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集(套装全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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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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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73110
版次:1
商品编码:11501657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4-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50
套装数量:2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张伯驹集(套装全二册)》收著名文化奇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现存全部作品。平装分上下两册。上册主要侧重于诗词,收《红毹纪梦诗注》、《续洪宪纪事诗注》、词集(《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丛碧词话。下册主要侧重于谈艺,收《素月楼联语》、《春游琐谈》、《丛碧书画录》、《乱弹音韵辑要》等。
  《红毹纪梦诗注》,伯驹先生以诗介绍关于京剧艺术、戏曲界轶事掌故及自身与京剧之渊源(尤其与余叔岩之交往)并自作注,为了解京剧艺术发展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续洪宪纪事诗注》所记皆是亲历亲闻之事,伯驹先生与袁世凯有姻亲,而且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交好,亲身见证了洪宪帝制的闹剧,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张伯驹长于书画鉴藏、诗词创作、京剧表演和书法,但诸艺中造诣高的应是倚声填词,其词作远胜于诗,历来为人所称道,周玉言曾为其《丛碧词》做跋,称词以李后主始,而以张伯驹为殿。可见对其推崇之高。又有学者论当代词人,以张伯驹与沈祖棻并提,而张词确非浪得虚名,内容上能写其真情实感,不失其赤子之心,是词人之词。形式上,大概是因为精于京剧艺术的缘故,京剧和填词有相通之处,京剧表演要音色铿锵和谐,唱腔才能优美,填词亦然,如其举例《点绛唇》古人填词“辽鹤东来”、“紫雾香浓”第三、四字为平声,但是一定要三为阴平,四为阳平。京剧唱腔“手握兵符”、“地动山摇”亦如此。第四字用阳平是因为阴平不利于行腔之故。其填词亦严守四声阴阳,所以诸作皆音韵和谐。宜诵宜吟。《素月楼联语》主要讲对联技巧、对联趣话、名联举要。选博取精,意趣高雅,言简意骸。正如作者自序所言是为“然存其(对联)梗概,以便后学,不使成绝响”。《春游琐谈》是笔记性质的作品,内容涉及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等,都是意味隽永的文章。《丛碧书画录》张氏为自己收藏的书画做的题记,共114篇,每幅作品分署名称、作者,详记该书画质地、题署、用印及内容,是仿旧时收藏家著述体例而作,可为书画鉴藏提供参考。《乱弹音韵辑要》,先发表在《戏剧丛刊》第二期、第三期上,将京剧韵分为“十三辙”,是京剧的一本韵书,旨在指导演唱。京剧以人传,张伯驹亲炙于余叔岩,此书研究京剧艺术者,自不能错过。
  

作者简介

  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艺术大师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曾历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

前言/序言


《中国古代文人雅趣录》 《中国古代文人雅趣录》是一部深入探索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展现其独特生活情趣与文化品格的巨著。本书并非仅限于历史事件或文学作品的梳理,而是将目光聚焦于文人内心深处那些雅致、闲适、富有情趣的生活细节,勾勒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古代文人心灵画卷。 本书的编纂,旨在突破传统史书的宏大叙事,以一种更为细腻、贴近的方式,带领读者走进那些被历史长河淘洗过的璀璨瞬间。它着眼于文人生活中那些被常人忽略,却恰恰最能体现其精神气质的方方面面。从他们如何品茗论道,到如何抚琴弄墨;从他们如何赏花莳草,到如何寄情山水;从他们如何布置书斋,到他们如何营造庭院;从他们如何交游应酬,到他们如何进行思想碰撞——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考证与描摹,力求真实还原那个时代的文人风貌。 第一篇:笔墨丹青,精神栖居 本篇将从文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笔墨”出发,深入探讨文字与绘画在他们生命中的意义。我们不仅会看到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行云流水,感受其“悟对饮酒,快然自足”的情怀;也会品味苏轼的“东坡体”,体会其豪放不羁中的哲思。本书将超越单纯的文学鉴赏,侧重于文人如何通过书法、绘画来抒发情怀、寄托理想。例如,如何从一幅山水画中读出作者的心境,如何从一段行草中感受其人格魅力。 同时,书斋作为文人精神世界的“圣地”,也将被细致地描绘。书架上陈列的书籍,案头上摆放的文房四宝,墙上悬挂的字画,乃至窗外的一景一物,无不透露着主人的品味与情趣。我们将探讨宋代文人如何追求“一室之内,包罗万象”,如何通过精致的陈设来达到“事事皆有情,物物皆有致”的境界。从古朴的竹制笔筒,到精美的端砚,再到巧夺天工的笔洗,每一个器物的背后,都蕴含着文人对美学和生活的极致追求。 第二篇:琴棋书画,风雅之韵 “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文人必备的“四艺”,它们不仅仅是娱乐消遣的工具,更是文人修身养性、提升品格的重要途径。