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09-12
本书收录章太炎先生1922年及1935年两次具有代表性的公开讲学记录,较系统地展示国学的概貌,是国学爱好者及研究者了解国学的必读之书。章氏一生讲学不止,弟子遍及天下,在当代国学研究界的影响巨大。本书选入其中后期两次具有代表性的国学讲演之记录。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后自认“民国遗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为文字学、经学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奠定了方向。
目录
国学之统宗(1)
清代学术之系统(11)
论经史儒之分合(22)
关于经学的演讲(33)
论读经有利而无弊(43)
再释读经之异议(51)
“经义”与“治事”(61)
述今古文之源流及其异同(67)
讲学大旨与《孝经》要义(72)
《大学》大义(79)
《儒行》要旨(85)
《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余论(91)
论今日切要之学(97)
关于史学的演讲(103)
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109)
历史之重要(114)
民国光复(121)
论读史之利益(126)
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132)
略论读史之法(143)
关于《春秋》的演讲(154)
《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161)
文章流别(170)
白话与文言之关系(178)
儒家之利病(184)
适宜今日之理学(188)
在孔子诞辰纪念会上的演说(195)
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198)
论今日切要之学
从前顾亭林先生说过“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句话,但是博学于文不如行之实际,而“行己有耻”纯为个人的行为,所以这里暂不讨论。
今日切要之学只有两条道路:(一)求是,(二)致用。求是之学不见得完全可以致用,致用之学也不必完全能够求是。合致用与求是二者冶于一炉,才是今日切要之学。讵今日之学风适反乎此,日惟以考古史、古文字学,表章墨辩之说是尚,反弃目前切要之学而不顾。此风若长,其害殊甚,速矫正,以免遗误于将来。兹先分论其不切要之点如下:
(一)考远古此虽为求是之学,然不能致用。试观今日一般学者忽于近代之史,而反考证三代以上古史如《山海经》等孳孳不休。正如欧西学者日夜研究古巴比伦、埃及等国的文化,同样的无味。因彼时尚在混沌草昧时期,就是能发现一二种学说,也绝难找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又何况即便得以证明也不能致用呢?
(二)考古文字此亦求是而不切要之学也。若今日举国学子欣欣然考证龟甲,研求钟鼎,推求陶瓦,各自以为得。其考证甲骨者则凿凿于某字《说文》作某,钟鼎又作某,某字应读某声,穿凿附会之态较之研究钟鼎者尤为可笑。而不知龟甲之真伪本难分别,何况其证据又薄弱无力!至于钟鼎本系金属,真伪尚易辨别,然考证其文字,终觉无味。其一切考证钟鼎文字之书籍,更须审辨。若宋人之《集古录》《金石录》《博古图》等书,考订本多难据。至清之吴大澂等益加穿凿。然清人考订文字大率沿袭宋人,不知宋人更沿袭何者?夫文字递变,必据有形迹者以为推。假如佐证毫无,而欲妄加揣测,正如外人到中国听戏,纵赏其声调铿锵,而于曲中旨趣则茫乎无所知矣。
(三)考《墨辩》今日学者,除去染有上述两项风气之外,尚有一种绝不能以之致用的风气,就是考墨辩。《墨子》的精华仅在《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诸篇。至于《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诸篇,实《墨子》的枝叶,而考墨辩者却矜矜然说某段合乎今日科学界中的电学,某段合于今日科学界之力学,某段合于今日科学界之飞艇、飞机,某段系今日物理学中之定律,某段又是今日化学之先声。似《墨子》的神通,活像今日科学界的开山老祖一样。即使以上诸说能够成立,也不过是繁琐哲学之一流。《庄子》有一句话:“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杨、墨是已。”这样说来,非独墨子是科学专家,杨子又何尝不然呢?《大戴礼》哀公问孔子有小辨之说,则墨子亦小辨之流也,总之其语虽然有是的地方,用起来时却不能致用。所以这班学子虽较考古史、古文字学有用,然终不是今日所需要的。
