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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雷立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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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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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介紹

齣版社：新星齣版社

ISBN：9787513326087

版次：1

商品編碼：12207190

包裝：平裝

開本：32

齣版時間：2017-05-01

用紙：膠版紙

圖書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奧地利學者、古典語文學傢雷立柏破執之作

楊慧林、卓新平、馬勇、孫鬱、瀋迦傾情推薦

一位說德語的奧地利人，用漢語教授中國學生拉丁語、古希臘語和古希伯來語；

一位古典語言學傢，以一己之力編纂《希-漢詞典》《拉-漢詞典》；

一位久居北京的漢學傢，講述“故鄉”那鮮為人知的曆史。

內容簡介

本書是奧地利學者、古典語文學傢雷立柏的破執之作。雷立柏紮根北京二十餘載，在這本書中，他以“世界公民”與“文化橋梁”的視角，將自己對北京深沉的感情傾注於文字，並憑藉其學貫中西的學識，旁徵博引，縱論古今，或從語言、文字、曆史、藝術、宗教等諸多細微之處挖掘那些鮮為人知的、被淹沒的曆史，或以全新視角解讀那些為人熟知的曆史，在文化的相遇與碰撞中破除迷執。

作者簡介

（奧）雷立柏 | Leopold Leeb

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古典語文學傢。1967年生於奧地利，1985年進入大學學習哲學、宗教學及基督教神學。1988年至1991年在颱北輔仁大學學習漢語和中國哲學。1995年在奧地利取得碩士學位後來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博士班，師從湯一介先生和陳來先生，於1999年獲得博士學位。1999年到2004年1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所進行翻譯和研究，並開始教授拉丁語、古希臘語和古希伯來語。2004年2月至今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開設“拉丁語基礎”“古希臘語基礎”“拉丁語文學史”“古希臘語文學史”“歐洲中世紀文學史”“古希伯來語”等課程。

精彩書評

真正重要的，是他已經在北京住瞭20年，是他對北京的接觸、考察和理解會讓我們這些“原住民”多少感到驚訝，是他把我們共同生活的“人民大學校園”視為“舒適之地”。——楊慧林

在雷立柏的書中，我們看到瞭一個多種語境的北京，一個集疊著人類智慧的北京。在愚昧與文明中，在挫摺與成長中，北京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漢文明的曆史，而是世界文化融匯的一部分。而雷立柏的價值，也恰在這交融的過程中。——孫鬱

精彩書摘

北京第一批留歐的學生

今天很多大學生，甚至高中生都會到國外學習，中國人去國外留學沒有什麼瞭不起的。但是如果考慮到清朝直到1894年都禁止中國的學校使用傳播“西學”的教材，就可見這種變化之大。在1894年之前，齣國留學的青年都需要悄悄地離開這“封閉的”大清帝國。早期齣去的人包括山西人樊守義，他於1707年至1718年間在意大利學習，1720年還請康熙看他的《身見錄》。康熙如果是一個開明的領導，他應該會派遣一些中國青年到歐洲學習。然而不僅僅康熙沒有這個想法，就連在他的皇宮服務的外國傳教士好像也沒有提齣這樣的建議。

在康熙朝廷工作的外國人中有馬國賢（Matteo Ripa，1682—1745），他是意大利人，1710年至1723年在北京朝廷擔任畫傢和刻闆傢。他有一個新的想法，即在意大利的那布勒斯建立一傢培養中國神父的學院，因為他感覺到，在中國無法培養齣很好的神學傢和傳教士。因此，1723年，他與四名中國修道生和一位語言老師一起啓程，先到澳門，而後航海到意大利。1724年11月他們六人到達意大利的那布勒斯，這是馬國賢的傢鄉。他們的旅途還比較順利，因為雖然花瞭一年的時間，四名學生總算安全地到達瞭目的地。這四名學生中有三個來自北京地區：一個是順天府人，兩個來自直隸固安（北京以南40公裏），一個來自江蘇金山。這四個人算是從北京派到歐洲的第一批中國（北京）留學生，所以1723年應該是值得北京人紀念的一年。彼時開始瞭一個偉大的傳統，而這個傳統實際上一直沒有中斷，因為從1723年以來，在意大利的那布勒斯學院中一直有一些中國人學習拉丁語和意大利語，同時也有一些歐洲人嚮他們學習漢語。馬國賢的那布勒斯學院可以算是歐洲最古老的漢語教學機構！

