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史要籍注释选刊:文史通义注(套装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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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长青 著
图书标签:
  • 文史通义
  • 历代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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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
  • 文化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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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1796238
版次:1
商品编码:11149019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历代文史要籍注释选刊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2-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153
套装数量:2
字数:60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文史通义》是清代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的代表作。该书理论内涵涉及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理论、史学批评方法论等领域中的许多问题,最显著的特点是阐明史学家法和为史之意,辨析各种史书体裁义例,抨击治学各分畛域的积弊,宣扬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同时章学诚还把校雠学也纳入史学的大范畴。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章学诚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其史学的某些理论是带有全面总结性的成果,达到了传统史学理论发展的最高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内页插图

目录

上册
整理弁言
文史通义注自叙
文史通义注卷一
易教上
易教中
易教下
书教上
书教中
书教下
诗教上
诗教下
解经上
经解中
经解下
文史通义注卷二
原道上
原道中
原道下
原学中
原学下
博约上
博约中
博约下
言公上
言口公中
言公下
文史通义注卷三
史德
史释
史注
传记
习固
朱陆
文德
文理
文集
篇卷
天喻
师说
假年
感遇
辨似
文史通义注卷四
说林
知难
释通
横通
繁称
匡谬
质性
黠陋
俗嫌
镞名
砭异
砭俗
文史通义注卷五
申郑
答客问上
答客问中
答客问下
答问
古文公式
古文十弊
浙东学术
妇学
妇学篇书后
诗话

下册
文史通义注卷六
……

精彩书摘

  答客问下
  客曰: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则既闱命矣,敢问比次之书?先生拟之糟粕与粪土,何谓邪?
  章子曰:「斯非贬辞也。有璞而后施雕,《增韵》:璞,玉未琢。」有质而后运斤,《庄子,徐无鬼》:「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斩之。运斤成风,听而断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尝能断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舆言之矣。』先后轻重之间,其数易明也。夫子未删之《诗》、《书》,未定之《易》、《礼》、《春秋》,皆先王之旧典也。然非夫子之论定,则不可以传之学者矣。李焘谓「左氏将传《春秋》,先聚诸国史记,国别为语,以备《内传》之采摭」。案:《汉书·司焉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而司马光亦谓「氏欲欲春秋》先作《国语》」。章氏引李焘之言已后是虽臆度之辞,然古人著书未有全无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业不可不议也。比次之道大约有三:有及时撰集,以待后人之论定者,若刘歆、扬雄之《史记》,见《言公上》注。班固、陈宗之《汉书》见《答客问上》。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为薪标者,若王氏《玉海》,《玉海》,书名,三日卷,宋王应麟撰。司马《长编》《直斋书录解题》:《长编》云者,温公之为《通鉴》也,先命其属为丛书,既成,乃修《长编》,然后删之,以为成唐《长编》六百卷,今《通鉴》惟八十卷。之类是也;有陶冶专家,勒成鸿业者,若迁录仓公技术,《书教下》注。固裁刘向《五行》昙言公中》注。之类是也。夫及时撰集以待论定,则详略去取,精于条理而已。
  ……

