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另一种审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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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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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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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SBN:9787550292543
版次:1
商品编码:12120754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3-01
用纸:铜版纸
页数:304
字数: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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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描述

编辑推荐

  本书是彭小莲导演的蕞新电影文集,以创作者的独特视角回顾近年备受世界影展关注的热门作品,以及中国影史影人往事,带领我们走近银幕背后的光影人生。书中既论及大师之作,也论及初出茅庐的新锐导演,既有对历史的沉重反思,也有酣畅淋漓的感性表达。作者不以投资、明星、影响力来挑选影片,而只关注影片背后创作者的热情和真诚。这使本书成为一本难得的充满率真和勇气的文集。

  著名导演彭小莲蕞新文集,评点近年来热门影片,直言国产电影困境和瓶颈。

  深情回忆谢晋、吴天明、史蜀君等老一辈电影人,以及他们的坚持与信念。

  以业内人的角度,专业剖析电影创作背后的得失起伏,深入展现影片的内涵与本质。

  每篇文章配有多幅插图,采用小开本,提供舒适的阅读体验。


内容简介

  从《为奴十二年》中对自由和平等的探索,到《卡廷惨案》背后的历史真相,从吴天明对电影的执着和坚持,到史蜀君的乐观与淡然,彭小莲以独特的视角剖析热门佳片和经典名作,回顾记忆里的影人影事,细数创作中的辛酸与梦想。

  身为导演,作者从自身经历和业内人的身份审视电影艺术和产业,不拘于专业藩篱,文笔犀利,情感真挚,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也充满了对当下中国电影产业的深刻反思。


作者简介

  彭小莲,1953年6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茶陵,电影导演。曾在江西插队9年,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1994年毕业于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获得电影制作MFA学位。2001年帮助完成了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的蕞后一部影片《满山红柿》,该片被评为当年日本NHK十佳纪录片。自编自导了8部故事片,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嘉奖,代表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纪事》《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我坚强的小船》等,蕞新作品为《请你记住我》。业余写作,代表作品有《回家路上》《他们的岁月》《理想主义的困惑》《电影,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不要给我讲故事,我要的是人物》等。

内页插图

目录

娱乐的代价(代自序)

《为奴十二年》的日子

《卡廷惨案》的宗教意义

《如父如子》——情感认识

《指挥家的抉择》的困惑

《渺生一页》的真诚

《浪潮》的现实意义

《武训传》留下的记忆

遥远的《间谍之桥》

假设谢晋是幸福的

告别的尊严

骄傲的吴天明导演

关于苏联电影《人与兽》的记忆

加油!《爷爷奶奶的村庄》

谁在《逃离》1968

电影的多线结构

《波兰当代电影》印象

伊朗电影的《过往》

谁愿意接受“爱”?

因为热爱

出版后记


精彩书摘

  告别的尊严

  大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见美国朋友的短信,上面写着英文:“Valentine’sDayIsCancelled,MathematicalProof。”(紧急通知,今年的情人节取消了,因为数学公式证明“16-02-14=0”。)我还来不及大笑的时候,同时看见我的朋友柳光宇医生,发给我的短信:“她走了。”

  我一下就愣在那里,知道这个她,是指史蜀君导演,她于2016年2月14日凌晨三点在上海岳阳医院去世。一个黑色的情人节,于是它也被取消了。我没有流泪,我知道史导演不喜欢看见人家哭哭啼啼。她的性格里面有一种强势的东西,就是她喜欢说的:正能量!她直率,她真诚,她热情。她就像一团浓浓的烈火,似乎永远也烧不尽,看她的作品就是那样。可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再炽烈的火焰都有熄灭的那一天。当大火熄灭的时刻,看见的是一切化为灰烬,苍白的、脆弱的灰烬,就在那里飘飘散散地游动在空气里。我忍不住要最后抚摸一下那灰烬,可是它依然是那么炽热,一下把我的手灼伤了。

