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陈寅恪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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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定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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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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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16148297
版次:1
商品编码:11655465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02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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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描述

内容简介

  

  《守望:陈寅恪往事》回溯陈寅恪往事,展现他非同寻常的求学经历、艰苦的治学生涯、独特的治学方法、终身守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嶙嶙风骨和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全书从大量的历史细节中,还原出了一个真实的陈寅恪,解开了长期笼罩在他身上的种种谜团,诸如:他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各个时期所做的文化选择;婚姻及家庭生活;进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始末;究竟通晓多少门外语;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如何形成;受聘牛津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原因;香港沦陷后如何坚守民族气节以及如何脱险;与梁启超、王国维、吴宓、胡适、傅斯年、陈垣等民国文化名人的交往;如何奖掖、扶持劳干、周一良、邓广铭、蒋天枢、季羡林、唐长孺等学人;与国、共两党高层人物的关系;同郭沫若、杨荣国等人之间的学术分歧;1949年为何留在大陆及以后所受到的“国宝”待遇;斯大林是否读过他的著作;“四辞”进京之邀的经过;1949年以后的出版风波,1958年受到的政治冲击及其弟子们的不同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迫害;与叶恭绰、瞿蜕之、龙榆生、朱师辙等“边缘学者”的交往;其终生的学术遗憾及其原因。全书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揭秘显隐,澄清坊间一些似是而非、可爱不可信的传闻,并从陈寅恪一代人的遭遇,展示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和一代中国学人的命运。可以说,读懂了陈寅恪,就读懂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

作者简介

吴定宇,生于1944年,四川岳池县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过《中山大学学报》主编、编辑学与出版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在学术团体中担任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理事、郭沫若研究学会理事、广东高校学报研究学会会长、广东期刊学会副会长等。出版专著、合著九种,在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代表作有《论鲁迅与胡适》《巴金与中外文化》(合著)《学人魂——陈寅恪传》《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主编兼撰写)等。

目录

自序读懂了陈寅恪,就读懂了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史
第一章 治学之路
一 陈氏文化圈
(一)书香世家
(二)幼承家学
二 负笈远游
(一)走出国门
(二)欧美留踪
(三)“读书种子”
第二章 清华岁月
一 初入清华
二 为人师表
三 哲人其萎
四 初探硕果
(一)勤勉治学
(二)后来居上
第三章 万里烽烟
一 北平沦陷
二 漂泊无依
三 应聘牛津
四 浩然正气
五 转徙西南
(一)流寓桂林
(二)执教成都
(三)再进清华
六 再探硕果
第四章 康乐风雨
一 岭南定居
(一)留在大陆
(二)四辞返京
二 “国宝”礼遇
三 事出有因
四 风雨袭来
第五章 桑榆暮景
一 风雨过后
二 外地来客
(一)政要来访
(二)最后一面
(三)两位学生
三 出版风波
四 在劫难逃
五 身后之事
六 三探硕果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读书种子”

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1897—1993)先到哈佛大学留学,专攻数理逻辑,兼学梵文、佛学等学科。经俞大维介绍,刚到美国的陈氏认识了小他四岁的吴宓。

吴宓(1894—1978),陕西泾阳县人,自幼聪明过人,勤奋好学,学业成绩优异,1910年,十七岁时就考取陕西“游美第二格学生”,名列前茅。年底赴京,进入专门培养留美预备生而办的清华学堂复试,又从全国送来参加复试的近三百考生中脱颖而出,高中“榜眼”——为这批留美预备生中的第二名。1914年底,吴宓的嗣父、曾任甘肃副都统的仲旗公吴建常,忽遭甘肃省省长张广建的构陷。张广建向袁世凯密告,吴建常与国民党要人于右任是心腹之交,又与南方革命党和北方宗社党有来往,遂被袁世凯批准拘押。正在清华学堂读书的吴宓心急如焚,四方奔走,设法营救。此时俞大维的大伯父——也就是陈寅恪的大伯舅俞明震,正在北京平政院肃政厅肃政使任上。1915年,俞明震弹劾了张广建,对吴建常脱离缧绁之苦,起到了促进作用。

