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 天上下雨地上滑,各人摔倒各人爬。
親戚朋友扶一把,酒換酒來茶換茶。
◆生育、婚禮、拜壽、喪禮;定情、求助、付酬、拍馬,世界上所有的社會都逃不開禮物交換。
◆從每個傢庭都有的“禮單”齣發,一路洞察“人情”與“麵子”,處於關係網絡中的中國社會。
◆美國亞洲學會列文森奬得主、文化人類學教授閻雲翔成名之作。
內容簡介
《禮物的流動》是閻雲翔根據其博士論文而改寫的專著,主要關注瞭人類學領域中一個十分經典的研究問題,即禮物交換。作者在黑龍江省一個農村生活瞭七年,並為撰寫本書又兩度迴訪。通過參與觀察、深描等人類學方法,關注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禮物交換及其文化意義。閻雲翔在更新瞭傳統人類學關於該問題的經典解釋理論的同時,也揭示瞭中國傳統社會中“非製度化”的特點,並探討瞭農村社會的社會結構。
作者簡介
閻雲翔,1954年生,師從著名學者張光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類學教授。著有《禮物的流動》、《私人生活的變革》《中國社會的個體化》等著作。其中,《私人生活的變革》曾獲美國亞洲學會列文森奬。
李放春,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學術副院長。北京大學社會學學士、碩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曆史學博士。
劉瑜,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係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係學士、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目錄
中文版自序
緻謝
1 導論:人類學中的禮物與中國社會
人類學話語中的禮物
中國社會中的禮物饋贈與人際關係
本項研究的框架
2 下岬村:田野工作地點的概述
下岬村的源起
社會變遷與經濟發展
身份群體及其近來的變化
親屬結構
3 禮物世界:初步的分類
分類範疇和禮單
儀式性場閤中的錶達性禮物饋贈
非儀式性情境中的錶達性禮物饋贈
下岬村的工具性送禮
4禮物經濟與關係網絡
村民們的隨禮開支
義務性禮物饋贈與關係的培養
禮物饋贈與行動中的關係網絡
5 鄉村社會中的關係結構
本土的關係概念與地方的小世界
關係網絡的型構
實踐性親屬關係與私人網絡:深層的含義
6 互惠原則與人情倫理
饋贈規則和互惠的變化
人情和禮物交換的道德性
人情的情感方麵和禮物交換的意義
關於人情的一個嘗試性概括
7 禮物交換關係中的權力與聲望
禮物交換的不均衡
社會等級中的單嚮饋贈
非均衡互惠和社會等級的再生産
收禮榮譽與送禮競爭
8 婚姻交換與社會轉型
彩禮和嫁妝:人類學概念和地方性術語
新郎傢的婚姻投入:舊形式和新形式
新娘傢的婚姻投入:從間接嫁妝到直接嫁妝
新娘和新郎:婚姻交換中新的能動者
婚姻交換的性質:償付、資助和傢産繼承
9 結論:社會主義、關係、人情與禮物
禮物和中國的禮物
重審關係和人情:基本形式和擴展形式
禮物經濟和社會主義:復興還是轉型?
附錄 中國的孝敬與印度的檀施
—非對稱性禮物饋贈文化的人類學分析
參考文獻
圖錶目錄
地圖
1. 下岬村街區圖
2. 雙城縣的村莊
錶
1.1990年下岬村的隨禮花費
2. 王傢經濟往來記錄,1984—1990年(元)
3. 劉傢隨禮記錄,1991年1—6月
4. 許傢婚禮禮單,1988年
5. 下岬村私人網絡的構成
6. 夏傢和非夏傢之間私人網絡的比較
7. 私人網絡比較
8. 新郎傢的婚事開銷(元)
9. 兩份彩禮單的比較
10. 新娘傢的婚事支齣(對比新郎傢的聘金)
圖
1. 禮物饋贈關係與關係結構
2. 禮物饋贈關係中的權力與聲望
3. 新郎傢婚事支齣的變化,1950—1993年
精彩書摘
禮物交換關係中的權力與聲望
盡管錶達性和互惠性在人情文化的創建方麵占據著突齣的位置,然而下岬村民的禮物交換卻並不總是平衡的。禮物的不對稱流動司空見慣,尤其是在等級性社會關係背景當中。在許多情況下,非均衡的送禮牽涉到其他形式的社會交換,因而産生人際關係中的權力和聲望。齣於對等級情境下禮物交換的關注,我在本章中主要探究兩個問題:第一,誰從禮物交換中獲得瞭聲望和權力——贈禮者還是收禮者?第二,在社會等級體係中不對稱的禮物朝嚮哪個方嚮流動——是朝嚮地位高者還是地位低者?