  我和史导演同月同日生(6月26日),她长我一大圈。可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年龄的差距。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是1983年,在上影五号棚的过道里,她正和摄影师赵俊宏一起,一手拿着秒表一手拿着剧本。赵俊宏把小小的取景器放在眼睛上,他们正在讨论设计一个运动镜头,同时确定镜头的长度。那时候,史导演刚刚接手了她的处女作《女大学生宿舍》,我一直以为她才30刚出头,于是,我们这些刚分进厂的年轻人,对她充满了嫉妒。后来《女大学生宿舍》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法利处女作奖,她和她的电影就像一片阳光,那么潇潇洒洒地落在上影的墙壁上,我们看见那些海报,看见史导演的笑容。但是她一点都不自满,很快就在筹备下面一部影片。看见我的时候,她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帮我把剧本看看,提提意见。”

  那时候真的是妒忌啊,现在想来都有一份罪恶感,我立刻回答说:“我马上要出外景了,我一个破场记,看不懂的!”史导演一点不客气地对我说:“不要跟我来这套,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那么自私!”这是她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后来我看见史导演,总是尽量避开她。我怕她咄咄逼人的架势,也怕她对我没有好印象。可是,我知道,摄制组的人都喜欢她,说到她的时候,总是听见别人对她的赞扬。再后来,海外有人联系我,要访问国内第四代女导演,我都会在啰啰唆唆的英文邮件之后,向他们推荐史导演。不仅是在弥补自己的歉意,也是因为她的作品有个性,值得更多的人了解。

  每次采访以后,我都会收到别人由衷的感谢,跟她交流后,每一个人都喜欢她的个性,喜欢她的谈吐,更喜欢她正着手做的事情。

  20年过去,我和史导演没有什么太深的接触,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听说你有一个本子写得不错?”她怎么会知道的?“你不是申请了文化发展基金会剧本扶持项目吗?我们严明邦(她先生)是评委,他回家说的。”“谢谢!”“什么谢谢,你给我看看。”一时语塞,现在还有谁会花时间帮人看剧本啊。我突然明白,原来无论是此刻还是将来,有人是可以保持自己品格的。她对人还是那么直接、真诚、充满善意。她的善良对于我,几乎像一本字典,我可以在那里慢慢翻阅,慢慢解读到她的意义。写到这里,突然接到电视台朋友的电话,他说:“我想做她一个节目,能采访你吗?”我说,史导演希望低调啊。可是,电视台的朋友伤心地说:“她帮助过我!”我不知道,她帮助过多少人,找到我说到史导演的人,第一句话就是“她帮助过我”。我写下这篇文章,是想对史导演的那些词汇,做一些注解,不要求人们依样画葫芦,可是我希望有些东西,是可以在日积月累里,最终构成一种气质,给我们一份参照。

  看完剧本,我们在咖啡厅里见面,她认真地跟我说:“你里面写的民工孩子,捡到钱送还失主,你注意了,不要写成一桩好人好事。这么多的钱,你要让人相信他为什么会还回去,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不是写了一场戏,他们半夜全家都沉默了?”“这是民工的状态吗?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没有那么多沉默。”她一语击中我的要害,这是支撑整个故事的核心,我不了解民工。真的一棒把我打醒。我说:“我明白了,我一定要把它改好!”于是,最终成为现在《我坚强的小船》里的戏剧冲突。是人物成立,最后这个情节才合理了。

  戏,开拍了,我们资金有限。我们找秦怡老师演奶奶,可是谁和秦怡老师演邻居?陪她打麻将?我第一想到了史导演,她没有商量就答应了。我又去找了于本正导演,他也答应了,可是立刻又来电话反悔,他说:“我家太太不同意,说我不能给人家是一个打麻将的形象。”“这是拍电影啊!”“就是拍电影,不能这样,以后有别的戏再来找我吧。”真怕于导演不来,史导演也会拒绝,可是我们第二天就要开拍了,再要找人实在是困难啊。我让制片给史导演打电话,我想给自己留点余地,没有想到史导演说:“我这里没有问题。”可是,给她多少酬金呢?她有三天的戏呢。这次,制片要我自己去谈,我结结巴巴地说:“史导演,我们的资金……”话没有说完,就被她呛回来了。“你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给你……”“不要跟我来谈钱的事情,我是来帮忙的,我不要钱。”我和制片心里都踏实了很多,可是制片说:“开口的群众演员都要给500元一天,她那么一个大导演,我们就意思意思给个一天1000吧。”我同意了。当三天的戏完成以后,制片给史导演拦下一辆出租,送她回家,然后赶紧把那3000元的红包塞在她的口袋里。史导演火气很大地瞪了制片一眼。出租车启动了,突然车窗被摇了下来,只看见从窗户里飞出一个红包,然后它傻傻愣愣地被甩在马路正中,我们站在那里都惊着了。出租车扬长而去。

  其实我们支付的相当有限,可是她的做派,我似乎要用放大镜在字典里寻找。她真实得让我无法解释,在一个人人都在谈钱的日子里,她不搭理我们这些小市民,她对我说:“好好拍戏!”

