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作品集·甲编·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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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钮卫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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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 武王伐纣
• 天文
• 年代学
• 江晓原
• 甲编
• 回天
• 商周
• 古史
• 中国古代史

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13117373

版次：1

商品编码：11610121

包装：精装

丛书名： 江晓原作品集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58

字数：247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江晓原作品集·甲编·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博士及其重要的学术助手钮卫星博士撰写而成的天文历史年代学著作。作者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和《三代大火星象》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测算武王伐纣之年及孔子、佛陀生年，并加以补充和拓展，详细阐述了如何运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和历史文献中留存的资料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

作者简介

　　江晓原，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上海性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副理事长。
　　1955年生，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
　　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长期领导中国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1994年由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教授。
　　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
　　以天文学史和性学史研究著称，并致力于科学文化传播工作。
　　近年感兴趣的新领域：科幻研究。
　　已在海内外出版了50余种书籍，包括《天学真原》、《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紫金山天文台史》、《云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等专著，《江晓原自选集》、《年年岁岁一床书》、《小楼一夜听春雨》、《南腔北调——科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对话》、《我们准备好了吗？——幻想与现实中的科学》等文集，《性感：一种文化解释》、《人之上升》等科学文化著作，《剑桥插图天文学史》等译著，主编《我们的科学文化》等系列丛刊。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还发表了大量书评、影评、随笔、文化评论等，并在京沪等地多家报纸杂志长期撰写个人专栏。

目录

序
新版前言
初版前言

第一章 导言：问题之提出、界定及其意义
为什么要确定武王伐纣之年?
确定武王伐纣之年的困难之处
“难圆之梦”和“智力体操”

第二章 背景知识之一：武王伐纣所涉及的政治文化观念
通天者王
周文王的灵台
“天命”与“革命”
天命与天象记录

第三章 聚讼两千年：前人44种异说之分析
对44种异说之评述
对44种异说不成功之原因分析l
我们如何避免“第45”之命运?

第四章 背景知识之二：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之天文学方法
古代天象记录所用的坐标系统
现代天文学所用的天球坐标系
时间计量系统的基本概念
天体的运动学和动力学
日、月运动及交食
各种类型的古代天象记录及其运用

第五章 武王伐纣时的天象记录及其考证与检验
十六项天象一览
对天象记载之考察及检验
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武王伐纣时天象揭秘
为何不能用哈雷彗星记录来确定伐纣之年?
可能的天象与可用的天象
武王伐纣日程表必须满足的七项条件

第六章 可用天象之回推计算及筛选结果
武王伐纣可能的年代范围
推算筛选伐纣日程之过程及结果（第一方案）
推算筛选伐纣日程之过程及结果（第二方案）
关于“岁在鹑火”和“丙子拜望”问题
最后的结果

第七章 刘歆以来的天文历史年代学
刘歆的工作
对刘歆年代学工作的评价
一行的工作
建立在现代天文学方法之上的天文历史年代学

第八章 孔子、佛陀与三代大火星象
孔子生年之确定——天文历史年代学例证之一
佛陀生年之推算——天文历史年代学例证之二
大火星象与夏商周年代——天文历史年代学例证之三
附录一 古代彗星之证认与年代学
附录二 公元前720-公元前480年日食一览表
附录三 古今“五星聚”一览表
附录四 关于本书所涉及的天文学软件
附录五 天球坐标系之间的变换
附录六 中国古代恒星总图——三垣二十八宿
附录七 三种克商之年证据多寡优劣一览表
附录八 近年海内外媒体对本书研究成果的大量报道
综合索引
后记