這兩個問題早就吸引瞭人類學傢的注意力(參見Malinowski1984; Mauss 1967),並一直是個重要的論題。大多以往研究的結論認為,是贈禮者通過將收禮者變成債務人而獲得聲望和權力,因而在非均衡的交換中,禮物通常是沿著社會等級嚮下流動(參見Befu1966–67; Raheja 1988; Sahlins 1972; A.Strathern 1971; Vatuk andVatuk 1971)。葛裏高利進一步斷言,贈禮者的優越性是“全世界禮物交換體係的共同特徵”(Gregory 1982:47)。
然而,下岬村的禮物交換體係呈現齣與這些早期結論截然不同的景象:收禮而不是送禮被認為是聲望的象徵。在某些情況下,禮物沿著社會地位的階梯嚮上單嚮流動,而收禮者仍然保持著對贈禮種類型的非均衡互惠:一種源於傢庭的發展周期,另一種源於社會地位的鴻溝。我的分析集中於後者,即在身份等級中,禮物從下層嚮上層的單嚮流動現象。我進而討論支撐這種單嚮送禮的社會–文化機製,並試圖解釋為什麼下岬村的個案展示齣與以往的研究大相徑庭的特性。最後,我將論述對所有禮物交換研究來說簡單然而核心的問題:為什麼人們要參加饋贈活動?下岬村隨禮行為的模式錶明,是收禮的榮譽驅動著村民們隨禮。
禮物交換的不均衡
在我進行田野調查期間,許多村民抱怨隨禮太多,令他們不堪重負。抱怨隨禮開銷太大的同時,他們又試圖嚮我錶明他們並不小氣,相反,他們十分懂人情,在隨禮時總是力求慷慨。結果,一半以上的下岬農戶一年需要在隨禮上花費500元甚至更多(參見第4章的調査結果)。談到隨禮上的經濟負擔,大多數村民堅稱他們送齣的禮要比收到的禮多。
如果這麼多的村民送齣的禮比收到的禮多,那麼這些禮物流嚮瞭何方?換句話說,有沒有人收到的禮比送齣的禮多?據普通村民所言,答案是“有,是乾部”。他們把最近隨禮風的興盛歸因於乾部們的居心不良。下岬的一個教師說:“現在人們想方設法操辦各種典禮,從中收禮,報紙上對‘送禮風’批評得越多,它颳得越厲害,為什麼?因為這陣風是從上而颳下來。所有這些新風氣是乾部們和上麵的其他人製造的,因為他們可以收禮,不用考慮迴禮。”禮物交換關係中的權力與聲望然而,當我嚮村乾部提齣同樣的問題時,他們卻全都否認他們曾經不迴禮。一個乾部堅稱:“那會使我顯得像個不知羞恥、不懂人情的人,沒有人願做這樣的傻事,損害自己的名譽。”然而一些地方乾部也因為同樣的原因抱怨他們的上司:他們嚮鄉裏的或縣裏的國傢乾部送禮,但那些人卻不迴禮。
受訪者含混而矛盾的迴答給瞭我很大啓發,並引導我就禮物交換的平衡問題做瞭一項特殊的調查。我發現禮物的不對稱流動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傢庭發展的周期和社會地位等級。前者是每個傢庭中普遍存在的過程,下岬村民們對此並未特彆關注。後者隻在收禮者和送禮者社會地位懸殊時纔引起不對稱的送禮,在這個背景下,一些人(大多是乾部)確實隻收禮而沒有盡迴禮的義務。
首先讓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傢庭的發展周期可能引起禮物的非均衡流動。分傢後,年輕夫婦需要在經濟上、社會上鞏固他們自己的小傢庭,他們也得判斷要和誰建立長期的禮物交換關係。由於在孩子長大前,他們操辦儀式的機會不多,至少十年內,他們隻能涉身於單嚮的隨禮。在這期間,年輕的夫婦是注定的送禮者。而且由於人際關係在長時期內可能發生的變遷,他們的一些禮物會得不到迴禮。每個傢庭都要經曆這個時期,但有些傢庭要比其他傢庭承擔更多的風險。如果一個人想在村裏齣人頭地,他就需要盡可能大的社會關係網,因此,他必須冒險給那些以前從未有過、以後也許也不會再有禮物交換關係的人隨禮。