  2014年的夏天,我家钟点工突然脑溢血中风。我原本只想拿出几千块钱帮助她手术,可是突然听说,她因为丈夫生肝癌去世,背了一屁股的债,所以拼命打工挣钱倒下了;送进医院抢救手术后,头上的线还没有拆掉,已经从重症病房送到普通病房;进了普通病房,又突然通知她出院。保姆家的人急得来找我想办法,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突然想到史导演认识一些医生,立刻给她打电话,希望她帮助。史导演说:“我也不认识人啊,现在是她账户上没有钱了吗?你在家门口的路口等我,我马上过来。”很快,史导演打着的来了,她拿着一万块钱拍在我手上,说:“先把钱打进去,然后,我们找医生去。”

  我们俩拿着小凳子等在医生办公室,医生一直手术没有下来。那一刻我看见史导演非常疲惫,她有点支撑不住,她说:“我们给医生留个信,然后回家再继续联系人。”我照她说的做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其实她自己已经生病了。但是,史导演的钱给我一个提醒,于是我向朋友伸出双手,大家都开始捐助,不仅为保姆交付了手术费,而且交付了全部的康复费用。保姆在最佳时间得到了治疗,终于康复了。

  就这样,我和史导演越走越近,可是说着她的善良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在她的字典上,还要加上“尊严”两个字。她不仅活得有尊严,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带着一贯的骄傲,带着尊严存在着。当她知道自己生病时,首先就是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同时她要求丈夫不要跟朋友讲,特别是不要跟自己的妹妹讲,因为她们感情非常好,她不希望让她们心里有压力。她要求我不要跟厂里任何人讲,她不希望大家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她。她依然是一个开开心心活着的人,只不过目前有点生病。春天来的时候,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她邀请我去看樱花。那时候,她刚手术出院一周,非常虚弱。在公园里她叫了一辆车,我们就四下转着,我不记得看到什么特别的景致,但我记得她开心地说着笑话。夏天到了,我开始筹备拍戏,资金不能到位,她打电话给我,她说:“祝贺你资金没到位。”“别再恶心我了!”“真的,不要急着拍,先把剧本好好再改一遍!”我把剧本改好了,她又让我发给她看,那时候她身体已经很弱了,连我都不知道,她把剧本用14号的大字打印出来,认真看着,然后给我打电话说:“改得非常好!”我沮丧地说:“找不到钱拍啊!”“我帮你一起找!”

  直到今年春节前,她最新的检查报告送到柳医生手上时,他正从手术台上下来。在第一刻就给我发微信,让我立刻去看望史导演,他要求我告诉她现实,生命已经走到最后的时刻了,她要把所有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好,为的是以后没有后悔。

  天呐,我怎么开口啊!但是医生说:“我们一定要让病人有尊严地走,心里不留任何一点后悔!”然后,医生在我的微信上说:“大导演,这个戏你必须演好,不要让人生有遗憾,并婉转地帮家属一个忙,从朋友的口中提出要比家属口中提出更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从朋友的口中提出更好!但是,我硬着头皮往前走,因为史导演是我那么好的朋友,她帮助了我一辈子,我希望在最后的时刻,能为她做点什么。可是坐上出租车的时候,我还是害怕,我给柳医生发微信,他回复我说:“人,总是要回归自然的,不要怕。做到了,家人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

  2016年1月31日,我走进史导演的病房,她依然是那样神采奕奕,她躺在床上说:“跟你说不要来看我,跑那么大老远的。天,那么冷。”我竭力控制住自己,想着该怎么跟她开诚布公。我说:“史导演,今天你不要说话,你听我说。”她坦然地看着我,不再说话,当我把残酷的现实告诉她的时候,她依然不动声色,她只回答了一句:“我没有什么惋惜,没有什么后悔的,我没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我该做的,都做到了。”看着史导演,这个时候,我真正体验到一个人的“尊严”,她没有张扬的表情,她的尊严以一种理性与平和的姿态向我伸出双手,我像被她紧紧地拥抱了。

