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四辑):《史记》《汉书》年月考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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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积意 著
图书标签:
  •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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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典籍
  • 考证
  • 年月考
  • 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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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73974
版次:1
商品编码:11686932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45
字数:276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史记》《汉书》年月考异》作者细检古今诸家历表,重排前汉朔闰表,重新考证《史记》与《汉书》两书的日月互歧义之处,与历表相互参证,使读者能明其本末,且在取舍之时有所依据。凡前人有释者,皆例举出来。考证详尽完备,学术价值较高。

目录

总序
引言
前汉朔闰表之编排
《史记》年月考异
《汉书》年月考异
结语
引用书目
後记

精彩书摘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四辑):<史记><汉书>年月考异》:
  288.高祖九年,迁为相国。(页1P21)
  据《史》、《汉》萧何傅,“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韩信受诛在高祖十一年,知萧何迁相国在十一年。《汉书·百官表》亦云:“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此系于九年,误。见梁玉绳说。①
  289.高祖十年,御史大夫江邑侯赵尧。(页P P21)
  趟尧封侯在十一年,此书“江邑侯”,追书也。
  290.惠帝元年,除诸侯丞相为相。(页1122)
  《曹相国世家》、《汉书。惠帝纪》皆云:“孝惠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是除诸侯相国为丞相,非除诸侯丞相为相。考《吕太后本纪》元年封“齐丞相寿为平定侯”,犹见诸侯丞相,知此所叙有误,当作“除诸侯相国为丞相”。至于更名诸侯丞相为相,则在景帝中五年。《孝景本纪》中五年云“更名诸侯丞相曰相”。
  291.惠帝六年,尧抵罪。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页P 123)
  《集解》引徐广曰“《汉书》在高后元年”,此说是也。《功臣表》云趟尧为御史大夫,封侯,高后元年有罪,国除。《汉书·百官表》赵尧于高祖十年为御史大夫,十年免。自高祖十年(前197)至高后元年(前187)算外,正十年。且《史》《汉》趟尧传俱云高后元年赵尧免御史大夫,任敖代立。此系年误。见梁玉绳释。②
  292.惠帝七年,以吕台骂吕王。立少帝。(己卯)[九月辛巳],葬安陵。(页P P23)
  以吕台为吕王,在高后元年。此误。又,中华书局点校本改“己卯”为“九月辛已”,误。九月丁酉朔,无辛巳。《史》、《汉》本纪皆云“九月辛丑,葬”,故“己卯”当改作“九月辛丑”。
  ……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四辑):《史记》《汉书》年月考异 内容简介 本卷作为“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的第四辑,聚焦于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史记》与《汉书》中关于人物出生、死亡及重要事件发生年代的考证与辨析。自古以来,史书的记述虽力求翔实,然由于时代久远、抄录讹误、史料残缺或作者侧重点不同,关于具体年代的细节往往存在争议与模糊之处。本书旨在通过梳理、比对、分析现存文献,对《史记》与《汉书》中涉及的人物年月信息进行深入的考证,辨析其异同,考求其真伪,以期更为精确地还原历史事件的发生时序,深化对这两部划时代史籍的理解,并进一步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信息。 本书的研究范围首先涵盖了《史记》与《汉书》中最为核心的人物,包括但不限于帝王、诸侯、重要大臣、著名将领、杰出文人及社会活动家等。对于这些关键人物,作者将逐一审视其出生年代、仕宦时间、重大事迹发生的时间点,以及最终的卒年。例如,在《史记》中,作者将对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中的相关记载进行对照,重点考察如秦始皇、汉高祖刘邦、汉武帝等核心人物的生卒年记载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源于何种原因。对于一些难以确证的年代,本书会详细列举支持不同说法的证据,并进行严谨的论证,最终给出较为可信的判断,或者指出研究的局限性。 其次,本书的研究重点还将放在《史记》与《汉书》中记录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脉络上。这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变革(如王朝更迭、重要政策颁布)、军事行动(如重要战役的发生、进军路线、占领时间)、文化成就(如重要典籍的编纂、学派的兴起)、社会变迁(如人口统计、经济制度的调整)等。作者将通过对不同史料的交叉印证,尤其是与同时期其他传世文献、考古发现(如铭文、碑刻、墓葬)的对比,来审视《史记》与《汉书》在事件时间记录上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例如,对于“楚汉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本书将详细考证其具体战役发生的时间、胜负的判定、关键人物的参与时间等,力图厘清这段复杂历史的时间线。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将秉持史学研究的严谨态度,采取多重证据互证的原则。一方面,将深入挖掘和利用现存的传世文献,包括但不限于其他朝代的史书、文集、奏议、诏令、杂史、笔记小说等,搜集一切可能与《史记》《汉书》记载相印证或相悖的史料。另一方面,将高度重视考古发现的价值,特别是近年来不断涌现的简帛文献(如睡虎地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里耶秦简、海昏侯墓出土简牍等)和碑刻铭文。这些出土文献往往具有更高的时效性和原始性,能够为考证《史记》《汉书》中的年代信息提供重要的参照。例如,通过出土文献中对具体日期、节气、甚至月相的详细记载,可以有效校正传世文献中可能出现的模糊或错误之处。 此外,本书还将对《史记》与《汉书》成书过程中的一些史料选择、编纂逻辑以及作者(司马迁、班固)的史观与叙事方式进行审视。史书的年代记载并非完全客观的罗列,而是受到作者主观判断、材料取舍以及叙事需要的影响。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某些人物的生平年月的记载,可能受到其家族史、个人情感或政治立场的左右。班固在《汉书》中,作为汉代史官,其记述则带有明显的为汉朝立传的倾向。理解这些背景,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年代考异背后的复杂性,以及这些记载对于理解作者意图和历史叙事的重要性。 