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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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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
• 教育
• 哲学
• 人生
• 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 传统文化
• 学术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63563

版次：3

商品编码：11826144

包装：精装

丛书名： 大学五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12-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416

字数：230000

编辑推荐

　　《大学何为》：一位北大教授的期待：再过几十年，未名湖边仍有动人的故事在流传。作者以学术史的视野，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

海报：

内容简介

　　《大学何为》为陈平原“大学五书”丛书中的一本。该书从历史记忆、文学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它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什么，以学者的冷静讨论大学的复杂性和改革的代价。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答问、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等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显的“对话”状态，延续了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作者简介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当代中国人文观察》等。

目录

大学何为（修订版）目录
“大学五书”小引
自序

第一辑 大学之道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
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
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之道”
为大学校长“正名”
我为什么反对一流学者当校长
我看“大学生就业难”

第二辑 北大情怀
大学三问
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
我看北大百年变革
北大边缘人
书法的北大
“好读书”与“求甚解”

第三辑 学院内外
大学精神与大学的功用
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
学院的“内”与“外”
学者与传媒
我的“八十年代”
陈平原、饶毅教授共话北大发展

修订版后记

精彩书摘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1]　
　　关于大学，有三种提问方式：为什么需要大学？这几乎不必要讨论；怎么样办大学？那光说不练不行；需要什么样的大学，这还差不多，此话题可以讨论，也大有深究的必要。世界上的大学，千差万别，不是命定如此，更不是别无选择。恰恰相反，大学办成什么样子，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主动选择的结果。有外部条件的限制，但主观上的努力同样很重要。今天中国的大学之路，到底该怎么走，仍在探索，还有商量余地。正因为没有完全定型，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这才更值得诸位去体贴、关心、介入。
　　[1]此乃作者2005 年8 月5 日在中央电视台“双周论坛”（北京）以及2005年8 月8 日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与校园文化”研讨会（成都）上的专题演讲。
一、媒体中的大学
大学受到世人如此高度关注，这也是中国特色。这种关注，最终落实在媒体上关于大学的集中报道。高考不用说，几乎是全民总动员，每年上演的，是同样的节目，可公众百看不厌。从试卷的押运、考场的周边环境、考试那几天的气温、考场外家长的焦急等待，还有交通警察如何维护秩序、警车运送走错路的考生等，诸如此类的动人故事，每年都有。接下来的是教师阅卷、有关部门公布录取分数线以及各名校在本省市招生的名额等；再接下来是有人欢天喜地，有人唉声叹气，学界开始争论考不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有没有必要复读、选择民办大学前途如何、小留学生出国是否合算；再再接下来，该轮到贫困生能否上得起大学、高考状元有无奖励、各省市录取分数线悬殊是否公平等。你看，新生还没入学，“故事”已经讲了一大堆。这还只是例行公事，平日里更多突发事件。如研究生录取作弊，学术著作抄袭，还有老教授的新婚姻等一系列问题，都可能成为极好的社会新闻，出现在报纸的任何一个版上。我说“任何一个版”，是有所指的。以前大学新闻主要在教育版上露面，现在神出鬼没，无所不在，可以是政治、科技、法律，也可以是经济、体育、娱乐。