现代的学者既如上述,若遡及前代治学的人也各有所偏。明代学者知今而不通古,清代学者通古而不知今。所以明人治事的本领胜于清人,虽少年科第足以临民。清之学者考证经史详搜博引,虽为前古所无,惜不谙当代制度,治事的时候,辄来请教于幕僚,所以两朝学者各有所蔽。然明之学者尚能致用,清之学者虽欲致用亦不能也。其所以不能致用者,基于彼等考大体者少,证枝叶者多耳。是明清两代之学,皆非切要,不足为今日所取法也。
今日切要之学是什么?曰历史也。历史之学宜自修,不适于讲授。现代各校不明此理,多于每周规定三四小时,与其他科目同一办法,此甚不然。试问一部正史,欲于每周三四小时内依次讲解,恐至少亦须三十年始能讲毕。即令学生明知史志为今日切要之学,若按时至校听讲而不自修,终必无所获。此外市面上有应时而起的《史学通论》《史学研究法》等,美其名曰节省时间,实无当也。如唐人刘知几之《史通》通释,往复辩论历代史书得失之处,虽甚详明,假使详明更不阅其所论之史书,则《史通》亦为无用,况今日市上之《史学通论》等书,撰著对于所论之书恐尚未尝看过,则其“通论”又那里有丝毫的用处呢?故历史一科之教员应专讲解史志之条例及其中深奥的地方,其余易解之处统由学生去自修。盖研究学问有二法:(一)有必须讲解者,如史学之条例是也。(二)有必须自修者,则史志之全文是也。试观现在各校靦居历史讲座之先生,与茶馆中说评书的有什么分别?其中本领高者仅能讲明历史之大概,劣者虽大概亦不能明也。
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覆。若是连历史也不清楚,则只觉得眼前混沌万状,人类在那里栖栖皇皇,彼此似无关系,展开地图亦不知何地系我国固有,何地系我国尚存者,何地已被异族侵占?问之茫然无以对者,比比然也,则国之前途岂不危哉!一国之历史正似一家之家谱,其中所载尽已往之事实,此事实即历史也。若一国之历史衰,可占其民族之爱国心亦必衰。盖事实为综错的,繁复的,无一定之规律的;而历史乃归纳此种种事实,分类记载,使阅者得知国家强与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为人生处世所不可须臾离者。历史又如棋谱然,若据棋谱以下棋,善运用之,必操胜算,若熟悉历史,据之以致用,亦无往而不利也。
宋之王荆公与现在国民党之总理孙逸仙均中不明历史之病,王荆公不许人读史志,毁之曰“断烂朝报”,孙逸仙似未精究历史,却也具有王氏之遗风,所以国民政府今日未有令名。王荆公与孙之国民党同因不谙已往之史迹,以致爱国心衰。自王荆公倡不读史未及四十年,而宋亡矣,今民国缔造已二十一年,前后茫茫,亦可惧也。
附庸之国与固有国土本有区别,历史已详告我们。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视东北三省,而盛唱“弃了东三省”的论调,这就是不明史志的原故,而仅据外人之称东三省为“满洲”,便以为东三省之属于我国乃附属地性质,非本土也。凡稍读史志者便以为其误。考东三省原为中国固有的版图,汉谓之突厥,宋谓之辽金。汉去今日已远,姑不论,即以明清论之,明清两代东三省皆为我国固有之版图,今竟因不明史志而疑固有的国土为附庸之地,其害较不读经书为尤甚,盖不晓得周公、孔子的名字,仅遗忘一二死去的人而已,无关国家之得失,若不晓得历史则几乎茫茫然遗失了东三省千百万方里的土地,其为害驾于经书之上。此语在好高骛远的人全不愿说,他们视历史如同掌故和家谱一样,岂料到关于国家的命脉是这样的大呢?再以开铺店喻之,开铺店若不明该地的掌故习俗,则不出数日必倒闭矣。又如组织家庭,若不看家谱不明世族,则亲疏不分,视其同族若路人,此家未有能兴盛者。今知不看掌故、家谱之害尚如此,其不明史志之害,岂不尤甚于斯欤!故谓历史为掌故亦可,谓之为民族的家谱亦无不可。总之,历史就是我的掌故,我的家谱,他人得之虽然无用,而我不得不备此物,若欲为国效力,这本老家谱是非研究不可。至于运用之法,应注重制度、地域变迁的沿革,治乱之原因。阅之亦甚易,看一句即得一句之经验,非若治军须战略与操练并行也,故其成就亦易,史志之全帙虽繁,读司马光之《资治通鉴》则简而易行。今之青年既知史志为切要矣,当视为新发现之宝物去日夜看他才好!