本篇将聚焦于文人与这四种技艺的渊源,展现其在其中的心得与体悟。 我们或许会看到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古佳话,体味古琴之音的清幽雅致;也会跟随诸葛孔明“草船借箭”之余的沉思,探究围棋中的智慧与策略。书法和绘画在前面已有提及,此处将更侧重于其作为一种精神实践的层面,探讨文人如何通过笔墨的挥洒,达到“忘却尘嚣,物我两忘”的境界。 此外,本书还将拓展至文人生活中与“琴棋书画”相关的其他雅事,如斗茶、插花、焚香等。这些活动看似琐碎,却构成了文人精致生活的基石。斗茶的讲究,从选水、选茶、择具到点茶、品尝,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深厚的学问与仪式感,反映了文人对生活品质的精益求精。插花的艺术,不仅仅是简单的花艺,更是文人对自然之美的解读与升华,将四季的芬芳与自然的韵律引入室内。焚香则是一种更为内敛的精神活动,香气弥漫之中,文人得以静心沉思,涤荡心灵。 第三篇:园林闲趣,山水情怀 文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理解其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环。“园林”作为文人寄情山水、品味自然的“微缩景观”,将是本篇的重点。我们将深入探究中国古典园林的独特美学,分析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营造理念。从苏州的拙政园、留园,到杭州的西湖,甚至是文人自家的那一亩三分地,本书将揭示文人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出无限的诗意与禅意。 他们如何通过叠石理水,模拟山水之形?如何通过栽花种竹,引入四季之景?如何通过亭台楼阁,提供观赏与休憩之所?每一个园林的设计,都凝聚着文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对理想人居的独特追求。文人常常在园林中邀友对饮,赏月吟诗,将自然之美与人文情怀完美融合。 除了实体园林,本书还将探讨文人对“山水”的抽象表达与精神寄托。无论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隐逸情怀,还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旷达胸襟,都离不开对自然山水的感悟与借鉴。文人常常将自己的情感与志向投射到山川草木之中,通过对自然的描绘,来抒发内心的喜怒哀乐。 第四篇:生活美学,器物之道 “器物”是文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承载着文人的审美情趣、生活习惯乃至人生哲学。本篇将聚焦于文人使用的各种器物,从日常的茶具、酒器,到文房用品,再到服饰、家具,细致入微地展现文人对器物的讲究与品味。 我们将看到唐代文人如何以精美的瓷器饮酒,感受其“金樽清酒斗十千”的豪奢;也会关注宋代文人如何以素雅的茶具品茗,体会其“寒夜客来茶当酒”的清逸。陶瓷、玉器、漆器、青铜器等各类材质的精美工艺,在文人手中得以展现其独特的魅力。这些器物不仅仅是功能性的工具,更是文人精神品味的体现,它们的设计、材质、纹饰,无不经过文人的精心挑选与鉴赏。 本书还将探讨文人对生活细节的极致追求,例如对服饰的搭配、对饮食的考究、对居住环境的布置等。他们如何通过一袭长袍,展现儒雅风度;如何通过精致的餐食,体现对生活的尊重;如何通过精心布置的居室,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独特的生活美学,一种将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追求“事事皆有情”的境界。 第五篇:游历感悟,人生哲思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中国古代文人而言,游历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精神的拓展和感悟的源泉。本篇将展现文人如何通过游历山川、访古探幽,来丰富自己的阅历,获得人生体悟。 无论是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丽想象,还是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忧国情怀,都与他们的游历经历息息相关。本书将深入探究文人笔下的游记、诗篇,分析他们如何在旅途中观察风土人情,如何在大自然中寻找生命的意义。他们可能会在高山之巅,感悟宇宙的浩瀚;也可能会在古战场,追思历史的兴衰。 同时,游历也促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与思想碰撞。他们会因为共同的旅途经历而结下深厚的友谊,也会在旅途中结识各地的名士贤达,相互切磋,共同进步。这些交流与碰撞,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也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古代文人雅趣录》力图通过对这些丰富多样的生活片段的描绘,让读者得以窥见古代文人内心深处那些至真至美的追求,感受他们如何在喧嚣的尘世中,为自己寻得一方精神净土,如何以一种超然物外、闲适雅致的态度,度过丰富而有意义的人生。这本书,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追求的致敬。它将带领您穿越时空,与那些伟大的灵魂进行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从中汲取智慧,体味生活的美好。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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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张伯驹集》真是让我爱不释手,它不仅仅是一套书,更像是一扇通往旧时代文人精神世界的窗户。我尤其欣赏的是其中对于古典诗词鉴赏的独到见解。张伯驹先生的文字功底深厚,论述之精辟,常常能将那些看似晦涩难懂的诗句,剖析得清晰透彻,同时又保留了原诗的韵味和美感。