大学成为公共话题，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我也不例外。偶尔出镜，但更适合于专业著述或报刊文字。喜欢谈论大学话题，以致有时被介绍为“大学史专家”。这属于“美丽的错误”。因为，我的本行是文学史研究，“文学史”与“大学史”，形近而讹。我始终称，自己是大学研究的业余爱好者，是amateur，“爱美的”。五四时期，陈大悲等介绍西洋的业余演剧，并在中国提倡“爱美剧”，用的是英文amateur 的音译。中国的教育问题，关系重大；有权利且有义务谈论此话题的，不仅仅是教育部官员或教育学专家，而应该是每一个关心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实际上，这些年来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相当活跃，跟一大批业余爱好者的介入有关。
大学之所以成为社会热点，外在原因是：第一，百余年来，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学术发展、经济及法律环境的形成，都跟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至今日，大学对于中国社会进程的巨大影响，一般人都能看得很清楚。第二，由于连年扩招，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大学的是是非非，牵涉到千家万户。你别看他是个卖菜的，只有小学程度，可他的孩子读了研究生，他同样有兴趣关心大学里的事情。第三，传媒人大多受过大学教育，他/ 她们的兴趣决定了大学可以成为社会新闻。第四，大学教授日渐明星化，其中的佼佼者，收入不如体育或娱乐明星，但也有不少坚定的“粉丝”，其言谈举止同样具有新闻价值。
更重要的是内在原因：第一，中国的大学体制及教育方式有问题；第二，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样，中国大学也在转型；第三，正因为有问题，在转型，具备往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公众才有批评及建议的热情。最后一点同样不该忽视：大学话题不属于“禁区”，虽有些言不尽意，总比以前捂着盖着好多了。
有一个疑问，如此局面的形成——即大学经常在媒体中露面，有无大学自身炒作的成分？应该说，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因素，尤其是著名大学五十大庆、百年校庆前后，总有大量宣传味道十足的连续报道。还有，需要抢夺生源的民办大学，比如吉利大学、西安翻译学院等，都有很成规模、带有明显广告色彩的长篇通讯。不过，一般情况下，关于大学的新闻，大多是媒体主动选择的结果。我问过北大宣传部长，媒体喜欢谈论北大，是不是你们故意营造的？他说，校方很少主动出击，大都是媒体找上门来的。原因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人家不一定按照你的意图来报道，太积极，很容易弄巧成拙。别的学校我不懂，以北大的情况而言，太多的媒体关注，太多的新闻报道（包括正面与负面），不是好事情。大学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不该过分受制于政府决策以及社会舆论。
你到国外看看，人家的大学校园，比我们宁静多了。没有那么多喧嚣，没有那么多关爱，也就没有那么多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机会。传媒关注当下，需要热闹；大学追求久远，必须冷静。各有各的趣味，走得太近，在我看来，不是好事情。不针对具体的学校或媒体，我说的是整个社会氛围，即过分看重曝光率。几年前（2001），清华大学曾做出规定：在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上做专题节目，可以得10 分；这等于在非核心期刊发表5 篇论文，或者在国内重点学术期刊发表一篇论文。这个规定引起很大争议，后来偃旗息鼓了。但我也听到另外的声音，比如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告诉我，他们学校不缺学业专深的教授，就缺这种能在电视上“侃”的；可能的话，他们也想找几个知名度高、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不用写论文，只要每回出镜时打上“某某大学教授”就行了。这也是一个思路，等于给学校打广告。
办一流大学很难，需要社会的热情鼓励，需要大学中人的艰辛跋涉，需要积累，需要冲刺，而且还不一定成功；并非媒体上露面最多的，就是最好的学校。媒体代表公众的趣味，其关注大学，自有理由；大学必须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目光与襟怀。
如何看待媒体中日益张扬的大学形象，尽可见仁见智；但无法否认的是：第一，校园里的一举一动，很可能牵涉整个社会，连北大清华对进入校园的旅行团收费都可能引发热烈争论，你就可想而知。第二，转型期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好的坏的，通通折射到大学校园里，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围墙早就形同虚设。第三，所谓大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不能简单理解为“订单式服务”；将大学全都推向市场，不是好主意。

