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为讲谈社学术文库·中国史系列的一种,由著名历史学家西嶋定生先生撰写,主要是对秦汉帝国的历史事实进行简明扼要的叙述和简要评论,作者在秦汉史领域功力深厚,著述等身,这部著作因此而成为一部“大家小书”,也是“深入浅出”式的经典。西嶋定生以其“东亚册封体制”理论受到东亚史学界的极高尊敬,而这部《秦汉帝国》则让读者看到他另外一种史学境界。
作者简介
顾姗姗,东京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日本神田外语大学,兼任早稻田大学日本古典籍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日本汉诗文学
西嶋定生,日本著名历史学家。1919年出生于冈山县。1942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卒业。1943年任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员,1950年任教授。曾兼任北海道大学、金泽大学等校讲师。196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80年,获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
目录
前 言/3
1 秦帝国的崛起/11
2 秦帝国的崩溃与汉帝国的崛起/61
3 汉初的刘氏政权/116
4 武帝的外征与内政/190
5 霍氏政权的建立与崩溃/279
6 儒学的国教化与王莽政权的出现/339
7 东汉王朝的建立/412
8 东汉王朝的发展及其对外关系/469
结 语/521
再刊之际/524
参考文献/527
参考文献追补/550
年 表/571
西汉时代地图/586
索 引/588
精彩书摘
《甲骨文丛书·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
这些国家位于深山幽谷之中,据说在汉廷使者来访时,他们还不知道汉王朝是一个统一帝国,甚至滇王与夜郎王都向使者提出了汉与自己的国家到底哪国更大的问题。“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就来自这一典故。从武帝时期起,这些位于深山老林之中的国家开始变为汉帝国的外藩国。
卫氏朝鲜的灭亡与郡县化
朝鲜王卫满在惠帝、吕后时期成为汉廷外臣后不久,就吞并了朝鲜周边的诸部族。在他的孙子卫右渠成为朝鲜王的前后时期,又出现了许多汉帝国的亡命者逃奔到朝鲜的现象。卫右渠不仅从不入汉朝拜,还阻碍辰国、真番国遣出的使者前往中国谒见汉皇帝。这些无不违背了上文中曾提到的作为外藩应当履行的约定。
元封二年(前109),武帝遣使者涉何出使朝鲜,诘问朝鲜的背约行为。但是,卫右渠却对诘问拒而不受。在返回汉地的途中,涉何便杀死了负责护送的朝鲜裨王(副王),并将事情原委上奏给武帝,涉何因此被封为辽东郡的东部都尉。而卫右渠则因裨王被杀而心怀怨恨,发兵侵入辽东郡,将涉何攻杀。武帝因此下令出兵讨伐朝鲜。
受命讨伐朝鲜的将领由曾出兵南越的楼船将军杨仆和左将军荀彘担当。一方面,杨仆率五万水军由齐地(今山东省)出发,走海路进攻;另一方面,苟彘率领辽东郡士兵从陆地发动进攻。但由于卫右渠出兵迎击,两员大将的进攻受挫,汉军陷入了出师不利的境地。之后,汉军虽然艰难地将朝鲜首都王险城包围,但由于卫右渠坚守城池,历经数月却攻而不下。杨仆和荀彘的行动还不统一,出现了一方刚准备议和,一方却要发动进攻的局面。
……
前言/序言
前 言
本书内容与问题点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中国最早形成统一国家的秦汉两大帝国的历史展开。这段历史始于公元前3世纪后半期,终于公元3世纪初,长达四百多年,从当今算起,需回溯至两千年以前。当时的日本还处于被称为弥生的时代,各个零星的原始小国刚刚在各地诞生。
然而在如此久远的时代,中国大陆上却已经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统一帝国,它的出现无论对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抑或日本史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在具体叙述这段统一帝国的历史之前,必须首先指出的一点。因为此问题贯穿秦汉史的始终,不事先明确,则可能使读者难以领会正文叙述的具体史实的意义。
中国统一王朝国家的起点
秦汉帝国这一最早统一国家的出现,在中国史中究竟具有什么意义?概括而言,它的意义在于因统一国家的建立而形成的国家构造基本形态,与这一时代造就的精神文化基本形态,一同跨越并规范了其后中国两千年的漫漫历史。换言之,随着这一时代的肇始而出现的“皇帝”制度以及当时形成的儒学国教化,成为贯穿此后中国历史的重要特征。
如下文所述,拥有皇帝称号的至高君主,就最早出现在这个时代。而皇帝制度在此后的两千年历史中被历朝历代所传承,直至清朝在20世纪的辛亥革命中灭亡才偃旗息鼓。同时,由于皇帝制度与中央集权的官僚制、郡县制共生,因此官僚制与郡县制(隋代时起为州县制)也同皇帝制度一样,在之后两千年的历史中作为中国国家构造的基本形态被延续了下来。
但这一历史特征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这是由于支撑国家构造的中国社会与经济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中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或发展的结果。这种观点被称为停滞史观,但是,在现实中,它却已经通过对比亚洲与欧洲社会的特点演变为一种有力的学说。即使到了今天,在外国学者中也仍有许多人持这一观点。但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与经济总是与时俱进、不断变化与发展的,上述观点实难令人苟同。
尽管如此,皇帝制度以及与其并存的官僚制、郡县制作为国家构造的基本形态存续了两千年以上的现象,仍然是中国史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特征形成并确立于秦汉时代的事实,也正表明了秦汉时代在中国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这一时代确立了国教地位的儒学,作为其后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各王朝的国教,一直是国家政治、社会发展的指导理念。忽视儒学,则意味着难以踏入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精神文化史之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秦汉以后中国的精神文化领域就只有儒学存在。佛教传入、道教形成后,佛道在某些历史时期受到国家推崇,在社会中也拥有众多信奉者。但即便如此,儒学也从未被否定或排斥过,始终保持在中国精神文化领域中的正统地位。