历史之学不仅今日切要,即在往古亦十分切要。汉时即以六经为史,各有专家传其学,至今因时间之延长,史志遂觉繁多,然此正一完备之棋谱也。若善用之,何往而不利,故其切要尤甚于昔。在汉时可举史志而尽焚之,因彼时棋谱尚未完备,而有人才在,还可以补救时艰。今日则不可,因人才已无,棋谱更不可失矣。
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是从前的话。今当世界在较任何时期为严重的时候,历史上之陈迹即为爱国心之源泉,致用时之棋谱。其系于一国之兴亡为用尤钜,故史志乃今日切要之学也。
据《中法大学月刊》第5卷第5期
*此为章太炎1932年3月24日在燕京大学的演讲,由王联曾记录,并经黄侃、吴宓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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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二:
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
余今日须为弟辈道者,一治学之功夫,二治学之志向也。
余家无多书,年十四五,循俗为场屋之文,非所好也,喜为高论,谓《史》《汉》易及,揣摩入八比,终不似。年十六,当应县试,病未往,任意浏览《史》《汉》,既卒业,知不明训诂,不能治《史》《汉》,乃取《说文解字》段氏注读之。适《尔雅》郝氏义疏初刊成,求得之。二书既遍,已十八岁。读《十三经注疏》,暗记尚不觉苦。毕,读《经义述闻》,始知运用《尔雅》《说文》以说经,时时改文立训,自觉非当。复读学海堂、南菁书院两《经解》皆遍。二十岁,在余杭,谈论每过侪辈,忖路径近曲园先生,乃入诂经精舍。陈说者再,先生率未许。后先生问:“《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郑《注》‘周三百六十官。此云三百者,记时《冬官》亡也’。《冬官》亡于汉初,周末尚存,何郑《注》谓《冬官》亡乎?”余谓:“《王制》三卿五大夫,据孔《疏》,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有小司徒、小司寇、小司空、小司马、小卿而无小宗伯,故大夫之数为五而非六。依《周礼》,当减三百之数,与《冬官》存否无涉也。”先生称善。又问:“《孝经》‘先王有至德要道’,‘先王’谁耶?郑《注》谓先王为禹,何以孝道始禹耶?”余谓:“经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者,明政治上之孝道异寻常人也。夏后世袭,方有政治上之孝道,故孝道始禹。且《孝经》之制,本于夏后。五刑之属三千,语符《吕刑》。三千之刑,周承夏旧。知先王确为禹也。”先生亦以为然。余于同侪,知人所不知,颇自矜。既治《春秋左氏传》,为《叙录》驳常州刘氏。书成,呈曲园先生,先生摇首曰:“虽新奇,未免穿凿,后必悔之。”由是锋鋩乃敛。时经学之外,四史已前毕。全史局本力不能得,赖竹简斋书印成,以三十二版金得一部,潜心读之。既毕,谓未足,涉《通典》四五周,学渐实。三十后有著书之意,会梁卓如要共革命,乃疏书卷。及亡命东瀛,行箧惟《古经解汇函》《小学汇函》二书。客居寥寂,日披大徐《说文》,久之,觉段、桂、王、朱见俱未谛。适钱夏、黄侃、汪东辈相聚问学,遂成《小学答问》一卷。又以为学问之道,不当但求文字,文字用表语言,当进而求之语言,语言有所起,人仁天颠,义率有缘。由此寻索,觉语言统系秩然。因谓仓颉依类象形以作书,今独体象形见《说文》者,止三四百数。意当时语不止此,盖一字包数义,故三四百数已足,后则声意相迩者孳乳别生,文字乃广也。于是以声为部次,造《文始》九卷。归国后,叶奂彬见而善之,问如何想得出来?答:日读《说文》,比较会合,遂竟体完成耳。民国二年,幽于京师,舍读书无可事者。《小学答问》《文始》初稿所未及,于此时足之。《说文》:“臑,臂羊矢也。”段氏不解,改“臂羊矢”为“羊矢臂”。孙仲容非之,谓“羊”或“美”之讹,“矢”或“肉”之讹。余寻医书《甲乙经》,知股内廉近阴处曰“羊矢”,方悟“臂羊矢”义。又,《说文》:“设,常也。”段亦不解。余意“设”、“职”同声。《说文》:“职,记也。”《周礼》“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郑《注》:“属谓徽识也。”徽即小旗,古人插之于身。《说文》有“职”而无“帜”,于是了然于“设,常”之义。又,《说文》:“斦,二斤也。阙。”大徐音“语斤切”。余谓质〔質〕