　　二、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
关注中国教育的人，大概都会承认这么一个事实：中国是教育大国，但不是教育强国。很多人注意到，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据统计，2004 年全国普通高校共录取新生420 万人，比上年增加近40 万；2005 年招生未见权威统计数字，只知道还在增加。目前全国各类高校在校生总数超过2000 万。2000 万！这已经是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这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关于“大学”的新闻与旧事，能成为公众热切关注的话题。
与此相对应的，是另一则报道：日前，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看望科学家钱学森，病榻上的钱先生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温家宝看望文学家季羡林和科学家钱学森》，《京华时报》2005 年7 月31 日）专家们于是纷纷为中国大学把脉：有说问题在于只顾数量不问质量，有说毛病出在只讲技术没有文化，还有的认定是推崇专家蔑视通才惹的祸，等等，等等。我则读出另外的意味：一个全世界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居然“没有一所大学”能冒出“杰出人才”，这太可悲了。可见中国离“教育强国”还很远。请注意，钱学森用的是全称判断，声名显赫的北大清华，也在其批评之列。
当然，关于中国大学的声誉，还有另外的说法。记得是去年十一月，报纸上刊出《泰晤士报》大学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十七（《〈泰晤士报〉推出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跻身全球前20 名》，《中华读书报》2004 年11 月10 日）。在我看来，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地位。中国在崛起，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对于这个排名，北大当然高兴，校方网站上当即转载。可此举马上受到批评。我们系一个教授，在第一时间给校长写信，称不该看重此类排名，应该有自己的立场，走自己的路。校方还算冷静，到此为止，
不再宣传。
就学术实力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北大清华只能排在二三百，进不了前百名。当然，如果带进学术声誉以及实际影响力，那又是另一回事。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想说的是，大学排名取决于文化背景及理论设计，即便是国外很有影响的排行榜，也都各有其长处，也各有其盲点。说你十七，没什么好得意的；说你两百，也不必要丧气。
说这些，是有感于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大都有理想，想做事，而且是做大事。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志趣，如果没有辅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很容易变成花拳绣腿，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明白办大学、办好大学、办第一流大学很不容易，以平常心看待中国大学的进步，不提过高的标准，更不要拿排名、获奖说事。