同时,儒学是与时俱进、不断变化与发展的事物。由二程(程明道、程伊川)与朱子推动的宋学的兴盛以及清朝考据学的蓬勃发展等,都体现了这一点。而在中国史中始终保持了正统思想地位的儒学,确立国教地位正是在秦汉时代,可以说这再一次表明了秦汉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东亚世界形成的开端
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一时代在世界史中具有何种意义。在此,必须关注以下两点问题。其一,这一时代的中国对于欧洲、印度等处在与中国完全不同地域的历史而言,有何意义?其二,这一时代的中国对于朝鲜、越南等与中国有密切关联的周边地区而言,又具有什么意义?从这两点出发来考察的方法,是以“世界史”的内容为基点引申出的。
第一点是在将世界史理解为人类发展史或地球全民族历史的前提下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思考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篇章的秦汉时代,它的历史特征在人类发展史上应当如何定位,以及理解这一时代的历史对于理解人类历史又具有何种意义的问题。
实际上,秦汉时代的中国虽然开创了中亚通道,建立了与西亚的联系,但是它与欧洲之间的关系自不待言,与西亚、印度之间也并没有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因此,对比中国与罗马帝国、印度孔雀王朝的历史、国家构造及其特征,就成了可以探讨的主要课题,希望读者可以根据本书内容独自展开思考。
第二点指在近代出现全球一体化、世界共同体之前,地球的各地区存在多个不同的世界,考察世界史的相关问题时,必须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由于近代以前中国是东亚世界这一完整独立的世界的中心,因此秦汉帝国在世界史中有何意义的问题,在此就等同于秦汉帝国在东亚世界中具有何种意义的问题。概括地说,它的意义在于,由于秦汉帝国的发展,东亚世界的雏形被孕育出来。进一步说,如正文中将详述的那样,对于东亚世界而言,秦汉帝国的出现造就了它最初的形成契机,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日本由未开化走向文明的契机
最后,让我们思考一下对于日本史而言,秦汉帝国的出现具有何种意义的问题。
如上文所述,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弥生时代,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农业刚刚形成,青铜器和铁器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还是陌生的新式工具。统一国家虽然尚未形成,但具有政治色彩的社会已经在各地出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已有百余个小国被中国所认知。其中的某个小国还同汉帝国在朝鲜半岛设置的乐浪郡展开了外交。公元1世纪中期,九州北部的奴国遣使到东汉的国都洛阳朝贡,获得了光武帝御赐的金印。穿越漫长岁月终于走出原始社会形态的日本,从这一时代起开始具备了吸收中国发达文明的能力。
由此,日本的政治社会逐渐走向成熟,文明也得以茁壮发展。也就是说,秦汉帝国的出现使日本由未开化社会蜕变为文明社会,促进了其政治社会的日益成熟以及诸多小国的涌现。就日本而言,其文明社会的进程是在秦汉帝国所展示的中国文明的影响之下逐步展开的,这是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并且,这还意味着中国文明不仅只是被单纯地传入了日本,文明传入的同时还伴随着日本与秦汉帝国之间政治关系的产生。
上文提及的奴国使者前往东汉国都朝贡的史实,或者是安帝时期倭国王帅升(亦作师升)的使者在洛阳朝贡的史实,都体现出了以上这一点。
对日本而言,秦汉帝国的出现不仅使日本由未开化社会迈向文明社会,同时还为日本加入东亚世界这一完整独立的政治文明世界创造了契机。
换言之,日本在文明发展初期处于中国文明影响之下,而当时代言中国文明的正是秦汉帝国。因此,从日本史的角度来看,秦汉帝国在中国大陆上的诞生与其国家构造形态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化形态,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本书的论述重点
如上所述,秦汉帝国的出现不论对于中国史,还是对于世界史,或者是对于日本史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要理解这一点,仅仅考察统一国家的形成这一方面的内容,则不免视野狭隘,有失全面。
秦汉帝国是秦帝国与汉帝国的合称,原本是为了便于行文而造出的术语,当然,不是指它们曾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过。而且,秦帝国统一全国后仅16年就寿终正寝了,与此相对,汉帝国的历史则横跨了四百多年,分为西汉、东汉,其间还介入了由王莽建立的新王朝的历史。因此,在考察秦汉帝国的四百年历史时,必须充分考察这些历史变动,才能正确理解秦汉帝国的国家构造与文化等诸方面的问题。
因此,笔者将带着上述这些问题意识,在正文中具体探索从秦帝国建立到东汉王朝灭亡这段历史。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虽然我们在此概括地使用秦汉帝国的国家构造和文化这样的固定用语,但现实中它是处在不断推移与变化之中的事物。例如皇帝制度,在其形成时期的秦帝国和其后的汉帝国就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又如,有关儒家文化的问题,儒家被国教化并占据了国家正统文化的地位,都是在西汉末期以后才发生的现象。
更确切地说,本书的重要目的就在于,探明上述这些时代特征是在怎样的历史潮流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在以下的正文中,笔者将围绕着秦汉帝国的历史推移展开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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