吴宓对参与营救嗣父的人心怀感激,到哈佛大学后,在感情上对俞明震的侄子俞大维很亲近。再加上俞大维本来就是一个用功读书的留学生,吴宓和他认识后,很快就成了朋友。在平时的交谈中,俞大维多次谈起过陈寅恪,对其博学与通识十分佩服。所以,吴宓与陈氏刚认识就有一见如故和相见恨晚之感,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知己。经过交谈,吴宓就已“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吴宓诗集》,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46页。1919年3月2日,吴宓应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会邀请,作了题名《〈红楼梦〉新谈》的演讲。《红楼梦》也是陈寅恪所喜爱的中国古典小说之一,所以,他也去听了这场演讲。吴宓的演讲显然引发了陈寅恪的感慨,于是其在3月6日写了首《〈红楼梦新谈〉题词》赠给吴宓。

吴宓得到这首诗很高兴,他认为陈寅恪的人品、学问、识见,都高于自己和周围的中国留学生,能和这样的学人交朋友,乃人生一大幸事。所以,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兴奋地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吴宓日记》(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页。吴宓愈和陈氏交往,就愈为陈氏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所吸引,常在日记中写下对陈氏的评价和陈氏对他的启发。比如,在1919年4月25日,他就记下如许话语:“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钦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君谓,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又述中国汉宋门户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心得,深觉有一贯之乐。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同上书,第28页。于是吴宓与陈寅恪从此结为倾心吐胆的深交,成为终生不渝的朋友。

吴宓同陈寅恪一样,酷爱中国诗歌,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吴宓诗集》中所收录的是他从十五岁(1908)学习写诗的吟咏之作至老年的诗歌作品。因此,他们常在一起谈论各自对诗歌的见解,互相启发,相得益彰。一有新作,便互相传观,互相评点雅正。当时陈寅恪有一怪癖:把写好的新作先给吴宓看过,当场即撕成碎片,不让抄录保存。殊不知吴宓记忆力惊人,他把陈寅恪的手稿过目默记下来,而后写进日记之中。陈寅恪早年所写的《无题》、《影潭先生避暑居威尔士雷湖上戏作小诗藉博一粲》、《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八年夏季第二号读竟戏题一绝》等诗,都是经吴宓在日记中记录而保存下来的。这些诗作,不但反映了陈寅恪留美生活的一个侧面,而且还展现出其性格中富有风趣、幽默的一面。陈寅恪也知道吴宓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和很高的文学鉴赏力,以后每有新作,几乎都要先给吴宓品味。

陈氏去世后,在其后人所编辑的《陈寅恪诗集》中,不少佚诗如《春日独游玉泉静园》、《寄傅斯年》、《吴氏园海棠二首》、《蓝霞》、《蒙自南湖》、《七月七日蒙自作》、《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太平洋战起困居香港时作》、《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寄题朴园书藏》、《目疾久不愈书恨》、《夏日听读报》等,均录自吴宓日记。有些诗作,如《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玄菟》等,正是由于吴宓在诗末加了附注,注明了陈氏写诗时的语境、心境和用意,才为后来读者准确理解这些诗作的意蕴和诗人真实的思想感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从而避免了误读。

饶有意思的是,陈寅恪虽然出身世家,但生活并不讲究,穿着也很随便。当时在哈佛求学的中国学生不少,周一良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洪畏莲先生,曾在哈佛大学校园见过陈寅恪,“看见一个中国学生口诵中国诗歌,来回朗诵。这位学生的衬衣整个都露在裤子外边。大家都知道,从前西方穿衣服,衬衣后部因很长而应塞入裤子里面,露在外面是一种不礼貌、非常可笑的行为。洪先生看到的这人有些奇怪,就问别人此人是谁,别人告诉他,这是哈佛大学很有名的一个学生,叫陈寅恪”周一良:《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毫不奇怪,陈寅恪的心思都用在读书上,生活细节难免会有些落拓不羁。

如果不购书,陈寅恪完全可以凭官费过上比较宽裕和舒适的生活。但是,他认为读书须先识字,而识字就得读书。所以他爱书成癖,时常同二三友人,如俞大维、梅光迪等,结伴去波士顿城里买书。新书价高买不起,就去淘旧书。由于陈氏中西文化基础扎实,很会挑选自己所需要的书;再加上他去旧书店的次数多了,懂得旧书交易的行情,往往用不多的钱,就能买到有价值的好书。因此,他每次逛旧书店,都会满载而归。在哈佛不到半年,他的藏书已足够可观了。吴宓的日记见证了他的购书活动,“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吴宓日记》(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5页。。陈氏还多次劝吴宓,国内图书馆外文藏书少,需要时查找就很困难,非得自己购买不可。现在不随时零星购买,回国以后,就不容易买到这些西文书籍;而且将来恐怕也没有力量再到这里购买了。吴宓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在他们的带动下,也开始从每月的生活费中挤出一些钱来买书。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就比较拮据了。三立老人知道了陈寅恪和远在法国留学的陈登恪在经济上的窘状,写下“为忆二雏羁绝域,长饥谁挂杖头钱”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李开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2001年版,第617页。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担忧。当时约有两千多中国学生在美国各地留学,在哈佛大学也有五六十个中国学生。相当多的中国留学生,缺乏理想和上进心,无非在美国读读大学混混日子;或者弄一张大学文凭,好回国赚钱发财。像陈寅恪那样省钱买书、刻苦读书、矢志报国的学生,属凤毛麟角。