国际上的大学排名，就好像诺贝尔奖，应该尊重，但不该过分推崇。前几年，有个剑桥大学的博士生，跑来北大跟我谈了好几次，她的论文选题很有意思：如何看待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几十年了，文学界老是絮絮叨叨，埋怨为什么没有中国人获奖。有讥讽评奖委员会的“傲慢与偏见”，有说问题出在译本上，有称谁谁谁不死早就得奖了，还有人努力讨好委员会中惟一懂中文的马悦然。那年在香港，看马悦然先生比比划划，说有那么多作家给他寄新书及书稿，希望他翻译并推荐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引起在场人士的哄堂大笑，真的，我很难受。前两天看傅光明写的《老舍差点获诺奖，一个神话？》，辨析一件流传很广的传说：1968 年颁发给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诺贝尔文学奖，原本是准备颁给老舍的；获悉其已在两年前跳湖自杀，只好换了另一个东方人。这传说破绽很多，但流传甚广，逼得马悦然前几年出面公开否认：最有可能获奖的是沈从文，1987 年进入终审名单，1988 年再次进入终审名单，如果不是刚好那年去世，极有可能在十月获奖（《社会科学报》2005 年7 月21 日）。结果怎么样？大家吵来吵去，吵了大半天，最后是法国籍的中国作家高行健获奖了。中国作协随后发表的声明，在我看来，很不得体。
自然科学奖大概不会这样，不管是大陆的、台湾的，拿美国护照、德国护照的，只要是华人获奖，我们都该祝贺。当然，最好是在大陆工作的科学家获奖。但获不获奖，带有某种偶然性；我看中科院院长说十年内获奖，直捏一把汗。不是说不可能，而是将评价标准定在这里，不太合适。
毫无疑问，中国的科学技术，必须做大做强，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且，最好是水到渠成，切忌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提奖学术。前几年，北大为了发展文科，春天开动员大学，秋天开表彰大学，我戏称为“春种秋收”。用心很好，但效果并不佳。学问不是领导鼓鼓劲，就能马上上去的；除非你事先安排好，否则，不可能立竿见影。
学术讲究积累，单有个别天才不够，还需要一大堆学术上的台阶，不可能一蹴而就。常见学生们追问，我们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不想学走路，就想着百米冲刺，破世界纪录，这样的心态，很普遍。一开始，我会表扬他们“雄心壮志冲云天”；现在，反过来，我批评他们“自私”、“偷懒”。尽想着破纪录后的鲜花与掌声，不愿意做铺路石。一代人，不，几代人中，摘取科学桂冠的，就那么几个。其他人的工作，很可能只是在“铺路”。不否认学问是在不断推进，但大都是点点滴滴的进步；积少成多，终于有一天达成“科学的革命”。这样的学术史观，现在似乎被颠覆了；你看媒体上的报道，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突破。惟一不明白的是，如果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天，这“填补空白”也就太容易了。
老一辈学者讲话严谨，甚至可以说是木讷，这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尊敬。现在不一样了，新一代学者大都变得伶牙俐齿，能说会道。不能说没有努力过，可很明显，说的远比做的好。这不是个人性格问题，而是学术制度造成的。都说近年中国学界十分浮躁，为什么？在我看来，最大原因是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奖。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做假的行业。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
得出三个小小的结论：第一，中国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任重道远；第二，提升中国学术水平，不能急火烧心，更忌讳乱吃补药；第三，过多的规划、检查与验收，过于频繁的学术评奖，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前言/序言