  我想起她对我说的:正能量。

  严明邦走到她的身边,拉住她的手说:“史蜀君,明年是我们50周年金婚的日子,你一定要努力,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我立刻凑上去跟史导演说:“一定,一定请我参加!我们摄制组的人,都要来轧一脚。”说话之间,我们都笑了,我看见严明邦努力控制着眼睛里的泪水,史导演使劲地握了握严明邦的手,像是在鼓励他,坚强一点。我站立起来,走进厕所,让眼泪流尽。我倒吸着冷气,重新走回病房,史导演依然那样微笑地看着我。她说的,她没有惋惜,没有后悔,她认认真真地生活了一次,带着尊严;现在她是要带着尊严向我们告别,她依然微笑着。

  严明邦说:“我春节给她买了一个礼物,是一件米色的羊绒衫。”凌晨三点的时候,严明邦为她穿上了那件新买的羊绒衫。衣服是全新的,史导演还是皮肤紧致,米色的羊绒衬映出她安详的表情,温柔的颜色衬着她的脸蛋,看上去依然那么精神,那么年轻。她闭上了眼睛,做一次长久的休憩。

  史导演,以后每当6月26日,我们共同生日的那一天,我会举杯为你祝贺,你在我的生命里永驻!

  ……

前言/序言

  娱乐的代价(代自序)

  彭小莲

  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时,法国观众的尖叫并没有更多的寓意,可是谁都不会想到,这一百多年以后,银幕的视觉效果取代了太多的东西,最残忍的是,阅读不再是人们向往的最高境界,文学意义被摄影机的效果挤压到犄角旮旯。黑暗中的光亮,代表了人们去消磨时间和生命的地方,太多的观众在那里寻找乐趣,但是他们不一定清楚自己会被“娱乐”裹胁、绑架。银幕上运动的画面,带来的“现实”感觉,让你有一种身历其境的参与感。梦,就此开始了;而这梦是清晰的,和自己的人生经历混成一片,于是你会被打动,被接受。接着,那些有追求的艺术家,开始拍摄艺术电影,或者是在电影中,渗透文学性,总之他们不愿意让电影变成浅薄的表达。但是,电影作为一个娱乐的形式,是无法否定的,它带来一群又一群的年轻影迷,最终让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明星的痴迷粉丝。

  这就是摄影机和胶片给人类的生活内容带来的新形式。

  电影,在这一时刻甚至是身份的象征,很难想象一般人家会拥有摄影机,拍电影是一次昂贵的付出,所以进入电影圈的人,不仅需要具备很多能力和技术的支持,而且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这些支持,就意味着付出代价的掌握。每一次的拍摄,不仅需要曝光准确,焦点准确,摄影机更不能出现故障;这还不算,冲洗又要经过一道程序,冲洗以后,底片不能划道,不能染上灰尘,当底片成为负片印成正片时,样片才能出现在银幕上。每当我们看见正片出来的时候,都会自觉地戴上白手套,这似乎是一种仪式,在胶片面前都会有一份自觉的虔诚,因为每一道程序,都倾入了艰苦的劳动和付出,最后构成一个神奇的活动的视觉世界。

  这就是工业时代的艺术!

  现在,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个工业艺术正在利用书面文字的局限;它毫无顾忌地在替代书面文字的价值,它不再具备书面文字的抽象表述,不再赋予观众思想和哲学,它是物质的、直观的,很多时候,它局限在事物的表象中。老人在电视机前,一边打盹一边观看,很多时候,他们只是睁着眼睛,并不明白屏幕上在展现什么。这是他们唯一可以消磨生命的方法。这对我是一个提醒,一个高度文明的文化,是不能仅仅靠视觉艺术记录下来的。即使埃及的壁画和雕塑,在公元前已经如此辉煌,可是当古埃及的文字消亡时,它的文明也随之而去。

