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册:经部?周易内传(附发例) 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附考异)
第二册:经部?周易外传书经稗疏 尚书引义
第三册:经部?诗经稗疏(附考异)诗经叶韵辨 诗广传
第四册:经部?礼记章句(上)
第五册:经部?礼记章句(下)
第六册:经部?春秋家说春秋稗疏 春秋世论 续春秋左氏传博议
第七册:经部?读四书大全说(上)
第八册:经部?读四书大全说(下) 四书稗疏四书考异 说文广义
第九册:史部?读通鉴论(上)
第十册:史部?读通鉴论(下)
第十一册:史部?宋论永历实录 莲峰志
第十二册:子部?张子正蒙注思问录 俟解 噩梦 黄书 识小录 搔首问 龙源夜话 老子衍
第十三册:子部?庄子解庄子通 愚鼓词 船山经义 相宗络索
第十四册:集部?文集文集补遗 诗集十五种 词集三种
第十五册:集部?楚辞通 释诗话三种 龙舟会杂剧 附?王船山丛书校勘记 传纪十种年谱二种
......《船山遗书》序 曾国藩(摘自第一册)
王船山先生遗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余事。军中鲜暇,不克细全编,乃为序曰: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以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观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骛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伐仇,颓俗日敝,故其书中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为行人司行人,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李二曲辈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闭固藏,邈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榜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遁,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殁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太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崧伯山等分任校雠,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后之学者,有能秉心敬恕,综贯本末,将亦不释乎此也。
船山祖戒子孙十四条(摘自第一册)
勿作赘婿。
勿以子女出继异姓及为僧道。
勿嫁女受财,或丧子、嫁妇尤不可受一丝。
勿听鬻术人改葬。
勿作吏胥。
勿与胥隶人为婚姻。
勿为讼者证佐。
勿为人作呈诉及作歇保。
勿为乡团之魁。
勿作屠人厨人及鬻酒食。
勿挟火枪弩网猎禽兽。
勿习拳勇咒术。
勿作师巫及鼓吹人。
勿立坛祀山跳神。
能士者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与其时。吾不敢望复古人之风矩,但得似启、祯间稍有耻者,足矣。凡此所戒,皆吾祖父所深鄙者。若饮博狂荡,自是不幸而生此败类,无如之何。然其繇来皆自不守此戒,丧其恻隐羞恶之心始。吾言之,而子孙未必能戒之,抑或听妇言、交匪类而为之。乃尔绝续在此,故不容已于言。后有贤者,引伸以立训范,尤所望而不可必者,然守此亦可以不绝吾世矣。丙甲季夏先人书授,长虑坠失此纸如捐余骴骸,孙男生若谨识。
国史儒林传(摘自第一册)
王夫之,湖南衡阳人,明举人。张献忠陷衡州,设伪官,招夫之,夫之走匿南岳。贼执其父以为质。夫之引刀自刺肢体,舁往易父。贼见其创也,免之,父子俱得脱。归居石船山,杜门著书,神契张载《正蒙》之说,演为《思问录》内外二篇,所著书有《周易稗疏》《书经稗疏》《诗经稗疏》。其言《易》,不信陈抟之学,亦不信京房之术,于《先天》诸图及纬书杂说,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谈元妙,附会老庄之旨,故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其说《尚书》,诠释经文,多出新义,然词有根据,不同游谈。其说《诗》,辨正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皆确有依据,不为臆断。又辨《叶韵》一篇,持论名通,足解诸家之轇轕,又著《尚书引义》《春秋稗疏》《春秋家说》。康熙间,吴逆在衡湘,夫之又逃入深山。吴逆平,巡抚嘉之,馈粟帛请见,夫之受帛辞粟。未几,卒。
......王夫之早年致力于反清复明,明亡后披发入山,隐身、授徒、著书凡四十余年。隐居期间,先生以“述往以为来者师”(《读通鉴论》卷六)的态度,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对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明代统治者的成败得失进行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刻的反思。写下了大量富有独创性见解的著作,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天文、地理、训诂、考据等诸多方面。凡500余万言。
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弘扬船山学说,特在南京设局重刊《船山遗书》,计收著作56种,288卷。光绪年间,又补刻了6种,10卷,附于其后。共计62种,298卷。通称“金陵本”或“曾刻本”。后者也被称为“衡阳补刻本”。
本次出版的简体横排版,即以“金陵本”为底本,在内容上完全忠实于底本,其他版本适当参照。编者于本书*后附加了后人的研究成果即:传记若干,以及刘毓崧编《王船山年谱》,王之春编《船山公年谱》。书名仍沿用旧名《船山遗书》。