誰是北京的第一批留學生呢？第一個人是榖若翰（外文名稱：Joannes Baptista Ku），1701年齣生在順天府，1714年在北京進入修道院，1717年宣發聖願，1723年到1724年到意大利，1734年1月17日被祝聖司鐸，同年迴中國，被派遣到四川和直隸傳教。他迴來後為中國教會服務近三十年，1763年1月25日在北京去世。很遺憾，無論是車公莊外的天主教墓園（利瑪竇墓）還是原來正福寺的墓園（現在在五塔寺）都沒有“榖若翰”的墓碑——我們不知道北京第一名去歐洲留學的人葬在哪裏。

第二個人殷若望（外文名稱：Joannes Evangelista In）來自直隸固安，也可以算為北京地區的人，雖然固安縣今天屬河北廊坊市。殷若望於1705年齣生，1714年在北京進入修道院，1723年與馬國賢一起離開北京，在那布勒斯學習十年之久，1734年被祝聖司鐸，同年9月被派到中國。一年後（1735年11月15日）他不幸在湖南湘潭去世。

與他一起離開北京的還有黃巴桐（外文名字：Philippus Hoam），他1712年齣生於直隸固安，1719年接觸修道院生活，1724年到那布勒斯學院，1739年宣發聖願，1741年被祝聖司鐸，但1760年8月纔返迴中國，被派到直隸。他於1776年4月26日去世，但學生名單上沒有顯示齣他在哪裏去世。

第四位從北京齣發的中國留學生沒有迴國：吳露爵（Lucius Vu，1713—1763）是江蘇金山人，1724年在那布勒斯開始學習，而且學習的時間很長，他於1741年纔被祝聖司鐸，後來去羅馬服務，1763年8月在羅馬去世。

今天，每年都有很多留學生從北京齣發去歐美學習，但其中又有多少人能意識到，最早的留學生需要付齣多大的代價纔能到達目的地並完成學業呢？

中國最古老的西文圖書館

中國最古老的西文圖書館可能是在澳門，因為澳門和西方的閤作最早，而且沒有中斷。但北京也有一個非常特殊的西文圖書館：北京北堂的圖書館。

在中國所有的西文圖書館中，“北京北堂圖書館”曆史悠久，極負盛名。這座圖書館的前身是利瑪竇在南堂創辦的書屋，它後來經受瞭很多曆史考驗。

可以說，所有的耶穌會會院（早期的有肇慶、南昌、南京等）都有小型的圖書館，以羅曼語係（拉丁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意大利語）的書為主。耶穌會的北京南堂和東堂在17世紀都有藏書館，除此之外還有私人的藏書館，比如嘉樂（Mezzabarba）的藏書、耶穌會的索智能主教（de Souza，1740年至1757年擔任北京主教，115捲）的藏書和方濟會第三會會士湯士選主教（Gouvea，512捲）的藏書。另外，中國內地各省在1800年前已經有十多座小型圖書館，其中的部分書籍在乾隆和嘉慶鎮壓教會時期（1785—1826）傳到瞭北京北堂圖書館。1948年，北堂圖書館有4101部書，共5133捲，其中有2855捲提供瞭書的來源。

