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云南个旧锡矿开发研究 基于国际经济一体化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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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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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南锡矿
  • 个旧锡矿
  • 近代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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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际经济
  • 矿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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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8034005
版次:1
商品编码:12255994
包装:平装
丛书名: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术文库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4
字数:281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相关研究人员
个旧锡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历史,研究近代个旧锡业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我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近代个旧锡矿工业在云南省工业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个旧锡矿的外销为云南省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锡矿工业是云南省经济的支柱,研究它的开发有助于把握住云南近代经济发展的脉络。

内容简介

本书选择个旧锡业作为研究对象,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视角下研究近代个旧锡矿的开发。在近代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个旧锡业在生产规模、生产技术、产品销路方面都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变化,个旧锡业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成了云南省财政经济、对外贸易的支柱。在这一过程中,为了适应国际锡业市场的发展需求,个旧锡业生产者也不断改进生产,努力融入世界市场,加快了云南地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但也正是由于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国际经济的波动、国际局势的变化都对个旧锡业的发展有严重影响。

作者简介

杨娟,1982年生,云南昆明人。2016年6月毕业于云南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民族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近代地方社会经济史。

目录

绪论/1
一、缘起与研究意义/2
二、相关研究综述/16
三、研究的基本内容与结构/23
四、史料主要来源/26

第一章 历史上个旧锡矿的开发源流/29
第一节 历史上个旧锡矿的生产/29
一、锡的主要特性及其在古代的用途/29
二、历史上个旧锡矿的开发/31
第二节 1840年以前个旧锡矿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状况/41
一、商品用途不广,需求量有限/41
二、国内市场狭窄,销路不广,常出现滞销的情况/43
三、乾隆年间铸币所需的个锡量/44

第二章 近代个旧锡矿开发的历史转折/48
第一节 蒙自口岸开放及列强对个锡的觊觎/48
一、列强国际经济一体化推进与蒙自口岸的开放/48
二、蒙自口岸开放后英、法对个锡的觊觎/53
第二节 交通条件对个锡运力的历史改观/55
一、近代以前云南交通运力情况/56
二、法国殖民者对滇越铁路的筹建/61
第三节 近代个旧锡矿开发对国际市场需求的适应/66
一、近代国际锡业市场需求的扩大及生产的发展/66
二、近代以来国际锡业产品供不应求的状况/69
三、鸦片战争后个旧锡业销售的国际市场化取向/72

第三章 近代国际经济一体化下个锡开发的模式变化/80
第一节 近代云南矿业由先前满足国内需求向满足国际市场需求
的转变/80
一、近代以前云南矿业发展以满足国内需求为目的/80
二、近代个锡开发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为主/86
第二节 近代个旧锡矿开发的模式转化/89
一、历史上云南矿业实行政府为主导的组织生产方式/89
二、近代个锡以市场为导向的组织经营方式/99

第四章 近代国际经济一体化下个锡开发的技术改良与销路变化/118
第一节 传统技术条件下个锡的生产技术与产品销路/118
一、个锡土法生产技术与产品质量/118
二、土法生产产品的销售路线/129
第二节 西方技术对个旧锡矿开发的影响/134
一、个旧锡务公司对西方新法的运用/134
二、云南炼锡公司锡矿冶炼技术的改良/138
三、私营锡业中的近代技术改良/142
第三节 锡品成色提高带来的销路变化和利润增收/146
一、炼锡公司锡品成色提高的情形/146
二、个锡直销欧美市场的路线变化/148
三、个锡直销欧美市场带来的利润增加/149

第五章 近代国际经济一体化下个锡开发的规模及经济效益/152
第一节 近代个锡开发规模变化与地区开放程度的关联/152
一、近代个锡开发产量及规模/152
二、个锡开发规模变化与地区开放程度的关联/161
第二节 锡矿开发对云南就业的吸纳及影响/168
一、各时期个旧锡矿工人的数量及其变化/168
二、锡矿开发对云南就业市场的影响/171
第三节 锡矿带来的收益成为云南地方财政的有力支撑/175
一、个锡成为云南出口商品之大宗/175
二、个锡成为平衡云南进出口货值的重要商品/180
三、个锡收益成为云南地方财政的有力支撑/182