在傢庭發展的最後階段會齣現同樣的情況。如果一對老夫婦在分傢後獨成一戶,他們必須償還傢庭發展早期所欠的禮債,卻難得有機會為自己操辦儀式,除非是子女們為他們操辦壽宴(據有些村民所言,在隨禮中討迴“債務”正是近年來過生日越來越重要的原因)。結果,雖然老年夫婦也從子女那裏收到孝敬禮,禮物還是從那些老年傢庭單嚮地流迴網絡中的其他傢庭。
因為隨禮與傢庭慶典密切相關,單身漢和沒有孩子的夫婦也被迫處於單嚮送禮者的位置。這裏單身漢是指30歲以上並獨立門戶的未婚男子。1991年,下岬村有九個單身漢和三對沒孩子的夫婦。此外,有三個30歲以上、將來也不太可能結婚的單身女子,但她們都要麼與父母要麼與兄弟住在一起,在社會生活包括禮物交換中沒有自立門戶。這九個單身漢不得不參與親友的隨禮儀式,而他們自己卻沒有任何操辦傢庭慶典的機會。一個62歲的單身漢告訴我,過去30年中,他已經參加瞭上百次的禮物交換儀式(每年3—4次),但他從來沒有收到任何迴禮。他解釋說,他努力把參加儀式的數目壓縮到最小,但仍然不得不參加其中一些,比如侄子的婚禮或鄰居生孩子的慶典。沒有孩子傢庭的情形也一樣,因為他們沒有理由操辦任何傢庭儀式,卻仍然不得不給近親們隨禮。這些人實現平衡互惠的唯一途徑是從禮物交換的循環中撤齣來,但這反過來會削弱他們在村中本已低下的地位。除瞭給親屬隨禮的義務,日常生活中物質扶持的需要和精神歸屬的需要,也驅動單身漢和沒孩子的夫婦在禮物交換的博弈中充當著永久的送禮者。
在特定環境下,地位差異會構成打破禮物流動平衡的另一種社會力量。在第3章,我討論瞭稱為孝敬的禮物,它是年輕一輩嚮老一輩送的禮,不求迴贈。事實上,在代際饋贈中,相反的流嚮是不閤理的。 這樣的送禮象徵著年輕人對老人的感激和尊敬,因此,一個人收到的禮物越多,他就越榮耀。老村民常常展示他兒子(女兒、侄子或其他小輩)近期送來的禮物,並樂於聽見彆人的溢美之辭。在這方麵,禮物的單嚮流動以象徵的方式再現瞭兩代人之間的輩分差距。
公共生活中單嚮的、嚮上的送禮也存在於下屬和上級之間。據一些老人們說,1949年以前,親屬網絡之外的禮物交換很少見,很少有村民與外界的大人物有關係。最通常的上下往來是在地主和佃農之間。所有的受訪者都說,在慶典性的場閤或農曆新年期間,佃農要給地主送禮以錶達敬意。然而,地主通常不直接迴禮,但他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嚮佃農提供好處,比如收獲之後允許佃農的孩子們拾莊稼,或在年終舉辦一場酒宴。當佃農操辦儀式時,地主可能派個代錶來送禮;他一般不會親自來,除非雙方之間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 村民用麵子上的差異來解釋儀式上地主的缺席。他們告訴我,地主的麵子比佃農的要大,所以即使是地主派人送來瞭禮物也已經被視為榮耀瞭。除瞭地主–佃農的關係,日常生活中還存在一種村民與地方官員之間的上下關係。但地方官員很少捲入村莊生活,所以隻有一小部分村民涉身於與低層官員的禮物交換關係中。對於大多數村民來說,官員屬於一個高不可攀的世界。
1949年後,尤其是在集體化時期(1956—1982年),一種新的社會等級製迅速替代瞭社會生活中親屬關係的支配地位。下岬村的等級體係包括六類等級群體,乾部處於頂端,所謂的四類分子處於底層。
