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包邮：从晚清到民国 唐德刚 《晚清七十年》尘封十年，重装再版！台湾 传记文学 书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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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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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 中南博集天卷官方旗舰店

出版社： 中国文史出版社

ISBN：9787503462252

商品编码：1571181398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6-01

编辑推荐

1. 中国现代史最丰富的宝库，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民国史长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珍藏内容大陆首度完整呈现！
第一辑《从晚清到民国》《再见大师》《民国三大校长》《我们的朋友胡适之》重磅上市！
2. 《晚清七十年》当年引得无数赞誉！尘封十年，重装再现，无数史学爱好者的福音！
3. 唐德刚“历史三峡论”集大成之作，中国近代史必读之书！
“历史是条长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现象，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晚清七十年，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之困境，我们为何如此之曲折？中国能否如唐德刚所言，在本世纪中期完成社会文化大转型？

内容简介

长江三峡的曲折动荡，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中国自然史上的潮信地带。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二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的序幕。在史学大家唐德刚的慧眼中，“人文史观”一如“自然史观”，1840年的一场战役不仅掀起了中国社会政治形态的大变革，也使历史潮流中的长河，尤需历时百年的诡谲动荡，方能进入壮阔的太平洋。唐德刚交融三峡史观与人文探索于本书，成就一部客观而深入的中国近代史书。

作者简介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作品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目录

1 ／ 自序
001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002
023 ／ 第二章 太平天国
一、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 ／024
二、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 ／034
三、预言书中的洪、杨 ／051
四、“四不像”的洪杨割据 ／056
五、两次“长征”，两番“寸磔” ／076
089 ／ 第三章 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
一、甲午战争百年祭 ／090
二、慈禧太后和她的颐和园 ／108
三、为黄海血战平反 ／128
四、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 149
五、解剖康有为 ／ 156
六、“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 ／ 166
七、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 174
八、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 190
205 ／ 第四章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一、传教 信教 吃教 反教形形色色平议 ／ 206
二、 列强刺激 太后玩火 端王窃政 群运出轨 ／ 226
三、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始末 ／ 248
四、不堪一击的拳民与七国杂牌军 265
五、“门户开放”取代“列国瓜分” ／ 279
305 ／ 第五章 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
一、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 ／ 306
二、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 323
三、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 336
四、细说辛亥革命 ／ 352
五、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 ／ 364
六、 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 375

