島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等校任教授。1946年7月15日在雲南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精彩書評

　　他的《唐詩雜論》……都是精彩逼人之作。這些不但將欣賞和考據融化得恰到好處，並且創造瞭一種詩樣精粹的風格，讀起來句句耐人尋味。
　　　　　　　　　　　　　　——作傢 學者 硃自清

　　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並世無第二人。……這樣講唐詩，必須本人既是詩人，也是畫傢，有誰能辦到？
　　　　　　　　　　　　　　——作傢 汪曾祺

目錄

類書與詩
宮體詩的自贖
四傑
孟浩然
賈島
少陵先生年譜會箋
岑嘉州係年考證
杜甫
英譯李太白詩
附錄一
　陳子昂
　唐詩要略
　詩的唐朝
　唐詩校讀法舉例
附錄二
　聞一多先生說唐詩
一、詩的唐朝
二、王績
三、初唐詩
四、陳子昂
五、盛唐詩
六、孟浩然
七、王昌齡
八、王維?李白?杜甫
九、大曆十纔子
十、孟郊

精彩書摘

類書與詩
檢討的範圍是唐代開國後約略五十年，從高祖受禪（六一八）起，到高宗武後交割政權（六六○）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儀伏誅，算是強製的把“江左餘風”收束瞭，同時新時代的先驅，四傑及杜審言，剛剛走進創作的年華，瀋、宋與陳子昂也先後誕生瞭，唐代文學這纔扯開六朝的罩紗，露齣自傢的麵目。所以我們要談的這五十年，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
尋常我們提起六朝，隻記得它的文學，不知道那時期對於學術的興趣更加濃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這一點。這時期如果在文學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為它在文學本身上有多少價值，而是因為它對於文學的研究特彆熱心，一方麵把文學當作學術來研究，同時又用一種偏嚮於文學的觀點來研究其餘的學術。給前一方麵舉個例，便是曹憲、李善等的“選學”（這迴文學的研究真是在學術中正式的分占瞭一席）。後一方麵的例，最好舉史學。許是因為他們有種特殊的文學觀念（即《文選》所代錶的文學觀念），唐初的人們對於《漢書》的愛好，遠在愛好《史記》之上，在研究《漢書》時，他們的對象不僅是曆史，而且是記載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來講，他是注過《文選》的，也撰過一部《漢書辨惑》：《文選》與《漢書》在李善眼裏，恐怕真是同樣性質、具有同樣功用的物件，都是給文學傢供驅使的材料。他這態度可以代錶那整個時代。這種現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隻把姚思廉除開，當時修史的人們誰不是藉作史書的機會來叫賣他們的文藻——尤其是《晉書》的著者！至於音韻學與文學的姻緣，更是顯著，不用多講瞭。
當時的著述物中，還有一個可以稱為第三種性質的東西，那便是類書，它既不全是文學，又不全是學術，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兼有二者的混閤體。這種畸形的産物，最足以代錶唐初的那種太像文學的學術，和太像學術的文學瞭。所以我們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學，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學和類書排在一起打量。
現存的類書，如《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在當時所製造的這類齣品中，隻占極小部分。此外，太宗時編的，還有一韆捲的《文思博要》，後來從龍朔到開元，中間又有官修的《纍璧》六百三十捲，《瑤山玉彩》五百捲，《三教珠英》一韆三百捲（《增廣皇覽》及《文思博要》），《芳樹要覽》三百捲，《事類》一百三十捲，《初學記》三十捲，《文府》二十捲，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捲，《玉藻瓊林》一百捲，《筆海》十捲。這裏除《初學記》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內中是否有分類的總集，像《文館詞林》似的，我們不知道。但是《文館詞林》的性質，離《北堂書鈔》雖較遠，離《藝文類聚》卻接近些瞭。歐陽詢在《藝文類聚．序》裏說是嫌“《流彆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的辦法不妥，他們（《藝文類聚》的編者不隻他一人）纔采取瞭“事居其前，文列於後”的體例。這可見《藝文類聚》是兼有總集（《流彆文選》）與類書（《皇覽遍略》）的性質，也可見他們看待總集與看待類書的態度差不多。《文館詞林》是和《流彆文選》一類的書，在他們眼裏，當然也和《皇覽遍略》差不多瞭。再退一步講，《文館詞林》的性質與（藝文類聚》一半相同，後者既是類書，前者起碼也有一半類書的資格。
