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文體與潛文本 重讀英美經典短篇小說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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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敘事、文體與潛文本——重讀英美經典短篇小說》通過對敘事學與文體學之間復雜關係的梳理，對文本做齣瞭富有新意的重新解讀，研究具有前沿性，闡釋方法也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內容簡介

　　《敘事、文體與潛文本——重讀英美經典短篇小說》分上下兩篇，上篇為理論探討，梳理敘事學個文體學之間既相互有互補的復雜關係，揭示敘事學核心概念和分析模式的實質性內涵，廓清涉及的不同分類與研究視角，為文本分析做齣鋪墊。下篇為本書重點，聚焦於作品闡釋，選擇有代錶性的英美經典短篇小說（美國短篇為主）進行文內、文外、文間的“整體細讀”，挖掘其中的潛藏文本或深層意義。本研究具有國際前沿性，針對國際學術界的相關探討，糾正和澄清瞭一些理論上的誤解和混亂，對文本做齣瞭富有新意的重新解讀，闡釋方法也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申丹，北京大學學士、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美國Narrative期刊顧問和Style期刊顧問，英國Language and Literature期刊編委，歐美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顧問編委。在國內外齣版專著6部，在北美、歐洲，以及國內CSSCI源刊發錶論文超過150篇（約40篇被A&HCI;收錄），曾連續三屆獲得教育部高效人文社科優秀成果奬二等奬，前後三次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一等奬等多項奬勵。

目錄

緒論

上篇理論概念和模式
概述
第一章敘事學與文體學：互補與藉鑒
第一節小說的“話語”與“文體”
第二節文體學對敘事學的藉鑒
第三節對今後研究和教學的建議
第二章何為“隱含作者”
第一節“隱含作者”這一概念的本義
第二節曆史變義之一：偏嚮“隱含”
第三節曆史變義之二：偏嚮“作者”
第四節布思對“隱含作者”的捍衛與拓展
第五節“隱含作者”的曆史價值與現實意義
第三章何為“不可靠敘述”
第一節修辭性研究方法
第二節認知（建構）方法
第三節“認知方法”難以取代“修辭方法”
第四節“認知（建構）方法”對主流的偏離
第五節“認知（建構）—修辭”方法的不可能
第六節人物—敘述的（不）可靠性

第四章敘述視角：界定與分類
第一節簡要曆史迴顧
第二節“感知者”與“敘述者”
第三節話語層還是故事層
第四節敘述視角之分類

下篇短篇小說的潛文本
概述
第五章肖邦《黛西蕾的嬰孩》中的隱含作者、結構特徵與種族政治
第一節肖邦作品中的不同隱含作者
第二節深層種族政治的相反走嚮
第三節真實作者、結構特徵、闡釋定見

第六章坡《泄密的心》中的不可靠敘述、戲劇反諷與道德寓意
第一節詩歌的唯美與短篇小說的寬廣
第二節不可靠敘述與道德寓意
第三節“修辭”與“認知”之分和對認知派研究的補充
第四節不同“隱含”立場對修辭派標準的挑戰

第七章曼斯菲爾德《唱歌課》中的視角轉換與障眼法下的性彆歧視
第一節視角轉換與尖刀置換
第二節視角轉換與女性生存悲劇
第三節全知視角與形象變換
第四節障眼法與深層社會呐喊

第八章曼斯菲爾德《啓示》中的深層顛覆與反諷置換
第一節從錶層文本走嚮潛藏文本
第二節《啓示》和《序麯》：虛假自我與真實自我
第三節《啓示》和《玩偶之傢》之異同
第四節西方批評傢對《啓示》的中性解讀

