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一开始是被这套书的装帧设计吸引的。大气、典雅,放在书架上很有分量。不过,作为一名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我更看重的是它的实际内容。我平常喜欢阅读一些历史类的通俗读物,偶尔会接触到一些古籍片段,但很多时候都会因为不认识古字、不理解文言文而感到困扰。这套《文史通义注》的出现,简直就是为我这样的人量身定做的。它不是那种枯燥乏味的学术专著,而更像是一位博学的朋友,在你阅读经典的时候,耐心地为你解答疑问。我尝试着阅读了其中的一些篇章,发现注释做得非常到位。对于一些关键的历史名词、人名、地名,都有详细的解释。即使是一些非常微妙的词语用法,注释也能一一剖析,让我豁然开朗。阅读体验非常好,感觉自己仿佛也跟着古代的文人墨客一起,在历史的长河中遨游。这本书让我觉得,原来阅读古籍并没有那么难,只要有好的工具,一样可以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和智慧。
评分我是一名在校的文史专业研究生,平时阅读需要大量参考各类史料和文献,对古籍的理解常常需要借助各种工具书。一直以来,我都在寻找一套既能提供权威性注释,又能保持阅读流畅性的工具书。这套《文史通义注》的出现,可以说正好满足了我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字词解释,更像是为我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古代文本的“地图”。每一次遇到不确定的地方,我都可以快速翻到注释部分,往往能找到比我预想的更详尽、更深入的解读。我尤其欣赏的是,注释中不仅包含对文献内容的辨析,还涉及了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关系以及当时的思想流派。这让我能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理解文本,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字面意思上。而且,这套书的选目也非常有代表性,涵盖了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经典文献,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很多需要进行文献溯源和考据的研究者来说,这套书的价值不言而喻。它将成为我案头必备的参考书之一,极大地提高我的研究效率和深度。
评分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很多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虽然思想深邃,但语言本身就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尤其是在接触到一些更具学术性的文献时,如果没有足够深厚的古文功底,往往会望而却步。这套《文史通义注》,恰恰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困扰。它以一种非常“接地气”的方式,将那些高深莫测的古代文本,变得容易理解。我注意到,这套书的注释不仅仅是对字词的简单罗列,而是更侧重于对原文语境的把握,对文化背景的阐释。当我读到原文中一些看似晦涩难懂的句子时,翻到注释,往往能得到一连串清晰的解释,有时甚至会提供一些引申的含义或者相关的历史故事,让整个文本的意义瞬间鲜活起来。这种深入浅出的解读方式,对于我这样想要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但又非专业研究者的人来说,意义重大。它让我能够更自信地去探索那些曾经让我却步的经典,体会其中蕴含的智慧和魅力。
评分一本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史工具书。刚拿到这套书,就被它厚实的装帧和精美的排版吸引了。作为一名对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略有涉猎的爱好者,我一直苦于很多古籍文献晦涩难懂,尤其是那些流传下来的典籍,动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没有旁注的帮助,阅读起来常常事倍功半。这套《文史通义注》恰好弥补了这一遗憾。它选取了历代重要的文史要籍,并配以详尽的注释,这对于我们这些非科班出身的普通读者来说,简直是福音。我翻阅了其中的几篇,发现注释不仅解释了字词的含义,更深入地解读了典籍背后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很多时候,仅仅一个词语的解释,就能帮助我理解整个段落的精髓。而且,注释的语言也力求通俗易懂,避免了使用过于生僻的学术术语,让我这个门外汉也能看得明白。这套书无疑将大大降低阅读古代文献的门槛,让更多的人能够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期待着能够利用它,系统地梳理和学习那些我一直渴望了解却又望而却步的经典。
评分我是一名资深的古籍收藏爱好者,多年来也搜集了不少的珍贵古籍。不过,仅仅有原件,往往也需要配套的工具书来辅助阅读和研究。这套《文史通义注》的出版,对我而言,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补充。我一直对某些古代文献的某些注释版本有所期待,希望能有更加系统、更加权威的解读。这套书的选目非常契合我的需求,涵盖了文史领域中那些被誉为“要籍”的著作,并且提供了详尽的注释。我仔细对比了其中一些篇目的注释,发现其严谨性和学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注释不仅准确,而且具有很强的辨析能力,能够帮助读者区分不同的观点和理解。对于收藏者来说,一本好的注释本,不仅能提升阅读的乐趣,更能加深对藏品的理解和价值判断。《文史通义注》的出现,填补了我收藏体系中的一块重要空白,让我能够更深入地探索和欣赏这些传世的宝藏。
评分章学诚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并撰写了大量的志评著作。修志的过程也是章学诚史学理论逐步成熟的过程,以其提出较为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方志学的创始人。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大的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故分立。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方志立三书议》可以说是章学诚所创立的方志学之精义所在,它的提出,标志着其方志理论的成熟、修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
