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第一章 不稳定财政的根源
一、晚明财政改革的遗产
二、制度问题的官僚政治解决之道
第二章 非正式经费体系
一、清初的收入分配
二、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
三、清初财政的非正式经费体系
第三章 火耗归公
一、打击政府亏空
二、地方财政改革：火耗归公
第四章 财政合理化改革与各地的实施
一、找出一个模式
二、因地制宜
第五章 地方改革的多样性与基本原则
一、公费
二、公费的分配
三、养廉
四、改革后的陋规
第六章 改革的障碍：基层腐败与江南清查案
一、消除欠赋的措施
二、江南清查的起源
三、清查开始
四、官员内部出现问题
五、基层官僚的破坏活动
六、剖析税收腐败
七、清算
第七章 前瞻：火耗归公改革的失败
一、乾隆初年关于火耗归公的争论
二、乾隆时期的火耗归公
三、嘉庆时期的火耗归公
结语
原始资料的使用说明
征引文献
索引
译后记
· · · · · · (收起)
具体描述
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18世纪的中国不是“不变”，而是存在着生机勃勃的“变革”，是对于潜在发展成为强大的、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耗羡归公”是财政制度这一改革主要领域的顶点，它不仅解决了前朝遗存的种种问题，而且是对当时各种财政危机的有效的合理化解决方案。各省实施改革，因地制宜，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成效显著，有益于国计吏治民生。然而“耗羡归公”并不能一劳改永逸地解决清朝财政存在的所有问题，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加上集权国家的财政要求，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传统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制约，后来的“耗羡归公”政策辉煌不再。
这是一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作品，是利用档案细致探讨中国历史的代表作。
用户评价
##以火耗归公为代表的合理化财政改革，通过将火耗收入合法化，为地方官员创造了一个可靠的公共支出经费来源，以此取代了之前地方上以额外的加派、勒索和捐献为主的非正式经费体系，初步建立起了地方财政管理制度。“以公完公”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国家的正项收入与各省的公项收入之间的区分，使得各省各级行政机构可以拥有自己的合法收入来源履行各自的职责。原本进入官员个人腰包的经费被用于公共目的以后，此前建立在非正式经费体系之上精心编织的个人关系网得以清除，政府对于公共服务与工程的责任也因此扩大。改革所引入的“养廉”和“公费”两大结构行创新则使得地方财政制度更具有弹性，能够应对临时性、巨大以及不可预期的支出。改革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合理化倾向表明，清朝统治者对政府职责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塑造过程
评分##一次税收正规化改革的前世今生。
评分##看完这本书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煮蓉鸡时代会推出《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作为政治宣传中的电视剧中雍正的火耗归公又是针对着现实中国的什么政策法规。当然，这二者的结局和意义都是类似的。
评分##精彩极了，译笔也好。
评分##看完这本书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煮蓉鸡时代会推出《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作为政治宣传中的电视剧中雍正的火耗归公又是针对着现实中国的什么政策法规。当然，这二者的结局和意义都是类似的。
评分##精彩极了，译笔也好。
评分##读罢，我认为最值得思考的是古今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连接感”。西方中国学研究通常用“大转折”“大断裂”等范式来看待中国历史，但从财政制度变革看，无疑演变的共性贯穿了中国制度。一是改革推进伴随着信息流转机制的更新，火耗归公之所以可迅速推行，便在于奏折制度改进，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今体制内部际联席机制的设立又何其相似；二是改革推进多采用实验区性质的渐进的方式，从河南肇始，并因地制宜推广到其他省份，如今试验区等何尝不是如此；三是改革推进与人事机制密切相关，河南的改革在于某一官员仕途到头，便可在上厅授意下大刀阔斧，赢得仕途之外的声名，如今不少改革推进又何尝不是某些人仕途最后一搏；四是改革推进与思潮演进密切相关，火耗归公大大冲击了儒家轻徭薄赋观，改革开放更是一场思潮的大辩论。古今连接，俯身都可得。
评分##曾小萍，1979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历史系教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著作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1984年)、《近代早期中国的契约和产权》(合编，2004年)、《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2005年）、《中国法律：知识、实践与转变（1530年代至1950年代）》（合编，2015年）等。 译者简介：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译著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2005年）、《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2014年）、《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2017年）、《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评分##帝制中国的行政体系有一个难解的“结”，那就是中央的统一管理和地方的有效治理之间的冲突，而官僚们道德化的思维倾向，以及行政技术手段的缺乏，让这个“结”几乎成为“死结”。在道德化的思维中，地方财政的亏空被认为是官员腐化所致，而非制度问题；“轻徭薄赋”是儒家的政治目标，加赋是不能触碰的红线。于是，出现了一种掩耳盗铃式的状况，非正式地加派和陋规虽提供了各级衙门的行政费用，但不被承认为制度的一部分，难怪康熙会说：“加派之名，朕岂受乎？”“火耗归公”就是把这非正式的经费体系正规化，减轻百姓的负担，雍正要的不是“仁政”的虚名。他利用“奏折制度”保证了改革计划的统一性，不让各省的“火耗”纳入户部用来核算赋税正项的“奏销制度”，保证了地方的自主性。但这种成功也只是行政层面上的成功，而非制度结构上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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