本书的研究目的并非仅仅在于纠正微末的年代差异,而是力求通过对年代的精确考证,进一步深化读者对《史记》与《汉书》这部两部煌煌巨著的理解。准确的年代信息是构建历史叙事、理解因果关系、把握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通过对年代的辨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历史人物的活动轨迹,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的演变逻辑,从而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有更为立体和深刻的认识。同时,本书的研究也为后来的历史学者和文化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史料基础,有助于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向前发展。 本书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传统与魅力。史官制度的悠久历史,使得中国在世界史学史上独树一帜。而《史记》与《汉书》作为中国史学的奠基之作,其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对这两部巨著的年代考异,实际上也是在继承和发扬这种求真务实的学术传统。本书的撰写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对中国古代史学智慧的致敬和传承。 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史、史学史、文献学以及中国古典文化感兴趣的学者、研究人员、研究生以及具有一定历史素养的普通读者。书中将避免使用过于艰涩的学术术语,力求以清晰、流畅的语言,将复杂的考证过程和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同时,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和深入研究,本书将尽可能附带详细的参考文献列表和索引。 总而言之,《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四辑):<史记><汉书>年月考异》是一部致力于深入挖掘、严谨考证、清晰辨析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史记》与《汉书》中年代信息的学术专著。它不仅是对这两部史学经典的一次细致梳理和深入解读,更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传统的一次继承与发扬。通过对历史年代的精确还原,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更为清晰、更为可靠的历史视角,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辉煌历史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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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读一本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著作,里面频繁引用了《诗经》中的一些篇章,但往往只是寥寥数语,点到为止。这让我愈发觉得,要真正理解古代文学的魅力,离不开对其文本的深入解读和文化背景的细致梳理。尤其是一些经典作品,例如《楚辞》,其瑰丽的想象、深沉的情感,以及其中蕴含的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宗教神秘主义,都值得我们反复品味。《楚辞》的作者,尤其是屈原,其人生经历和创作心境,与作品本身紧密相连。我想象着,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诗人是如何怀揣着满腔的忧愤与理想,将个人的情感升华为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切关怀。这套《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虽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翻阅,但它当初所呈现出的那种严谨而不失人文关怀的研究风格,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总觉得,好的学术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冰冷的考据层面,更应该能够触及文本背后的人性光辉和时代脉搏。所以,即使不读具体内容,仅仅是想到这套丛书背后所凝聚的学者们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热爱与付出,我就已经心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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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套《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四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想找个机会好好读读,但手头上的书实在太多,总是被各种新书和任务打断。不过,单看这个选题,就已经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要从中梳理出清晰的脉络,研究其文化内涵,绝非易事。《史记》和《汉书》作为史学巨著,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记忆,更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重要窗口。然而,历代学者对这两部书的研究从未停止,各种考据、辨析、解读层出不穷,有时真让人眼花缭乱。所以,看到这套丛书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史记》《汉书》的“年月考异”上,我立刻觉得这是切中了要害,直击核心。历史的年代表述,看似是基础性的工作,实则关系到整个历史叙事的准确性与严谨性,一个细微的年代偏差,可能就会引发一连串的误读,甚至对历史事件的性质和人物的评价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我非常期待,这套丛书中的研究成果,能为我们拨开笼罩在《史记》《汉书》年代表述上的迷雾,提供更精准、更可靠的学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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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古代哲学史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华文明思想的源头活水。从孔子的仁政,到老子的道法自然,再到墨子的兼爱非攻,以及庄子的逍遥游,这些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一直觉得,要理解这些思想,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某个概念的简单定义,而需要深入到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思想家们所处的时代困境中去。这套《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的名称很吸引人,因为它提到了“典籍与文化研究”,这正是我一直以来所关注的重点。