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3
编辑推荐:
鉴赏皇家器物之美,细品传统文化之乐
开启藏富入贵密码,踏上财富快车道
艺术品消费新时代,每一位中产新贵都应该是收藏家!
如果说著名收藏家冯玮瑜女士的《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收藏》为你打开了收藏致富的大门,那么,这本书将会带你领略藏富入贵的自在境界。
冯玮瑜坦言,她坚定地踏上黄釉瓷器系列收藏之路的初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醉爱与痴迷。她在过往十多年收藏历程中,结缘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玫茵堂、琵金顿、茧山龙泉堂、“敏求精舍”、大仁堂、马钱特、望星楼等全球知名收藏机构,延揽了黄釉碗、菊瓣盘、金钟杯、折沿盘等“明清两朝八帝十御器”。
在本书中,她真实再现了这些黄釉瓷器历经六百年流转递藏的前世今生,且用生动的文字诠释了它们隐蕴的尊、威、美,及它们承载的文化与传递的价值。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冯玮瑜带领读者如实复盘苏富比、佳士得、中国嘉德等拍卖现场,一掷千金,举牌竞拍的实战,也毫不保留地分享了十条收藏理财秘诀。
冯玮瑜
著名收藏家
中华传统文化国际行组委会秘书长
广州市当代艺术研究院理事长
雅昌艺术网专栏作家、自得堂主人
荣获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颁发的“2017讲好中国文物故事杰出个人提名奖”。
2017 年 10 月,应景德镇市人民政府邀请,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举办“黄承天德—明清御窑黄釉瓷器珍品展”。
2017 年 7月,《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收藏》 在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及各大电商网络平台发行。
2017 年 6 月, 大型纪录片《你所不知道的中国》(第三季)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和江苏卫视联合同步首播。其中包含 2016 年11月,英国广播公司和江苏卫视对冯玮瑜进行跟踪拍摄的一段真实纪录,播出后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2016 年 5 月, 应中国嘉德邀请, 在北京举办“皇家气象—明清御窑黄釉器特展” 和讲座。
2015 年 12 月至今,冯玮瑜在“雅昌艺术网”等网站、报纸和杂志开设专栏,撰写关于收藏文化的文章,推广中华传统文化。
2015 年 9月,与中国嘉德合作在北京举办石湾陶塑“自得堂藏陶—原作掇英”专题展览及讲座。
2014 年 1 月,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该馆**石湾陶塑个人收藏展:“自得堂藏陶”,出版广东省博物馆事业发展基金会展览系列丛书《自得堂藏陶》。
此外,冯玮瑜长期从事向公众推广传统文化工作。
吕成龙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
秦大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吴 欢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历史文化)首席专家
万 捷 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
王 刚 国家一家演员
张铁林 著名电视电影人
乔 平 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副主席