　　自序
　　将近年所撰关于大学的文章结集成书，总该有个理由。比如，跟本人已刊诸书相比，是否有所推进？相对于学界同仁的著述，又有哪些特点？即便没能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起码也得在学术思路或写作策略上显示自家面目。记得小时候过年，最常见的对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可这不能成为爆竹声中编排新书的充足理由。还是略为回顾各文的写作经过，也算是给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带广告性质的注脚。
　　作家查建英采访时，曾追问我在2003 年北大改革论争中的立场：“那场争论当中，人文学者是反对张维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则是支持的主力。我觉得你的态度在人文学者里比较少见，你始终保持一个温和的调子来讨论问题，你赞成的似乎是一种‘保守疗法’，一种稳健的逐步的改革。”（参见本书《我的“八十年代”》一文）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确实如此，我谈北大改革四文，虽然也入各种集子（如沈颢主编《燕园变法》，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 年9 月；博雅主编《北大激进变革》，华夏出版社，2003 年9 月；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 月；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1 月），但不是这场论争的代表性论述。因为，针对性不强，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作为论辨文章读，不过瘾。
为什么？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
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正如德里达说的，“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担起历史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经济等）（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参见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134 页），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而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我又认定：“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无法简单复制，故全书以《大学之道》起兴，而不以关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在我看来，后者只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好戏——或者烂戏——还在后头呢。
“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我当然明白，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因此，在思考及论述中，除了孔夫子以降的历史经验，更倚重西贤有关论述。比如，关注“大学的理想”（参见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也探究“大学的功用”（参见Clark Kerr 著、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思考“学术责任”（参见唐纳德·肯尼迪著、阎凤桥等译《学术责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也努力“走出象牙塔”（参见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等译《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进入“美国校园文化”（参见亨利·罗索夫斯基著、谢宗仙等译《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也面向“21 世纪的大学”（参见詹姆斯·杜德斯达著、刘彤等译《21 世纪的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教育学家的著述固然精采，以下三段关于大学的评说，同样或者更让我感动：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150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
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至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布鲁姆著、缪青等译《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268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61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布鲁姆（AllanBloom，1930—1992）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这三位大学者，政治立场以及学术面貌迥异，或存在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解构主义；但作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他们都聚焦大学在急遽变化着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将人文学作为大学的核心，关注其跌宕起伏的命运，这是我所感兴趣的。或许，正因为他们不是教育专家，不太考虑技术层面的教育组织、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等，而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这样一来，反而能在“教育名著”视野之外，开辟广阔的思考及论述空间。而这也正是我切入“大学”的角度——在我看来，中国的大学改革，需要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的共同参与。
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专题演讲，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不完全是为本书之体例驳杂辩解，假如希望兼及历史与现实，确实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或长枪，或短棒，或匕首，或弹弓，只要有效，不妨十八般武艺一起上。我之不薄“演讲”，是因为特别看重公众对于“大学”这一社会组织及文化传统的自我反省能力。书中好些章节，是作者应邀在北大、清华、华师大、首都师大等为大学生、研究生所做的演讲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的前四节是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与校园文化”研讨会（成都）上的专题演讲，后两节则是在陕西电视台“开坛”节目中与各民办大学校长的对话。《大学之道——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虽是专业论文，却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获广泛好评。至于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所做的专题演讲“中国大学百年”（文稿刊《中国大学教学》2005 年10 期），因主要观点已见《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中的同名论文，这次不再收录。
一般说来，“演讲”以及“答问”，远不如“论文”专深，好处是体现一时代的文化氛围。假如你的拟想读者不是教育专家，而是关注中国大学命运的读书人，那么，采用这种现场感很强的“对话”姿态（包括保留听众的提问），未尝不是“讨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类型、一种论述策略、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独特文体，“对话”是人类探索真理以及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不满足于传递或接受专业知识，更希望学习思考，追求真理，参悟人生，那么，永无止境的“叩问”与“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么说，类似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所自嘲的“戏台里喝彩”。其实，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答问、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等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显的“对话”状态，在我，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歪打正着。本书之“未完善”，正好对应着中国大学改革的“进行时”——正因为中国大学仍“在路上”，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去思考，去参与。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学术思路”比“著述文体”更值得重视，那就是：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丙戌正月初六，是日阳光普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浓郁的水仙花香中，编定全书并撰序。