虽然我最近接触到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但我相信,任何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最终都会触及到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而文化,又是一个极其广阔的概念,它包含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政治制度到生活习俗,从艺术创作到价值追求。因此,即便我没有详细阅读这套丛书的具体目录,单凭其宏观的定位,我就已经对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充满了期待,相信它一定能够为我们提供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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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的学术讲座,讲座中提到了许多关于古代河流变迁、城市兴衰的案例,让我对历史地理学产生了新的认识。我一直认为,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当时的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例如,黄河流域的文明发展,就与黄河的泥沙淤积、水患频发息息相关,而这些地理因素,又反过来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乃至人们的思想观念。这套《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的名称虽然没有直接点出历史地理,但我联想到,许多古代典籍的解读,都离不开对地理信息的梳理和考证。比如,在《尚书》中记载的古代地理方位,或者在《山海经》中描绘的奇特地貌,这些都为我们研究古代地理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而对这些典籍的深入研究,其本身就包含了对古代地理文化的探索。我脑海中闪过一本关于古代城市规划的书,其中就详细分析了唐长安城是如何根据风水和河流走向来布局的。我想,这套丛书的研究,很可能也会涉及到这类与地理相关的考证,即使不是直接的地理学研究,也一定能从中窥见古代中国人对地理环境的认识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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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期在关注中国古代的对外交流史,特别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丝绸之路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之间的文化传播与物质交流。我一直在思考,这种交流是如何体现在当时的文献记载中的,又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汉书》作为正史,其中关于西域的记载,无疑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我之前读过一些关于《汉书》的解读,里面详细分析了班固在史料的取舍、史观的形成等方面所展现出的学术功底。而这套《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提到“典籍与文化研究”,让我联想到,或许其中也会有一些研究,能够将《汉书》中的记载与当时具体的文化交流现象联系起来。比如,是否有关于中外使节往来、物产互通、宗教传播等方面的细致考证?我脑海中浮现出一部关于汉代丝绸外销的书籍,其中就详细分析了从汉代陶器上的外国图案到中外钱币的发现,这些都能反映出当时文化交流的真实图景。所以,即使没有具体阅读,光是这套丛书的宏观名称,就足以让我产生丰富的联想,它触及到的“典籍与文化”的研究,很可能包含了我一直以来所感兴趣的跨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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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臧(1857&mdash;1931),又名祖谋,字古微,号强村,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因病假归,寓居上海。工倚声,他的词取径吴文英,上窥周邦彦,打破浙、常两派的门户之见,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彊村语业笺注(套装上下册)》是古典文学专家白敦仁先生的力作。白先生早年即偏好近代四大家的作品,对强村词嗜好尤笃,用功甚深,五十年间三易其稿,成书时已是八二高龄的老翁。《彊村语业笺注(套装上下册)》是白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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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约言》1卷7篇。即总论2篇:答客问书法1篇,论作字之始1篇,论楷书、行书、草书3篇。在这部著作中,宋曹集中阐述了他的书法理论。他认为书法的笔意贵淡雅,不贵艳丽;贵流畅,不贵紧结;贵含蓄,不贵显露;贵自然,不贵做作。说书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关于临写,他主张初写字不必多费纸墨临摹,应取古拓善本,仔细玩赏,对之加以熟悉,进而须背帖而求之;要边学边思,反复进行,成竹在胸,然后举笔为之。论草书,他说张旭喜肥,怀素喜瘦;瘦劲易,肥劲难。认为写草书时用侧锋,则能产生神奇。作行草书须以劲利取势,以灵转取致。说草书无定,须以古人为法,而后能悟生于古法之外,悟生后能自我作古,也能产生自己的方法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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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性质的认识,首先体现在对索隐派的批判上。索隐派红学起源甚早,该派认为《红楼梦》中的故事是隐喻历史上实有的真事,其人物亦是影射历史上实有之人物,并将之进行附会牵合。胡适开篇即对这种旧有的研究路径进行了批判,先后批评了&ldquo;清世祖董鄂妃说&rdquo;&ldquo;康熙朝政治小说说&rdquo;和&ldquo;纳兰性德家世说&rdquo;。鉴于&ldquo;康熙朝政治小说说&rdquo;为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所推崇,影响甚大,因此胡适对此说也颇多着墨,当做一个重要的靶子来针对。对此,胡适的批判主张是明确的,认为蔡元培对人名的猜测属于&ldquo;猜笨谜&rdquo;,而在牵合事迹上也根据己意随意去取,并不能有一个一贯的统系,所以只不过是牵强附会,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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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时候买的。书本身有装订问题,封面切割不齐。已申请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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