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第一章 不稳定财政的根源
一、晚明财政改革的遗产
二、制度问题的官僚政治解决之道
第二章 非正式经费体系
一、清初的收入分配
二、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
三、清初财政的非正式经费体系
第三章 火耗归公
一、打击政府亏空
二、地方财政改革：火耗归公
第四章 财政合理化改革与各地的实施
一、找出一个模式
二、因地制宜
第五章 地方改革的多样性与基本原则
一、公费
二、公费的分配
三、养廉
四、改革后的陋规
第六章 改革的障碍：基层腐败与江南清查案
一、消除欠赋的措施
二、江南清查的起源
三、清查开始
四、官员内部出现问题
五、基层官僚的破坏活动
六、剖析税收腐败
七、清算
第七章 前瞻：火耗归公改革的失败
一、乾隆初年关于火耗归公的争论
二、乾隆时期的火耗归公
三、嘉庆时期的火耗归公
结语
原始资料的使用说明
征引文献
索引
译后记
· · · · · · (收起)
具体描述
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18世纪的中国不是“不变”，而是存在着生机勃勃的“变革”，是对于潜在发展成为强大的、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耗羡归公”是财政制度这一改革主要领域的顶点，它不仅解决了前朝遗存的种种问题，而且是对当时各种财政危机的有效的合理化解决方案。各省实施改革，因地制宜，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成效显著，有益于国计吏治民生。然而“耗羡归公”并不能一劳改永逸地解决清朝财政存在的所有问题，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加上集权国家的财政要求，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传统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制约，后来的“耗羡归公”政策辉煌不再。
这是一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作品，是利用档案细致探讨中国历史的代表作。
用户评价
##1）一个不提供公共产品的官僚系统（连车马费都不愿意出），居然出现亏空，这得贪婪到什么程度？换言之，四万万国民辛辛苦苦劳动，还是养不起那群官僚，真真让人嗔目结舌。 2）雍正使劲推动火耗归公，促使陋规制度化。乾隆就厉害了，使劲制造新的陋规，高下立判。
评分##曾小萍，1979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历史系教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著作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1984年)、《近代早期中国的契约和产权》(合编，2004年)、《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2005年）、《中国法律：知识、实践与转变（1530年代至1950年代）》（合编，2015年）等。 译者简介：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译著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2005年）、《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2014年）、《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2017年）、《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评分##以为是政治经济学，结果是一本历史流水账
评分##继续清之重新认识，抛开成见。火耗归公是帝制时代财政现代化的一种尝试。认可地方政府公共开支，认可官员合理自身开支，试图从制度上而不是单从道德上解决财政以及腐败问题，看起来雍正有一个现代的视野。
评分##翻得很草，等待二刷吧
评分##火耗归公的核心在于对地方财政自主性的保护这个视角之前没有想过
评分##帝制中国的行政体系有一个难解的“结”，那就是中央的统一管理和地方的有效治理之间的冲突，而官僚们道德化的思维倾向，以及行政技术手段的缺乏，让这个“结”几乎成为“死结”。在道德化的思维中，地方财政的亏空被认为是官员腐化所致，而非制度问题；“轻徭薄赋”是儒家的政治目标，加赋是不能触碰的红线。于是，出现了一种掩耳盗铃式的状况，非正式地加派和陋规虽提供了各级衙门的行政费用，但不被承认为制度的一部分，难怪康熙会说：“加派之名，朕岂受乎？”“火耗归公”就是把这非正式的经费体系正规化，减轻百姓的负担，雍正要的不是“仁政”的虚名。他利用“奏折制度”保证了改革计划的统一性，不让各省的“火耗”纳入户部用来核算赋税正项的“奏销制度”，保证了地方的自主性。但这种成功也只是行政层面上的成功，而非制度结构上的革新。
评分##以奏章与黄册为基础的最好的火耗归公研究。不同于通说，作者认为世宗的火耗归公改革主要目的不在于治理贪腐，整肃官吏和为中央政府增加收入，而是为省级财政建立正式经费体系。作者在研究中特别强调了康雍朝奏折制度的建立对于宪帝掌控全盘改革的重要性。 火耗归公的失败，虽然没有明说，但其实就是个绕不开的结构性问题。造就了乾隆朝前中期高度繁荣的财政制度，马上就会在嘉道朝的停滞与连年萧条中迅速恶化，最终在咸同间前所未有的巨大支出面前瓦解。甚至于促成叻19-20世纪赛里斯广大乡村的持续性凋敝。 这次改革本质就是帝制晚期贯彻儒家仁政到极致的小政府，在明清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所做出的必然选择。所谓的“内生近代化”因子，就这样被在全国性贸易网络中流动的白银所催发。
评分##清朝的财政合理性关键之处在简政放权和信息获取，对于今朝或有启示：流通税向财产税过渡、央地财政关系，大数据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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