从斦,必为斦声。《九章算术》刘徽《注》:“张衡谓立方为质,立圆为浑。”思立方何以为质,乃悟质即斦,今之斧也。斧形正方而斜,《九章》中谓为堑堵形。斤本作,小篆变乃作。两斧堑堵形颠倒相置,成立方形。立方为质者,此之谓也。斦当读质,非语斤切,由此确然以信。凡此之类不胜举,皆斯时所补也。
方余壮时,《公羊》之说盛行,余起与之抗。然琐屑之谈,无豫大义。出都后,卜居沪上,十余年中,念孔子作《春秋》,语殆非实。孔子删《诗》《书》,正《礼》《乐》,未加一字,《春秋》本据鲁史,孔子述而不作,倘亦未加一字。一日,阅彭尺木书,知苏州有袁蕙纕者,言孔子以鲁史为《春秋》,未加笔削,心韪之。至苏州,求其书不得,人亦无知之者。又叶水心《习学记言》,亦言《左传》有明文,孔子笔削者无几,“天王狩于河阳”,史官讳之,非孔子笔也。于是知孔子之《春秋》,亦如班固之《汉书》,非为褒贬作也。褒贬之谈,起于孟子。孟子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非谓为乱臣贼子作《春秋》也。大氐古人作史,以示君上,非为平民。司马温公作《通鉴》以进神宗,其事可证。三传同有“弑君”“称君”“君无道也”文。《谷梁》谓:“称国以弑君,君恶甚矣。”太史公《自序》亦谓:“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人君读《春秋》,鉴往事,知为君之难,必多方以为防,防范多,斯乱臣贼子惧。喻如警备严明,盗贼自戢。若书名以示贬,如朱晦庵之《纲目》,何能使乱臣贼子惧耶?历世说《春秋》者,杜预为可取,余皆愈说愈远,啖助、赵匡、胡安国辈,均不可信。昔崔浩作《国书》三十卷,立石以彰直笔,后遭灭族之祸。孔子而若浩,不畏灭族之祸耶?太史公衔武帝,其书仍称“今上”,未贬名号。《春秋》于举事过当者,书之曰“人”。“人”本人也,无可非难。自啖、赵至胡安国,惟叶水心说《春秋》不谬。明高拱作《春秋正旨》,拱有经国致用之才,语亦可准。
《尚书》诵习多年,知其难解。江艮庭、孙渊如所说,文理前后不通,喻如吴某演说,三句之后,意即旁骛。余思古人既称古文读应《尔雅》,则依《尔雅》解《尚书》,当得其真。《尔雅》一字数训,前人守一训以为解,无或乎其难通也。意者《尔雅》本有其训,释书者遗而不取,故《尚书》难解乎?《无逸》“康功田功”,《释宫》“五达谓之康”,则“康功”者“路功”也。《盘庚》“用宏兹贲”,《大诰》“贲”,语均难通。《释鱼》:“龟[龜]三足贲。”古通称蓍蔡之蔡曰龟,则“用宏兹贲”者,用宏此龟也。龟者,陈龟也。康为路,贲为龟,《尔雅》明著其训,释书者遗之,遂不可通。以故余所著《古文尚书拾遗》,似较前人为胜。
《春秋》专论大义,《尚书》务通训诂,拘囚北京而还,说经主旨如此。
余常谓学问之道,当以愚自处,不可自以为智,偶有所得,似为智矣,犹须自视若愚。古人谓:既学矣,患其不习也;既习矣,患其不博也;既博矣,患其不精也。此古人进学之方也。大氐治学之士,当如童蒙,务于所习,熟读背诵,愚三次,智三次,学乃有成。弟辈尽有智于余者,功夫正须尔也。
余幼专治《左氏春秋》,谓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语为有见;谓《春秋》即后世史家之本纪列传;谓《礼》经、《乐》书,仿佛史家之志;谓《尚书》《春秋》本为同类;谓《诗》多纪事,合称诗史;谓《易》乃哲学,史之精华,今所称“社会学”也。方余之有一知半解也。《公羊》之说,如日中天,学者煽其余焰,簧鼓一世,余故专明《左氏》以斥之。然清世《公羊》之学,初不过人一二之好奇。康有为倡改制,虽不经,犹无大害。其最谬者,在依据纬书,视《春秋》经如预言,则流弊非至掩史实逞妄说不止。民国以来,其学虽衰,而疑古之说代之,谓尧、舜、禹、汤皆儒家伪托,如此惑失本原,必将维系民族之国史全部推翻。国亡而后,人人忘其本来,永无复兴之望。余首揭《左氏》,以斥《公羊》。今之妄说,弊更甚于《公羊》,此余所以大声疾呼,谓非竭力排斥不可也。
