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我是一种方法
北京访谈
访谈之前
童年图景
80 年代
北大青年的焦虑
研究“浙江村”
年轻人之丧
边缘与中心
个人危机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用80年代来批判80年代
什么是批判
理解的学问
牛津访谈
访谈之前
牛津记忆
距离感与直接性
人类学的圈子
非虚构写作
学术不是天职
民族与民粹
新加坡启蒙
“盘根”式共同体
跨国性的自洽的小世界
大学应该寻找例外
个人经验问题化
新研究
共同理想
乡绅作为方法
温州访谈
访谈之前
人的再生产
阶层流动的悖论
寻找新的话语
作为中介的人类学
再谈乡绅
尾声
附录
项飙著述目录
索引
· · · · · · (收起)
具体描述
两代学人，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完成了这场谈话。从项飙教授的个人经验切入，追索一系列超越自我的问题，其中涉及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知识共同体、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人类学方法论等题目的思考。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对话实录，也给出了一种审视问题、 思维操练的方法——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如何给自己定位，在全球化的年代，如何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在思想受困的社会，如何回答宏大的命题。
用户评价
##90年代中期还是个学生就能买台电脑和全套办公设备，温州人，真有你的
评分##一本预想可以是五星的书，读完难免失望。第一点失望是刚开始看的时候，才了解到这本书是访谈，或者说采访，而不是谈话、对话，而且是为了出书而做的访谈。因此整本书给人的感觉都是精心雕琢出的无趣。第二点失望是项飙在其中呈现的逻辑混乱，比如一方面要跟“知识分子”做切割，说自己不懂且不喜欢用概念，但一方面又不假思索地（特别是在提及历史、全球、政治话题时）使用定性的名词而非描述式的语言。而更多情况下，我看不懂他表达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一直摇摆不定。最后的一个小失望，是没有想到他居然喜欢使用上世纪的话语
评分##90年代中期还是个学生就能买台电脑和全套办公设备，温州人，真有你的
评分##很多观点不能苟同。争论的焦点是：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对公众进行最低限度的价值输出。项的态度是不应该，知识分子只需要尽可能地用语言表述并还原真实就好。价值可以从真实中生长出来。但是这很危险。知识分子如果不提供价值，价值也不会从天而降或者破土而出。这个黑洞会被更多不掌握理性工具的人填补。因为人类对价值虚无的恐惧要超越对一种坏价值的担忧，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对自己已有的价值体系充满自信，他们不担心它是坏的，而担心它不存在。知识分子不去占领这个价值市场，这个市场也不可能从无序变得有序。在这一点上我赞同远子，“客观的描述在道德上反而是可疑的，区分正义与邪恶的明确结论当然伴随危险，但知识分子恰恰要勇于应对、仔细辨析这种困难，而不是简简单单把“审判权交给人民””。
评分##说起来，吴琦给自己的定位是半学术鲁豫吧。
评分##有意思。在两点上与我个人的认知是非常契合的，一是对知识分子群体和他们的口号保持距离，项飈说自己是天然地带有距离感，而我实际上费了很多力气才从启蒙热潮、价值输出、知性作为道义责任、自由主义激情这些东西里回过神来，来我们云南边陲乡村呆几天、或者就到楼下菜场逛逛、跟超市售货员聊聊，看看老百姓真正关心什么、需不需要指引和启蒙。其二是研究方法，从最小、最与自己有关、最技术性的东西开始做起，非要谈关怀，也希望是有基础的、技术性的关怀，不要讲屁话、装腔作势，老老实实地研究和写作。
评分##阅读的过程是非常愉快的，思想上很有共振，且不断被"刺激"到，既开拓了我的视野，也提供了不少我从未深思过的思路。他乡绅式的"实证主义"，我非常认同，且很有亲切感。结尾的一句："距离感产生了精确性"。很能概括项飙的学术思路，也是给了我一个明确的指向：根植于现实，明确好关系，既要看全局，也要想透自身的定位，这种既要距离感，又要适当参与的位置，能让人比较明白地体察到事情的复杂性。
评分##项飙老师是一位很理想的对话者。对我来说，这本书解答了一些问题，遗留了一些问题，并制造了更多问题；我成为了一个问题的问题，需要从自己的问题去解决更大的问题。因为这些年编辑了非常非常多对话稿，对这种呈现方式感到亲切，也会在阅读时考虑如果是我来操作会如何提问或编排。答者和问者的坦诚对于一次对话来讲非常重要，前者是针对自己的欠缺不足，后者是针对当下的迷茫无力，这些部分或许也可以投射到读者身上，激发出更多“有机”的想象与对话。
评分##很多观点不能苟同。争论的焦点是：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对公众进行最低限度的价值输出。项的态度是不应该，知识分子只需要尽可能地用语言表述并还原真实就好。价值可以从真实中生长出来。但是这很危险。知识分子如果不提供价值，价值也不会从天而降或者破土而出。这个黑洞会被更多不掌握理性工具的人填补。因为人类对价值虚无的恐惧要超越对一种坏价值的担忧，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对自己已有的价值体系充满自信，他们不担心它是坏的，而担心它不存在。知识分子不去占领这个价值市场，这个市场也不可能从无序变得有序。在这一点上我赞同远子，“客观的描述在道德上反而是可疑的，区分正义与邪恶的明确结论当然伴随危险，但知识分子恰恰要勇于应对、仔细辨析这种困难，而不是简简单单把“审判权交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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