精彩书摘

第二章太平天国
一、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
从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鉴》）的观点来看，清朝268年实在是中国史上最值得称颂的一个朝代。
论武功，它开疆拓土、四向扩张，幅员之广阔在中华民族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乾隆时代东南亚“香料群岛”一带（今印尼东端）有些小国如苏禄（Sulu）等，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海盗吓惨了，乃向北京上表“求内附”做藩属，乾隆爷还下诏以“险远不许”呢！这与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作风，如何能比？
论文治，则清初康雍乾三朝130余年（1662—1795）的国泰民安，制度上轨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无斯盛”！——清朝也是我国历史上（包括国共两党的政府在内），唯一没有全国性“徭役制”（corvée或forcedlabor）的一个朝代（见《皇清通考》）。若论政府对人民的剥削，清朝实在是最少的啊！
论经济，康雍乾三朝，人丁剧增、民丰物阜也不在同时的欧洲之下。纵迟至鸦片战争（1839—1842）前夕，我们的一个资本家浩官伍敦元（1769—1843，广州十三行主东之一），他个人的财富，据美商估计也比与他同时最富有，也是第一位搞垄断贸易的美国财阀约翰？亚斯特（JohnJacobAstor，1763—1848），可能还要富上好几倍。
［附注］亚斯特财团也是纽约市最早、最大、最豪华的“华尔道夫大饭店”（HotelAstorWalldorf）的拥有者。李鸿章于1896年访问纽约时，即下榻该饭店。亚斯特本人也是靠对华皮货贸易（furtrade）起家的。
再说说学术文化吧！中国那时更是独步全球。乾隆皇帝于美国革命时期在北京开馆修《四库全书》。这一部被他陛下一“毁”再“毁”的丛书所剩下的卷帙，其分量还大于当时全世界其他各国现存书籍之总和！举一反三，其他的成就，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朝的清朝，实在是不可小视的。可是近百年来它却为中外史学家糟蹋得不成个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便是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因之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大风吹倒前朝树，我们历史上的最后一朝也就逐渐沉入历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尸了。
前文曾略叙晚清外患的始末。本篇再谈谈晚清带有浓厚周期性的内忧。
玉石俱焚的周期性内乱
在我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盖我国传统的外患多半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之能否问鼎中原，则决定于两种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无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国有否给它问鼎的机会。二者的凑合是难得的，也是偶然的。这一难得与偶然事实上也适用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入侵。
至于内乱呢？那它就往往有其周而复始的必然性了，而这个必然性，也往往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历史家，甚至阴阳家、术数家，都可以预测的、逆料的。
［附注］阴阳学、术数学不是中国和印度所专有的“迷信”。它在犹太、古希腊和伊斯兰等文明里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在当今世界上的信徒显然包括绝大多数台港的资本家和大陆上的高低干部。我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军阀、政客，几可说无人不信。美国前总统雷根和他的夫人南茜笃信之诚，尤其是世界闻名的。今日美国第一夫人希拉蕊，居然也可以“通灵”。迷信之深也出乎吾人之想象。
“术数学”在西方文明里叫作numerology。这项学术在中国始自《易经》，在西方则为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80—前507）所倡导，是一种“非科学的科学”。其实“科学”（science），从亚里斯多德到杨振宁、李政道所搞的，也只是人类智慧中发掘出来的知识之一环。它如今已变成一种“超发展”（overdeveloped）的学问，在“现代文明”（ModernCivilization）中简直是罢黜百家、独崇老子的一霸。可是在将来的“超西方”（Post-Western）和“超现代阶段”（ThePost-ModernEra）里，那些“低发展的知识”（underdevelopedlearnings）和“非科学的科学”（unscientificscien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过搞学问不应太自我设限就是了。
其实我们对清末国势的解释，还是以阴阳家的“气数已尽”四字最为切当。“气”者，朝气也、暮气也、死气也……中医所谓“精、气、神”是也。清朝末年，可说三者皆死。
“数”者，数据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学”的甲子、乙丑不谈，其他的“科学数据”如人口过剩、民穷财尽、民不畏死等各项统计，都注定清王朝非灭亡不可。