《大学何为：重塑知识殿堂的时代回响》 一、 时代的巨变与大学的沉思 我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科技的指数级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信息爆炸的洪流，以及社会结构的深刻重塑，无不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着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乃至社会组织形态，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塑。而在这场巨变的中心，肩负着传承文明、启迪智慧、塑造未来的大学，其存在意义、功能定位、以及发展方向，更显得尤为关键和迫切。 《大学何为》并非一本简单的教科书，也非僵化的理论宣言。它是一场深入的时代回响，一次对现代大学本质与使命的深刻叩问，一份对知识殿堂在新世纪应然姿态的审慎探索。本书的诞生，源于对当前高等教育领域普遍存在的迷思与困境的观察，源于对知识传播与创造方式变革的敏锐洞察，更源于对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切关切。它试图跳脱出狭隘的学科壁垒与功利主义的短视，以更宏大的视野、更深刻的哲学思辨，以及更具前瞻性的视角，来审视大学在二十一世纪的真正价值与潜能。 我们所处的时代，信息不再是稀缺资源，知识的获取途径也早已突破了校园的围墙。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知识的传播速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无疑是时代的福音，但也给传统的大学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知识唾手可得，大学的独特价值何在？当社会需求日新月异，大学的教学内容和培养模式是否还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当评价体系过度强调量化指标，那些难以量化的精神追求与人格塑造，又该如何被珍视与传承？这些都是本书试图回应的时代之问。 《大学何为》旨在引发一场关于大学本质的“再思考”，一场关于知识意义的“再定义”，一场关于人才培养的“再定向”。它不是要否定过去，而是要从历史的维度汲取养分，洞察当下，并展望未来。它承认并拥抱时代的变革，但同时坚守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灯塔的核心价值。本书的每一章节，都力求在理论的深度与现实的关照之间找到平衡，在批判的勇气与建设性的思考之间实现统一。 二、 从“象牙塔”到“十字路口”：大学面临的时代挑战 传统的大学，往往被赋予“象牙塔”的形象，象征着远离尘嚣、专注于纯粹学术研究的理想状态。然而，今天的大学，已经不再是孤立于世的宁静之地。它被置于时代的十字路口，必须直面来自社会的多元压力与期望，必须在科研成果转化、人才市场需求、社会责任担当、乃至技术伦理边界等诸多复杂议题中寻找自己的定位。 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在于深刻剖析当前大学所面临的几大时代挑战： 知识爆炸与意义的追寻： 海量信息的涌现，使得辨别信息真伪、梳理知识脉络、构建个人知识体系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大学不能仅仅是知识的搬运工，更应是意义的导航员，帮助学子在信息的洪流中找到方向，培养批判性思维，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对知识背后价值的深刻理解。 技术革新与人类的未来： 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在带来无限可能的同时，也提出了深刻的伦理与社会问题。大学作为思想的摇篮，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的研究层面，更应积极参与到对这些技术发展方向的引导，对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预警，并探讨技术与人类福祉的关系，确保技术的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类的进步。 功利化倾向与人文精神的坚守： 当社会价值评价过度倾向于短期经济效益时，大学的纯粹学术追求和人文精神的传承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本书强调，大学必须坚守人文关怀，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健全人格、以及高尚道德情操的个体，因为这些特质恰恰是应对复杂社会挑战、推动社会长期发展的基石。 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的张力：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大学在引进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学术资源的同时，如何保护与传承本土的优秀文化，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保持自身的独特身份，是大学需要深思的课题。本书将探讨如何在全球视野下，构建具有本土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学。 评价体系的困境与创新： 长期以来，大学的评价体系在科研成果量化、论文发表数量等方面存在过度依赖的倾向。这种评价模式可能扼杀创新，限制学科的多元发展，甚至导致学术的虚假繁荣。本书将反思现有评价体系的不足，并提出构建更加科学、多元、能够真正体现大学教育价值的评价机制的建议。 《大学何为》认为，大学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而是必须融入社会、引领时代、并积极参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行动者”。它需要具备一种“在场感”，一种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感知，以及一种积极回应时代挑战的勇气与智慧。 三、 大学之“为”：重塑知识殿堂的时代使命 在深刻理解时代挑战的基础上，《大学何为》进一步阐述了大学在新时代应承担的核心使命，并提出了具体的重塑路径。本书的核心在于“为”，即大学“应该做什么”、“如何做”，以及“为何而为”。 1. 知识创造的再想象：突破学科壁垒，拥抱跨界融合 信息时代的知识体系不再是孤立的学科碎片，而是 interconnected and fluid。大学的知识创造，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学科边界，而应鼓励跨学科的对话与合作，孕育全新的研究领域。