  可我又确实是芸芸众生的一分子,因为母亲的职业(苏联电影的俄语翻译),我爱上了电影。很小的时候,就在放映间里看见叔叔阿姨在摇片机前清理样片,把放映机的镜头对准焦点,最后才能把片子挂上去;配音室里,无声的片子,几个接在一起的镜头,循环放映着。我坐在黑暗中不能发声,但是配音演员却对着话筒说个不停,反反复复地说,停下来的时候,是导演在那里指出他们的问题,直到把口型对准;录音师将台词记录在声带上。就这样,我接触电影,了解电影,它像一棵树那样,在我身上种植,成长。

  没有想到的是21世纪,短短十几年时间,胶片的世界,就被柯达公司自己发明的世界第一款数码相机打垮了。那伟岸的胶片帝国,刹那间轰然倒下,倒得如此惨烈,连感叹的机会都没有留给我们。手机摄影随之而来,它不仅可以打电话,可以拍照,甚至可以拍摄活动影像。一个月前的微信上,看见北影厂的洗印车间被拆除的消息。高科技取代了传统工业,全新的视觉市场诞生了,电影由此发生了质的变化。

  随着胶片退出历史舞台,技术变得越来越简单,门槛消失了,当年的仪式已经不复存在。拿着说明书,就可以扛起机器拍戏的年代到来了。拍坏了,就像用橡皮一样,擦去硬盘里的数据,重新开始。已经没有材料消耗上的代价——重拍。原以为成本的降低,可以让质量大幅度提高,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成本的降低,同时降低了创作者的慎重态度,于是更多的非专业人员进入行业,投资方对待影片的态度转向只看明星的出场,摄制组的团队成员被太多的民工替代。影片中人物的塑造、故事结构和叙述的角度,同样被明星的价值所取代。这构成了“娱乐”的前提,电影的初衷模糊了,电影语言本身的语境消失了,票房成了电影的标杆,也成为粗制滥造的影片的避难所。

  娱乐本身没有过错,明星就是为娱乐设立的,关键明星不是娱乐的全部。即使娱乐,它的内涵里面,还是需要其他素质的具备——它的品位和精良的制作。好看的娱乐片,也会成为经典,即使像《芝加哥》那样绚丽的歌舞片,依然可以让人眼花缭乱到难以忘怀。可是,我们拍不了那样的片子,我们没有那样的华丽的文化背景,等到我们的片子在“华丽”中喧嚣时,会变得惨不忍睹。我们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我想,那是因为我们是几代人在一个物质贫乏的岁月里长大,对商业的、娱乐的、物质的鉴赏,依然缺乏体验、认识和把握。

  特别是那些拍摄老上海电影时的十里洋场,我们只在照片上看见。现在电影里的老上海,你会看见主角穿得华丽,群众演员即使是西装革履,可是他们的气质,依然只能是“群众演员”,很多人一眼望去,就是拍摄基地周边的农民。这里没有十里洋场的氛围,衣服也解决不了他们的人生阅历和精神气质的问题。不要说我吹毛求疵,不要说观众只需要看情节,没有人注意这些问题。对,观众可以不注意,但是拍电影的人不能不注意,什么才能构成有品位的“娱乐”电影?语境,就是这样被彻底摧毁的,服装、道具都由业余的人员在操作。

  你可以对这些粗制滥造愤怒,但是市场有空间,票房在为它说话。尼奥·波兹曼还是不能容忍这些,他说: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波兹曼的讲话,没有给我更深刻的思考,因为我看见的现实,连“娱乐”都谈不上,投资方直奔被娱乐的观众口袋而来,他们大言不惭地谈论着票房,根本不谈电影;到《叶问3》的时候,竟然把手直接伸进观众的口袋里拿钱,做假票房,报假账,甚至投资方自己买票房,为把市场做“漂亮”,因为电影投资、电影票房是和理财产品联系在一起了。这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最后是电视新闻里报出了一个又一个深夜幽灵场。我不能不想到,“娱乐”绑架的不仅是观众的精神,同时在偷窃着他们的钱财。这就是,娱乐让我们变得愚蠢以后,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唯一还能打动我的是,在报上看见郑大圣导演,带着摄制组住在村里,体验着真实的生活,拍摄着低成本电影,他依然在为自己的“电影”付出理想,他不屈不挠。就像我看到的那些好电影一样,它们在娱乐之外,给予我更多的思考和精神层面的营养。虽然它们并不哲学,但是它们赋予我书本文字以外的意义!它们生动、直接,直抵我情感的最深处。

  2016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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