甚至就以当朝统治者找“接班人”的独家数据来说吧！康熙皇帝统治了61年，死后还有18名皇子——18个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却连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了。咸丰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个最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个儿子，这也就耐人深思了。
朋友们或许要问：皇帝生不生儿子，还要麻烦“现代”史学家们叨叨不休吗？答曰：是也。皇帝生不生儿子太重要了嘛！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列强之间订立国际条约都要把“毋易树子”（也就是不可以小儿子，尤其是小老婆生的儿子来代替大老婆生的大儿子做接班人），“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等家庭小事写入“国际公法”，以维持“世界和平”。
因为在那个“一家统治一国”“国家强于社会”的时代中，在一个具有关键性的家族里，大小老婆打架是会影响“国际和平”，引起“世界大战”的。其实当代中国还不是如此？！
笔者走笔至此，不免想起我国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来。梁氏在他的《新民丛报》上诋毁我们举世无双的“二十四史”说，我国诸史非史也，“帝王家谱”也。梁氏著书于“西学”初来之时，日译西书有限，他自己又不通蟹行文，弄点西学皮毛便骂起祖宗来了。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帝王家谱”的重要性远大于“历史”啊！所谓“正史”者，其内容原是以“帝王家谱”一门最为重要嘛！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先圣先贤不是早有明训？！
做皇帝、大独裁者，要日理万机，明察秋毫。那项繁重工作，岂是一个精气神皆孱，连个儿子也生不出的像溥仪先生那样的人，所能胜任的？
总而言之，时至晚清，我国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大清气数已尽，不是出几个像李鸿章一类的人物，搞两下什么“中兴”就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一到，就要出现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结果赤地万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华文化遗产，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来。
这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痛苦，已经是够大的了。到20世纪，我们要把中古的中国改变成西式的现代国家，那就要克服这种周期性的变乱。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说来，清朝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个周期开始时的征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作“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地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他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不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不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晚清农村发生严重的造反现象，盖始于乾嘉之际的白莲教之乱。这种清史上所谓的“教匪”，便是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的，很标准的“农民大起义”。
广东洪秀全何以在广西造反？
洪秀全所生的那个时代，便是传统中国历史上产生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上面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已彻底锈烂，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会也百病丛生——黑死病等都一时俱来。病入膏肓，医药罔效，人死病断根，那就要改朝换代了。
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体制下，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中之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难得一饱的贫下中农。当他们在这种“上下交征”的残酷环境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时，他们就要铤而走险，集体暴动了。在农民暴动蓄势待发之时，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儿子下凡“除妖”，这位小上帝——“天兄耶稣之弟”的“洪先生”，和这些农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
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邻省广西去造反呢？这就是因为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前提之下，广西的造反条件实远优于广东。