這個新的社會等級體係對禮物交換最引人注目的影響是,在公共生活中,單嚮的、嚮上的禮物交換變得更精緻復雜瞭。與革命前的實踐形成對照,由於國傢對村莊生活滲透的強度和乾部權力日常往復的運用,單嚮送禮的新模式涉及幾乎所有的村民。單嚮的送禮有三種形式:(1)村民送給乾部,(2)低層乾部送給上級,以及(3)村民送給城裏的親戚。這種非對稱送禮的新形式吸引瞭我的注意力。
……
前言/序言
十年以前,當我選擇博士論文題目時,我感興趣的是農村社會那種有序而又“非製度化”的特點。在那裏,個體村民的社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人際關係來界定的,社會結構就建立在以個人為中心的流動的人際關係網絡上。因人成事是社會實踐的常態,製度原則不過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鎖頭。怎樣纔能更好地把握流動的人際關係和非製度化的農村社會呢?禮物交換正巧為我提供瞭一種具體的、看得見摸得著的研究對象;通過考察禮物的流動,我便可以重建流動之中的人際關係網絡,並在此基礎上探討農村社會的結構。為此,我先後在1989年和1991年兩次迴到我以前曾經生活過七年的下岬村進行實地調查,結果發現光是禮物之流本身便是十分復雜的社會實踐過程,於是將我的研究目標限定在農村禮物饋贈文化方麵。本書便是根據我的博士論文而改寫的一本民族誌。
從論文選題的確立,到長期的實地調查,再到論文的寫作和本書英文版的完成,前後將近有八年之久。這期間的切身體驗,再加上此前兩年的課程訓練,使我由衷地喜愛人類學並為自己能夠如願以償地從事人類學研究工作而慶幸。這門學科最使我著迷的有兩點:一是長期的實地調查可以使我盡可能地靠近社會生活實踐過程,二是民族誌這一人類學特有的寫作方式給瞭我再現和探討這一過程的最有力的工具。
我覺得,人類學傢的主要長處就在於他們總是力求從普通人的角度觀察和體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民族誌這一特殊的文體再現社會生活,並以此為基礎再深入分析和探討象徵體係、社會製度等等。為瞭能夠找到老百姓而不是學者的視角,為瞭能夠體驗而不僅僅是觀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人類學傢就必須在他們所研究的社區與他們的研究對象共同生活一段時間(一般都要一年以上)。這裏,實地調查(或者“田野作業”)並不僅僅是一種收集資料的方法,而是人類學傢理解他人和體驗自我生命的過程,也是人類學這門學科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那種手持錄音機和筆記本四處訪談的調查方式是人類學傢的大忌,因為如此收集來的是零碎的、抽離於生活之流的資料,而不是對於生活過程的觀察與體驗。所以,許多人類學傢終其一生隻在一個或兩個社區內從事研究,同該社區不少成員結為畢生摯友,並因此而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懷有深切的同情和強烈的道義責任。這是那種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遊擊隊”式的調查所無法達到的一種境界。
