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研究》从理论、实证、政策三个视角探讨了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理论篇分析了当前中国农民工面临的来自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及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排斥,并依据社会排斥理论将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主要因素归为人力资本、外生制度、文化与社会认同三类,动态地考察在城市融合的不同阶段三类因素之间的替代与互补作用。实证篇基于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相关因素,具体考察了工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城市生活满意度等因素与城市融合程度之间的关系,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理论部分的研究结论。政策篇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从改善制度环境、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笔者对解决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与看法。
作者简介
孟颖颖,女,管理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珞珈青年”学者,现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镇化与社会保障。近年来,先后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中国人口科学》、《经济管理》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
目录
绪论
理论篇
第一章 思考与辨析:对已有研究文献的述评
第一节 “融合”抑或“融入”?
——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概念厘定
第二节 什么是融合?
——农民工城市融合程度测度的研究范式
第三节 什么影响融合?
——农民工城市融合影响因素的研究
第二章 描述与讨论:农民工城市融合的障碍构成
第一节 社会排斥及类型
第二节 社会排斥:农民工城市融合的主要障碍
第三节 农民工城市融合障碍的成因分析
——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视域
第三章 理论阐释:农民工城市融合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
——基于融合过程的动态考察
第一节 农民工城市融合影响因素模型构建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第二节 农民工城市融合影响因素基本模型的构建
第三节 农民工城市融合影响因素基本模型的进一步推导
第四节 基本结论:农民工城市融合中的“替代效应”与“制度效应”
实证篇
第四章 经验验证:农民工城市融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数据来源、变量分析与研究方法
第二节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第三节 计量回归结果分析
第四节 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及自我身份认同影响因素的测度
第五章 共性与差异:农民工城市融合的代际比较
第一节 新老两代农民工代际差异的文献述评
第二节 样本描述:新老两代农民工代际特征差异比较
第三节 “人力资本”引致力:农民工代际差异的动因分析
第四节 农民工城市融合代际差异的回归分析
……
政策篇
结语:愿梦想早日照进现实
精彩书摘
《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研究》:
一、理论体系的建构:农民工城市融合程度测度的理论研究范式
(一)国外学者对外来移民社会融合程度测度研究的理论借鉴
“社会融合”作为移民群体与迁入地社会的互动研究中应用最普遍的概念,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对“社会融合”概念内涵基于不同视角的理解决定了“社会融合”测度方法的多元化特点。究其范围来看,国外学者关于“社会融合”程度的测度是分为两个层面的:其一,是基于“社会”本身的测度,即泛指所有社会个体组成的集合,没有其他的群体范围界定,是对社会本身整体融合程度的一种度量①。其二,是对“社会”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范围界定,即将社会全体成员构成的集合解构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两个或多个群体之间的融洽程度进行的一种度量。当然,后者对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程度测量的借鉴意义较大。因此,这里也基于第二个层面,着重介绍国外文献中对外来移民群体社会融合程度的测量理论。
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学者通常基于不同的视角,将社会融合的测量体系解构为不同的维度体系来研究外来迁移者或族裔的融合问题(梁波,2010)。比较有代表性的如:H.Entzinger等从经济、政治、文化、接纳与排斥度四个方面来衡量移民的社会融合,其中,经济融人维度包括就业市场、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等指标,政治融入维度包括公民身份、选举权利和政党参与等指标,文化融人包括语言学习和观察认同等指标,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和排斥维度包括朋友关系、社区交往和支持网络等指标。
Milton Gordon(1964)在研究美国族群之间的融合问题时,建立了七个维度的移民社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1)文化及行为的同化;(2)社会结构的相互渗透或融合;(3)族裔之间通婚;(4)族裔身份认同偏见的消除;(5)经济、就业、教育等领域族裔歧视行为的消除;(6)族裔意识或身份认同的融合;(7)公共事务的融合。
John Goldlust和Anthony H.Richmond(1974)在《移民适应的多元模型研究》一文中基于主观与客观的视角,提出了衡量移民对新环境适应能力的七类指标:(1)经济: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收入以及消费;(2)文化:语言的学习,移民和接受地之间文化产品和文化象征性的交换,从饮食习惯的转变到宗教或道德信念的转变;(3)社会:初级关系的形成,以及各类正式组织中的参与度;(4)政治: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获得和有效执行,以及代表移民和民族少数群体特殊利益的组织形成;(5)自我意识的转变;(6)对接受地态度和价值的接受与内化;(7)对移民后生活的满意程度(周皓,2012)。
总之,在国外学者关于移民社会融合测度的理论研究中,对“融合”概念多维度的解释已经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研究者们基于各自对“社会融合”理解和视角的差异,形成了社会融合测量的不同维度及每一个维度测量指标之间的差异。
……
前言/序言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数亿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群体的乡一城迁移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曾遇到的情况。对农民工而言,作为城市“新市民”的他们,在为所在城市建设挥洒青春与汗水的同时,却往往由于各种主观或客观的原因都曾不同程度地遭遇过经济歧视、文化偏见、社会关系网络变弱、公民权利缺失等各方面的社会排斥。一系列的社会排斥不仅使数亿农民工无法从真正意义上融人城市社会,实现身份上的“质”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更严重阻碍了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速度,并影响了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步伐。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每个国家或地区在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现象。中国长期存在的固化了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持续转移。传统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诸多带有二元分割色彩的行政管辖制度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发展,严重阻碍了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人进程。加快推动数亿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实现其市民化身份的转变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
更为紧迫的是,随着农民工内部年龄结构的自然更迭,大批出生于20世纪80年后之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取代了传统第~代农民工的“历史地位”。他们不同于只想在城市攒足“养家钱”而终年默默无闻、辛勤劳作的父辈们,他们拥有自己的信念与理想,对城市生活渴望而执著。很难想象一群拥有毅力与梦想的年轻人,如果不能通过正当的社会流动机制改变或是“改善”自己的命运与际遇,将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可以说,作为连接城乡二元社会的“桥梁”与“纽带”,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具有人力资本优势、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的新生代农民工必将成为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社会融合的新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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