广西在今日行政区划中已经不是个“省”，它被划为“壮族自治区”。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最大的一族，有1000万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瑶、彝、黎等，种族繁多。其实这些少数民族事实上只是“中华民族大熔炉”（TheChineseMelting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据熔化的程度，他们且有“生”“熟”之分。笔者在抗战期间读中学，曾随校迁入这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时我们所接触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别。最熟的“熟苗”那就与我们所谓“汉族”毫无分别。他们的子女也就进入我校读书。可是我们如与“生苗”往还，那就要带“通事”（翻译）了。
清末的广西当然比抗战期间的大西南更为复杂。全省汉番杂处，生熟兼备。而汉人之间亦有土居汉人（早年南迁者）与“客家”（后来的北方移民）之别。其情形盖亦如台湾今日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吧！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劣根性在作祟，这两帮“汉人”之间的摩擦，原是没止没尽的，至于汉番之争，乃至少数民族本身之间的斗争那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地理条件——全省地瘠民贫、谋生不易，因此落草为寇，实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终南捷径。纵迟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的时代，他所熟悉的广西，还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
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语”（广东话），而住于桂江两岸的则说“桂林官话”。说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也难免有其不同的畛域观念。
上述种种也都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了条件，使他们能因时、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组织群众，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场失意、能说粤语的客家人。他在花县是一位被歧视的汉族中的少数民族。所以在花县他是不会有太多的群众的。加以花县地邻广州，居民的文化和经济水平都相当高。所以洪先生想搞点“妖言惑众”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贫、客家聚居的广西西江两岸的贵县、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那洪先生就可称圣称贤、称王称霸，如鱼得水了。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经纬
洪秀全造反还有一个那时代所特有的经济背景。
洪氏起义金田是在鸦片战争结束的八年之后。在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缔结之前，中国所搞的“外贸”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国货物——如苏杭宁的丝绸，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红茶、漆器，安徽的绿茶，长江下游的棉纺织品等——销行欧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岭，通过广州“一口”去漂洋过海的。欧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银，英国的呢绒、钟表（且看北京故宫的“钟表馆”）和后来的鸦片，美商所运入的檀香、人参（所谓“西洋参”，有别于东北产的“朝鲜参”）、皮货等，乃至南洋产的珍禽异兽、犀角象牙……也都是通过广州逆流而行畅销于内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贸”都要到广州一口去参加变相的“广交会”。中方出口贸易则由专搞出口的“公行”（有十二三个独立商号，如上述浩官）加以垄断，《广州竹枝词》所谓“银钱堆满十三行”是也。
来华贸易的外商则各有“夷馆”，长期划界居留，各营其利。中国管制外贸的关卡，则有所谓“粤海关”，年人正税在80万两上下（税收略次于长江中游的“九江关”）。粤海关不属于“户部”（类今之财政部），而直辖于“内务府”，是皇帝的私产。关税收入作为北京禁城的“维修费”。
［附注］清朝皇帝是不能乱花钱的。他是个“制度”（institution）。国家为维持这个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预算的。中国的皇帝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中最高级的“官僚”。他不是个“寡头独裁者”。清末女主当权，叶赫那拉氏破坏了这个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报了娘家的世仇，才成为亡国之后的。