本书将探讨： 跨学科研究的路径与模式： 如何打破学科壁垒，搭建有效的跨学科合作平台，鼓励研究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切入，共同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 “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 将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而非仅仅是纯粹的学术兴趣。这要求大学更加关注“应用性”研究，但并非牺牲“基础性”研究的价值，而是将两者有机结合。 开放的知识共享与共创： 拥抱开源文化，鼓励学术成果的开放获取与共享，与社会各界协同创新，加速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进程。 2. 人才培养的再定义：塑造面向未来的批判性思者与终身学习者 在知识更新迭代加速的时代，仅仅传授固定的知识技能已远远不够。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具备独立思考、终身学习、以及适应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本书将深入探讨： 批判性思维的养成： 如何在教学过程中，系统性地训练学生的质疑精神、逻辑推理能力、以及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 “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 帮助学生掌握高效的学习方法，激发内在的学习动力，培养他们主动探索、自主学习的习惯，使之成为真正的终身学习者。 人格的塑造与价值的传承： 大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塑造人格、传递价值观的重要阵地。本书强调，应在课程设置、校园文化、以及师生互动中，融入人文关怀，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道德情操和人文素养。 适应性与创造力的培养： 鼓励学生勇于尝试，不畏失败，培养他们在变化的环境中发现机会、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其创新潜能。 3. 社会服务的再拓展：从“服务”到“共生” 大学不再是远离社会的服务机构，而是应该成为与社会深度融合、共同发展的“共生体”。其社会服务，应超越简单的知识输出，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本书将审视： 大学与产业的深度联动： 建立更加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将科研成果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同时通过产业实践反哺教学与科研。 智库的建设与社会议题的介入： 大学应积极承担起“智库”的功能，为政府决策、产业发展、以及社会热点问题提供高质量的学术支持和前瞻性建议。 社区参与与公民素养的提升： 大学应积极参与社区建设，通过开放课程、科普讲座、志愿服务等形式，提升公民的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 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责任担当： 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贫困等全球性挑战面前，大学应发挥其在科研、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合作方面的优势，贡献智慧与力量。 4. 大学治理的再创新：激发活力，回应挑战 一个健康的大学，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治理结构和文化。本书将关注： 学术自由与责任的平衡： 在保障学术自由的前提下，如何建立有效的学术规范与伦理，确保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与严肃性。 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摆脱对量化指标的过度依赖，构建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评价大学教育质量、学术贡献、以及社会影响力的多元化评价体系。 师生共治的校园文化： 营造开放、包容、鼓励参与的校园文化，让师生在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中拥有更广泛的发言权与参与度。 应对外部压力的韧性： 如何在来自政府、社会、市场等多重外部压力的环境下，保持大学的独立性，坚守其核心价值，并有效应对挑战。 四、 结语：大学的未来，人类的未来 《大学何为》并非为某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大学量身定制的指南，而是对高等教育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普遍性思考。它希望能够激发一场全球性的关于大学未来的讨论，促使每一位教育者、学生、政策制定者，以及所有关心高等教育的人们，都能够以一种更加审慎、更加前瞻、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去思考大学的意义，去重塑大学的未来。 本书的每一个论点，都力求做到言之有物，并非空泛的理论堆砌，而是植根于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反省，并致力于提出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它承认变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但同时坚信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火种的不可替代性。 当我们问“大学何为”时，我们实际上是在问“人类的未来何为”。因为大学的健康发展，不仅关乎知识的传承与创新，更关乎人类文明的走向，关乎我们能否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正确的价值，并最终走向一个更加繁荣、更加公正、也更加充满智慧的未来。 《大学何为》的每一页，都承载着对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机构的敬意，对人类求知探索精神的赞美，以及对构建更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它是一场邀请，邀请所有对高等教育怀有热情与责任的人们，共同参与到这场关乎大学命运、也关乎人类文明未来的深刻变革之中。