李明华 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
叶建强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许戈辉 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
徐家荣 《理财》杂志社社长
郑磊博士 香港CMBI资产管理公司执行董事
赵克峰博士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银行金融学院教授
宋三江 深圳久久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景权 深圳市前海金融创新促进会秘书长
毛丹平 “Fortune&You;,财富智慧你的魅力与幸福”课程创办者、高端理财畅销书《金钱与命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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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清代康熙浇黄釉宫碗 / 吕成龙
附录 2 浇黄釉锥拱缠枝莲纹梅瓶 / 吕成龙
附录 3 御窑黄釉瓷器的收藏研究 / 冯玮瑜
第 1 章 皇家气象:一只瑞士“玫茵堂”旧藏清代康熙黄釉撇口大碗入藏记
《通典》注云:“黄者,中和美色,黄承天德,最盛淳美,故以尊色为溢也。”
国人对黄色的崇拜由来已久,黄色是历朝帝王的专属颜色。我曾多次到过故宫博物院,印象最深是明清皇家对黄色的推崇。千千万万间广厦,屋顶全是琉璃黄瓦,鳞次栉比,巍峨壮丽。尤其是从景山上眺望故宫,那万万千千琉璃黄瓦,气势恢宏,吞天沃日,让人肃然起敬。环绕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物,如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的屋顶或楼顶檐边也是琉璃黄瓦,就连钓鱼台国宾馆也有不少琉璃黄瓦。可见由古至今,黄色是中华民族最尊崇的颜色。
由于“黄”与“皇”同音,黄釉是代表至尊皇权的颜色,它和五爪龙一样,象征皇权神圣不可侵犯。黄釉是明清时期皇家严格控制的釉色,为皇帝御用,或为祭祀专用,体现对皇权的膜拜和尊崇。黄釉瓷器是明清皇家专用瓷器,其他人不得擅用。尤其是清代,全黄釉器只有皇帝、皇后和皇太后才能使用,是等级最高的皇家御用瓷器。
《大明会典》载:“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
《清史稿·礼志一》也云:“凡陶必辨色,圜丘、祈谷、常雩青,方泽、社稷、先农黄,日坛赤,月坛白。”
《钦定皇朝礼器图式》也载:“天坛用青色,地坛及社稷坛用黄色,朝日坛用红色,夕月坛用白色。”
为了深入研究皇家对黄釉瓷器的使用,我专门去地坛和社稷坛考证。
社稷坛位于天安门旁边的中山公园内,建于明永乐十八年,是中国现存唯一的封建帝王祭祀社稷神的国家祭坛。
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坛为正方形,三层,青白石砌筑。上层按东青、南红、西白、北黑、中黄铺设五色坛土,象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坛台中央设立“江山石”,上锐下方,象征“江山永固”。明清两朝皇帝每年农历二月、八月在此举办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 、国泰民安。
地坛又名方泽坛,位于地坛公园内,始建于明嘉靖九年,为明清两朝祭祀“皇地祇神”的场所。地坛平面呈方形,以象征“天圆地方”。坛面原为黄琉璃砖,后遵乾隆旨意改换为艾青石坛面,上下两层,周有泽渠,外为坛壝两重,四面各有棂星门。
明清两朝帝王在社稷坛、地坛所用的祭器,按规定均使用黄釉瓷器。