我国当年“广交会”的贸易额是可惊的。在伦敦、纽约等现代港口兴起之前，广州可能是独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纪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纪欧洲和伊斯兰史上号称“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余年前访古四桐，瞻拜郑和行香遗迹，登临唐代古塔，觅四桐而不见，然其海天形势迫人，固古今无殊也。嗣趋番禺，偕内子投宿于白天鹅宾馆之最高层，俯视香江，见粤海之胜，想中国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则徐、伍敦元、孙逸仙、蒋介石、李宗仁……均逝于足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于上一世纪40年代之破产衰败，即关乎本文阐述之主旨。盖《南京条约》（1842）签订之后，通商扩及五口，上海乃扶摇直上，顿成五口之王。全国外贸进出口中心移往长江下游。广州十三行垄断结束，生意一泻如注，改业乏术，便沦于破产。
十三行破产不打紧，要紧的是广州的衰落；广州衰落不打紧，要紧的是靠它生意吃饭养家的千千万万翻山越岭、摆渡撑船的搬夫船夫。他们因广州之衰落而失业，则妻儿哓哓，如何是好？
广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岭深山的客家同胞和东西江的船民，由于广州衰落而失业的严重情况，我国近代经济史家和专攻太平天国的专业史家，至今还没有统计出精确数据（data）。但是也没有史家可以否认其时失业问题之严重，盖失业问题可于相关都市贸易量之起落而推算之也。吾人试想：今日熙熙攘攘之台北，股市如一旦崩溃，泡沫瞬息消失，则本市靠计程之车、左举之手（餐厅服务员）为生者，将如何得了？类推之，可揣其大略也。广州当年那宗“泡沫经济”（bubbleeconomy），就是这样衰败下去了。一旦衰败下去，则众口哓哓，怨气冲天，就替我们“洪先生”制造造反的基本队伍了。事实上洪氏于1851年1月11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在金田起义时的六位开国元勋——洪氏之外，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虽出身各有不同，其为失业农民领袖则一。
他们都是一批“苟富贵、毋相忘”的陈胜、吴广。有的（如洪如杨）或许更是具有“特异功能”，能与“上帝”通话的土宗教组织家如张角者流。一旦信徒蚁附，法号严明，面对着一个瘫痪无能的政府，恶贯满盈的社会，他们就密谋造反了。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背景。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前例也是找不完的。至于他们的“蓄发易服”号称“长毛”，也不过是一种传统形式而已。盖清朝入关之初，颁剃发易服之令，曾遭到汉民族的激烈抵抗。但是在“留发不留头”的严令之下镇反肃反搞了两百年，我们也就阿Q一下，“男降女不降”了。“男降”者留头不留发也；“女不降”者，管你满虏大脚，我仍爱其“三寸金莲”也。
可是中国毕竟太大。尽管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吓不倒我们那躲在南岭深山里的客家同胞。他们反其道而行，偏要搞个女降男不降。女降者，客家妇女与满洲姐妹认同，大家都保留了“天足”（客家不裹小脚）；男不降者，男子保留了明代衣冠——蓄发道袍。蒙上帝恩召时，亦无须像一般“生降死不降”的汉族弟兄去“翘辫子”也。
这便是我们“太平天国”君臣的“长毛”佳名之所以然，也是太平宫廷“满朝朱紫”服式的来源。
曾国藩兄弟打垮了“长毛”，他们也毁弃了“上国衣冠”。马君武诗人说：“百看不厌古时装。”“太平”之后，这种“古时装”就只有让一些京戏伶人和票友仕女，穿着到舞台上去过瘾了。
“太平天国”兴亡年表
“太平天国”是个大题目，剪裁不易。但是洪秀全究竟是一朝天子。太史公如复生今日，洪传亦应以“本纪”出之。拙著只拟略述之。在评其得失之前，本篇且列个简单的年表，以志其兴亡岁月如后：
1814年1月1日（清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于广东花县，属鸡，家境贫寒。
1829年：秀全16岁，赴广州应试落第。
1836年：秀全23岁，广州再落第。在街头收到宣传基督教小册子梁发著《劝世良言》，未读、藏之。
1837年：秀全24岁。洪老童生在广州三度落第。返家沮丧。卧病、“升天”、见“上帝”和“耶稣”。始读《劝世良言》。
1844年：秀全31岁。与冯云山往广西贵县传教。
1847年：秀全34岁，赴广州投美教士罗孝全（I。J。Roberts）受教义，为同门教徒排挤，未受洗而归。再往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传教。组织“拜上帝会”，有信徒3000人。开始与清军冲突。
1851年：秀全38岁。1月11日纠合伙伴起义于桂平县之金田村。3月建“太平天国”，秀全自称天王。9月克永安州。12月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东王总其成。
1852年：太平军克全州。南王战死。入湖南克郴州，攻长沙不利，西王战死。克岳阳练水师。
1853年：1月克武昌。2月弃武昌，顺流克安庆、芜湖。3月20日陷南京，改名天京。遣林凤祥、李开芳北伐不利。清军建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与太平军对峙。
1854年：曾国藩始练“湘军”有成。颁《讨粤匪檄》。全军出击，与太平军形成拉锯战。
1856年：秋，太平诸王腐化、内讧。北王杀东王，天王诛北王，株连甚众。
1857年：翼王避祸出走，后死于蜀。太平开国元勋一时俱尽，朝政沦入洪氏家族“四人帮”之手，危亡立见，距建国不过六年耳。
1858—1864年：太平朝政窳劣不堪，封“王”2000余人。由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与清室湘军、新建淮军及英美雇佣兵（常胜军）作殊死战，终不敌。
1864年：6月1日，秀全自杀，年始50。7月19日天京为清军攻破。太平天国亡，前后14年。如何短命若此？下篇再详论之。
【1990年8月24日脱稿于台北“中央”新村】
……