上麵所舉的書名，不過是就新舊（唐書》和《唐會要》等書中隨便摘下來的，也許還有遺漏。但隻看這裏所列的，已足令人驚詫瞭。特彆是官修的占大多數，真令人不解。如果它們是《通典》一類的，或<大英百科全書》一類的性質，也許我們還會嫌它們的數量太小。但它們不過是“兔園冊子”的後身，充其量也不過是規模較大品質較高的“兔園冊子”。一個國傢的政府從百忙中抽調齣許多第一流人纔來編瞭那許多的“兔園冊子”（太宗時，房玄齡、魏徵、岑文本、許敬宗等都參與過這種工作），這用現代人的眼光看來，豈不滑稽？不，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學的方法，而他所謂的文學，用這樣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對的。沉思翰藻謂之文的主張，由來已久，加之六朝以來有文學嗜好的帝王特彆多，文學要求其與帝王們的身份相稱，自然覺得沉思翰藻的主義最適閤他們的條件瞭。文學由太宗來提倡，更不能不齣於這一途。本來這種專在詞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風，需用學力比需用性靈的機會多，這實在已經是文學的實際化瞭。南朝的文學既已經在實際化的過程中，隋統一後，又和北方的極端實際的學術正麵接觸瞭，於是依照“水流濕，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則，已經實際化瞭的文學便不能不愈加實際化，以至到瞭唐初，再經太宗的慫恿，便終於被學術同化瞭。
文學被學術同化的結果，可分三方麵來說。一方麵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為代錶。另一方麵是類書的編纂，可以號稱博學的《兔園冊子》與《北堂書鈔》的編者虞世南為代錶。第三方麵便是文學本身的堆砌性，這方麵很難推齣一個代錶來，因為當時一般文學者的體乾似乎是一樣高矮，挑不齣一個特彆魁梧的例子來。沒有辦法，我們隻好舉唐太宗。並不是說太宗堆砌的成績比彆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彆人更甚，不過以一個帝王的地位，他的影響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經很明白的為這種文體張目過（這證據我們不久就要提齣）。我們現在且把章句的研究、類書的纂輯與夫文學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麵的關係談一談。
李善綽號“書簏”，因為據史書說，他是一個“淹貫古今，不能屬辭”的人。史書又說他始初注《文選》，“釋事而忘意”，經他兒子李邕補益一次，纔做到“附事以見義”的地步。李善這種隻顧“事”、不顧“意”的態度，其實是與類書傢一樣的。章句傢是書簏，類書傢也是書簏，章句傢是“釋事而忘意”，類書傢便是“采事而忘意”瞭。我這種說法並不苛刻。隻消舉齣《群書治要》來和《北堂書鈔》或《藝文類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鈔書，同是一個時代的産物，但拿來和《治要》的“主意”的質素一比，《書鈔》、《類聚》“主事”的質素便顯著格外分明瞭。章句傢與類書傢的態度，根本相同，創作傢又何嘗兩樣？假如選齣五種書，把它們排成下麵這樣的次第：
《文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初唐某傢的詩集。
我們便看齣一首初唐詩在構成程序中的幾個階段。劈頭是“書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間的詩，中間是從較散漫、較零星的“事”，逐漸的整齊化與分化。五種書同是“事”（文傢稱為詞藻）的徵集與排比，同是一種機械的工作，其間隻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彆，沒有性質的懸殊。這裏《初學記》雖是開元間的産物，但實足以代錶較早的一個時期的態度。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內，這部書的體裁，看來最有趣。每一項題目下，最初是“敘事”，其次“事對”，最後便是成篇的詩賦或文。其實這三項中減去“事對”，就等於《藝文類聚》，再減去詩賦文，便等於《北堂書鈔》。所以我們由《書鈔》看到《初學記》，便看齣瞭一部類書的進化史，而在這類書的進化中，一首初唐詩的構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齣來瞭。你想，一首詩做到有瞭“事對”的程度，豈不是已經成功瞭一半嗎？馀剩的工作，無非是將“事對”裝潢成五個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對聯，拼上韻腳，再安上一頭一尾罷瞭。（五言律是當時最風行的體裁，但這裏，我沒有把調平仄算進去，因為當時的詩，平仄多半是不調的）。這樣看來，若說唐初五十年間的類書是較粗糙的詩，他們的詩是較精密的類書，許不算強詞奪理吧？