精彩书摘

　　原子时和协调时
　　在理论上，历书时是由天体力学的定律确定的均匀时间——某些宇宙理论提出万有引力常数在缓慢变小，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历书时也是不均匀的。但是历书时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天体运动凭空存在，需要从实测天体的位置来得到历书时。正是由于实测方面的困难，使得历书时难以达到比较高的精度。而力求得到高度准确的、稳定的和均匀的时间计量系统，是人们追求的理想也是科技发展的实际需要。
　　为了寻求更加稳定、均匀的运动来计量时间，人们把眼光从太阳系内的天体运动转向到原子内部的运动。人们发现原子内部的运动要比地球自转的稳定性要高得多，从而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原子时计量系统。原子吋的基本计量单位叫作原子秒长，等于铯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间在零磁场下跃迁辐射9192631770周所持续的时间。1967年第十三届国际计量委员会决定，把海平面上实现的上述原子时秒，规定为国际单位制时间单位。原子时的起点定在世界时1958年1月1日O时，但事后发现这一瞬间的原子时与世界时相差o．0039秒。
　　由于世界时的秒长是不固定的，目前大致上是在逐年变长。这样原子时与世界时时刻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一年可以差到1秒左右。为了减少这一差距，1958年到1971年采用的办法是：将原子时的秒长每年改变一次，使它的秒长最接近当年平时的秒长，保持一年不变，并使原子时时刻和世界时时刻相差在O．1秒之内。1972年1月1日起改行另一种办法：对原子时的秒长不作变动，在时刻上和世界时的偏离保持在0．7秒（1974年后改为O．9秒）以内，必要时对原子时作调整，每次调整时增加1秒（叫作正跳秒）或取消1秒（叫作负跳秒）。调整的时刻在年底12月3l日的最后1秒或年中6月30日的最后1秒。具体怎样调整，由国际时间局根据前一年的天文观测资料来确定。这种以原子时为基础，通过调整使其时刻与世界时相差在O．9秒以内的时间计量系统叫作协调世界时，英文缩写为UTC，简称协调时。
　　朔望月
　　天体运动中除了地球的自转和公转这两种运动被用来计量时间外，还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天体运动自古以来就被用来计量时间，那就是月亮绕地球的转动。月亮视圆面有规律的变化和它在恒星间位置的快速移动，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了。利用月亮绕地运动确定的一个基本时间计量单位是朔望月。所谓朔是指月球和太阳的地心黄经相同的时刻，这时月球处于太阳和地球之间，在地球上看不见月亮。所谓望是指月球与太阳的地心黄经相差180‘的时刻，这时地球处于月球和太阳之间，这时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圆面达到最圆，叫作满月。连续两次朔或连续两次望之间的时间间隔叫作朔望月。一个朔望月平均长度约等于29．5：3059曰。追求精确的朔望月长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月球绕地球的运动轨道和地球绕太阳的运动轨道都是不均匀的，而且两者之间也没有简单的关系。因此两次朔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不相等的，最长和最短之间可以差到〕3小时。习惯上把包含朔时刻的那天叫作朔日，包含望时刻的那天叫作望日。以朔日作为朔望月的起算点。
　　历法系统
　　根据地球自转、公转和月球绕地等运动确立了各自独立的时间计量系统，产生了年、月、日这样的基本时间计量单位。这些基本时间计量长短不一，各有各的适用场合，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把年、月、曰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方法就是历法。不同的结合方法形成了不同的历法系统。确定年、月、曰的长度是历法的主要环节。从上文介绍过的年、月、日的定义中可以知道确定年、月、曰长度的基本原理，具体如何获得年、月、日的长度除了实测别无他法。现在知道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2……日，朔望月的长度为29．53059……日，而且这两个数值的有效位数保留多少完全依据观测的精度而定。所以年、月、日三者之间没有简单的倍数关系，年和月包含的日数不是简单的有理数。而在制定的历法中又必须使一年和一月的日数是整数．因此古今中外各国制定的历法，侧重点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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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屈指算来，这已经是在第三次为晓原兄的天文学史著作写序了。当然，在晓原兄这三本我为之写序的专著之外，他还有其他关于天文学史的著作，如对占星学史的研究著作，以及像性文化史方面的专著等等出版。由此可见，晓原兄在学术上可谓异常勤奋，成果颇丰，且每本著作均有新意，而绝非以拼凑、重复等方式为写书而写书，实在难得，也足令我等科学史同行惭愧不已。