前言/序言

自序
唐德刚
这部拙著的底稿，原是作者用英文写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导论篇”，而这本至今未全部杀青的《中国近代史》，又曾与一家美国出版商订有出版合约。而这部英文原稿的底稿，则又是作者在海外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的英文讲义的累积。由于中国近现代史是千变万化的，而近现代新史料之出现，更是日新月异的，因此作者用在课室中的“讲义”，每学年，甚至每学期都有增删。这种不断的增删和改正，自然也就影响了那部未完成的近代史的原稿，使它永远无法发展成一部足让作者自己感觉到满意的定稿，从而同意让其出版。岁月催人，一转眼数十年过去了，加以近十余年来，海峡两岸都在“改革开放”，新史料和新史书之出现，简直有如白浪滔天，使人目不暇接，治丝益棼，因而作者这部老史稿，也就益发无“改革开放”之时了。
近年来因为退休多暇，在史学出版界的朋友们，尤其是台湾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先生长期不断的鼓励和追索之下，笔者始则勉强应命，从《胡适口述自传》的译注写起。由于一般读者在正反两面的反应，皆甚为热烈，笔者也就亦步亦趋地附骥于绍唐兄的《传记文学》，写起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文章来了。始则勉强翻译点英文旧稿，以应主编组稿之雅嘱；后来由于很多读者的不断鼓励，笔者亦自觉，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个人治史数十年，亦不能说一无所得而自暴自弃。对不断鼓励我的读者和编者，尤有道义责任，不应过分藏拙，更不应轻率下笔。记得胡适老师曾谆谆告诫我辈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又说文人之笔和武人之枪，是一样厉害，不可轻用。笔者不学，在个人拙作中，虽因时跻电脑时代，检索日益方便，而不愿再循繁琐史学之旧辙，然无征不信之史学清规，则绝不敢逾越也。至于褒贬古人，月旦时贤，虽每以轻松语调出之，然十思而后言，语轻而义重，亦未敢妄下雌黄也。古史先哲太史公有自勖之言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家何敢？然历经忧患，久谪异域，隔洋观变，对祖国兴衰，能无管窥之见？知我罪我，固由贤明读者明察之也。
本编中泰半拙作，都曾由《传记文学》首刊之，承刘社长盛情特许，再经台北“远流出版社”主编游奇惠、责任编辑陈穗铮两女士，经年累月，集结成书。复由该社王荣文社长之特许，经台北陈宏正先生与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之鼎力推动，始由长沙岳麓书社发行此大陆版。两岸胜友如云，隆情高谊，铭感五衷也。
“导论篇”中，尚有“湘淮两军志”附录及“史料与史学（附图表）”各一本，尚在编纂中。由于海峡两岸出版法略有出入，台湾版与大陆版亦稍有异同，贤明读者谅之为感。
【1999年8月25日于纽约市郊区北林寓庐】