第九章肖邦《一小時的故事》中的多重反諷與深層意義
第一節多重反諷與非性彆政治
第二節女性主義框架中的淺讀和硬讀
第三節影響闡釋框架的三種因素

第十章剋萊恩《一個戰爭片段》中的藝術閹割與反戰內涵
第一節“女性化”總體敘事策略
第二節對敵人的置換
第三節對主人公“尊嚴”的顛覆
第四節對戰爭意義的解構

第十一章海明威一短篇：平淡無味後麵的多重象徵意義
第一節“說本族語者”的解讀
第二節基本結構與遣詞造句
第三節描寫停頓的象徵意義

第十二章休斯《在路上》的及物性係統與深層意義
第一節內部對照與雙重解碼
第二節文體分析與文學批評
第三節隱含作者與真實作者

引用文獻
人名索引
後記
附錄1語境敘事學與形式敘事學緣何相互依存
附錄2關於西方敘事理論新進展的思考

精彩書摘

　　英美經典短篇小說闡釋是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麵，國內外有關論著可謂汗牛充棟，成果豐碩。然而，不少論著為作品的錶層意思所睏囿，忽視作品的潛文本（subtext，即字麵下的深層意義）。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一些英美經典作傢的短篇小說進行重新解讀。若采用敘事學（敘述學）國內將法文的narratologie（英文的narratology）譯為“敘事學”或“敘述學”，但在筆者看來，兩者並非完全同義。“敘述”一詞與“敘述者”緊密相連，宜指話語層次上的敘述技巧，而“敘事”一詞則更適閤涵蓋故事結構和話語技巧這兩個層麵。筆者曾將一部專著命名為《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目的是突齣兩個學科之間在小說錶達層上的互補關係。因為本書的作品分析常常涉及故事層麵的敘事結構，故采用較為全麵的“敘事學”一詞(參見申丹：《也談“敘事”還是“敘述”？》，《外國文學評論》2009年第3期)。和文體學的方法，且運用得當，有利於挖掘這些作品中長期以來被遮蔽的潛文本。敘事學和文體學在關注麵上都有自己的盲區。前者聚焦於超越文字層麵的結構技巧，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瞭作品的遣詞造句；而後者則呈相反走嚮，聚焦於作品的語言，忽略超越語言的結構技巧。若要對作品進行較為全麵的探討，就需要將這兩種方法有機結閤。本書以研究作品的深層意義為中心任務，敘事學和文體學僅構成分析工具。在此，我們不妨從工具層麵開始，先簡要迴顧一下敘事學和文體學在美國和英國的發展史。我們知道，敘事學産生於20世紀60年代結構主義發展勢頭強勁的法國，至70年代獨領風騷，成為國際性研究潮流，隨後卻遭到解構主義和政治文化批評的夾攻，研究勢頭迴落。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美國誕生瞭“女性主義敘事學”，它將結構主義的形式研究與蓬勃發展的女性主義文評相結閤，這在當時的學術環境中，可謂為敘事學提供瞭一種“麯綫生存”的可能性。法國女性主義文評是以後結構主義為基礎的。也許是由於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在基本立場上的對立，以及敘事學重文本結構和法國女性主義重哲學思考等差異，女性主義敘事學未能在法國形成氣候。在美國還陸續誕生瞭修辭性敘事學、認知敘事學等各種後經典敘事學流派。盡管法國的敘事研究仍在以各種形式繼續發展，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取代法國成為國際敘事學研究的中心，90年代中後期齣現瞭以美國為主的敘事學研究的“復興”。與此同時，在西方齣現瞭一種將各種活動、各種領域均視為敘事的“泛敘事觀”。這有利於拓展敘事研究的範疇，豐富敘事研究的成果，也引發瞭對敘事學更廣泛、更濃厚的興趣。與此相對照，文體學在美國遭遇瞭不同的命運。20世紀中葉在美國興盛起來的文體學研究，在80年代受到同樣的衝擊後，日漸衰微，9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擠齣局。這從兩份美國雜誌的曆史就可看齣。1967年和1968年在美國先後誕生瞭《文體》和《語言與文體》這兩種文體研究期刊，標誌著文體學的興旺發達。後者於1991年被迫停刊；前者雖然生存至今，但在20世紀9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變成瞭敘事研究期刊，登載瞭不少超齣語言層麵的敘事（包括各種媒介的敘事）研究的論文。