　　不仅仅对于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人士，就连许多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更大范围的公众来说，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都是引人瞩目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而作为此课题中的专题之一，对于武王伐纣之年代的确定，可以说又是一个一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争论而无确切答案的著名难题。正因为如此，每当晓原兄主持的用天文学方法来对此难题进行的研究有些新进展时，各种媒体便争相报道。但媒体的报道总有某些不准确、不完备之处，也不能代替研究者本人的专业论述。终于，晓原兄对此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惊人的结果，两篇报告其结果的专业论文，1999年末在《自然科学史研究》和《科学》这两份期刊上同时间世。不过，期刊上的学术论文通常总是以极度浓缩的形式发表，不得不略去许多相当重要的背景和细节。因此，这本名为《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的专著，由于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他们对这一难题的研究，将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相信它将成为一份经典的文献。
　　关于确定武王伐纣之年代的意义，关于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来进行这项研究的创新，以及关于这项研究中的具体细节，在《回天》一书中已有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必多讲。在此序中值得谈及的，似乎倒是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学术研究所持的“智力体操说”。其实，不仅在此项研究中，在乎日与晓原兄的交往中，也常常听他反复提及这种观点。我以为，正是由于把学术研究看作是“过程比结果要紧，方法比成果重要”的“智力体操”，而不是为了其他更功利的目的，才是晓原兄能做出这种出色成果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其次，尽管晓原兄在此项研究中应用了新的方法和手段，但其以往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或按其本人更确切的讲法则是中国古代“天学”史）颇有新意的“外史”研究，也即对于中国古代“天学”之功能及其与社会政治之关系的研究，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是重要的基础。这些成果在其《天学真原》和《天学外史》两书中已有更详细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有了那些关于星占与通天、天命与革命等关系的基础性研究，才有可能对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形成其独特的理解，并顺理成章地为后续的研究铺平道路。
　　再次，在此项研究中，思路和方法的创新是不可忽视的。如果说在思路上更多地属于研究者个人的话，在此项研究中方法上的创新则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当代天文学及其计算手段的最新发展。但天文学领域中的发展毕竟主要是为天文学的研究服务的，能够想到，并恰当地将其利用到历史的研究中，就应该说是一种重要的创新。其带来的，也就是像晓原兄所称的“建立在现代天文学方法之上的天文历史年代学”这一新的创造。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像当代科学哲学的背景对于研究者的影响，如作者在书中所表述的对其成果之证伪性的关注，以及这种观念与其研究结论之确切性的关系等等。像这样的意识对于科学史的研究者来说显然是非常有益的。
　　也正是在此书完成的1999年，我国第一个在大学中的科学史系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晓原兄出任该系首任系主任。随后，又有中〔司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像这样的学科建制的发展，对于中国科学史的发展是极为关键性的，是一种体制上的创新。但科学史在学科建制方面的创新只是为科学史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在建制创新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在研究上的创新。当下，创新一词忽然被人们所青睐。其实，创新又并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在学术上，任何时期都离不开创新。离开了创新也就不会有学术的发展。如果与科学史在西方的发展相比，我们不难看出，国内大多数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虽然颇不乏非常严谨、精于考证之作，但在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上，却落后许多。因而，体现在《回天》这部书中的创新的意义与价值相对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有了建制上的创新，有了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上的创新，科学史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也就有了希望。
　　刘兵
　　1999年12月1日
　　于清华东园黑道堂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不同主题图书的详细介绍，完全不涉及《江晓原作品集·甲编·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的内容。 --- 《星际殖民：火星拓荒的社会学研究》 作者：艾琳·陈 著 出版社：未来视野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3年 页数：480页 定价：128.00元 --- 内容简介： 《星际殖民：火星拓荒的社会学研究》是一部深入探讨人类迈向多行星物种过程中，初期定居点所面临的复杂社会结构、文化演变与治理挑战的学术专著。