历史的褶皱与人性的深度：《近代中国精英群像录》 一部洞察时代巨变的宏大叙事，一场穿透历史迷雾的深度对话。 本书并非聚焦于单一的史籍整理，而是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和精妙的笔触，勾勒出中国近代史上那些关键转折点上，那些推动、参与乃至被裹挟于历史洪流中的重要人物群像。它致力于剥开历史的表象，直抵塑造中国近现代命运的深层结构与个体选择的复杂性。 第一部分：风云际会——晚清士人的觉醒与挣扎 本卷深入探究了晚清“中体西用”思想的内涵与困境，重点剖析了洋务运动后，一批深受儒家教育熏陶的士大夫，如何在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时，从“格物致知”的传统经世之道，转向对国家制度与文化根基的深刻反思。 我们细致描绘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湘军、淮军集团的崛起，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成功，更在于他们如何在维护传统纲常名望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尝试建立现代化的管理体系。书中着重分析了他们的“两难”处境：一方面是效忠于风雨飘摇的旧王朝，另一方面则是对民族危亡的深切责任感。例如，对于李鸿章的外交手腕，我们不再简单地用“卖国”或“开明”来标签化，而是还原其在诸多不平等条约谈判桌前的权衡取舍，展现其如何在极度不对等的国际格局中，为清廷争取哪怕是毫厘之间的空间。 此外，本卷还详尽考察了早期维新派的知识活动。戊戌变法前夕，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思想光谱的多元性被细致呈现。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如何巧妙地将儒学伦理与西方政治理念进行嫁接；梁启超的报刊评论，如何通过白话文的普及，完成了对传统精英话语权的颠覆性挑战。这些人物的行为轨迹，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碰撞出的第一批火花，其间的矛盾与张力，为后续的剧变埋下了伏笔。 第二部分：共和的迷思与军阀的博弈 随着清廷的瓦解，中国社会并未如革命者所愿地迎来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共和政体，而是陷入了长期的分裂与动荡。本卷将目光投向了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重点剖析了“共和”二字的重量与虚空。 革命的缔造者们（如孙中山）的理想主义与残酷的现实政治之间的巨大落差，构成了这一阶段叙事的内在张力。书中分析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揭示了权力结构重塑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如地域观念、私人恩怨对国家治理的实质性影响。 更引人注目的是对北洋军阀的“肖像画”。这些军阀并非是脸谱化的“土匪”形象，而是有着复杂的出身背景和政治抱负的近代军人。袁世凯的崛起与覆灭，是近代中国权力运作的一次教科书式展示：他如何利用旧制、兼容新才，最终在帝制复辟的诱惑中走向覆灭，体现了权力对个体命运的巨大腐蚀性。而张作霖、曹锟等地方实力派，他们的行为逻辑则更多地植根于晚清的武官传统和地方资源争夺，其统治模式是传统宗法与现代军事力量的怪异结合。 第三部分：文化的激荡与知识分子的彷徨 在政治权力更迭的同时，思想和文化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更为深刻的地震。本卷聚焦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层影响，探讨了从“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引入，到对儒家伦理的彻底扬弃过程中，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精神困境。 我们详细考察了新文学运动对语言和叙事方式的革命。鲁迅笔下的国民性批判，并非简单的地域攻击，而是对数千年农耕文明中形成的群体心理的深刻解剖。这种批判的力度之大，使得一代知识分子背负上了“改造国民性”的沉重使命感。 同时，本卷也展现了思想领域的多元化探索。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到自由主义学派的坚守，再到东西方哲学思潮的激烈交锋，展现了知识分子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所经历的痛苦抉择。他们如何在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下，寻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与民族解放的统一，构成了民国知识界最动人的篇章。这些知识分子，是新旧世界观交替时的“精神守夜人”，他们的彷徨与坚持，构筑了那个时代最深刻的精神底色。 第四部分：社会结构的重塑与民众的命运 超越了政党领袖和文坛巨匠，本书也将笔触伸向了被历史宏大叙事所忽略的社会中下层。通过对当时的商业档案、地方志、民间契约的梳理，本书力求重构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从江南士绅阶层如何通过投资实业、介入地方教育和慈善事业，来维持其在社会转型期的影响力；到城市新兴的买办阶层、工人阶层在租界和工厂中的生活状态与阶级意识的萌芽。我们探讨了城市化进程如何打破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以及妇女地位的变化，特别是新式女学生和职业女性在家庭与公共领域中的角色冲突。 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这些鲜活的个体故事和结构性分析，揭示近代中国并非是简单的“被西化”或“被动接受”，而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精英与民众共同塑造的、复杂且充满悲剧色彩的现代化进程。它邀请读者超越简单的历史判断，去理解那个时代每一个选择背后的重量与代价。