由于自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我对黄釉瓷器情有独钟,所以在收藏瓷器时专门设定黄釉瓷器作为其中一个收藏系列,希望明清每个朝代的黄釉御窑瓷器(并且是带官款的)都能收到一件以上,顺着各个朝代一溜地排下去,多有趣多好玩呀,想想就开心。
当然,这只是小女子痴人说梦,实际上不可能成事。集齐清代各朝的款识器或许可以实现(除顺治款识瓷器难见难收外),但要集齐明代各朝的款识器是不可能的。因为明初洪武朝瓷器没有款识,建文朝时期发生影响深远的“靖难之变”,永乐抢夺侄儿建文的帝位,致使有明确“建文”款识的瓷器至今仅见仇焱之(Edward Chow)收藏过的一件青花笔架,而且那件并非官窑!除此以外,世间就再没见过任何一件有建文款识的瓷器。而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帝位更迭,政局动荡,官窑几近停烧,所烧瓷器也不署款识,致有“空白期”之名。明朝末年,内有民变,外有劲敌,内忧外患,国库空虚。天启朝官款少见,崇祯朝官窑停烧。所以要集齐明代各朝带官款的黄釉瓷器是不可能的,因为期间瓷器上有的官款器根本就没有烧制过。
我生年也晚,入门也晚,永乐黄釉官窑器在书中见过,但不曾在拍场上遇见过。如今即使在拍场出现,也是天价。
前些年,有一只宣德朝黄釉小盘在香港露脸,成交价300多万。因价格太高我没能竞得,所以要收齐明朝带款识的黄釉官窑器就不可能了。
我的黄釉瓷器系列收藏,是从康熙黄釉瓷器入手的,为什么?因为古代瓷器那么博大精深,收藏江湖又那么云谲波诡,要找一个较稳妥、较保险的切入点,康熙黄釉瓷器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第一,康熙一朝,平三藩,收台湾,河清海晏,御窑厂复烧为内宫供瓷,瓷器烧造,再创巅峰;
第二,康熙的黄釉瓷器全是官窑器;
第三,顺治款官窑器在市场上较少见,难定真赝;康熙官款窑器,标准件多,可资比较,可以减少失误。
在我所收藏的康熙黄釉瓷器中,有一件黄釉大碗是重要的藏品之一。这件黄釉大碗体型硕大,较为罕见,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传承记录:它是“玫茵堂”旧藏。“玫茵堂”是什么概念?可以这样说,谈到瓷器的顶级收藏,就不能不提“玫茵堂”。
很多人只知“玫茵堂”大名,却不知其由来。收藏界对“玫茵堂”的普遍认知,也仅限于“‘玫茵堂’在业界向来以收藏等级高而著称,尤其收藏的中国瓷器,都是各年代的精品”。即便是拍卖公司,也对“玫茵堂”主人的身份三缄其口,习惯称之为“玫茵堂主人”而非某某收藏家。
凭借其上乘的品质和迷雾重重的身世,虽然极负盛名,但“玫茵堂”主人所收藏的2 000件藏品几乎没有全部展出过,仅在私人场合露过面。少部分藏品曾于1994年在大英博物馆展出,两年后又在蒙特卡洛展出。这在当时引起收藏界的轰动。唯一公开的记录是德国学者康蕊君(Regina Krahl)编辑的纪念图录《玫茵堂中国瓷器珍藏》。这部图录共七卷,但对将这些藏品汇聚在一起的人却只字未提。这更引起人们的惊叹和好奇—“玫茵堂”的主人究竟是谁?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纷纷打听“玫茵堂”的主人是谁?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仿佛一个武林绝世高手,誉满天下,江湖尽其传闻,却无人知其来历。
真相在近年才渐渐浮出水面。原来“玫茵堂”的主人是在菲律宾经商的瑞士藏家斯蒂芬·裕利(Stephen Zuellig)和吉尔伯特·裕利(Gilbert Zuellig),他们兄弟二人将自己的收藏定名为“玫茵堂”,意为“玫瑰花丛中的殿堂”,另外这也是他们在瑞士的家乡“Meienberg”的谐音。
“玫茵堂”收藏是在知名古董商仇焱之和埃斯卡纳齐(Eskenazi)等的协助下,历经50余年而成就。“玫茵堂”以其收藏艺臻技绝的御制瓷器举世闻名,其藏品堪称史上最精美的私人收藏御制瓷器之一。收藏囊括了新石器时代到历朝瓷器中最上乘的珍品,被认为是西方私人手中最好的中国瓷器收藏。
