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胡适年谱(1891-1962 修订本)》可以反映出胡适一生的全貌。书中对胡适思想的形成、活动的主要线索、个人与家庭、与朋友、与社会的关系和他的影响,以及别人对他的评论,都有比较全面的反映和相当连贯的记述。
作者简介
耿云志,1938年12月生,辽宁海城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孙中山基金会理事等职。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尤以思想史研究为主。著述二十余种,主要著作有:《胡适研究论稿》、《胡适年谱》、《胡适新论》、《蓼草集》、《蓼草续集》、《耿云志文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等;编有大型学术资料书和工具书《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等。刻下正主编多卷本《中国近代思想通史》。
内页插图
目录
修订再版序
初版自序
家世和他的父母
年谱
精彩书摘
春,在中国公学运动会开幕式上讲话,说运动会“不但是体育,还是德育;不单是体格上的训练,又是道德上的训练”。“运动员的道德有两条规律:第一条是‘你不来,我不怪;你既来,要守戒’。做了运动员,便须遵守运动场的种种规则。这叫做‘守戒’。……第二条规律是‘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胜败是常事,只要我尽了自己的能力,虽败还是光荣的,还是可喜的。败而能自喜,败而能诚心佩服敬重胜利的人”。
5月2日,周谷城致信,就中国社会中封建主义是否存在的问题反驳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的观点。事前,周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讨论到封建主义的问题。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批评到周的文章,周的这封信就是反驳胡适的批评。
5月3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四区执委会发出训令,称“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查禁新月书店所出《人权论集》一书。
5月15日,蔡元培代表中国公学校董会同意胡适辞校长职,而以马君武继任,19日完成交接。自本年1月起,胡即屡次提出辞职,其动机大约是为了回北平教书和著书。
5月28日,在北上的海轮上,为汤尔和译的《到田间去》一书写序。《序》中说:“我在十年前便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意见,希望引起一班爱谈大道理的人的觉悟。十年以来,谈主义的人更多了,而具体的问题仍旧没有人过问。”“尔和先生说过,他译这本书的用意是要劝人‘少讲空话,多知道事实’。我要替他加上几句解释:‘少谈主义,多研究一点有用的科学,带了科学知识作工具,然后回到田间去,睁开眼睛看看民众的真痛苦、真问题。然后放出你的本事来,帮他们减除痛苦,解决问题。”’“改良得一种豆,或一种棉花,或一种蚕子,胜似一万万吨谈主义的文章。发明一个治牛瘟、猪瘟的方子,介绍一个除蝗除害虫的法子,胜似一万万张宣传主义的标语。”
到北平后,先后在北大、北师大等处讲演。停留15天后返沪。其间已定下回北平的计划,并托人觅屋。
6月26日,写成《我的母亲的订婚》。这是他的《四十自述》的序幕,是用文学笔法写的。以后各章未能循此体例。
6月29日,汤用彤致信说:“前承惠赠《荷泽遗集》一册……尊《传》、《跋》妙解重重,至为钦佩。”
7月2日,到南京出席中基会董事会第六次年会。会上决定设立编译委员会,由胡适任主任委员,负责组织机构和主持编译工作。
7月29日,复信给梁漱溟。梁氏在《村治》月刊本年第2号上,有给胡适的长信,就其《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提出质问。谓:“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激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胡适在答信中说:“革命论的文字也曾看过不少,但终觉其太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如说‘贫穷则直接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则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果真不贫穷吗?如说‘扰乱则间接由于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试问张献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今日冯、阎、蒋之战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又说:“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又说:“帝国主义之叩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至于军阀,胡适说他把它包括在“扰乱”之内,解决军阀的问题“只有充分养成文治势力”。现在文治势力不足以制约军人,是文治势力自身走狗化,故不配担起澄清政治镇压军人的重任。他表明自己的根本主张“只是责己而不责人,要自觉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
……
胡适年谱(1891-1962 修订本) 导言 胡适,这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乃至社会文化史上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其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他的思想启蒙,学术研究,社会活动,以及在两岸之间政治格局下的命运沉浮,无不牵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本书《胡适年谱(1891-1962 修订本)》,旨在以严谨的史料考证,系统梳理并呈现胡适先生自出生至逝世的完整人生轨迹,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深入了解胡适及其时代的机会。本书并非对胡适思想的宏大论述,也非对其学术成就的评价,而是以时间为轴线,以重大事件为节点,勾勒出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多重身份的真实人生。 第一部分:早期生活与求学之路(1891-1917) 1891年,胡适出生于安徽绩溪,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江南小镇。他的童年,正值中国社会经历剧烈动荡的晚清时期。尽管家境并不算富裕,但其父胡传鸿对儿子寄予厚望,延请名师教导。胡适自幼聪慧,展现出过人的学习天赋,熟读《四书五经》,为日后深厚的国学功底打下基础。这段懵懂的少年时光,塑造了他初步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在其内心深处埋下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 1904年,年仅十三岁的胡适怀揣着对新知识的渴望,踏上了前往上海求学的道路。他先后就读于中国公学、澄衷学堂,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教育的理念和科学知识。在上海这个当时中国最开放的城市,胡适的视野被极大地拓宽,他开始接触到各种新思潮,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差异产生了深刻的思考。 1909年,胡适的人生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凭借优异的成绩,他获得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在美国的七年间,胡适如饥似渴地学习,他的专业领域从最初的哲学逐渐转向文学,并广泛涉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他在哲学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影响下,深受实用主义思想的熏陶,这对其日后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杜威的“经验主义”、“教育即生活”、“科学方法”等理念,在胡适心中生根发芽,成为他人生信条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胡适积极参与留学生社团活动,发表了大量文章,开始了他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早期实践。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以及对白话文运动的倡导,逐渐显露出他作为一位改革者的锋芒。这段留学生涯,不仅为他积累了丰厚的学术知识,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他以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改造中国的宏大志向。 