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驯服偶然》从大尺度上描绘了观念转变的过程,弥补了科学社会学中案例研究和标准形式的识知研究的不足。有些论证值得商榷,尤其是哈金描述的“革命”,在我看来,就从未在他所认为的意义下发生过。但是哈金的思想过于复杂,很难被这些反驳意见所驳倒。关于涂尔干和高尔顿的写作上,对很难说清的方面把握恰到好处,论证雄辩,这正是《驯服偶然》闪光之处。
作者简介
哈金,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与科技史研究所教授。1962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任教。哈金长期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著述影响甚大,并被广泛引用。1975年出版的《概率的突现》,成为学术畅销书。《驯服偶然》同样获得巨大成功,问世不久便被评为“20世纪100部英语写成的最佳作品”之一。
译者为我馆老译者。为我馆翻译过《计算和信息哲学导论》。
目录
致谢
1 大思路
2 必然性信条
3 公开的业余人士:秘密的行政官僚
4 官僚机构
5 理性的开明专治
6 疾病的量
7 科学的丰产区
8 自杀是一种癫狂
9 立法哲学的实验基础
10 无认证、无细节、无对照、无价值的事实
11 由什么样的多数来决定?
12 大数定律
……
注释
索引
译后记
精彩书摘
《驯服偶然》:
道德科学旨在研究人以及社会关系。但是如何研究呢?不是通过预测经验心理学或社会学抽样调查。孔多塞的道德科学主要指两件事情,因此留下了一桩至今也未厘清的悬案。他勾勒出所谓泾渭分明的两个岩层。一个是道德科学作为历史学,另一个是道德科学作为概率、统计学、决策理论、成本收益分析、理性选择理论、应用经济学等等。
道德科学作为历史学不是那种编年史,而是由孔多塞的名著所表现出的那种拱形结构,这是他长期构思的有关人类进步的理论,《人类精神进步史》。这部著作完成于1793年年底,当时他正躲藏着逃避追捕,于他死后一年1795年出版。该书作讲述了人类通过9个阶段发展的故事,以及进入第10个发展阶段,即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那个阶段。这个模式也许由圣西门诗意般地借用过,孔德这位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则完全采纳了它。孔德那部看上去无限长的《实证哲学教程》,在1830年至1842年间出版,把人类知识带入实证阶段,这种状态也是拉格朗日和居维叶,比沙和拉普拉斯等所达到的。孔多塞的模式由黑格尔转换为历史辩证法;它也是由马克思赋予新动力的一个模式。
道德科学的另一岩层,没有任何人能像黑格尔和马克思那样异常地使之公之于众。在他生命行将结束时即将付印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孔多塞将其命名为“社会数学”。“比起'道德'或‘政治'来,我更喜欢社会'这个词,因为‘道德'或‘政治'这些词的涵盖面太窄,而且也不够确切。”他总是一个分类者,他把社会数学分为5类。第一类研究的对象是复合兴趣和其他时间序列。然后是排列和组合,再是归纳,第4为概率的计算,最后为平均值理论。尽管我将强调社会数学的道德科学在统计方面所固有的性质,然而人们也可以强调经济学的一面。那种分类学对术语的现代化和意义稍有确认:道德科学的第二个岩层便是道德科学作为概率、统计学、决策理论、成本收益分析、理性选择理论、应用经济学等等。
道德科学这两个岩层,历史学的和数目字的,在19世纪早期产生了严重分歧。孔德所探究的是一种,统计学家凯特勒则是另一种。他们就各种名称如“社会数学”和“社会物理学”打嘴巴官司。在每一种情况中,显然是由孔德为其历史认识论提出来的名称,都被凯特勒抢过去作为其对人的统计研究的名称(对孔德的诅咒)。在绝望之中,孑L德发明了“社会学”这个词,说这个词是如此丑陋,那些人类的统计学者不再会屈尊盗用了。可这一次他又错了。
孔多塞的社会数学,他的数目字那一方面,似乎应是有关统计定律研究所关心的课题。这是皮尔逊的观点,他对孔多塞非常钦佩,说他具有可亲近的精神,但却不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脑子里充满了想象力,能够抓住可以用数学方法解决的新问题”。他认为孔多塞是“第一位在其科学(统计学)中具有一种哲学的著作家,他指出我们对于统计比例稳定性的信念正好与我们所谓的自然定律的信念是一致的。”是的,但至关重要的是孔多塞坚定的哲人/重农的信念才使他确信存在着社会定律。对于他而言,这些不是统计学的,而是理性本身的一些原则。皮尔逊的判断中的真值是这样的;未来统计学领域继承了一种诞生于启蒙理性的道德科学有关定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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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战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场令人瞩目、声势浩大的运动,它以1996年的“索卡尔诈文”为导火索,参战者主要围绕科学的性质以及对科学的态度等方面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论辩。从其影响的辐射范围来看,可以说它是以科学家为代表的科学阵营(常被冠之以“科学卫士”的称号)和以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女权主义者和文化理论家为代表的“科学元勘”阵营(有时被冠之以“学术左派”的称号)之间的一场较量,而其本质可以说是20世纪50年代发轫的“两种文化”之争的延续,是科学与反科学、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间的一场大战。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是这场论战的“肇事者”:科学家坚决捍卫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痛斥科学元勘学者有关“科学是社会建构的”断言,认为他们应该为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反科学”情绪的滋长负责;而科学元勘学者则极力辩解其拥有研究科学的天然学术权利,力陈科学并没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权地位,因此也没有免于人文勘探的豁免权。论战双方也分别被冠以各种名号标签:科学卫士与学界左派、科学家与后现代主义者、科学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反反科学者与反科学者,等等。后者总是希望能够凌驾于自然科学的权威之上,而前者则极力否认后者对权威的要求。尽管有关科学大战的争论一路蔓延,战事有意无意地将诸多领域的研究者卷入其中,致使其日益陷人多方混战的局面,但从争论的根源来看,科学论战的实质其实主要是科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SSK,通常也称之为社会建构论)之间的较量,正如奥利卡·舍格斯特尔所说“科学大战不应该被看成是科学家和研究科学的学者之间的对立。它发端于小部分相关的科学卫士和STS(科学和技术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内部一个特殊的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的矛盾,……它代表着社会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立场……争论只是存在于科学与社会建构主义、科学和相对主义的社会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