第六章 近代个旧锡矿开发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弊端/185
第一节 个锡出口运输半殖民地特征明显/185
一、货运通道为法国殖民者所垄断/186
二、货运长期受法越铁路公司的加价苛扰/189
第二节 国际市场行情变化极易对锡矿生产造成影响/193
一、近代不同时期国际市场行情的变化/193
二、国际市场行情变化对个锡价格产生的影响/198
第三节 战时敌方封锁造成个旧锡矿生产的急剧萎缩/201
一、抗战初期日军对个锡出口路线的封锁/201
二、抗战时期个锡生产的急剧萎缩情况/205

结语 /214

附录A 个旧锡矿生产大事记/216

附录B 1889—1938年个旧、伦敦、纽约、新加坡锡价表/227

参考文献 /229

前言/序言

与锡矿的开发在近代云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一样,清代盐业的开发是云南经济发展的一大税源,然而两者对云南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全然不同,找出不同、研究原因成为本书研究的动力。
云南省矿业资源丰富,历史上常出现以矿业开发利润为全省财政主要经济来源的现象,《新纂云南通志》言:“云南物产,锡、铜而外,当以盐为大宗。”《新纂云南通志》第7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与锡矿出口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样,清初由于政府对滇盐课以重税(全省各盐井每年课税高达50��89万两),它成为除田赋外的第二大税收来源。这对于素来贫穷,常常需要他省接济的云南而言,“平常费用向以盐款为大宗”民国盐务署辑:《清盐法志》卷284,1920年版,第1页。,滇盐税收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是政府支付府衙公费,官员薪俸、养廉,兵士饷银、学堂经费的一大来源。
同时,政府还将滇盐的生产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第yi,对云南每一井区的可开采盐井数量、生产人员数量、每年生产盐的数量及盐的销售地区进行了严格规定,康熙年间黑井区只准许开采盐井四眼,煮盐灶户四百五十九名。沈懋价纂修,李希林点校:《康熙黑盐井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如有新增盐井,必须上报国家确定税课才能得以开采,如有瞒报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如乾隆年间,白盐井新开沙井一口,但被当地官员瞒报并私下分利,被李卫查出后,所有牵连官员全部遭到处罚)。第二,对滇盐采取了与滇铜一样的先“薪本”后盐的生产方式,在生产之前由政府借给灶户一定生产资金(称为“薪本”),在生产结束后,由政府设立的黑井大使收购所有产品,不允许灶户私煮私卖,灶户按统一价格交盐后,偿还所欠薪本。第三,清政府在云南实行官府统一收购、运输、销售的“官运官销”政策。通过对食盐生产、运输、销售的控制,国家实现对盐业资源的控制,产品没有丝毫外流,营销所得之利也全归国家所有。
在封建社会,国家对矿业的开发大多采取以上方式,除盐业生产外ziu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清政府对滇铜的开发。出于对国家铸币所需材料的管理,清朝政府严格控制滇铜的生产及运销,以提供生产所需生产资金为前提,产品的90%左右被国家定价收买,这种政策被称为“放本收铜”。也正因为如此,滇铜虽每“年产一千二百数万斤”,课银九百余万两,真正投入市场自由流通的却并不多,而对云南当时经济的发展也并未起到迅速的推动作用。由于是国家定价收购,封建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统治效益而肆意压低收购价格,使售价不能随生产成本的增加而增加,也不能随市场供求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出现国家收购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情形。如乾隆时期琅盐井生产成本为每灶每月九十一两八钱,而灶户所领薪本只有八十三两。滇铜生产中也屡次出现“工本不敷”而导致生产积极性下降和产量降低的现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是为了实现货币的增值,只有“G—G′”的过程实现,生产者才能有新的货币投入再生产。以清代滇盐为例,按照“官四灶六”进行产品分配,但由于生产成本不敷与官收的低价,灶户利润微薄,清代滇铜的生产者也只有10%的产品自由处置权,流入市场的产品数量有限,生产者所投入资本无法实现增值。李斯特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李斯特著,陈万煦译,蔡受百校:《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8页。,生产者们只有获得财富才能创造出更多财富,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所以清代滇盐与滇铜中官收的制度严重影响了矿业生产的再投资与生产规模的扩大,还进一步影响到了生产技术的创新、管理模式的变革与产品质量的提升,不利于矿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此外,由于国家的“管控”,真正生产产品的地方无法征收应有的矿税,导致空有宝山而无法致富,对云南本省的经济发展无法做出较大贡献。