2011年4月春拍,香港苏富比首次推出“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专场。此次活动备受瞩目,各大媒体铺天盖地都是“玫茵堂珍藏”字样。用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中国艺术部国际主管仇国仕(仇焱之的孙子)的话来说:“玫茵堂珍藏的价值,不在于其是否刷新中国拍卖纪录,而是能对近年来涌入艺术品市场的新买家起到样板作用,可以让他们从来自欧洲的‘老收藏’中,体验什么是顶级的中国瓷器珍藏。”“玫茵堂”专场拍卖是近30年来苏富比所上拍的最重要的私人瓷器收藏。
从2011年至2014年,苏富比共推出了6个“玫茵堂藏瓷专场”,每次都引起了市场的热烈反响,那件2.81亿港元成交的明成化鸡缸杯,就是从“玫茵堂”专场释出的。
裕利兄弟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通过Helen Ling购买中国艺术品,Helen Ling是他们的一个新加坡合伙人的美籍妻子,当时在上海经营中国瓷器。正是她将仇焱之介绍给这对兄弟,当时仇焱之住在香港,不久后又移民瑞士。他是二战后最显赫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和经销商。仇焱之为裕利兄弟提出了三大收藏原则:珍奇稀有、品质上乘、品相完美。
从古代青铜到晚期瓷器,这对兄弟对中国艺术品兴趣浓厚。他们在收藏时按照年代对各自的兴趣进行划分:吉尔伯特专注于新石器时代到宋代之间的早期陶器,斯蒂芬则将精力倾注于元明清三代的瓷器。
裕利兄弟总是寻求最专业、最顶级的古董商,包括仇焱之、戴润斋、蓝捷理等,另外还有埃斯卡纳齐先生(就是那位以约2.3亿元人民币买下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的英国古董商)。在5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为裕利兄弟购得(或以他们的名义购得)多件藏品。这些古董商中,对裕利兄弟影响最为深远的人还是仇焱之,他将对中国艺术品的热爱和敬畏深植这对兄弟心中。仇焱之的收藏主要以瓷器为主,“玫茵堂主人”受他点拨,或多或少都延续了仇氏的路子。
据搜狐文化报道:“后来,‘玫茵堂主人’裕利兄弟对外称自己年事已高,准备将手中所藏全部转让,要价1亿多美元,马未都心向往之,由于拿不出这个数目,所以召集圈内人买,终无人响应。”
最后,为将这些顶尖器全部留在国内,马未都又想到游说相关国家文物机构进行整体购买,称“玫茵堂”的瓷器怎么好,非常值得买,但种种缘由,最终没有使之完整回归。最后“玫茵堂”瓷器不得不分散拆开,见诸拍场,一件件皇家器物,一代人的毕生珍藏,从此散开。有聚必有散,无奈更唏嘘。也正因如此,才给我们后来者一个入藏的机会。
2013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春拍,“玫茵堂”专场再度震撼登场。在香港会展中心设专馆展示拍品,一时观者如云,蔚为盛事。
我刚走到“玫茵堂”专场预展大厅门口,立即被厅内远处一件器物散发的明晃晃黄色亮光吸引住了。在满场静穆的展品中,这黄色是如此先“色”夺人,如此耀光炫目,它紧紧吸引着每一个参观者的目光。
我敛神定睛,仔细一看,原来在正对门口的远处展柜内,陈设着一件硕大的黄釉大碗,一束灯光打在黄釉大碗上,使得整件器物熠熠生辉,璀璨明亮。器物散发出的光辉,那种摄人心魄的魅力,那种皇家气象的威仪,回想起来依然令小女子心荡神驰。
当我上手这个浇黄釉大碗时,感到这大碗很沉,我这个纤纤女子拿起来颇觉吃力。康熙官窑器物由于胎土淘练得非常精细,紧密坚致,故烧成后质坚量重,所以康熙官窑器物上手感觉较沉。瓷学泰斗耿宝昌先生所著《明清瓷器鉴定》第224页写道:“孙瀛州先生在鉴别瓷器真伪时曾说:‘行家一上手,就知有没有。’这是他亲身体会了康熙与其他时期瓷胎的比例和重量而得出的经验。”
离开灯光的照耀,大碗骤然失却那种穿透感,但依然光泽明亮。细看此碗,胎体厚重,碗深圆弧腹,撇口,圈足微敛,通体内外施黄釉,色近蛋黄,圈足露胎处色略近橘黄,外底署青花楷体“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外围双圈款。器形完整,没有瑕疵。“玫茵堂”藏品果是名不虚传!