前言/序言



《文史通义》原名《文史管见》,是清代朴学大师章学诚(1738-1801)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本书集中体现了章学诚“因书以明道,依文以见道”的史学思想,对史书的编纂、史料的辨析、史学史的考察以及历史观的建构等方面,都提出了极具创见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后世史学的发展。 一、 《文史通义》的成书背景与地位 章学诚身处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他既继承了宋明理学对“道”的探求,又吸收了乾嘉学派对文献的精审态度。然而,与当时许多专注于具体考据的学者不同,章学诚更注重从宏观层面把握历史的规律和价值。《文史通义》正是他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一部融会贯通、别具一格的史学论著。 在历代史学著作中,《文史通义》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它不像司马迁《史记》那样开创纪传体,也不像杜佑《通典》那样以制度为纲,更不像章学诚自己编纂的《永清县志》那样是具体的史志。它是一部纯粹的史学理论著作,对史学的方法论、本体论、认识论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探讨。其价值在于,它超越了对具体史实的考证,而深入到史学之所以为“学”的根本问题,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历史、理解历史的智慧。 二、 《文史通义》的核心思想 《文史通义》的内容极为丰富,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道”与“史”的统一: 章学诚认为,“道”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根本原则,而“史”则是记录和反映“道”的载体。他反对脱离“道”而孤立地研究史实的做法,强调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历史的“道”,从而指导现实,启发民智。他提出了“因书以明道,依文以见道”的治学方法,即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去发现和体悟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2. 史官制度与史书编纂的理想: 章学诚高度重视史官制度的建设,认为史官是承载和传播“道”的重要力量。他主张建立独立、权威的史官机构,不受政治干扰,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记录历史。他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将“六经”视为历史文献的典范,认为其蕴含着深刻的“道”。在史书编纂方面,他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直笔”理论,认为“直笔”容易流于片面,而强调史书应具有“寓褒贬于事实之中”的艺术性,以引导读者体悟“道”。 3. 文献考辨与史料批判: 章学诚是朴学大家,对文献的考辨有着极高的造诣。他强调史料的真伪、质量直接关系到史学研究的成败。他提出了“辨章学,明本原”的治学原则,主张对史料进行细致的辨析,去除伪造、讹误,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然而,他的考辨并非为了考辨而考辨,而是服务于“明道”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历史的真相。 4. 史学史的考察与“通”的观念: 章学诚对历代史学著作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总结了史学发展的得失。他认为,史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通”的过程,即从分而治之到融会贯通,从孤立的研究到联系的理解。“通”是其史学思想的核心,他强调研究者需要具备广阔的视野,将零散的史料、支离的史事联系起来,形成对历史整体的把握。他批评了当时学者“专一门”“专一书”的狭隘治学倾向,提倡“博览”“约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5. “变”与“常”的历史观: 章学诚认为,历史既有不变的“常道”,也有变化的“常理”。他既关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也重视历史的变迁和革新。他反对机械地套用过去的经验来解释和处理现实问题,强调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和创新。这种历史观体现了他的辩证思维,既肯定了历史的规律性,也承认了历史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三、 《文史通义》的结构与内容要点 《文史通义》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共计十卷。内容庞杂,涉及史学理论、史书评论、史学史、文献辨伪等多个方面。以下是各卷的主要内容提要: 上册: 卷一《原道》: 论述史学的根本宗旨,强调“道”与“史”的统一,提出“因书以明道,依文以见道”的治学方法。 卷二《辨史》: 辨析史学概念,区分不同类型的史书,探讨史书的体例和功能。 卷三《论文》: 讨论史书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强调史文的“义”与“形”相结合。 卷四《论例》: 探讨史书编纂的原则和方法,批评不当的史书编纂体例。 卷五《论史》: 论述史学研究的方法,强调文献考辨的重要性,提出“辨章学,明本原”的原则。 下册: 卷六《辨书》: 对历代重要史书进行辨析和评论,揭示其得失。 卷七《论史》: 进一步阐述史学思想,探讨历史的“变”与“常”,提出“通”的研究方法。 卷八《辨史》: 重点论述史官制度,强调史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卷九《原史》: 总结和升华史学思想,强调史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卷十《答问》: 以问答的形式,回应读者对书中观点的疑问,进一步阐明其学术思想。 四、 《文史通义》的历史影响 《文史通义》问世后,虽然在当时并未引起轰动,但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史学见解,逐渐被后世史学界所认识和推崇。 对史学理论的贡献: 《文史通义》为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关于“道”与“史”的统一、史官制度的理想、文献批判的方法以及“通”的研究观念,都对后世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史学史研究的启发: 章学诚对史学史的考察,为后人研究中国史学史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他对历代史学家及其著作的评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 对具体史学研究的指导: 尽管《文史通义》是一部理论著作,但其提出的治学方法,如文献考辨、辨章学、通史观等,都对具体的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文化思想的传承: 章学诚的思想,是连接宋明理学和乾嘉考据学的桥梁,他的史学思想也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道”的追求和对历史的敬畏。 五、 总结 《文史通义》是一部不朽的史学经典,它以其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论证和独特的视角,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章学诚以其非凡的才识和远见,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史学理论的瑰宝,更重要的是,他为后人指明了研究历史、理解历史的正确方向。