时至近代,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云南矿业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个旧锡矿生产迅速崛起,成为云南矿业生产中ziu重要的一个产业。而这一次的个旧锡矿在近代的大发展,主要动力不再是内部因素,而是外部条件,它是近代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产物。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仍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近乎完全封闭的生存环境下,中国的普通农民生产了以粮食和衣物为主的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维持着狭窄的交换半径。正如英特使额尔金勋爵所言,在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下,“(中国农民)大都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交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满足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3、847页。。虽然有的学者认为随着封建经济的不断发展,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全国统一的市场已经日趋形成,但是就市场的结构与发展情况而言,这种统一的市场其实是很脆弱的。以当时的云南市场为例,虽然全省各府、州及交通要塞均出现了规模不等的专门的商品交换场所,甚至昆明等地还出现了专营某一种商品的专门市场(如盐市);农村中的集市贸易的聚集日不断缩短,交易额不断增加,但是就其中流通的商品而言,居买卖数量较大宗的食盐、茶叶、铜矿均为官府控制,实行专卖专销,这些商品对活跃云南地区的经济收效甚微。在长途贩运方面,虽然在前代的基础上已经形了进出周边省份的长途商道,许多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已有专门从事商品运输贩卖的马帮,但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云南这样的地区即使被纳入了当时的全国市场,也仍然具有“偏”、“远”、“穷”、“少”的特点。吴承明曾以中国封建社会生活必需品布匹和粮食的运输路线为研究对象,分析清代全国十条主要的运输商路,然而这些商路竟然没有一条是靠近云南地区的。正如刘云明的研究所言:“这种(国内市场)一体化趋向只表明国内商业联系的加强,却远未带来各地市场在发展程度上的均衡,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与落后区在商品生产及交换方面业已存在的差距实际上在进一步拉大。”刘云明:《清代云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换言之,在鸦片战争以前,处于封建小农经济体制下的国内市场的发展对云南经济发展的内部推动力是不够的,滇铜在清代的开采确实是中国矿业开发史上辉煌的一笔,但是对推动云南矿业的生产发展和市场的发展并未起到很大作用。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金属锡开始广泛地运用于工业生产,当时英国康沃尔郡的锡矿开采量几乎可以供应整个英国的工业生产,但随着工业革命向全世界的推广,尤其是19世纪随着锡的工业技术的突飞猛进,锡的消费量也增加到约20倍。柯索夫、奥斯特罗明茨基合著,鄢儒义、吕文彦译:《锡》,地质出版社1954年版,第5页。世界市场对锡矿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这也导致了世界矿业市场上锡矿价格的不断上涨,为适应市场需求,世界各地锡矿产量亦开始节节攀升,因此,国际需求成为近代云南个旧锡矿发展的主要动因。随着云南地区卷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蒙自关的开埠,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的相继修筑,加强了云南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为个旧锡矿的大量出口提供了便利。从生产与管理上看,近代个旧锡矿的开发目的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矿业的开发目的(是为了满足封建国家对资源的需求)有着明显的区别;与明代中前期政府对滇银矿“管理者为镇守太监,其贴差小阉皆分行知厂”王文成等辑校:《〈滇系〉云南经济史料辑校》,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和清代政府实行的以垄断滇铜产品为目的的“放本收铜”政策不同,近代云南锡矿的生产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市场化运作,私人资本占60%以上,即便是为数不多的官办企业也采用西方近代股份制企业模式实现市场化运作。