我查阅康蕊君编辑的《玫茵堂中国瓷器珍藏》一书,这只黄釉大碗著录于第2卷,编号893。同时也查阅了其他资料,据手头资料统计,如此硕大的康熙黄釉大碗,目前仅见以下七件: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见《上海博物馆藏:康熙瓷图录》1998年版,图版238。尺寸比本碗大些。
日内瓦鲍氏藏一件,与本碗尺寸、釉色、款式甚为相近,见《鲍尔藏中国瓷器》(Chinese Ceramics in the Baur Collection)1999年版,卷2图版189。
香港望星楼藏有一件,曾展出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见《清代康雍乾官窑瓷器〈望星楼藏瓷〉》2004年版,编号91。尺寸比本碗略小。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见耿宝昌编著的《故宫博物院藏古陶瓷资料选粹》2005年版,卷2图版102。尺寸比本碗更大。
南京博物院也馆藏有一件,见《中国清代官窑瓷器》2003年版第119页,口径为37.5厘米。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见《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精粹》(瓷器卷,下册)2008年版。口径为37.7厘米。
“正观堂”藏有一件,曾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见《延熏秀色:康熙瓷器与宫廷艺术珍品特展》2011年版,编号I-25。
以上七件藏品都是署六字双行款,而“玫茵堂”这件却是六字三行款。
记得当时还查阅过一份资料,说这种大碗在市场流通的不到10件。由于现在找不到那份资料,所以不能在此凭记忆妄言(当然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是否还有库存或库存多少,没有查到,不得而知,但那些都不能在市场流通)。这种硕大宫碗的市场流通量不多,当为可信。自香港苏富比“玫茵堂”专场后,我在拍卖场就再没见过这么硕大的康熙黄釉大碗了。
在看“玫茵堂”专场预展的时候,正好碰上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为和瓷器部负责人任雅武两位先生。我与他们算是老熟人了,因为我常到北京荣宝参加竞拍,目标多为瓷器,特别是黄釉器。
王总和任总在荣宝拍卖多年,小女子参加北京荣宝拍卖会,看上的拍品都会征询他们的意见,听听他们的看法。他们总是给我不少建议。
荣宝远在北京,而我长作岭南人,相隔千里。他们为什么会对我如此青眼有加呢?因为我跟荣宝拍卖有渊源,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打不相识”。我也曾在荣宝拍卖经历过兴奋与失落。
拍卖会上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时有发生,荣宝拍卖是国有企业,但有一次……记得那是在荣宝2012年的一场拍卖会。那一场我同时看中了两个拍品:一对嘉靖黄釉盘和一对雍正黄釉盘。当时信心满满,想着非我莫属,没想到竞拍时,委托席上有个电话委托一直不依不饶跟我争。第一对嘉靖黄釉盘,从头到尾都是电话委托跟我在“二人转”:我举一下,电话委托就跟一下,由几十万一直举到一百多万,我敌不过电话委托,败下阵来。到了另一对雍正黄釉盘拍卖时,历史重演,还是一模一样的“二人转”,又是由几十万举到一百万了,气得我不拍了:光天白日下“见鬼”了!拍卖场遇“鬼”的事听得多了,这回缠上小女子了。
我心想,不玩啦,一跺脚,一收牌,一起身,一扭头,准备离开。
任总见状马上走下委托席来送我,边送边解释确是真实委托,还一再谢谢我。当时我正窝火,气鼓鼓地说:“没拍到,又没佣金给荣宝,干嘛谢我?”
任总说:“谢谢你把价格举得那么高。”一句话逗得我破颜一笑。
任总说得非常诚恳,他是老实人,说不定真的是委托呢。总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买到,就去怀疑别人吧。任总的话也点醒了我:价格或许真是太高了,失之何足惜呢?
但心里总是不舒服。拍卖场拍不到拍品是常见的事,价高者得,败了也口服心服,对此我从无怨言。但败给神龙不见首尾、不知真假的电话委托,令人十分郁闷。我在其他拍场还见过更奇葩的:委托席上那个委托甚至都没有将电话装模作样地拿在耳边,而是直愣愣地扭头瞅着我,我举一下,他连想也不想就跟举,那种情状更气人!
假作真时真亦假,何必耿耿于怀呢?拍不到就算了,也许是跟拍品没缘分。一念至此,我才释然。
自这次之后,我在荣宝拍卖就再没遇过这种情形了。
对这场“玫茵堂”专场拍卖,我向王总和任总请教他们对拍品的意见。任总说:“东西的真赝就不用考虑了,只要考虑你出得起多少钱。”此话我深以为然,我们一起到贵宾座位,让工作人员把整场“玫茵堂”拍品一件一件拿过来上手品鉴,足足看了大半天。后来不停地有电话找他们,好像还有其他安排。但是他们依然耐着性子陪我看。
任总问我看上哪件。我答:“一件是明宣德的红釉盘。”
任总说:“眼光好,宣德红釉是一代名品,底价720万,估计要过千万下槌。”
我点点头,然后说另一件是康熙黄釉大碗。
“东西好,罕见。”任总眉头稍稍一蹙,接着说:“真这件?”“是的,就这件。”我语气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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