比如他谈及某位唐代诗人的用典时,不仅考证了典故的出处,更深入挖掘了诗人运用此典时,那种微妙的心境转折。阅读这些篇章,我感觉自己仿佛跟随一位博学的老师,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中徜徉。那些对宋词中“格律”与“性情”之间平衡的探讨,更是让我受益匪浅。他不是那种僵化的学院派,而是能将学识与个人生命体验紧密结合,使得他的文字充满了温润的人情味。即便是对于一些流传已久的定论,他也能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质疑和补充,展现出极高的学术独立性和洞察力。这套书无疑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鉴赏领域不可多得的珍品,其厚重感和思想深度,绝非市场上一般的文学选本所能比拟。我向所有热爱传统文化的同好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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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最初我拿到这厚厚的两册时,心里其实是有些打怵的,担心内容过于艰深晦涩,难以消化。但阅读过程中的体验,彻底打破了我的顾虑。张伯驹先生的文字,虽然立论高远,但其行文脉络却极其清晰,逻辑推进自然流畅,颇具大家气象。尤其是在阐述他对于“金石学”和“敦煌学”的早期研究时,他能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概述复杂的考据过程,这种化繁为简的能力令人赞叹。对我这样一个非科班出身的读者而言,这套书提供了一种极好的范本:如何在保持学术深度和严谨性的同时,依然能写出引人入胜、易于理解的文章。他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将枯燥的文物和碑帖研究,转化为充满生命力的历史叙事。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高级的,它不是填鸭式的灌输,而是一种启发式的对话,它引导着你主动去思考,去联想,去拓展自己的知识边界。绝对值得反复研读,每次都会有新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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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伯驹集》中收录的关于文物保护与收藏哲学的篇章,在我看来,具有极强的当代意义。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文化碎片化的时代,重温张伯驹先生对于“藏而不毁”的坚守,对于文物应有的敬畏之心,实属一次重要的精神洗礼。他不仅仅是一个收藏家,更是一位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他对于每一件旧物的珍视,都超越了单纯的物质价值,上升到了对民族文化血脉延续的责任感。书中记录了他如何辗转周旋,设法购回或保护那些濒临散佚的珍贵孤本,那种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是极其动人的。这些文字不仅是历史记录,更是一种无声的道德感召。它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文化修养,不仅体现在对前人成就的欣赏上,更体现在我们对待当下文化遗产的态度上。这套书的重量,不仅在于其纸墨之重,更在于其精神之重,它教会了我何为真正的文化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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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捧此集,首先被其装帧的古朴典雅所吸引,但真正吸引我沉下心来细读的,是其中关于书画艺术的论述部分。张伯驹先生作为一位杰出的鉴赏家,其眼光之毒辣,品味之高洁,在这些文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对于古代绘画中的“气韵生动”的阐释,远非流于表面的技法描述,而是直指作品的精神内核。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某几幅传世名作的考证过程,那简直就是一部精彩的“艺术侦探小说”!他如何通过笔墨的细微差异、印章的排列布局,乃至纸张的年代痕迹,层层剥茧,最终确定作品的真伪和流传历史,读来令人拍案叫绝。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态度,与他文字中流淌出的对艺术的热爱,形成了完美的张力。这些记录,为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打开了一扇窥见顶级鉴赏家思维模式的窗口,让我们知道,真正的鉴赏,是学识、经验和直觉的综合体现。读完这几篇,我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解,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感觉自己对“美”的鉴别标准也提高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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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里收录的张伯驹先生的尺牍和手札部分,对我来说,是情感上最能产生共鸣的篇章。相较于那些严谨的学术论述,这些信札更像是卸下重担后的私语,展现了一个真实、立体、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文人形象。信中记录的他与友人谈论时局的忧虑,对生活琐事的记录,对亲人友人的关切,都显得那样真挚而自然。尤其是一些涉及他早年经历和生活变迁的片段,读来令人感慨万千,体会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和时代洪流的裹挟。