无论是从事史学研究的专业人士,还是对历史怀有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文史通义》都是一本值得深入阅读和体悟的著作。通过阅读《文史通义》,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的本质,掌握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从而更好地认识过去,启迪未来。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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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一开始是被这套书的装帧设计吸引的。大气、典雅,放在书架上很有分量。不过,作为一名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我更看重的是它的实际内容。我平常喜欢阅读一些历史类的通俗读物,偶尔会接触到一些古籍片段,但很多时候都会因为不认识古字、不理解文言文而感到困扰。这套《文史通义注》的出现,简直就是为我这样的人量身定做的。它不是那种枯燥乏味的学术专著,而更像是一位博学的朋友,在你阅读经典的时候,耐心地为你解答疑问。我尝试着阅读了其中的一些篇章,发现注释做得非常到位。对于一些关键的历史名词、人名、地名,都有详细的解释。即使是一些非常微妙的词语用法,注释也能一一剖析,让我豁然开朗。阅读体验非常好,感觉自己仿佛也跟着古代的文人墨客一起,在历史的长河中遨游。这本书让我觉得,原来阅读古籍并没有那么难,只要有好的工具,一样可以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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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在校的文史专业研究生,平时阅读需要大量参考各类史料和文献,对古籍的理解常常需要借助各种工具书。一直以来,我都在寻找一套既能提供权威性注释,又能保持阅读流畅性的工具书。这套《文史通义注》的出现,可以说正好满足了我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字词解释,更像是为我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古代文本的“地图”。每一次遇到不确定的地方,我都可以快速翻到注释部分,往往能找到比我预想的更详尽、更深入的解读。我尤其欣赏的是,注释中不仅包含对文献内容的辨析,还涉及了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关系以及当时的思想流派。这让我能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理解文本,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字面意思上。而且,这套书的选目也非常有代表性,涵盖了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经典文献,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很多需要进行文献溯源和考据的研究者来说,这套书的价值不言而喻。它将成为我案头必备的参考书之一,极大地提高我的研究效率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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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很多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虽然思想深邃,但语言本身就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尤其是在接触到一些更具学术性的文献时,如果没有足够深厚的古文功底,往往会望而却步。这套《文史通义注》,恰恰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困扰。它以一种非常“接地气”的方式,将那些高深莫测的古代文本,变得容易理解。我注意到,这套书的注释不仅仅是对字词的简单罗列,而是更侧重于对原文语境的把握,对文化背景的阐释。当我读到原文中一些看似晦涩难懂的句子时,翻到注释,往往能得到一连串清晰的解释,有时甚至会提供一些引申的含义或者相关的历史故事,让整个文本的意义瞬间鲜活起来。这种深入浅出的解读方式,对于我这样想要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但又非专业研究者的人来说,意义重大。它让我能够更自信地去探索那些曾经让我却步的经典,体会其中蕴含的智慧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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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史工具书。刚拿到这套书,就被它厚实的装帧和精美的排版吸引了。作为一名对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略有涉猎的爱好者,我一直苦于很多古籍文献晦涩难懂,尤其是那些流传下来的典籍,动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没有旁注的帮助,阅读起来常常事倍功半。这套《文史通义注》恰好弥补了这一遗憾。它选取了历代重要的文史要籍,并配以详尽的注释,这对于我们这些非科班出身的普通读者来说,简直是福音。我翻阅了其中的几篇,发现注释不仅解释了字词的含义,更深入地解读了典籍背后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很多时候,仅仅一个词语的解释,就能帮助我理解整个段落的精髓。而且,注释的语言也力求通俗易懂,避免了使用过于生僻的学术术语,让我这个门外汉也能看得明白。这套书无疑将大大降低阅读古代文献的门槛,让更多的人能够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期待着能够利用它,系统地梳理和学习那些我一直渴望了解却又望而却步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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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资深的古籍收藏爱好者,多年来也搜集了不少的珍贵古籍。不过,仅仅有原件,往往也需要配套的工具书来辅助阅读和研究。这套《文史通义注》的出版,对我而言,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补充。我一直对某些古代文献的某些注释版本有所期待,希望能有更加系统、更加权威的解读。这套书的选目非常契合我的需求,涵盖了文史领域中那些被誉为“要籍”的著作,并且提供了详尽的注释。我仔细对比了其中一些篇目的注释,发现其严谨性和学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注释不仅准确,而且具有很强的辨析能力,能够帮助读者区分不同的观点和理解。对于收藏者来说,一本好的注释本,不仅能提升阅读的乐趣,更能加深对藏品的理解和价值判断。《文史通义注》的出现,填补了我收藏体系中的一块重要空白,让我能够更深入地探索和欣赏这些传世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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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并撰写了大量的志评著作。修志的过程也是章学诚史学理论逐步成熟的过程,以其提出较为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方志学的创始人。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大的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故分立。