《说文》之学,稽古者不可不讲。时至今日,尤须拓其境宇,举中国语言文字之全,无一不应究心。清末妄人,欲以罗马字易汉字,谓为易从,不知文字亡而种性失,暴者乘之,举族胥为奴虏而不复也。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昔余讲学,未斤斤及此,今则外患孔亟,非专力于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许书所载及后世新添之字足表语言者皆小学。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弟辈能承余志,斯无愧矣。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
*由诸祖耿记录《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载《制言》第二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九月出版。
——晚年以国学救亡的章太炎
蒙木
国学,常常指“一国固有之学问”,但国学这个词本身属于舶来品。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趋盛,很多人开始讨论大和民族的特性是什么?因此日本出现了西化派和国粹派的论争。黄遵宪(1848—1905)于1887年刊行的《日本国志》最早记录了这个论争,并开始使用“国学”这个词。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马关之耻震醒了不少中国士人,他们开始向日本学习。国粹和国学这些词越来越多地走到中国维新人士的笔端。尤其是戊戌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的那些士人亲身感受了这场论争。梁启超(1873—1929)在1902年致函黄遵宪,拟倡办《国学报》,而黄遵宪认为传统旧学“尊大”“固弊”,须先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国学的提倡“略迟数年再议,未谓不可”。但他充分肯定梁启超所拟《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不如先据此写一本《国学史》。“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在梁启超这里,国学是一个“新民”的过程。他1902到1904年连载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数次提到“国学”这个词。
1903年2月,黄节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第26号发表《游学生与国学》,希望“以公众之力,设置一国学图书馆”,“图书馆若成,则凡是有志于是者,可以开一国学研究会,以世界之新知识,合并于祖国之旧知识,十年之后,我国学之光焰,必有辉于大地者”。
1904年3月《政艺通报》第三年甲辰第三号上,邓实发表长文《国学保存论》,进一步提出“保存国学”的主张。同年7月《政艺通报》甲辰第十一号上,黄节又发表了《国学报叙》说:“癸卯岁暮同人创为国粹学社,拟月出《国学报》一编。”8月,邓实在简朝亮《国粹学》一文前面加按语,大声疾呼:“呜呼,国 大家小书:国学救亡讲演录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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