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中国近世生物学机构与人物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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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刚,夏振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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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植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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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13155641
版次:1
商品编码:12049462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国近世生物学机构与人物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22
字数:326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中国近世生物学机构与人物丛书》是一部拥有80卷126分册的煌煌巨著,由几代中国植物学家,历经八十余载编纂而成,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为中国科学赢得荣誉,也为中国植物学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中国近世生物学机构与人物丛书》意在对《中国植物志》编纂过程作一全面记载,探寻各个时期重要历史事件始末,记述主要科、属编写经过和学术成就,藉以评述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发展历史。其主要内容按时间历程可分为:1922~1949年学科的创建时期;1949~1958年酝酿编写时期;1958~1977年或编或停时期;1978~2005年全面编辑时期。全书以档案记载和人物访谈为主要材料,力求忠实于历史,并以平实的笔法撰写历史。

作者简介

  胡宗刚,江西省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江西九江人,生于1962年11月。现从事中国近现代生物学主要机构和重要人物研究,著有《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五十年》《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等。
  
  夏振岱,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审。江苏镇江人,生于1935年2月。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1963毕业于北京电视大学。1959—2008年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历任图书馆管理员,所办公室信访文秘,《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常务委员等。参与《中国植物志》樟科、豆科编研,另发表各类论文十余篇。
  
  胡宗刚,江西省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江西九江人,生于1962年11月。现从事中国近现代生物学主要机构和重要人物研究,著有《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五十年》《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等。

目录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八年筹备(1950~1957)
一、合组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
二、《河北植物志》
三、第一次全国性植物分类学专门会议
四、中国植物学会两次代表会议
五、植物分类研究所一次所务会议
六、思想改造运动与研究人员评级
七、《中国植物科属检索表》
八、《中国主要植物图说》
九、姜纪五任中共植物所党总支书记

第三章 八年初编(1958~1965)
一、改造之后的植物分类学家
二、《中国植物志》编纂在“大跃进”中起步
三、秦仁昌率先完成第二卷蕨类植物
四、组建《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五、《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第一次会议
六、《中国经济植物志》
七、一九六〇年
八、出版受阻
九、《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第二次会议
十、与国外学术交流

第四章 十年停续(1966~1976)
一、“文革”中去世的植物学家
二、《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三、重启《中国植物志》编纂
四、《植物分类学报》复刊
五、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
六、蒋英与夹竹桃科萝蘑科编纂始末
七、郑万钧与裸子植物编纂始末
八、方文培与槭树科编纂始末
九、秦仁昌第三卷蕨类志稿遭否定
十、马毓泉龙胆科编写风波
十一、重新组织禾本科编写
十二、运动还在进行
十三、杨柳科编写始末
十四、严加审查的国际学术交流

第五章 回归学术(1977~1986)
一、回归学术
二、对唇形科之评论
三、桦木科之署名
四、重组《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前后
五、编纂者两通函札
六、科学出版社
七、中科院植物所兴建植物标本馆
八、十字花科编纂始末