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方志立三书议》可以说是章学诚所创立的方志学之精义所在,它的提出,标志着其方志理论的成熟、修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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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史要籍注释选刊:文史通义注(套装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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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观望了快半年了,一直因为定价高望而却步。其实《文史通义》手中已有很多版本,想购得这套是因为它排版最为疏朗,阅读也更为方便,更不用说注释者的地位了。以下转引专家评论:《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 《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通》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间,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继宋元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为止,历时20余年。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诸篇,均有涉及。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义"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注"(《书教》),或称为"著述"与"比类"(《报黄大俞先生》),又称之为"著述"与"纂辑"(《博约中》)。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前者指史家的"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不具备的优点。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行。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文史通义》相关图书 《文史通义》相关图书乃史体",与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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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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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很好,可以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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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分支,它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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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学科。就其狭义而言,文化史曾与学术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如蔡尚思所著《中国文化史要论》。显然,这种界定过于狭窄,但从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看,一方面文化史研究或文化研究多集中于文化总体,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中西文化比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问题的研讨;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即将文化视为狭义文化,这样的文化史研究虽比学术思想史的范围有了很大扩展,但仍没有明确文化史研究的全部范围,与文化学理论的要求相距甚远。文化史研究范围的不确定是与人们对文化的定义千姿百态、文化学理论派别林立有关的。但就一般而论,文化史研究应该包括对物质文化、观念文化、社会关系态文化(各种组织、制度)乃至深层心理的研究。譬如原始文化,主要是物质文化,从制造各种工具、使用和发明火、采猎生活到动植物的驯化(植物之栽培耕作是西文“文化”之本意),占据了原始文化史的较大比重;其中如婚姻、家庭、部落组织等属社会关系态文化,离开这些,原始文化便无从谈起。实际上在文明时期,观念态文化也只占一小部分,特别是在大多数下层民众知识程度较低、观念形态的遗留较少的时代,这种文化多代表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而下层文化多呈物质形态,抛开后者也就没有了文化史。但是文化史作为一门独特的史学分支,其研究内容在许多方面又与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史、思想史、科技史、语言学、心理学等相交叉,显然就应有独特的研究视角。把一种崇拜、一个家庭、一种婚姻作为文化现象加以研究,与宗教学及社会学研究它们迥然相别;而取火、动植物驯化作为一种文化成就,是文化进步的重要表现,对它们的文化史研究不同于其他分支的历史研究(事实上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对这类题目——即物质生活史的题目很少涉及)。这就是说,文化史研究把人类文化的各方面成就当作综合的文化概念的各个侧面,研究它们是为研究文化整体服务的。在此意义上,文化史首先要研究不同民族、国家在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及其影响,其次要研究各种文化传播、融合、受阻等等的原因、过程、途径、方式,第三要研究文化在历史中的各种功能。这些研究必然要借助对文化各因子的探索,比如研究文化传播,我们必须研究生产工具(如青铜器、铁器)、生产技术(如四大发明)、思想观念(如佛教)、语言(如某种方言)、艺术(如西洋画法)等各方面的传播扩散,其扩散方式、传播圈、传播效果、源地、有利因素及阻碍因素等,由此才能了解各文化因子在文化传播上的异同,最后对文化整体在传播问题上进行理论上的说明。以上各例说明,文化史的特点在于,把人类的各种文化创造当作文化现象而非其他来研究,研究各种文化因子的目的是宏观地把握文化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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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并撰写了大量的志评著作。修志的过程也是章学诚史学理论逐步成熟的过程,以其提出较为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方志学的创始人。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大的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故分立。他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方志立三书议》可以说是章学诚所创立的方志学之精义所在,它的提出,标志着其方志理论的成熟、修志体例的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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