本书以翔实的案例研究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审视了从“曙光一号”到“盖亚三号”等早期火星前哨站的社会生态系统，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极端环境和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类社群如何构建秩序、维系认同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书的首要贡献在于对“火星社会契约”的细致剖析。作者艾琳·陈，一位资深的社会理论家，通过对大量殖民地居民的访谈记录、内部通讯日志以及早期治理文件的解读，构建了一套评估火星社会动态的分析框架。她指出，不同于地球上基于历史、民族和地域的传统认同，火星初期定居点更倾向于建立一种基于“专业技能”和“生存必要性”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的脆弱性与韧性，构成了早期殖民地政治博弈的核心。 书中详细描绘了火星社会中几种关键的社会分层现象。首先是“原生代”与“移民代”的张力。早期抵达的定居者，即“原生代”，往往掌握着关键的生命支持技术和基础设施的运营权，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不成比例的优势地位。而随后抵达的“移民代”，尽管拥有专业知识，却常因缺乏关键资源或社会资本而处于边缘地位。作者通过对比不同定居点的政策差异，揭示了这种代际分化如何影响资源分配和决策过程。 其次，本书深入剖析了“专业精英化”对民主进程的冲击。在高度依赖专业技术维持生存的封闭环境中，技术专家群体天然获得了较高的社会信任度和决策权。这种“技术官僚制”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普通殖民者的政治参与权。陈博士探讨了这种权力结构在危机时刻的有效性，同时也警示了其可能导致的社会僵化和创新受阻。 在文化层面，本书提出了“地外文化构建”的概念。火星殖民者在脱离了地球既有的文化母体后，必须创造新的仪式、价值体系和审美标准以适应新的现实。书中记录了火星定居点中出现的独特节日（如“水循环纪念日”）、新型家庭结构（如基于任务小组的非血缘家庭）以及对地球文化符号的重新诠释。这些文化创新不仅是适应性反应，更是塑造新一代火星人身份认同的关键。 更具启发性的是，本书对冲突管理与群体规范的形成进行了跨案例的比较分析。火星定居点的资源稀缺性使得小规模冲突成为常态。作者通过对“熔岩管12号”和“奥林帕斯站”两个截然不同的案例研究，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机制：前者倾向于快速、非正式的社区仲裁，而后者则依赖严格的、预设的法律条文。通过对比，本书为未来建立更具适应性的星际法律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星际殖民：火星拓荒的社会学研究》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也是对人类未来社会形态的一种深刻预演。它强迫读者直面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我们摆脱了地球的束缚，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还是能基于理性与合作，构建一个更公平、更具韧性的社会？本书的结论是审慎而乐观的，它强调了透明治理、跨专业交流以及对多样性保持开放态度，是星际生存的必要条件。对于所有关注人类未来、社会学理论以及太空探索伦理的读者而言，本书都是一份不可或缺的指南。 --- 《中世纪英格兰修道院的财政管理与土地利用变迁 (1100-1400)》 作者：乔纳森·里德 著 译者：李明 译 出版社：历史文献研究社 出版年份：2020年 页数：620页 定价：185.00元 --- 内容简介： 《中世纪英格兰修道院的财政管理与土地利用变迁 (1100-1400)》是一部扎根于大量一手史料的权威性断代史研究。本书聚焦于中世纪鼎盛时期（12至14世纪），英格兰地区主要修道院群体——本笃会、熙笃会及托钵僧团——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如何管理其庞大的资产、维持其庞大的开支，并应对日益变化的农业、社会与政治压力。作者乔纳森·里德教授，一位在经济史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以其对拉丁文和中古英文文献的精湛驾驭能力，为我们重构了一幅清晰而细致的修道院经济图景。 本书的核心在于对“修道院经济体”的内部运作机制的深入挖掘。修道院不仅是宗教中心，更是当时英格兰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农业生产者和信贷提供者。作者首先系统梳理了修道院的收入来源，这包括：教会什一税的征收、世俗领地的租金收入、林业和矿产的直接开采，以及最重要的——“庄园管理”的实践。里德教授通过对林肯郡、约克郡等地多个修道院的卷宗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了不同修道院在管理策略上的显著差异，例如，一些修道院倾向于通过“租佃制”将风险转嫁给农民，而另一些则坚持更直接的“直营制”。 在开支方面，本书详细考察了维持庞大修道院体系所需的各项成本。这包括供养大量修士的日常开销、慈善救济（济贫与接待朝圣者）、维持宏伟建筑的日常维护、以及为教会和世俗贵族提供贷款的金融活动。作者特别关注了13世纪后期农业生产的结构性转变对修道院财政稳定性的影响。随着黑死病前夕人口压力的增大，部分修道院开始推行“圈地”政策，以提高人均产出，但这也常常引发与本地社群的激烈冲突。 本书的第二个重要主题是土地利用的动态变迁。里德教授指出，修道院在土地利用上展现了惊人的适应性。在早期（12世纪），熙笃会等新兴修会积极开垦沼泽和荒地，进行大规模的羊毛生产。然而，进入13世纪后，随着羊毛市场价格的波动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许多修道院开始缩减直营规模，转而通过收取固定地租的方式，将农业经营的风险转移给佃农。这种战略转变，清晰地反映了修道院从“生产者”向“金融管理者”的角色过渡。 此外，本书对修道院与王室、地方贵族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修道院常常是王室借贷的重要来源，同时，他们也通过捐赠和赞助来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作者引入了“礼品经济”的概念，解释了修道院如何通过赞助艺术品、修建教堂来维护其在精英阶层中的声望，从而保障其特权地位不被侵蚀。 