意大利人利瑪竇的傳教方法是科學知識和書籍；他還請在歐洲的友人寄給他一些書，1605年5月16日他寫信說：“在與幾何學、鍾錶和星盤有關的問題上，我獲得瞭許多書籍，足夠瞭，夠我用瞭。”利瑪竇在意大利的老師是丁先生（Clavius），而這位學者也曾是伽利略的老師！在北堂圖書館保存瞭這位著名學者的一本書。

因為1616年南京禮部侍郎陳橋抨擊外國傳教士，北京禮部下令逮捕和放逐傳教士們，南堂的住院也被齣售和拆毀。雖然北京的基督徒徐光啓、李之藻和楊廷筠反對這個命令，傳教士們還是被放逐到瞭澳門，龍華民（Longobardi）和湯若望於1623年纔迴到北京，收迴南堂的住院。在這次教難間，南堂的書籍大概保存在柵欄，由兩名華人耶穌會會士看守。

為瞭迴應利瑪竇和龍華民的計劃和要求，法國人金尼閣（Trigault）於1613年至1616年間在歐洲請教宗捐贈一些寶貴的書籍，耶穌會想將這些書運到中國，並在中國建立一座吸引人的豪華圖書館，以此影響皇帝和貴族人士。七年後（1620），金尼閣返迴中國，當時他帶來瞭羅馬教宗給他的457捲書、聖洛朗（Jean de St. Laurent）修道院捐的29捲書以及其法國、意大利、德意誌地區的人所給的幾百（或幾韆）捲書，早期的文獻，比如楊廷筠《代疑編》、李之藻《天學初函》，傳說有7000捲，但沒有更具體的憑據。這些書成為南堂圖書館的珍貴基藏。明末清初，管理南堂的湯若望保護著南堂的書籍，但1664年他自己也被控訴而入獄，柵欄墓地被夷為平地，南堂被沒收，五年後（1669）纔由利類思（Buglio）收迴。當時可能損失瞭圖書館的漢語書籍，但外文的仍得以保存。在18世紀初，北京耶穌會學院（即南堂圖書館）至少有738捲書，包括拉丁文和法文的自然科學著作。1773年耶穌會被解散，北京的主教湯士選（Gouvea）接管瞭北京的圖書館。

北京東堂的圖書館比較小，創建於1655年，開始由利類思和安文思（Magalhaes）管理，1800年前後由遣使會會士接管。1812年，三名會士夜裏準備搬走東堂的書籍，但一場火災燒毀瞭整個圖書館和住院，隻剩下13捲書。此後，皇帝不允許他們重建住院，並要求傳教士們移居南堂。

原來的北堂在南海西部，它是1704年由兩名耶穌會會士（洪若翰和劉應神父）建立的，他們也有一個小的圖書館，其中存有“有關代數學、幾何學和天文學等著作”，“擁有關建築術的著作；具有充足的醫藥、外科學、自然史、物理學著作，還有很多宗教靈修方麵的著作”，但“地圖集很少……也沒有任何拓片……非常希望擁有駁異教的偶像崇拜和自然神論等方麵的著作……隻有很少的《聖經》解釋學著作……我們幾乎完全沒有教父們的著作”。1785年，三名遣使會會士，即羅廣祥（Raux）神父、吉德明（Ghislain）神父和巴茂正（Paris）修士被派往北京，以接管耶穌會的房産。他們與那些留在北京的耶穌會會士居住在一起二十多年，著名的《聖經》翻譯傢賀清泰（Poirot）於1813年在北京去世。然而，嘉慶1805年下令驅逐傳教士們，所以此後沒有任何西方人獲準進入北京，南彌德（Lamiot）主教1819年也被驅逐到澳門。1827年，最後的外國人離開北京，皇帝下令拆毀北堂。當時中國神父薛瑪竇決定把那裏的書運到南堂。1828年或1829年，薛神父也被迫離開北京，他和幾位中國神父搬到張傢口地區的西灣子，南堂的書則被送到北京正福寺墓地，在那裏有一名杜姓的韃靼教友看守，他屬於蘇尼特部的濛古王公傢族。根據另一種記錄，北堂的藏書被委托給瞭一名滿族教友保存，而他因為害怕將書埋在瞭正福寺。1838年8月，法國傳教士孟振生（Mouly）在一封信中報告瞭當時的一些情況：一名叫孔山林的天主教徒從山西運送一些宗教物品到北京，但途中被巡捕查獲，被盤問時他供齣自己是將物品送到北京的一名信徒那裏，而這個人恰好是那位看守正福寺的教友。那位杜先生得知自己將要被捕的消息後，馬上和村裏的教友們設法隱藏或銷毀一切和洋人有關係的物品，所以他們在正福寺的花園裏挖瞭一個大坑，將所有的圖書都埋進瞭坑裏。那些書籍是1827年北堂拆毀前搬過來的，著名的老北堂圖書館的部分書籍就這樣“從地麵上消失瞭”。然而，部分北堂書籍肯定被搬到瞭西灣子，甚至有一種記錄說，薛神父“很明智地將北堂大部分的書帶來瞭”（即帶到西灣子）。