评分☆☆☆☆☆

我购买这本书，更多的是冲着那份对“经典”的敬意和对“深度阅读”的执着。在这个信息碎片化、快餐阅读盛行的年代，能够沉下心来阅读一本篇幅宏大、需要高度集中精神去消化的历史巨著，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投资。这本书的“包邮”字样，虽然是商业推广的噱头，但反而让我联想到它所承载的历史重量——这份历史的重量，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我希望它能提供一种坚实的阅读锚点，帮助我在纷繁芜杂的现代信息流中，找到理解我们“从何处来”的清晰脉络。传记文学的本质是“以小见大”，通过聚焦于关键人物的生命历程，折射出整个时代的风貌与精神气质。我期待这本书能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析那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末梢，让读者在阅读结束后，不仅获得了知识，更能获得一种对历史进程的深刻共鸣和敬畏之心。

评分☆☆☆☆☆

作为一个资深的历史爱好者，我接触过不少关于这个时期的书籍，但真正能让人拍案叫绝的，往往是那些叙事者本身就对所写对象有着深厚情感和深刻理解的作品。这本书的作者名头响亮，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保证了其作品的专业性和洞察力。我特别好奇，在经历了十年的沉寂之后，这次“重装再版”是否会加入一些新的史料解读或者作者本人在这些年间对历史的新体悟。如果只是简单地复刻，那么它的吸引力会大打折扣。我期待的“新”，不是简单地增添几页后记，而是能够在核心观点和细节呈现上有所升华，让读者感受到时间沉淀下来的智慧。特别是关于政治、文化精英群体的心路历程，那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他们的彷徨、他们的决断、他们如何在时代巨轮下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些“内剧”远比外在的战事更耐人寻味。这本书的重量级，让我相信它能提供一个全面、立体、充满张力的历史画卷。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和副标题组合起来，本身就带着一种强烈的年代感和悬疑色彩。从“晚清”到“民国”，这是一个旧秩序崩塌、新秩序艰难建立的漫长过渡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和残酷的现实碰撞。我一直对那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动荡时局中的抉择非常感兴趣，他们是旧学束缚下的挣扎者，也是新思想的先驱者，他们的内心世界，一定比外在的政治风云更加波诡云谲。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往往在文字的细腻度和对历史人物心理深度的挖掘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它可能不受某些特定地域叙事角度的过多限制，能提供一种相对更广阔的视角。我希望这本书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不要将历史写成一味歌颂或一味批判的扁平图景。我更欣赏那种能够呈现历史的“灰色地带”的著作，因为真正的历史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这本书的厚度，也暗示了内容必然是扎实且详尽的，这正是我所追求的阅读体验——能够深入挖掘，而不是蜻蜓点水。

评分☆☆☆☆☆

这本书拿到手，那种厚重感和油墨的香气，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我一直对近代史，尤其是从晚清到民国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抱有浓厚的兴趣，总觉得教科书上那些冰冷的文字，少了点人情味，缺了点真实触摸历史脉搏的鲜活感。市面上相关的历史读物汗牛充栋，但真正能做到深入骨髓、文笔又引人入胜的，实在不多。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就很考究，看得出出版方是用心了，不是那种敷衍了事的再版。我翻开目录时，心里就有了个预感，这可能不是一般的历史叙述，它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带你亲临现场的剧目。那些重要的历史人物，那些决定国家命运的瞬间，它们不再是书本上的定格画面，而是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故事。我尤其期待作者如何处理那些复杂的政治角力和错综的人物关系，毕竟那个时代的每一个选择，背后都牵扯着巨大的个人牺牲和历史必然性。我希望读到的，不仅是“发生了什么”，更是“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当时的人们是怎么想的”。这本书的份量，注定了我需要慢慢品味，就像品一杯陈年的老茶，每一口都有不同的回甘和沉淀。

评分☆☆☆☆☆

说实话，我对这类“重装再版”的图书总是抱持着一丝谨慎的观望态度。很多时候，所谓的重装，不过是换了个封面，内容上做了些微不足道的删改，甚至有时还会因为排版问题导致阅读体验下降。但这次，光是看到“尘封十年，重装再版”这几个字，我就被勾起了强烈的好奇心。这说明原版在当时一定有着非同凡响的影响力，以至于沉寂多年后，市场和读者依然呼唤它的回归。传记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穿透历史的迷雾，还原一个时代的真实底色，而非仅仅罗列史实。我期待的是一种叙事的力量，一种能将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紧密结合的笔法。我希望作者能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那些被神化或被过度贬低的人物，挖掘出他们人性中复杂、矛盾的一面。毕竟，历史是由人写成的，理解了人，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走向。这本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它就不仅仅是一本历史读物，更是一部关于人性挣扎与时代洪流的深刻探讨。我准备找个安静的周末，泡上一壶浓茶，沉浸其中，去体会那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评分☆☆☆☆☆

质量还好，就是折了点脚。

评分☆☆☆☆☆

来过多次了，宝贝不错，价格也还行！

评分☆☆☆☆☆

很喜欢，找了很久才找到的哦，简装本很实惠

评分☆☆☆☆☆

书籍不错，还没看，不过包装差劲，弄得乱七八槽，说好的发票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联系客服，客服不理，差评。

评分☆☆☆☆☆

还不错，挺好的，下次再来买。物流超加快，值得我们信赖！

评分☆☆☆☆☆

京东做活动买的，一直想了解的一段历史，还是很不错的。

评分☆☆☆☆☆

相当高大上的感觉，应该是正版。早就想买了，赶上活动，半价入手。

评分☆☆☆☆☆

大爱此类的历史书籍，欣喜。

评分☆☆☆☆☆

书很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