第六章 最后十七年(1987~2004)
一、吴征镒出任主编
二、编委会办公室
三、申请经费
四、卫矛科编纂始末
五、与西方学术之交往
六、第一卷总论编纂始末

第七章 结语
附录
一、编年纪事(1950~2004年)
二、各卷册编辑、作者和绘图人员名录
三、《中国植物志》历年获省部级以上奖项
人名索引
后记

精彩书摘

  《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中国近世生物学机构与人物丛书》:
  而另一类工作,则属于临时政治任务。如“叶蛋白文献整理和翻译”,花费时一月。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转眼间中国却出现饥荒。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通知”,中国科学院迅速投入到运动之中,植物研究所承担一项临时任务,在野生植物中寻找代用食品。从树叶中提取蛋白质,便是秦仁昌的任务。他认为过去中国对叶蛋白的提取和利用知之甚少,要寻找更多、更好的粮食代用品,必须先了解国外所做的工作,故必须翻阅外国文献,并翻译一些重要文章。此外还参与《北京食用植物》和《北京有毒植物》两本小册子编写,书中主要介绍可食用植物的食用部位与食用方法,及不能食用的植物。此两册系植物所以三天时间编写而成,很快印刷出版。其时,各省、市、自治区也编出类似之书,印数都在万册以上,下发到公社、大队,以解燃眉之急。第二年3月又将两书合为《北京食用植物与有毒植物》。还有一类工作便是纯粹的政治运动。这一年开展的运动有安全保密运动、技术革新、在研究室内开展小整风运动。这些运动还都是和风细雨,皆未有触及人的灵魂,但至少浪费掉不少时间。其次这些运动的开展,来得突然,不可预料,自然影响原定计划的实行。植物所的科学家们对计划还是相当的尊重,所以在总结1960年工作时提出:“在制定计划时要留有余地,以便参加突击任务和政治运动,而不至于影响完成年度计划。”
  ……
《中国近世生物学机构与人物丛书》系列其他分册内容概述 本丛书旨在系统梳理和记录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即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发展初创、奠基与成型阶段,中国生物学研究机构的创建演变历程,以及推动这一学科体系构建的关键人物的学术贡献与生平事迹。本丛书的每一分册,均聚焦于特定侧面或某一重要研究领域,旨在构建一幅宏大而精细的中国近世生物学图景。 以下将详细介绍本丛书中,未涵盖《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所涉植物分类学编纂史的各主要分册(假设性地列举,以体现丛书的广度和深度): --- 第一分册:近代中国动物学研究机构的肇始与演变(1890-1949) 本分册深入剖析了自晚清“西学东渐”开始,中国近代动物学研究机构从零星萌芽到体系初步建立的过程。 重点考察对象包括: 1. 早期机构的建立背景: 重点分析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建立的科学机构(如德国汉堡科学考察团、英国汇丰生物考察站等)对中国本土研究的刺激与影响。 2. 高等院校中的动物学系: 详述京师大学堂(后北京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高等学府如何设立动物学系、引进西方教材与研究方法。研究初期师资力量的匮乏与海外留学生归国后的贡献。 3. 专业研究机构的奠基: 细致考察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及其前身)的筹备、选址与早期研究方向的确定。剖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设立的各类生物调查所中,动物学研究的具体进展,特别是在昆虫学、鱼类学和脊椎动物形态学方面的起步。 4. 地域性与教会机构的角色: 关注地方性博物馆、教会大学附属机构在动物标本收集和地方生物多样性调查中扮演的先驱角色。 核心内容: 本册将梳理这些机构在体制变革(清末、民国初期、抗战时期)中的数次迁移、改组与命名变迁,以及它们如何确立中国动物学研究的早期学术规范和研究范式。 --- 第二分册:中国近代昆虫学家的学术谱系与交流网络 本分册聚焦于中国近现代昆虫学领域涌现出的杰出人才,探讨其教育背景、学术思想的形成与跨国界的学术交流。 主要人物群像(不限于): 1. 早期先驱的开创性工作: 梳理如X教授(假设名)等第一代留学归国学者,如何在缺乏系统标本和实验条件的情况下,开展中国重要的经济昆虫和农业害虫的初步调查和分类工作。 2. 民国时期昆虫学的专业化: 重点分析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地方农科所等单位工作的昆虫学家群体,他们在农业植保、病虫害防治领域做出的具体贡献。例如,对重要粮食作物病虫害的首次系统记录。 3. 海外网络的构建: 详细描述中国昆虫学家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学会和博物馆的联系,包括标本交换、论文发表、参加国际会议的情况。考察抗战时期,许多学者如何将珍贵标本和资料携带内迁,以维持学术火种。 4. 不同学派的形成: 分析影响中国昆虫学的两大主要学派——形态分类学派与生态生理学派——的学术源流和代表人物。 核心内容: 本册通过对关键人物的学术生涯分析,展现了中国昆虫学研究如何从零星的博物学观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学科体系的现代化科学部门。 --- 第三分册:中国近代生物学教育的教材与思潮变迁(1880-1937) 本分册将视角转向教育领域,考察生物学知识如何通过课堂和翻译文献进入中国知识界,以及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演变。 内容侧重: 1. 西学东渐初期的生物学入门: 研究最早引入中国的生物学概念,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尔的遗传学是如何通过传教士、早期留学生和翻译社团(如江南格致汇编)被介绍和接受的。 2. 中国第一批生物学教科书的编撰: 考察光绪年间至民国初年,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博物学》、《生物学》等教材的结构、内容取舍及其意识形态倾向。对比不同版本教材对“科学”与“自然”的阐释。 3. 教学实践的革新: 重点探讨显微镜、解剖模型、植物标本制作等实验教学方法在南京、北京等地的普及情况,以及早期生物学实验室的配置标准。 4. 留学归国学者对教学方法的冲击: 分析拥有西方博士学位的学者如何批判传统中式教学,推行基于实验和观察的现代科学教育模式,以及他们在不同学府间流动对教育思想传播的影响。 核心内容: 本册揭示了生物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中国教育体系中从边缘知识到核心学科的艰辛历程,以及教材内容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思潮。 --- 第四分册:中国早期微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的本土化探索(1910-1940) 本分册将关注生物学分支学科中,与医学和基础科学交叉最密切的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领域的发展,特别关注其在应用科学中的早期尝试。 研究领域聚焦: 1. 公共卫生背景下的微生物学萌芽: 考察二十世纪初,中国为应对霍乱、鼠疫等公共卫生危机,在海关、疫署等机构设立的病菌检验部门,这些部门如何成为早期微生物学研究的温床。 2. 高校中的生物化学实验室: 详述中央大学、协和医学院等机构如何建立生物化学研究方向,早期研究集中在地方性食物的营养成分分析,以及对传统中草药中活性物质的初步探索。 3. 人才培养与国际合作: 梳理中国早期微生物学家(多集中于医学背景)在欧美学习的经历,以及他们归国后在疾病病原体分离、疫苗研制方面的初期贡献。 4. 应用与基础的张力: 分析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早期生物化学研究是更偏重于解决实际的营养与公共卫生问题,还是逐步转向基础的酶学或代谢研究。 核心内容: 本册旨在展现中国在引入高度依赖精密仪器和化学基础的学科时,如何克服技术壁垒,进行本土化的研究探索,为后续的生物医药发展奠定基础。 --- 总结: 本丛书的整体架构,旨在通过对机构变迁、人才群像、教育思潮、分支学科四个维度的独立深入研究,共同构建起一部完整的、多层次的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发展史,为研究者提供坚实的史料基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上述各分册的叙述重点与《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中涉及的特定宏大编纂工程的细节,存在显著的时间段和研究对象上的分野。