据《吴宓日记》记载,在哈佛大学,陈氏读书之余,时常同一些留学生纵谈古今,横论中西,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建设以及中外的社会等问题。如何复兴中国文化或者建设一种新文化?在美国不同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展开过热烈的讨论。由于各自的见解不同,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主张全盘输入西方学理,取代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再造中华文化。胡适以杜威的实验主义和进化论为观照,从改革中国文学的语言文字入手,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成为国内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并且把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

另一派则是以陈寅恪、吴宓和梅光迪等为代表的哈佛学派。他们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也在认真地思考和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主张保持人性的优点和文明的精华,高度评价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思想。他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是对抗现代资本主义物欲与非理性化的重要思想武器,因此十分推崇儒家文化思想。在白璧德的启迪下,他们对胡适、陈独秀等人所采取的抨击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持强烈反对态度。吴宓、梅光迪等回国后,创办《学衡》杂志,秉承“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批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表了许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的文章,成为中国文化稳健派的重要文化阵地。陈氏虽然没有参与学衡派的活动,但在哈佛大学与吴宓多次讨论过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他的文化主张深深地影响了《学衡》杂志的主编吴宓,从而影响了《学衡》杂志的办刊方向。

吴宓在1919年8月31日、12月14日等几天日记中,记下了他们讨论的要点。与胡适等中国留美学生不同,陈寅恪不但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而且也看到了它们的同构性和相似性,异中有同,于是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相交融的契合点。他比较中西文化的长处和短处说:“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吴宓日记》(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0—101页。他发现,“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性习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同上。。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高擎批判大旗,正猛烈地向家族制度和传统伦理道德开火。陈寅恪却对此大加肯定:“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同上书,第102页。他注意到西方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与中国文化相似的地方,“西洋最与吾国相类似者当首推罗马,其家族之制度尤同”同上书,第58页。。在这个问题上,他显然不赞成一笔抹杀中国家族制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纠正了胡适等人立场的偏颇。

对于中国古代哲学,陈寅恪的评价则不高。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他的话:“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吴宓日记》(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2页。陈寅恪的这个看法是否偏激,今天尚可讨论,但他并不因此贬低或者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需要引进外来文化,取长补短,而从印度输入佛教特别重要。他看到佛教的传入与流布,恰好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和缺陷,使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出现了勃勃生机,“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同上书,第103页。。一些在美国的留学生和国内的新潮学人,积极鼓吹全面接受西方文化思想,日后甚至还出现“全盘西化论”的论调。他们缺乏陈寅恪那样广博精深的宗教文化知识,没有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基因就是基督教文化,而欧洲的基督教又与政治关系紧密,牵入了政治斗争。陈寅恪独具慧眼,既看到了基督教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面,也看到其在发展过程中野蛮血腥的另一面——一千多年来,欧洲各宗教派别,互相仇视,基督教对异教徒尤其残毒倾挤,酷刑杀害,甚至不惜血战百年,使生灵涂炭。基督教排斥异己,诸多行事与中国礼俗文化的宽容大度精神,是相违背的。于是他从学理的高度断言:“耶教(即基督教——作者注)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立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耳)。必至牵入政治,则中国之统一愈难,而召亡愈速。此至可虑之事。今之留学生,动以‘耶教救国’为言,实属谬误。”同上书,第103—104页。

陈寅恪比一般留美学生高明的地方,就在于能异中求同,发现古今中外,“盖天理SpiritualLaw人情Human Law,有一无二,有同无异……则吾国旧说与西儒之说,亦处处吻合而不相抵触”同上书,第59页。。在他看来,天理与人情便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契合点,于是他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过程中,一直坚守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基本立场,主张输入西方学理和新的知识,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他说:“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所以,天理人事不仅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契合点,而且还因其所具有的普世价值,应成为救中国之道。他由此出发,批评留学生和国内目光短浅之士,重实用而轻精神,重眼前而无远虑,只图从西方输进所谓科学技术,而忽视吸收西方文化思想精神的弊病。他发出警告:“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吴宓日记》(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1页。陈氏当时的远见卓识,也远非常人所能与之比肩。

