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4
本书立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学者的乌托邦理论与当代乌托邦实践,在深入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基础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历史发展逻辑,针对现实生活多元可能中的乌托邦困境,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研究范式的积极意义,以突破诸多学者对乌托邦思想的偏见。
“引言”对乌托邦思想的研究意义、国内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进行了综述。第一章“乌托邦思想的历史流变”从哲学角度梳理乌托邦的思想脉络,重点阐述传统乌托邦思想和现代乌托邦思想中代表人物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说明两类乌托邦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典型特征。第二章“乌托邦思想的当代重大转向”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中,指认乌托邦思想在当代不同以往实体论思维方式乌托邦的重大转向,指出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乌托邦误读的原因和当代乌托邦的一般规定性,归纳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中的几种乌托邦概念生成样式和基本理论形态。第三章“审美创设下的当代乌托邦营建”和第四章“社会展望下的当代乌托邦构筑”分别从审美和社会建构两条逻辑线索出发,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关注点和理论价值,从典型代表人物所具的不同理论视角和相关社会背景出发,对乌托邦文本加以解读,从而厘清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历史脉络,尽可能揭示其本身的理论发展逻辑,指明当代审美乌托邦蕴含的乌托邦精神,并探讨乌托邦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途径。第五章“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新型关系”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关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新型关系进行研究,比较学者间意识形态理论的不同之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进一步厘清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当代乌托邦在意识形态思想困境中的观念转换,并尝试分析共产主义隐含的新型关系路向;同时,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当代反乌托邦思想质疑给予的回应,先指出传统乌托邦主义是由观念盲目朝现实行动过渡所致,概括自由主义者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内容,再反过来从逻辑上为乌托邦辩护,并在知识分子面临“乌托邦之死”的抗争中,进一步讨论如何克服乌托邦的消极因素,张扬其积极因素。第六章“当代乌托邦的重建”从历史、现代性与当代乌托邦之间的密切关联出发,着重研究现代性视野下乌托邦思想的批判性重建问题,还原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所展示的新型历史意识,隐含对历史终结论等极端思潮的客观批判,从理念、制度、实践等三重层面,探讨当代中国乌托邦重建的可能性和内在限度。“结束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乌托邦思想研究的地位进行了评价。
祁程(1982—),法学博士,现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西方思想史、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等教学工作。
人们必须为不可能的东西而不懈奋斗,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
人为什么活着?应当以何种方式活着?什么样的生活,才符合人之为人的存在?什么样的社会才能提供这种生活样态……这些人类思想中不断产生的疑问,穿过历史时空,永恒地叩问着人类灵魂。正是这种思想的自我追问,才使人具有了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为实现美好未来社会,人类提出过各式各样富有深度的方案和制度设计,其中,乌托邦是最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它对未来希望图景的描绘,调动着人类自身天性中最为丰富的部分,使之超越了丑恶和黑暗划定的界限。
然而,与理想化的落幕相伴,如今乌托邦的地位却一落千丈。它真的陷入不能自拔之中了吗?如果我们肯定这一答案,为什么它的踪迹贯穿历史千年,它的见解遍布世界各地,围绕它的论争不断,对它的褒贬毁誉不绝?由此看来,它绝没有也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也绝不是罪恶深重而应当弃绝。但是,何以它如此遭人唾弃?何以它如此落寞孤寂?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世人对其的误读误介有关。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是什么?在当下还有何价值?它怎样才能吸引人们重新理解并接受?