長期的實地調查和與研究對象的親密友誼使得人類學傢更多瞭一些常識感,更加關注那些乍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常規事件的意義,也更加尊重有血有肉的個體行動者和具體而又多變的生活過程本身(而不是關於生活中的人與事的種種概念)。民族誌的寫作則是人類學傢得以嚮學術界和知識界再現與探討具體的人與事的“秘密武器”。我覺得,一個閤格的人類學傢應該是個優秀的講述者,因為閤格的民族誌必須是優秀的敘事文本。就揭示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之奧妙而言,一個好的故事給聽眾的啓發恐怕不亞於一段抽象分析。當然,民族誌絕不排斥理論。在優秀的民族誌中,理論分析與經驗事實的描述水乳交融、相輔相成,從而使人類學傢能夠將他們對於社會生活和文化現象的闡釋建立在對生活過程本身的“深度描寫”上,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概念演繹上。
以上所述既是我在研究下岬村禮物饋贈文化中的體驗,也是我為自己設立的追求目標,希望能在今後的長期實踐中不斷努力而成為閤格的人類學傢。從1993年起,我又三次迴到下岬村進行實地調查,現已開始撰寫有關該村的另一本民族誌,重點考察在過去的50年中發生在農民傢庭與個人生活領域的種種變化。迴顧以往的體驗也許會對今後的研究有些幫助。
記得我在1996年春初次看到本書英文版樣書時,欣喜之餘也曾為自己不得不用英文寫作而感到遺憾。當我現在麵對本書中文譯稿時,那種七分喜悅三分遺憾的心情再次齣現。
我想,最直接的缺憾恐怕來自於語言錶達方麵的限製。本書最初是麵嚮英語讀者,用英文寫作的;其結構安排和錶述方式在譯成中文之後都難免有不符閤國情之處。譬如,有關社會交換理論的討論可能失之於過分簡要,而對於農村習俗的某些描述又可能太細緻。我本計劃用中文將本書重寫一遍,根據國內讀者的需要做些增刪調整。但是,在過去的兩年中,幾次嘗試都因為時間緊張而不瞭瞭之。就文字錶述而言,盡管兩位譯者和我本人都努力使譯文本土化,不盡符閤中文錶達習慣的語句仍然未能完全避免。書中不時齣現的洋腔洋調使我十分無奈並有些失敗感。
假如我是在1998年而不是1991年寫這本書,我會更多地考慮女性在禮物交換與社會關係網絡建設中的作用。其實,我在書中已經注意到女性村民參加禮物饋贈活動至少與男性村民一樣地頻繁;更重要的是,她們還通過積極地參與生育禮儀和創造新的儀式(如流産後的儀式)而形成她們自己的女性關係網絡。問題在於,我的分析中缺乏對於女性視角的重視;其結果是下岬村女性村民的主體性未能在本書中得到應有的再現。與書中的男性村民相比,女性村民作為個體行動者的形象是無聲的和邊緣化的。我在本書英文版付印之後便意識到這一嚴重缺陷,並準備在關於下岬村的進一步研究中予以改正。
此外,如果能夠重新來過,我會努力收集國內學界關於禮物交換、麵子和關係與人情的研究成果,並同國內學者對話。我在1991年鞦開始寫本書的初稿,當時所涉獵的主要是英語文獻以及部分在香港、颱灣齣版的中文論著,對於大陸學者在這方麵取得的成果幾乎一無所知。另外,作為人類學者,我也更重視自己從實地調查中得來的第一手資料,並且自覺地將下岬村個案與人類學傢在世界其他地方(如太平洋島嶼或印度的某個村莊)所進行的研究相比較。這種因專業訓練而形成的傾嚮也使我在比較分析文獻資料方麵未能盡力;現在想來也是很遺憾的。
本書中譯本的完成和齣版有賴於王銘銘、梁曉燕、楊念群等的支持和兩位譯者的辛勤勞動,謹在此錶示衷心的感謝!
閻雲翔
1998年12月於北京大學勺園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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