这些文字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史料性——它们是研究他生平的重要依据——更在于其文学性,那种在困顿中依然保持的优雅与风骨,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我仿佛能想象出他在昏黄的灯下,铺开宣纸,蘸墨成书的场景,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坚韧和从容。这套集子,把一个“高高在上”的文化巨匠,拉回到了我们身边,让人感到亲切又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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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说文》考释甲骨文金文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比较法”,即通过已识字和未识字的字形对比来考释古文字。宋人释读金文就是从“比较法”开始的。“因为周代的铜器文字和小篆相近,所以宋人所释的文字,普通一些的,大致不差,这种最简易的对照,就是古文字学的起点。一直到现在,我们遇见一个新发现的古文字,第一步就得查《说文》,差不多是一定的手续。”(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165至166页,齐鲁书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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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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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作家的第一本书是写他自己,最后一本书也是写他自己。   “第一本书”指自传式的小说,“最后一本书”指作家的回忆录。   我曾经想写“第一本书”,始终没写出来。现在,我想写“最后一本书”了。  我向不热衷歌颂名利,虽然在我举目所及之处也曾出现雍正乾隆。   竞逐名利是向前看,恋念情义是向后看。   人,从情义中过来,向名利中走去。有些人再回情义,有些人掉头不顾。   这是一本向后看的书。所谓情义,内容广泛,支持帮助是情义,安慰勉励也是情义。潜移默化是情义,棒喝告诫也是情义。嘉言懿行是情义,趣事轶话也是情义。   这“最后一本书”为生平所见的情义立传,是对情义的回报。无情义处也涂抹几笔,烘云托月。   我并不是写历史。历史如江河,我的书只是江河外侧的池泊。不错,池泊和江河之间有支流相通,水量互相调节。一位历史学者说,“历史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这也没什么,小姑娘尽管穿衣戴帽,而出水当风,体态宛然。 也许,历史是一架钢琴,任人弹奏乐曲。因此才有书,才有第一本书和最后一本书。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历史如霞,我一直思量“落霞与孤鹜齐飞”何以成为千古名句。   我以为都不是。人的一生只能是一部回忆录,是长长的散文。诗、剧、小说,都有形式问题,都要求你把人生照着它们的样子削足适履。而回忆录不预设规格,不预谋效果。回忆录是一种平淡的文章,“由绚烂归于平淡”。诗、剧、小说,都岂容你平淡?西谚有云:“退休的人说实话。”退休的人退出名利的竞技场,退出是非旋涡,他说话不必再存心和人家交换什么或是间接为自己争取什么。有些机构为退休的人安排一场退休演讲,可以听到许多真心话。古代的帝王“询于刍荛”,向打柴割草的人问长问短,正为这些人没有政治目的,肯说实话。所以回忆录要退休以后过若干年抄写,这时他已没资格参说谎俱乐部。回忆录的无上要件是真实,个人主观上的真实。这是一所独家博物馆,有些东西与人“不得不同,不敢苟同”,或是与人“不得不异,不敢立异”。孔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岂舍诸。”“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诗人痖弦的名句。白云苍狗,变幻无常而有常,否则如何能下“苍狗”二字?人间事千变万幻,今非昔比,仔细观察体会,所变者大抵是服装道具布景,例如元宝改支票、刀剑换枪弹而已,用抵抗刀剑的办法抵抗子弹当然不行,但是,何等人为何等事在何等情况下流血拼命,却是古今如一。人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大致掌握了人类行为的规律,人生中已没有秘密也没有奇迹,幻想退位,激动消失,看云仍然是云,“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使片云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这“最后一本书”不是两三百页能够写完的,它将若断若续,飘去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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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 价格划算 