人们在讨伐传统乌托邦的负面效应后,是否也应公正评价它的积极因素?是否也应立足当代视野,发现新的乌托邦存在形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深入挖掘,是乌托邦研究整体发展中的关键一环,重视这一研究重镇,推进乌托邦思想的整体发展,是学界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研究意义
乌托邦是一个源流长久而又丰富的复杂主题,想全面厘清乌托邦理论的相关问题是不太可能的。如今乌托邦理论的发展态势,已由传统理论领域,向各个分支学科延伸,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是传统乌托邦理论的新形态,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深刻批判后的理论结晶。
近年来,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界得到密切关注,国内学者在留心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乌托邦思想的同时,也对在阐释和译介中的乌托邦概念运用有所疑虑。乌托邦概念不再局限在完美而不可能的意义上,而是出现了进一步泛化的趋势,学界和日常的误读性使用越发多元,有必要重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中加以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传入,对于解决中国自身发展的种种困境,是不无裨益的。但是,其中一些问题还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澄清,甚至会出现理论上的冲撞。由于其理论内在所要解答的诱惑与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之间有较为直接的对应关系。
有学者指出,在100年来的汉语语境中,“工业化”一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信仰,而不是反思的对象。在很长的历史时段内,普通的中国民众所追求的乌托邦恐怕还是一个至善的政治国家,而不是一个消除了人的异化的和谐社会。
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所回应的问题性质,虽具有发达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时代的特殊性,但其理论的出发点及归宿,都建基于对人本身及其所处历史时代的关注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的普遍意味,又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某种密切关联。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是当今社会病理学的内在诊断书。当代乌托邦的理论发生及其功能作用发挥,引发出对当今中国命运的启示。由于文化传统出现的暂时性断层,在病态的市场化秩序里奔走,比起历史上任一时期,生活在中国当下的人们,离乌托邦精神的距离越发遥远。与此同时,和谐力量缺乏的社会现实,又是乌托邦得以新生的温床。那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应当怎样看待乌托邦在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乌托邦又能以怎样的姿态面向中国未来?
本书是国内第一次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乌托邦思想的梳理和概括,旨在了解现有乌托邦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新质特征与传统特征之间的对比和分析,尽可能全面地厘清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中,乌托邦理论发展脉络和逻辑演进,并借助于对此的分析,澄清相互关联的理论困惑,进入政治现象和某些意识形态的背后,重新理解人类这种独具的超越性和创造力,进而深入到人类纷繁变迁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直面现实生活的挑战。
……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序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热”。经过20多年来的发展,今天我们完全有把握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马克思主义本身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几乎可以说,在马克思以后,国际上出现的任何重大的社会思潮,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贷思想资源,甚至直接地或间接地用马克思主义来命名相关的思潮或学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其次,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必须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尚未经历过的事情,许多国家已经经历过了。它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这些经验教训蕴涵着哪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否会导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理解上的重大突破?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早已引起国内理论研究者的深切的关注和巨大的兴趣。再次,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当然应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地致力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以便确保我国的精神生活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高点上。
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的长期的耕耘者,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研究领域近20多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复旦大学哲学系于1985年建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室;1999年升格为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2000年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该研究领域中唯一的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小基地”);2004年,在小基地之外,建立了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国家级创新研究基地(该研究领域中唯一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大基地”);2005年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自设博士点。2006年,全国又建立了21个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其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从马哲史或外哲史的一个研究方向上升为独立的二级学科,而小基地和大基地的相继建立也表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受到高度的重视。
我们之所以要策划并出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其直接的起因是:通过投标和竞标,我们获得了2004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现状、发展态势和基本理论研究》。这个课题促使我们凝聚大、小基地的全部学术力量,及博士后和博士生中的佼佼者,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做出全方位的、有穿透力的研究。这套丛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系统性。本丛书试图通过三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即“区域研究”、“流派研究”和“问题研究”来构建这种系统性。“区域研究”重点探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南美洲(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现状;“流派研究”主要探索国外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等;“问题研究”侧重于反思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市场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等。通过这三条不同的研究进路,这套丛书将全面而又有重点地勾勒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面貌。
其二,前沿性。本丛书对“前沿性”的理解是,把研究的焦点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上。也就是说,重点考察在最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态势是什么?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哪些有影响力的著作和论述?他们正在思考哪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当然,为了把前沿问题叙述清楚,也需要做一些历史的铺垫,但探讨的重心始终落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最前沿的问题上。
其三,思想性。纳入本丛书出版规划的著作,除译著外,都充分体现出对思想性的倚重。也就是说,这些著作不仅是“描述性的”,更是“反思性的”、“研究性的”。它们不仅要弄清新的现象和资料,而且要深入地反省,这些新的现象和资料可能给传统的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造成怎样的挑战?如何在挑战与应战的互动中丰富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发展?总之,它们不是材料的堆砌,而是思想的贯通。这也正是这套丛书不同于其他丛书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这套丛书在策划的过程中就得到了重庆出版社总编辑陈兴芜编审和该社重点图书编辑室主任吴立平的热情支持。本丛书的出版也得到了2004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现状、发展态势与基本理论研究》(课题批准号为04JZD002)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俞吾金 陈学明 吴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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