本书的价值在于其对具体数字和文献细节的把握，而非泛泛而谈的概述。里德教授详尽地重建了特定年份的收入明细表，并对照了同一时期世俗贵族庄园的财务记录，这使得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中世纪修道院经济体在规模和复杂性上超越了许多同时代的世俗机构。 《中世纪英格兰修道院的财政管理与土地利用变迁 (1100-1400)》是理解中世纪晚期英国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教会权力基础不可或缺的著作。它为历史学家、经济史研究者以及对宗教机构管理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深度洞察。 --- 《二十世纪早期欧洲现代主义的文学地理学：城市、交通与媒介的影响》 作者：维克多·施特劳斯 著 出版社：文化空间研究中心 出版年份：2018年 页数：550页 定价：110.00元 --- 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早期欧洲现代主义的文学地理学：城市、交通与媒介的影响》是一部具有高度创新性的跨学科研究，它将文学批评与空间理论、城市研究以及媒介史相结合，探究了20世纪初欧洲文学大师们如何在其创作中内化和反映快速城市化、新兴交通工具（如火车、电车、汽车）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电影）带来的空间体验的根本性变化。作者维克多·施特劳斯认为，现代主义文学并非仅仅是对传统叙事的反叛，更是对“现代性空间焦虑”的文学回应。 本书选取了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三个关键的欧洲现代主义中心进行深度剖析。施特劳斯教授的核心论点在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叙事结构，恰恰是对现代城市中“流动性”和“陌生感”的模仿和重构。 在城市空间部分，作者详细分析了都市生活对作家感官系统的重塑。以卡夫卡在布拉格的体验为例，本书探讨了官僚机构的迷宫般的建筑、拥挤的公共空间如何转化为内在的疏离感和异化主题。他将波德莱尔的“漫游者”概念扩展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都市观察者”，论证了现代作家如何将对街道、咖啡馆和百货公司的细致描摹，转化为对社会阶层和个体心理状态的深刻揭示。 关于交通媒介的影响，本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火车旅行，作为一种线性的、快速的、将地理空间压缩进时间的体验，深刻地影响了诸如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等作家的意识流写作技巧。作者指出，火车车厢内的封闭空间成为了一种“移动的观察室”，使得叙事者得以在观察外部世界的同时，进行深度的自我反思。这种“在路上”的视角，成为解构传统稳定叙事框架的关键工具。 更具前瞻性的是，本书探讨了大众媒介在塑造现代人“感知地理”中的作用。报纸的快速更迭、摄影技术的普及，使得个体对世界的认知不再依赖于直接经验，而是通过“媒介化的图像”建构。施特劳斯论证了这种媒介介入如何促使现代主义作家质疑“真实性”，并转向对符号和表征的探索。例如，未来主义者对速度的崇拜，正是对电报和摄影速度的文学投射。 本书通过大量的文本细读，展示了现代主义文学如何系统性地重绘了欧洲的“心理地图”。它超越了简单的地域归属分析，转而关注“空间的主观性”——即城市如何被感知、被记忆、被恐惧和被欲望所形塑。 《二十世纪早期欧洲现代主义的文学地理学》是一部极具洞察力的研究，它为理解现代主义为何会产生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以及文学如何参与到现代社会空间建构的过程中，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文本证据。它将是文化地理学、现代主义研究和媒介理论领域的重要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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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得承认，在阅读某些章节时，我深切感受到了作者那股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的学识功底。那种从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侧面切入，然后层层剥茧，最终将一个宏大的历史图景徐徐展开的叙事手法，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范本。尤其是在处理那些史料相互矛盾、记载模糊不清的段落时，作者展现出的那种冷静、审慎的批判性思维，令人印象深刻。他并非简单地罗列观点，而是像一个高明的侦探，根据现存的碎片信息，构建出最合理的逻辑链条，同时还不忘指出逻辑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评判。这种“带着读者一起做研究”的方式，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求知欲，使得枯燥的考据过程也变得引人入胜，仿佛参与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智力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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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论证脉络，初看之下或许会觉得有些繁复，毕竟它涉及了大量的古代天文学概念和历史文献的相互参照，对于非专业背景的读者来说，门槛略高。然而，一旦适应了作者特有的行文节奏和术语体系，你会发现其内在的逻辑骨架异常坚固。