值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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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字的一切规律,全部表现在小篆形体之中,这是自绘画文字进而为甲文金文以后的最后阶段,它总结了汉字发展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姜亮夫《古文字学》5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说文》,后人才得以认识秦汉的小篆,并进而辨认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与战国的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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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从碧这个集子精装本绸面恶俗,纸张奇差,还是撸平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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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字的一切规律,全部表现在小篆形体之中,这是自绘画文字进而为甲文金文以后的最后阶段,它总结了汉字发展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姜亮夫《古文字学》5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说文》,后人才得以认识秦汉的小篆,并进而辨认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与战国的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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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好帅,词也很好,书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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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案《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然但称毛公,不著其名。《後汉书·儒林传》始云:“赵人毛长传《诗》,是为《毛诗》。”其长字不从“[A061]”。《隋书·经籍志》载《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氏笺。於是《诗传》始称毛苌。然郑玄《诗谱》曰:“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於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亦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据是二书,则作《传》者乃毛亨,非毛苌,故孔氏《正义》亦云大毛公为其《传》,由小毛公而题毛也。《隋志》所云,殊为舛误。而流俗沿袭,莫之能更。朱彝尊《经义考》乃以《毛诗》二十九卷题毛亨撰,注曰“佚”。《毛诗训故传》三十卷题毛苌撰,注曰“存”。意主调停,尤为於古无据。今参稽众说,定作《传》者为毛亨。以郑氏後汉人,陆氏三国吴人,并传授《毛诗》,渊源有自,所言必不诬也。郑氏发明毛义,自命曰《笺》。《博物志》曰:“毛公尝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为敬。”推张华所言,盖以为公府用记,郡将用笺之意。然康成生於汉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无所取。案《说文》曰:“笺,表识书也。”郑氏《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案此论今佚,此据《正义》所引)。”然则康成特因《毛传》而表识其傍,如今人之签记,积而成帙,故谓之《笺》,无庸别曲说也。自郑《笺》既行,齐、鲁、韩三家遂废(案此陆德明《经典释文》之说)。然《笺》与《传》义亦时有异同。魏王肃作《毛诗注》、《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诸书,以申毛难郑。欧阳修引其释《卫风·击鼓》五章,谓“郑不如王”(见《诗本义》)。王基又作《毛诗驳》,以申郑难王。王应麟引其驳《芣苡》一条,谓“王不及郑”(见《困学纪闻》,亦载《经典释文》)。晋孙毓作《毛诗异同评》,复申王说。陈统作《难孙氏毛诗评》,又明郑义(并见《经典释文》)。袒分左右,垂数百年。至唐贞观十六年,命孔颖达等因郑笺为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毛传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郑笺作二十卷,疑为康成所并。颖达等以疏文繁重,又析为四十卷。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惟王谠《唐语林》记刘禹锡听施士モ讲《毛诗》所说“维鹈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维北有斗”四义,称毛未注,然未尝有所诋排也。至宋郑樵,恃其才辨,无故而发难端,南渡诸儒始以掊击毛、郑为能事。元延�炭凭偬踔疲�《诗》虽兼用古注疏,其时门户已成,讲学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於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然朱子从郑樵之说,不过攻《小序》耳。至於《诗》中训诂,用毛、郑者居多。後儒不考古书,不知《小序》自《小序》,《传》、《笺》自《传》、《笺》,哄然佐斗,遂并毛郑而弃之。是非惟不知毛、郑为何语,殆并朱子之《传》亦不辨为何语矣。我国家经学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鼓箧之儒,皆�鸣煤跹星蠊叛А=裉芈计涫橛搿缎⌒颉吠�冠《诗类》之首,以昭六义渊源,其来有自;孔门师授,端绪炳然,终不能以他说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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