《文體》2000年夏季刊是以“敘事概念”為題的專刊，包括兩大部分：（1）重新建構敘事理論；（2）使敘事理論化。這些內容與雜誌的名稱可謂相去甚遠。在英國，文體學從20世紀中葉開始興盛之後，一直穩步嚮前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英國和美國分彆構成文體研究和敘事研究的國際中心。英國是“詩學與語言學協會”（PALA）這一國際性文體學組織的大本營，而美國則是“敘事文學研究協會”（SSNL）該組織2008年通過會員網上投票，決定更名為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Narrative （ISSN，國際敘事研究協會）。這一國際性敘事研究組織的基地。就在美國的《語言與文體》壽終正寢的第二年，在英國誕生瞭《語言與文學》這一名字寬泛但實質為文體學的期刊（PALA的會刊）。為何英國與美國會各樹一幟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兩方麵的原因：（1）跟美國相比，英國的學術氛圍較為傳統保守，因此文體學在英國受到的衝擊相對較弱。誠然，政治文化批評在英國也産生瞭較大影響，但有的文體學傢迅速應對，將文體學研究與其相結閤，産生瞭“批評語言學”（“批評性語篇分析”“女性主義文體學”）等新的分支；關於“批評語言學”“批評性話語分析”“女性主義文體學”之間的關係，參見拙文《再談西方文體學流派的區分》，《外語教學與研究》2008年第4期。“功能文體學”“話語文體學”“認知文體學”等也強調文本與語境、讀者的關聯。與此同時，較為傳統的文體研究在英國依然得以生存。（2）美國與歐洲大陸在學術思潮上的聯係遠比英國緊密，發軔於法國的敘事學，很快就傳播到美國，在異地被發揚光大。敘事學區分“故事”（內容）和“話語”（錶達方式），而文體學則區分小說的“內容”與“文體”。文體學界對“文體”有多種定義，但可概括為文體是“錶達方式”。從錶麵上看，小說文體學的“文體”和小說敘事學的“話語”相互之間可以替代，而實際上兩者相去甚遠，各自涉及小說形式的兩個層麵之一，構成一種直接互補的關係。然而，由於這種互補關係被定義的“替代性”或排他性所掩蓋，因此文體學和敘事學在某種意義上成瞭對方的“剋星”，一方的發達造成另一方的不發達。美國敘事學的迅速發展，對文體學形成瞭另一種衝擊，而敘事學在英國始終未成氣候，不少英國文體學傢甚至將敘事學僅僅視為文體學本身的一個分支。在2006年於芬蘭召開的國際文體學協會PALA的年會上，英國文體學傢Marina Lambrou和筆者就這一點展開瞭直接交鋒。但她在閱讀瞭筆者在英美發錶的相關論文後態度有所改變。若要産生文體學與敘事學齊頭並進的局麵，首先需要破除文體學的“文體”和敘事學的“話語”可互為替代的假象，充分認識兩者之間的互補性。世紀之交，美國激進的學術氛圍有所緩解，作品的形式研究逐漸得到重視，被敘事學所忽略的作品的文體層麵也得到更多的關注。上文提到的“詩學與語言學協會”每年都舉辦年會，2004年的年會是在美國紐約舉行的，而以往十多年都是在英國、歐洲大陸或南非等地召開。近年來，美國的《文體》雜誌所登載的文體（學）研究的論文明顯增多，2003年開始主動嚮“詩學與語言學協會”的會員徵稿。但與英國相比，美國的文體學研究隻能說是在“死亡”之後剛剛復活，尚在逐漸恢復失去的元氣，若要在美國真正形成氣候，恐怕還要相當一段時間。在英國，越來越多的文體學傢在研究時，藉鑒敘事學的有關分析模式（詳見第一章）。有的英國文體學傢，譬如魯絲·佩奇（Ruth Page），近年來積極參與美國敘事學陣營的活動，並展開敘事學方麵的研究。魯絲·佩奇的Literary and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Feminist Narratolog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於2006年麵世。但值得注意的是，佩奇在很大程度上從事的是藉鑒瞭敘事學模式的文體分析，因此她撰寫的“feminist narratology”的詞條齣現於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nd ed., ed. Keith Brown, Elsevier: Oxford, 2000）。她還為撰寫瞭一章“Bridget Jones and Feminist Narratology”。在文體學占瞭上風的英國，“narratology”一詞就這樣被文體學的書加以“收編”。魯絲·佩奇在讀瞭筆者在英美發錶的相關論文後，對自己原來不區分文體學和敘事學的做法進行瞭反思。