在北京的書籍由於俄羅斯教團的協助而得以保存，因為畢學源（Pires-Pereira）在1838年臨終時寫下遺囑，請俄羅斯教團的魏若明（Benjamin Morachevich）司祭“負責其殯葬儀禮、看守其柵欄墓葬地，並在那裏根據需要而從事必不可缺的維護，最後是齣售他逝世時所有留下的一切，將其價款寄迴葡萄牙以轉交給有權獲得的人”。這份遺囑沒有提到北京的書籍，但根據書中的記號可以認定（至少部分的書），在1828年已經轉入瞭俄羅斯教團駐京的圖書館，並在那裏得以保存。俄羅斯的教士保存這些書是很自然的事，因為其中有寶貴的希臘文著作和《聖經》的希臘文版本。1860年，通過俄羅斯第一位駐京大使伊格納季耶夫（Ignatieff）將軍和法國葛羅男爵（Baron Gros）的協助，法國的孟振生主教纔能夠獲得在俄羅斯教團保存瞭三十年的書籍。他將它們遷到原來的北堂，在那裏重建一所小房子，狄仁吉（Thierry）神父則編寫瞭一份藏書目錄，其中寫道：“由俄國東正教修道院長歸還的圖書總數為5400捲左右。遣使會士們於1860年至1862年間補入的圖書總量達500捲左右。其全部總數（不包括漢語書籍與幾種小冊子）為5929捲……”

此後，北堂的圖書館隨北堂遷移，1889年搬到瞭西什庫，1900年也沒有因義和拳而遭受損失，但1949年後被分給瞭國傢圖書館等機構，部分的書甚至被送到瞭寜夏。

1948年，北堂圖書館保存的一些書中有特殊的記號，比如“濟南府住院藏書”，這就意味著這本書來自耶穌會士法安多（Faglia）於1700年在濟南創立的小型圖書館。除此之外，還有楊若翰（Joao de Sao）大約於1727年在鎮江創立的圖書館、1661年前後衛匡國（Martini）在杭州創辦的圖書館、1700年前後創立的淮安圖書館、1634年由畢方濟（Sambiasi）在南京開辦的圖書館、1720年代在正定開辦的圖書館以及17世紀曾在開封、上海和絳州創辦的圖書館。

2015年春天，北京的國傢圖書館舉辦的書展陳列瞭部分來自北京北堂的古老書籍，這是北京，也是全中國最古老的西書，那時我親眼見到瞭伽利略的老師Clavius（丁先生）的書。大概很多人會覺得奇怪，為什麼“Clavius”的名字被譯成“丁先生”？原因是，在拉丁語中clavis是“鑰匙”的意思，而古代鑰匙的形狀就像一個“丁”字，所以“丁”不是音譯，而是意譯。不學習拉丁語就無法體驗到西方文化原來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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