从生产技术上来看,随着云南经济与国际经济交流的加强,个旧锡矿生产中某些官办企业开始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将之与旧法相结合进行生产,新式矿业的出现成为云南近代化的重要标志,这是云南近代工业有别于内地近代工业的显著特征。杨寿川:《云南矿业开发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39页。从产品的销售上来看,个旧锡矿绝大多数出口国外,价格与销量都受到国际市场的深刻影响。从矿业发展与政府行为来看,近代个旧锡矿成为云南省矿业的领军行业,云南省政府采取了许多促进生产发展、提高产品质量的政策。在生产过程中,政府鼓励私人资本的开发与投入,政府企业也力图成为私人资本企业的模范,这样的政府行为与清朝政府对矿业管理的职能完全不同。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是笔者的兴趣所在,也是书中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与锡矿的开发在近代云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一样,清代盐业的开发是云南经济发展的一大税源,然而两者对云南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全然不同,找出不同、研究原因成为本书研究的动力。
云南省矿业资源丰富,历史上常出现以矿业开发利润为全省财政主要经济来源的现象,《新纂云南通志》言:“云南物产,锡、铜而外,当以盐为大宗。”《新纂云南通志》第7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与锡矿出口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样,清初由于政府对滇盐课以重税(全省各盐井每年课税高达50��89万两),它成为除田赋外的第二大税收来源。这对于素来贫穷,常常需要他省接济的云南而言,“平常费用向以盐款为大宗”民国盐务署辑:《清盐法志》卷284,1920年版,第1页。,滇盐税收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是政府支付府衙公费,官员薪俸、养廉,兵士饷银、学堂经费的一大来源。
同时,政府还将滇盐的生产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第yi,对云南每一井区的可开采盐井数量、生产人员数量、每年生产盐的数量及盐的销售地区进行了严格规定,康熙年间黑井区只准许开采盐井四眼,煮盐灶户四百五十九名。沈懋价纂修,李希林点校:《康熙黑盐井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如有新增盐井,必须上报国家确定税课才能得以开采,如有瞒报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如乾隆年间,白盐井新开沙井一口,但被当地官员瞒报并私下分利,被李卫查出后,所有牵连官员全部遭到处罚)。第二,对滇盐采取了与滇铜一样的先“薪本”后盐的生产方式,在生产之前由政府借给灶户一定生产资金(称为“薪本”),在生产结束后,由政府设立的黑井大使收购所有产品,不允许灶户私煮私卖,灶户按统一价格交盐后,偿还所欠薪本。第三,清政府在云南实行官府统一收购、运输、销售的“官运官销”政策。通过对食盐生产、运输、销售的控制,国家实现对盐业资源的控制,产品没有丝毫外流,营销所得之利也全归国家所有。
在封建社会,国家对矿业的开发大多采取以上方式,除盐业生产外ziu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清政府对滇铜的开发。出于对国家铸币所需材料的管理,清朝政府严格控制滇铜的生产及运销,以提供生产所需生产资金为前提,产品的90%左右被国家定价收买,这种政策被称为“放本收铜”。也正因为如此,滇铜虽每“年产一千二百数万斤”,课银九百余万两,真正投入市场自由流通的却并不多,而对云南当时经济的发展也并未起到迅速的推动作用。由于是国家定价收购,封建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统治效益而肆意压低收购价格,使售价不能随生产成本的增加而增加,也不能随市场供求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出现国家收购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情形。如乾隆时期琅盐井生产成本为每灶每月九十一两八钱,而灶户所领薪本只有八十三两。滇铜生产中也屡次出现“工本不敷”而导致生产积极性下降和产量降低的现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是为了实现货币的增值,只有“G—G′”的过程实现,生产者才能有新的货币投入再生产。以清代滇盐为例,按照“官四灶六”进行产品分配,但由于生产成本不敷与官收的低价,灶户利润微薄,清代滇铜的生产者也只有10%的产品自由处置权,流入市场的产品数量有限,生产者所投入资本无法实现增值。李斯特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李斯特著,陈万煦译,蔡受百校:《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8页。,生产者们只有获得财富才能创造出更多财富,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所以清代滇盐与滇铜中官收的制度严重影响了矿业生产的再投资与生产规模的扩大,还进一步影响到了生产技术的创新、管理模式的变革与产品质量的提升,不利于矿业生产的持续发展。此外,由于国家的“管控”,真正生产产品的地方无法征收应有的矿税,导致空有宝山而无法致富,对云南本省的经济发展无法做出较大贡献。