作者在构建自己的论点时，总能牢牢抓住核心的“时间锚点”，然后以此为基石，向四面八方延伸，将天文现象、祭祀活动、战争事件等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巧妙地编织到一起。这种多学科交叉的论证，极大地拓宽了我对古代史研究范式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传统史学的叙事框架，而是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具科学色彩的历史建构过程。那种“原来历史可以这样被解读”的豁然开朗感，是阅读中最大的收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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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是一种内敛而富有节奏感的散文体学术表达。虽然主题是严肃的历史考证，但作者的文字功底显然远超一般学者的刻板记录。他善于使用一些恰到好处的比喻和形象的描述来解释复杂的科学概念，使得那些晦涩难懂的古代历法推算或星象记录，变得相对容易被理解。尤其是在总结陈词或者过渡章节，文笔会自然地流淌出一种古雅的书卷气，读起来非常享受，完全没有那种为了堆砌专业词汇而牺牲可读性的弊病。这种将严谨的学术精神与优美的文字表达完美结合的能力，是很多同类著作所欠缺的，它让读者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也享受了一次文字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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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的装帧设计，坦白说，初见时给人一种沉稳、厚重的历史感。封面采用的素雅色调和字体选择，都透露出一种学术的严谨性，而不是市面上那些浮夸的畅销书会有的花哨。纸张的质感也相当不错，拿在手里分量十足，翻阅时那种轻微的沙沙声，让人感觉自己捧着的不是简单的印刷品，而是一份经过精心打磨的知识载体。内页的排版布局很清晰，段落之间的留白恰到好处，即便是面对大段的文献引用和考证分析，眼睛也不会感到过度疲劳。装帧设计师显然是下了功夫的，他们懂得如何用物理形态去烘托内容的严肃性，这种对细节的关注，无疑提升了阅读的整体体验，让人在还没有真正深入内容之前，就已经对作者及其作品的专业性抱有了极高的期待。这种内外兼修的呈现方式，对于追求阅读品质的读者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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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过程中，我注意到作者在处理那些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历史事件时，表现出了一种罕见的克制与公正。他并未急于下定论，也没有一味地迎合主流的解读，而是将不同的学说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并对其优缺点进行细致的剖析。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可信度。在我看来，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其价值往往体现在其能够承受多角度的审视。这本书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它不只是提供答案，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读者如何去质疑现有的答案。这种深入骨髓的学术良知和对真相的执着追求，让整本书的基调显得尤为高贵，读起来让人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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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历史年代学”。正是用这种方法，您及您的合作者给出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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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看似快餐，其实值得回味 无论男女老少，第一印象最重要。”从你留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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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历史年代学的成果。天文历史年代学中的很多基本思路，刘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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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公正评价他的学术成就，还总是怀疑他伪造古籍。有时候明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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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年代学，是“以规则的间隔或时期来测定或计算时间，并确定事件的本来年代之科学”。历史学要反映客观的历史过程，必须掌握确切的时（年代）空（地理）要素。因此，同是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历史年代学与历史地理学，也历来为中外史家所重视。