《舊唐書?文苑傳》裏所收的作傢，雖有著不少的詩人，但除瞭崔信明的一句“楓落吳江冷”是類書的範圍所容納不下的，其餘作傢的産品不乾脆就是變相的類書嗎？唐太宗之不如隋煬帝，不僅在沒有作過一篇《飲馬長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瞭的隋煬帝，和“南化”瞭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未，潮水帶星來。
甚至
馬擊初移樹，魚寒不隱苔。
又何嘗是後者有過的？不但如此，據說煬帝為妒嫉“空梁落燕泥”和“庭草無人隨意綠”兩句詩，曾經謀害過兩條性命。“楓落吳江冷”比起前麵那兩隻名句如何？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為太宗的度量比煬帝大呢，還是他的眼力．比煬帝低。這不是說笑話。假如我們能迴答這問題，那麼太宗統治下的詩作的品質之高低，便可以判定瞭。歸真地講，崔信明這人，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並沒有留給我們那樣測驗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機會。但這更足以證明太宗對於好詩的認識力很差。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話，恐怕當日撐持詩壇的颱麵的，是崔信明、王績，甚至王梵誌，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藥一流人瞭。
講到這裏，我們許要想到前麵所引時人批評李善“釋事而忘意”，和我批評類書傢“采事而忘意”兩句話。現在我若給那些作傢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案語，我想讀者們必不以為過分。拿虞世南、李百藥來和崔信明、王績、王梵誌比，不簡直是“事”與“意”的比照嗎？我們因此想到魏徵的《述懷》，頗被人認作這時期中的一首瞭不得的詩，《述懷》在唐代開國時的詩中所占的地位，據說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時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優越。這意見未免有點可笑，而替唐詩設想，居然留下生這意見的餘地，也就太可憐瞭。平心說，《述懷》是一首平庸的詩，隻因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還不曾忘記那“詩言誌”的古訓，所以結果雖平庸而仍不失為“詩”。選傢們搜齣魏徵來代錶初唐詩，足見那一個時代的貧乏。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藥，以及當時成群的詞臣，做瞭幾十年的詩，到頭還要靠這詩壇的局外人魏徵，來維持一點較清醒的詩的意識，這簡直是他們的恥辱！
不怕太宗和他率領下的人們為詩乾的多熱鬧，究竟他們所熱鬧的，與其說是詩，毋寜說是學術。關於修辭立誠四個字，即算他們做到瞭修辭（但這仍然是疑問），那立誠的觀念，在他們的詩裏可說整個不存在。唐初人的詩，離詩的真諦是這樣遠，所以，我若說唐初是個大規模徵集詞藻的時期，我所謂徵集詞藻者，實在不但指類書的纂輯，連詩的製造也是應屬於那個範圍裏的。
　　上述的情形，太宗當然要負大部分的責任。我們曾經說到太宗為堆砌式的文體張目過，不錯，看他親撰的《晉書陸機傳論》便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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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齣的必是精品，一下買瞭六本，慢慢買齊，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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