文字编校方面,仅改正了原版中明显的错字。异体字和古今不同写法的词形,则按现行标准处理。其中有国家标准的,按国家标准修改,未作规定的则不做改动。之所以尽量保留原版的编排体例和文本,主要是能使读者能更真实地感受船山先生“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老子衍?自序》)语言风格和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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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古典唯物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下,故被称为船山先生。
船山先生反清复明失败后,披发入山,隐居著书凡四十余年。其人其书在二百余年内籍籍无名。但其坚贞卓绝之志,却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深刻影响了包括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胡耀邦等一大批杰出人士。清末,在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的极力推崇下,船山学说方为士林所重,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积极改造社会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启蒙,从而广为流传。
作为一名对晚清历史有深度兴趣的业余爱好者,我期待能从《船山遗书》中找到曾国藩处理政务、平衡军政关系时的深层逻辑和思想指导。实际阅读体验是,这本书更侧重于他早年的学术积累和对儒家经典的深刻体悟,而不是他后期在湘军、洋务运动中的具体实践记录。这套书的价值在于展现了他“为学”的根基。书中对“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的阐发,细腻入微,将抽象的哲学概念落到了实处,非常具有操作性。我尤其欣赏其中关于“慎独”的论述,那种对自己内心最隐秘之处的审视和要求,放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只是,如果期待直接从中找到军事部署或政治权谋的“秘籍”,可能会有些失望,因为其核心仍是道德修养和学术辨析,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治理思想。
评分我对这套书的评价是,它是一座需要“攀登”的高山,而非平坦的湖泊。我主要关注的是其文献价值和文化传承的意义。从收藏角度看,这套书的装帧精美,具有相当的收藏价值。内容上,它集中展现了王船山这位集大成者的学术体系,从中可以看出他如何融汇贯通宋明理学,并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一脉。对我这种对古代思想史脉络感兴趣的读者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点,去理解中国思想在明末清初的转折点上的复杂面貌。唯一需要适应的是,有些篇章的行文结构非常跳跃,作者的思路是高度浓缩和跳跃性的,这要求读者必须主动地去建构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否则很容易迷失在繁复的引文和典故之中。
评分这套【正版包邮】《船山遗书》的装帧和印刷实在没得说,纸张的质感和排版都透着一股沉稳厚重。我本来是冲着曾国藩的生平和那句“白天打仗晚上校对”的传奇色彩来的,想看看这位晚清中兴之臣的案头功夫到底有多了得。然而,深入其中才发现,这套书远非一个政治家的文集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扇通往中国传统学术殿堂的密室大门。初读之下,那些关于理学、心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探讨,确实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一定的国学基础才能领会其精髓。尤其是在谈及对朱熹学说的辨析和继承时,那种严谨的考据和层层递进的论证,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代士大夫的治学态度。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大致翻完第一册关于《四书》的注疏部分,深感每一次翻阅都是对心性的锤炼,绝非快餐式的阅读体验,而是需要慢下来,细细品味的经典之作。那种对传统文化的敬畏感,是从阅读这本书中油然而生的。
评分自从把这套《船山遗书》请回家后,家里的书房里似乎就多了一份宁静和庄重感。我并未打算一口气读完所有内容,而是采取了“游猎式”的阅读方法,主要针对感兴趣的几个专题进行深入挖掘。比如他对自然哲学和宇宙观的论述,展现出了一种超越时代的科学洞察力,虽然是以古代哲学语言表述,但那种探求事物本源的求知欲是相通的。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王夫之本人的思想记录,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缩影。它提醒着现代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慢下来,进行深度的、结构性的思考是多么稀缺而宝贵的能力。这套书的厚度,恰好是对这种“深度”的最好注解。
评分说实话,这套全十五册的体量确实让人望而生畏,我更倾向于把它当作案头工具书而非睡前读物。我注意到,很多篇章的注释和原文的对照非常详尽,这对于希望进行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是极大的便利。我主要翻阅了其中涉及“经世致用”的部分,发现王夫之(船山先生)对于“义理”与“实学”关系的探讨,比我想象中要辩证得多。他并非一味地复古或空谈,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当时的社会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他强调学问必须服务于现实的治理,这与后世兴起的实业救国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由于古代文献的文风和思维习惯,阅读的流畅度肯定比不上现代白话文,很多时候需要借助工具书反复推敲,这无疑增加了阅读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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