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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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对科学史有着浓厚兴趣的历史爱好者,偶然间了解到《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这部著作。尽管我对植物学本身的专业知识了解不多,但“编纂史”这个词汇就足以激发我的研究欲望。我一直认为,宏大的科学著作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以及一群充满热情和智慧的先驱者。这部编纂史,将时间锁定在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这正是中国社会经历巨变的时期,我想象着,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里,植物学研究是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依靠着知识分子的坚韧和国家的支持,一步步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我特别好奇的是,这部编纂史是如何梳理不同时期在植物学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以及那些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科学家们。他们的学术思想如何形成?他们的研究成果如何汇聚?他们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又将如何被记录?这本书无疑为我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独特视角,其背后的“中国近世生物学机构与人物丛书”系列,更是让人充满期待,我希望能够从中了解更多鲜为人知的学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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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确实是一部巨著,光是翻开目录就让人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学术分量。作为一名植物学爱好者,我一直对中国丰富多彩的植物资源充满好奇,而“中国植物志”更是我心目中的一座知识宝库。然而,真正让我产生购买和阅读这部编纂史的冲动,在于它背后所承载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奋斗故事。我总觉得,一部宏大的科学工程,必然伴随着无数人的心血、汗水,甚至牺牲。五十年的时间跨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1世纪初,这其中经历了多少风雨,多少学术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多少资源的匮乏与克服,都可能在这部编纂史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我尤其期待看到,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在学术前沿默默耕耘的科学家们,他们的工作状态、研究方法、遇到的困难以及最终的突破。这本书就像一个窗口,让我得以窥探中国植物学研究在近现代跌宕起伏的发展轨迹,也让我对“中国近世生物学机构与人物丛书”这个系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信后续也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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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买下《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纯粹是出于对“中国近世生物学机构与人物丛书”这个系列的好奇,并且被“中国植物志”这四个字所自带的权威感和厚重感所吸引。我并不是植物学领域的专业人士,甚至连最基础的植物分类知识也知之甚少。然而,我一直对那些能够凝聚大量人力物力、历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重大科研项目抱有敬意。想象着,从零开始,建立一套完整、准确的中国植物分类体系,这其中的挑战该有多么巨大!这部编纂史,就像是在讲述一个关于坚持、关于传承、关于奉献的宏大叙事。我特别想知道,在1950年到2004年这半个多世纪里,究竟有哪些机构在默默地承担着这项艰巨的任务?又有哪些学者,将他们的一生都献给了这项事业?他们是如何克服当时的物质条件限制,如何进行野外考察,如何组织全国的专家进行协作?这本书,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关于植物学的,不如说更像是一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一个时代背景下,用科学的力量书写民族篇章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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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这个书名时,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无数枯燥的学术名词和复杂的植物形态图,但我随即便被“中国近世生物学机构与人物丛书”这个副标题所吸引。我一直认为,任何宏大的科学成就,都离不开背后无数鲜活的个体和支撑他们的组织。这本书,看似聚焦于一部巨著的诞生过程,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在这个漫长的编纂过程中,那些关键的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他们的研究方向是如何确定的?又有哪些杰出的科学家,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推动了这部巨著的不断完善?我尤其好奇,在1950年到2004年这段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植物学研究是如何在国家发展战略、学术思潮的演变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并不断前进的。这本书,对我来说,更像是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植物学发展历程的“群像传”,它记录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积累,更是那个时代科学家的精神风貌、学术传承以及他们所经历的种种挑战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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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这部书的兴趣,源于我一直以来对中国科学发展史的关注,尤其是那些跨越几十年的大型科研项目。五十年的时间跨度,足以见证一个时代的变迁,也足够让一项工程沉淀出深厚的历史积淀。我脑海中构想的,不仅仅是植物分类学的专业知识,更是那些在幕后默默付出的科学家们。他们如何组织、如何协调?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年代,他们是如何解决经费、设备、人力等方面的难题?这部编纂史,对我来说,是一个了解中国植物学研究如何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再到最终走向世界的缩影。我渴望了解其中提到的“中国近世生物学机构与人物”,他们是这场伟大工程的奠基者和推动者,他们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学术交流以及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生存状态,都将是吸引我的重要因素。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对植物分类学的记录,更是对中国科学精神和集体智慧的一次深刻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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