评分历代文史要籍注释选刊:文史通义注(套装上下册)
评分这套书观望了快半年了,一直因为定价高望而却步。其实《文史通义》手中已有很多版本,想购得这套是因为它排版最为疏朗,阅读也更为方便,更不用说注释者的地位了。以下转引专家评论:《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 《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通》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间,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继宋元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为止,历时20余年。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诸篇,均有涉及。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义"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注"(《书教》),或称为"著述"与"比类"(《报黄大俞先生》),又称之为"著述"与"纂辑"(《博约中》)。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前者指史家的"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不具备的优点。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行。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文史通义》相关图书 《文史通义》相关图书乃史体",与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
评分文化史
评分图书很好,可以购买。
评分即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分支,它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的
评分综合性学科。就其狭义而言,文化史曾与学术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如蔡尚思所著《中国文化史要论》。显然,这种界定过于狭窄,但从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看,一方面文化史研究或文化研究多集中于文化总体,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中西文化比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问题的研讨;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即将文化视为狭义文化,这样的文化史研究虽比学术思想史的范围有了很大扩展,但仍没有明确文化史研究的全部范围,与文化学理论的要求相距甚远。文化史研究范围的不确定是与人们对文化的定义千姿百态、文化学理论派别林立有关的。但就一般而论,文化史研究应该包括对物质文化、观念文化、社会关系态文化(各种组织、制度)乃至深层心理的研究。譬如原始文化,主要是物质文化,从制造各种工具、使用和发明火、采猎生活到动植物的驯化(植物之栽培耕作是西文“文化”之本意),占据了原始文化史的较大比重;其中如婚姻、家庭、部落组织等属社会关系态文化,离开这些,原始文化便无从谈起。实际上在文明时期,观念态文化也只占一小部分,特别是在大多数下层民众知识程度较低、观念形态的遗留较少的时代,这种文化多代表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而下层文化多呈物质形态,抛开后者也就没有了文化史。但是文化史作为一门独特的史学分支,其研究内容在许多方面又与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史、思想史、科技史、语言学、心理学等相交叉,显然就应有独特的研究视角。把一种崇拜、一个家庭、一种婚姻作为文化现象加以研究,与宗教学及社会学研究它们迥然相别;而取火、动植物驯化作为一种文化成就,是文化进步的重要表现,对它们的文化史研究不同于其他分支的历史研究(事实上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对这类题目——即物质生活史的题目很少涉及)。这就是说,文化史研究把人类文化的各方面成就当作综合的文化概念的各个侧面,研究它们是为研究文化整体服务的。在此意义上,文化史首先要研究不同民族、国家在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及其影响,其次要研究各种文化传播、融合、受阻等等的原因、过程、途径、方式,第三要研究文化在历史中的各种功能。这些研究必然要借助对文化各因子的探索,比如研究文化传播,我们必须研究生产工具(如青铜器、铁器)、生产技术(如四大发明)、思想观念(如佛教)、语言(如某种方言)、艺术(如西洋画法)等各方面的传播扩散,其扩散方式、传播圈、传播效果、源地、有利因素及阻碍因素等,由此才能了解各文化因子在文化传播上的异同,最后对文化整体在传播问题上进行理论上的说明。以上各例说明,文化史的特点在于,把人类的各种文化创造当作文化现象而非其他来研究,研究各种文化因子的目的是宏观地把握文化整体。
评分历代文史要籍注释选刊:文史通义注(套装上下册)
评分章学诚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并撰写了大量的志评著作。修志的过程也是章学诚史学理论逐步成熟的过程,以其提出较为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方志学的创始人。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大的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故分立。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方志立三书议》可以说是章学诚所创立的方志学之精义所在,它的提出,标志着其方志理论的成熟、修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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