陈寅恪的真知灼见,对吴宓启发极大。他不但完全赞同陈氏的观点,在日记中做了详细的记载,而且回国之后,在他主编的《学衡》杂志上,大力刊登文章,介绍西方文化思想和思潮,比如在西方风行一时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等。他自己也就如何建设20世纪中国文化的问题,撰文发表看法:“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把新文化的名称,界定为“似西洋之文化之别名”。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指出“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从而坚决主张把“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的孔孟人本主义,与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类的哲学,融会贯通,撷精取粹,以使“国粹不失,欧化亦成”。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显而易见,吴宓的文化思想,深受陈寅恪的影响;《学衡》杂志,基本上体现了陈寅恪的学术文化主张。

今天看来,在20世纪开始的一二十年,众声喧哗,胡适、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新时代,功德无量。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批判与否定,也不无偏颇之处。《学衡》派的领军人和主要骨干成员,多是留美归国的青年学人。他们在国外也从西方文化思想中汲取过营养,指导他们的新人文主义,即使在西方,亦是很时兴的文化理论。如果说胡适等激进派以杜威的实验主义为观照去研究中国文化,所提出的主张就是革命的、先进的;而学衡派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指导去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就是保守、守旧的,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公允。虽然陈寅恪、吴宓等人的观点与胡适、陈独秀们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他们从不同的方位,以不同的中西文化思想为观照,通过不同的途径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建设等问题,实在难能可贵,值得肯定。而且他们的观点,正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偏颇。如果说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一派,那么陈寅恪、吴宓等人就是稳健一派。

事实上,在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哪怕是最激进的人,也不可能完全割裂传统。几年以后,新文化阵营内部的一些健将,都陆续回归传统,以西方文化理论为观照,整理、研究起中国传统文化来。比如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给青年学生开列了大批古籍书目,以及他自己对《红楼梦》、《水经注》等方面的研究;陈独秀对中国古代文字的研究;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等,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中国新诗开辟了发展新天地的郭沫若,日后也写了不少旧体诗词。而且中国素有在客厅里挂中堂的习惯,直到现在,题写在中堂上的大都是古诗、古词或格言名句,足显文化传统生命力之旺盛。可见当年陈氏和吴宓之间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的看法的确具有先见之明。

陈寅恪此次到欧美留学,正值国内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之际。特别是他在柏林大学留学期间,江西省教育厅的官费经常停寄。再加上弟弟登恪自1919年由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也到巴黎留学,家中实在无力在经济上再继续支持他们了。他们也同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1897—1969)等留学德国的中国学生一样,在经济上穷得叮当响,吃得很简单,常常是有一顿无一顿,处于半饥半饱状态。陈氏有点钱时,便慷慨周济别人,有“福”同享。没钱时,也不像其他留学生那样,四处告贷。宁肯饿饭,也不愿开口向人去借,有困难就自己设法克服。后来,陈氏对家人谈起过这一时期的艰苦生活,给女儿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但他仍潜心苦读。“除听课外,常整日在图书馆阅读,仅带一点最便宜的面包充饥,全天不进正餐”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6页。。由于德国人不喜欢吃猪内脏,所以猪内脏特别便宜。据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回忆,陈寅恪是苦学生,上饭馆吃饭,为了省钱,每次总点价钱最便宜的炒腰花。有一次他和俞大维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他们两个人给我们两个人送到戏园门口就要走,我问你们不看吗?我心里想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样轻看,大维笑笑,寅恪就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我们心里又感激又难受”杨步伟:《杂忆赵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

陈氏涉猎面广,无书不读,爱书如命。即使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无论生活条件多么艰苦,都改变不了他酷爱买书、藏书和读书的习性。1923年初,他从一家中国报纸上,获悉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印《大藏经》的消息,便马上给国内的妹妹陈新午写信,请妹妹为他筹款,代购此书。他在信中对妹妹吐露心曲,他之所以久留国外,就是因为外国图书馆有国内图书馆无的《大藏经》一类藏书。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目前尚未见到中文译本,如果现在归国,那他刚刚着手的研究就半途而废、前功 守望:陈寅恪往事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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