评分☆☆☆☆☆

与其说这是一本关于大学的书，不如说这是一份对现代社会知识生产和传播链条的深度诊断报告。作者的观察角度非常独特，他似乎不受制于任何既有的教育体制框架，而是以一种局外人的清醒视角，剖析了教育如何被“效率”和“产出”这两个冰冷的指标所裹挟。我非常欣赏其中关于“不确定性学习”价值的阐述，这与当前许多课程设计中追求确定性答案的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整本书的节奏把握得很好，观点层层递进，从宏观的体制改革谈到微观的师生互动，逻辑链条清晰且有力，没有一句废话，每一个论据的提出都像是经过了千锤百炼。它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反思距离”，让身处教育洪流中的我们得以暂时抽离出来，重新审视我们所信奉的教育信条是否依然站得住脚。

评分☆☆☆☆☆

读罢此书，一股久违的沉重感涌上心头，并非因为它内容晦涩难懂，而是它触及了我们许多人对“高等教育”的集体无意识的期待与现实间的巨大鸿沟。作者的叙述方式非常具有代入感，就像一位资深的大学校友，带着对母校既爱又忧的复杂情感，娓娓道来那些光鲜表象下不易为人知的内部运作机制。它不仅仅是一本理论探讨，更像是一系列田野调查的结晶，那些关于课程设置的僵化、师生关系的疏离，以及学位贬值的焦虑，都通过生动的案例呈现出来，让人难以辩驳。我尤其赞赏它对于“通识教育”在当代语境下被稀释和边缘化的批判，那份对人文精神逐渐消退的惋惜，是许多在校生和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都深有体会的隐痛。这本书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性缺陷，令人在合书之后，仍久久不能平静。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组织和论证逻辑严密得令人称奇，它像是精心编织的一张逻辑之网，将大学的方方面面——从招生制度到科研导向，再到校园文化——都纳入了考量。不同于许多批判性著作往往流于情绪化的宣泄，此书的力度在于其坚实的史料支撑和对现有教育哲学的精准解构。作者似乎对高等教育史有着百科全书式的掌握，能够在宏观趋势与微观实践之间自如穿梭，将历史的必然性与当下的偶然性结合起来分析。我个人认为，它最成功的方面在于对“专业化”的过度推崇所带来的弊端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揭示了当学术追求沦为追逐短期效益的工具后，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是如何被牺牲的。对于任何一个身处教育行业或者正处于人生关键教育选择期的个体而言，这本书都是一本绕不开的、极具启发性的参考读物。

评分☆☆☆☆☆

这本关于大学教育的著作，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深刻地剖析了当前高等教育体系中存在的诸多困境与迷思。作者的笔触细腻而犀利，不回避那些令人不安的现实问题，比如学术的商业化、学生身份的迷茫以及知识本身的价值重估。我尤其欣赏它那种不带预设立场的冷静叙事，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观察者，站在高处俯瞰着这个庞大的知识机器如何运转，又在哪些环节开始出现摩擦和失速。它没有简单地提供“药方”，而是更侧重于提出问题，引导读者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我们究竟期望大学为社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就业技能的堆砌，还是心智的真正启迪？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大学”这个概念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近乎陌生的审视视角，它不再是一个光环笼罩的象牙塔，而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内在矛盾的复杂生态系统，值得我们每个人投入精力去重新定义和审视它的边界。

评分☆☆☆☆☆

这本书的文字风格是那种老派的、沉稳的、带着学者特有的严谨和克制，但其内核却是极其叛逆和充满挑战性的。它没有使用时下流行的那种快餐式论断，而是用一种近乎散文诗的笔法，探讨着“知识的重量”在当今社会中是如何被不断稀释的。我从中学到的一点是，真正的大学精神，或许并不在于建筑的宏伟或排名的靠前，而在于一种质疑、探索和构建新思想的内在动力。作者在描述一些经典的教学场景时，充满了对失落的理想的怀念，这种怀旧情调并非伤感，而是一种对回归教育本真的强烈呼唤。它迫使我思考，我所接受的教育，是否真的塑造了我的世界观，还是仅仅为我提供了一套市场需要的操作手册？这种深层次的自我拷问，是阅读此书带来的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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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罪书的诗学与政治（刘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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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逃至中牟县为当时县令陈宫所获。陈宫义释曹操，并弃官随之离去。途经曹操之亲戚吕伯奢家时，因误会而杀害吕伯奢一家，并说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之语。陈宫愤怒，独自离开。曹操只身前往陈留，散尽家资招蓦兵马，亲友皆来相投，亦有了一支人马。曹操更写信给袁绍，并会齐中原豪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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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感谢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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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六年，汉灵帝死，少帝继位，为外戚大将军何进所制。十常侍诱杀何进，袁绍等领兵诛杀宦官，西凉刺史董卓趁机进兵京师、驱逐袁绍、灭丁原收吕布、废少帝立献帝，专权朝野，并毒死刘辩。司徒王允借寿诞之引，召集满朝公卿商议，曹操自告奋勇前往行刺，为董卓发觉，危急中献上自王允处借来的七星宝刀而脱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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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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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一本书。对高校教育工作者来说有所感触。包装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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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考一下，很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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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书，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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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