但敘事學真正要在英國發展成較有影響的與文體學並行的學科，恐怕在近期還難以做到。從學科分類來說，敘事學和文體學分屬文學和語言學這兩個不同領域。然而，文體學雖可劃歸應用語言學的範疇，但其本身是將語言學與文學研究相結閤的交叉學科。在20世紀60年代，不少原來從事新批評（或實用批評）的英美學者加入瞭文體學陣營，他們僅將語言學視為幫助進行文學闡釋的工具，在分析時往往會根據實際需要，靈活藉鑒語言學模式。雖然在20世紀60—80年代，語言學傢齣身的文體學傢認為這樣的文體分析不純正，缺乏語言描寫的係統性，但這樣的文體分析若能讀齣新意，就較易為文學領域的學者所接受。本書采用文體學的方法也是為瞭幫助進行文學批評。由於本書是為文學領域的讀者撰寫的，因此筆者在分析時，將盡量迴避語言學術語。其實，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文體學領域也顯得日益寬容和開放。在2004年齣版的《文體學》一書中，英國文體學傢保羅·辛普森（Paul Simpson）對文體學作瞭以下界定：“文體學是一種把語言擺到首要位置的文本闡釋方法。”原文用斜體錶示強調，譯成中文時，根據中文的習慣改成著重號，全書同此。這一寬泛的定義沒有提到對語言學的應用。我們知道，西方文體學之所以能在20世紀中後期得以蓬勃發展，就是因為藉助瞭語言學迅速發展的東風。就60—80年代而言，文體學與語言學的關係是一種極為密切的寄生關係，新的語言學理論的産生和發展往往導緻新的文體學流派的産生和發展。當時對文體學的定義均十分強調文體學對語言學的應用，辛普森也不例外。為何像辛普森這樣的文體學傢會從強調語言學轉為強調語言本身呢？這可能有以下幾方麵的原因：（1）越來越多的文體學傢將文體分析當成解讀作品的一種工具，而非把文體學當成促進語言學發展的一種途徑，他們將是否能對文本闡釋做齣貢獻視為衡量文體分析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這是麵對嚴峻的挑戰做齣的一種迴應。很多文學批評傢排斥文體學是因為他們認為文體學分析不能提供新的闡釋，而隻是為業已存在的理解提供一種“僞科學”的證據。麵對這種局麵，文體學傢旨在證明文體分析能夠成為闡釋文本的有力工具。（2）雖然語言學的模式和方法往往有助於更為準確和係統地進行語言分析，但語言學術語的繁雜難懂構成瞭將很多人擋在文體學研究之外的一道屏障，也引起瞭眾多圈外人士的不滿，有的文體學傢對語言學模式的機械運用更是加重瞭這種不滿。麵對這種情況，像辛普森那樣作齣寬泛的定義可以減少責難。（3）為瞭文體學的生存和發展，需要擴大文體學研究的隊伍，寬泛的定義有助於達到這一目的。若不拘泥於語言學模式，文學文體分析的主要特點就是“細讀”文本語言。與新批評緊密相連的“細讀”方法在西方，尤其在美國，曾一度被打入冷宮。一個世紀以來，西方文評界經曆瞭多種轉嚮，往往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其實，任何一種批評方法，作為受特定闡釋框架左右的特定閱讀方式，均有其盲點和排斥麵,同時也有其長處或用處。各種批評方法應是百傢爭鳴、互為補充的，可是各種批評方法往往唯我獨尊，相互排斥。筆者在加拿大的《國際英語文學評論》上發錶瞭《文學理論的未來：排他、互補、多元》一文，分析瞭半個世紀以來文論界的各種排他性，呼籲各派之間互補共存。值得注意也令人欣慰的是，隨著學術風頭的轉嚮，有的被打入冷宮的批評方法，可能又會以某種形式迴歸前颱。世紀之交，不少學者開始重新關注文學作品本身，“細讀”方法也在西方以“新形式主義”（new formalisms）的麵貌逐漸復興。這是一種以“細讀”為基礎的批評方法，有彆於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美國的“新形式主義”詩歌創作（其主要特徵是不用自由體，而是重新采用傳統格律）。關於新形式主義的批評方法， “新形式主義”之“新”在於擺脫瞭傳統形式主義將文本與社會曆史語境相割裂的局限性。但就小說而言，“新形式主義”的“細讀”與傳統上的“細讀”一樣，還存在另外一種局限性：聚焦於遣詞造句，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瞭超越文字層麵的敘事結構或敘述技巧。若要剋服這種局限性，就需要同時采用敘事學的方法，對小說的結構技巧加以細讀。近年來隨著西方後結構、後現代理論熱的消退，文化研究大潮的迴落，敘事學和文體學的舞颱更為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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