第二部分:回国与新文化运动的崛起(1917-1920年代) 1917年,胡适学成归国,应聘北京大学教授。他回国之时,中国正处于一个思想解放、文化革新的关键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社会依然动荡,旧的文化思想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胡适的归来,如同一股清流,为当时的学术界带来了新的活力。 在北大,胡适积极参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以其犀利的文笔和清晰的逻辑,大力倡导“文学革命”,主张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认为这是实现思想解放、普及教育的关键一步。他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论文学革命及先生之字母》、《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与陈独秀、鲁迅等人共同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蓬勃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 除了文学革命,胡适在哲学领域也贡献卓著。他翻译并介绍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在国内积极推广。他认为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态度,能够有效地指导中国走出困境,实现现代化。他反对空谈主义和虚无主义,强调“为人生”的哲学,主张将哲学应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胡适还积极参与社会改良活动。他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和理论空战,呼吁知识分子关注现实,脚踏实地地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如教育、婚姻、法律等。他的观点虽然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争议,但无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注入了新的思想动力。 第三部分:学术研究与社会影响力的拓展(1920年代-1930年代) 进入20年代,胡适的学术研究进入了更加深入和广阔的阶段。他不仅在哲学和文学领域继续深耕,还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史和哲学史的研究。他对中国古代思想的重新解读,特别是对儒家思想的“不 theistic”和“人文主义”特质的挖掘,以及对中国学术史的系统梳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以其严谨的考证、清晰的逻辑和现代的视角,为后人研究中国哲学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他对待历史的态度,秉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原则,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反对以现代观念强行解读古代。 在社会活动方面,胡适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他参与筹办了中国科学院(后来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担任该所的所长,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和文献研究工作,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同时,胡适也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共事务。他关注教育的改革,提倡普及义务教育,反对陈腐的教育制度。他关注法律的进步,主张建立现代化的法治体系。他还积极参与社会改良的讨论,如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这些都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开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然而,胡适的思想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与国内一些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关于革命道路、理论根源等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论战。他坚持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的立场,反对激进的暴力革命,这使得他在某些政治思潮涌动的时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质疑。 第四部分:抗日战争时期的贡献与挑战(1937-1945)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陷入了民族存亡的危机之中。胡适先生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以其深厚的学识和卓越的口才,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他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期间,利用一切机会向美国政府和民众阐述中国人民抗战的艰苦卓绝,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他的每一次演讲,每一次会晤,都充满了民族大义和对和平的呼唤。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影响力,为中国的抗战赢得了宝贵的国际援助。 在国内,胡适先生也积极参与组织和推动各项抗战工作。他支持战时教育,呼吁保存和传承中国文化遗产。他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尽管环境艰苦,但他从未放弃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探索。 然而,战争的残酷和政治的复杂,也给胡适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他坚守的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在极端环境下受到了一些质疑。他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理性沟通的坚持,在充满仇恨和对抗的战争年代,显得尤为艰难。 第五部分:战后与晚年生活(1945-1962)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再次面临着政治格局的重塑。在国共两党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胡适先生依然保持着他独立的立场和对和平的追求。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胡适先生选择了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在台湾,他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担任了台湾大学的校长,以及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为台湾的学术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台湾的晚年,胡适先生依然笔耕不辍,继续他在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的探索。他晚年的一些思考,更加关注中国文化的特质,以及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的独立性。 1962年,胡适先生在台湾逝世,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他留下的不仅是丰富的学术著作,更是他一生所代表的自由、民主、理性、科学的精神。 结语 《胡适年谱(1891-1962 修订本)》,正是以这样一份严谨的态度,去呈现胡适先生的完整人生。它不是对胡适思想的简单概括,也不是对他功过的评判,而是以史料为基石,以时间为线索,尽可能客观、全面地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通过本书,我们希望读者能够跨越时空的阻隔,走进胡适先生的精神世界,理解他所处的时代,感受他的人生轨迹,并从中获得启示。这本书,是对一个伟大思想家、一位杰出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忠实记录,也是对中国近现代史一个重要侧面的深入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