历史年代学，或其更一般的称呼：年代学，它的确切定义是什么？1980年版《新编不列颠百科全书》说：“年代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是一种时间尺度，一种编次年代顺序的方法。”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的定义是：“以规则的间隔或时期来测定或计算时间，并确定事件的本来年代之科学。”《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的定义则为：“研究测定历史年代的原理和方法，考索历史事件的和历史文献等的年代的学科，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之一。”[1]显然，第一种定义最为一般，第二种定义显示了很高的精确水平，第三种的定义域则较为窄小。而从年代学一词的来源看，原为近代拉丁语chronologia，系由希腊语词头khronos（时间）与logia（学问）组合而成，意即关于时间的学问。本文所涉及的，是第三种定义下，亦即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年代学之有关问题，故冠以“历史”二字作为限定。历史年代学对于历史学来说，虽然是一门辅助学科，但其重要性并不因此而稍减。这是因为，历史是在时空的延续中发展的。任何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发生，任何历史人物的出现，都离不开具体的时空关系，亦即历史时期与地理环境的制约。历史学要反映客观的历史过程，必须掌握确切的时（年代）空（地理）要素。因此，同是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历史年代学与历史地理学，也历来为中外史家所重视。我们的前人曾有“左图右史”[2]的形象说法。德国史学界则有过更为生动的比喻：“历史有两只眼睛，一只是年代学，一只是地理学。”[3]眼睛之于人体的重要，几乎人人皆知：“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用眼睛比喻这两门学科，确是再精当不过的了。历史年代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历法与纪年体系。现在已经知道，我国至迟在殷商、西周时代，已采用太阳纪年、以月亮盈亏变化纪月的阴阳合历，并至迟于西周中后期已进入推步制历的阶段[4]。迄今所知的确实的纪年体系，可上溯到西周后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而干支（六十甲子）纪日体系，也可毫不间断地上溯到春秋时期。干支纪日的起源很早，现存的有关干支纪日的最早实物，是考古发掘所见的殷商用于占卜记事的甲骨。这已是与现存体系毫无差异的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的高度完善的周期性连续纪日体系。以十天干纪日甚至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对于“尧之时，十日并出”的神话，有一种解释是：当时用于纪日的十天干形体紊乱了[5]。甲骨文的记事中，除日、月外，较少有年的记载，但这并不表示殷商时代纪年体系尚不完备，而是因为占卜记事的对象发展变化历时较短，只用日、月两个纪时单位已足以应付。从司马迁《史记》所反映的夏、商王朝世系和后来发现的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等记载来看，纪年体系不仅在殷商之时已肯定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追溯到夏王朝之初。战国时期的孟子曾提出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著名论断。他对此阐述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6]这一段论述的最大特点，便是年代感极强，且言之凿凿，不像是信口开河的主观臆断。我们据此可以推断为，孟子当时尚得见若干足以说明问题的纪年资料，并因而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年代学知识。夏、商王朝都应有自己的编年史或某种类似的记载。这从《竹书纪年》中已可略见其端倪。但编年史的真正成熟。有赖于历法与纪年体系的完善。因为编年史必须以历史年代为经，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史事。看来很奇怪的是，中国编年史的最初繁盛，是伴随着西周中央王朝的衰微而出现的。孟子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平王东迁后，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但各诸侯国的实力已经有所发展，并得以便宜行事，这才有“晋之《乘》，楚之《桃杌》，鲁之《春秋》”等等当时著名的编年史问世。孟子对这几部著作的评价是“其文则史”，应是指它们仍沿用了中央王朝史书的体例笔法[7]。从其中唯一流传至今、相传经孔子删削修订的《春秋》的体例来看，仍不外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四季），以时系年”。可见，严格地按年代、按历法时间顺序将历史事实记于册籍，正是“史”的本质属性。编年史的发达，无疑促进了历史年代学的孕育和产生。据《吕氏春秋·察传》的记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晋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这段记载常被引作校勘学方面的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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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天文历史年代学的首创之功，恐怕确实要归于中国人。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