时至近代,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云南矿业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个旧锡矿生产迅速崛起,成为云南矿业生产中ziu重要的一个产业。而这一次的个旧锡矿在近代的大发展,主要动力不再是内部因素,而是外部条件,它是近代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产物。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仍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近乎完全封闭的生存环境下,中国的普通农民生产了以粮食和衣物为主的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维持着狭窄的交换半径。正如英特使额尔金勋爵所言,在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下,“(中国农民)大都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交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满足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3、847页。。虽然有的学者认为随着封建经济的不断发展,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全国统一的市场已经日趋形成,但是就市场的结构与发展情况而言,这种统一的市场其实是很脆弱的。以当时的云南市场为例,虽然全省各府、州及交通要塞均出现了规模不等的专门的商品交换场所,甚至昆明等地还出现了专营某一种商品的专门市场(如盐市);农村中的集市贸易的聚集日不断缩短,交易额不断增加,但是就其中流通的商品而言,居买卖数量较大宗的食盐、茶叶、铜矿均为官府控制,实行专卖专销,这些商品对活跃云南地区的经济收效甚微。在长途贩运方面,虽然在前代的基础上已经形了进出周边省份的长途商道,许多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已有专门从事商品运输贩卖的马帮,但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云南这样的地区即使被纳入了当时的全国市场,也仍然具有“偏”、“远”、“穷”、“少”的特点。吴承明曾以中国封建社会生活必需品布匹和粮食的运输路线为研究对象,分析清代全国十条主要的运输商路,然而这些商路竟然没有一条是靠近云南地区的。正如刘云明的研究所言:“这种(国内市场)一体化趋向只表明国内商业联系的加强,却远未带来各地市场在发展程度上的均衡,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与落后区在商品生产及交换方面业已存在的差距实际上在进一步拉大。”刘云明:《清代云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换言之,在鸦片战争以前,处于封建小农经济体制下的国内市场的发展对云南经济发展的内部推动力是不够的,滇铜在清代的开采确实是中国矿业开发史上辉煌的一笔,但是对推动云南矿业的生产发展和市场的发展并未起到很大作用。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金属锡开始广泛地运用于工业生产,当时英国康沃尔郡的锡矿开采量几乎可以供应整个英国的工业生产,但随着工业革命向全世界的推广,尤其是19世纪随着锡的工业技术的突飞猛进,锡的消费量也增加到约20倍。柯索夫、奥斯特罗明茨基合著,鄢儒义、吕文彦译:《锡》,地质出版社1954年版,第5页。世界市场对锡矿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这也导致了世界矿业市场上锡矿价格的不断上涨,为适应市场需求,世界各地锡矿产量亦开始节节攀升,因此,国际需求成为近代云南个旧锡矿发展的主要动因。随着云南地区卷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蒙自关的开埠,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的相继修筑,加强了云南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为个旧锡矿的大量出口提供了便利。从生产与管理上看,近代个旧锡矿的开发目的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矿业的开发目的(是为了满足封建国家对资源的需求)有着明显的区别;与明代中前期政府对滇银矿“管理者为镇守太监,其贴差小阉皆分行知厂”王文成等辑校:《〈滇系〉云南经济史料辑校》,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和清代政府实行的以垄断滇铜产品为目的的“放本收铜”政策不同,近代云南锡矿的生产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市场化运作,私人资本占60%以上,即便是为数不多的官办企业也采用西方近代股份制企业模式实现市场化运作。从生产技术上来看,随着云南经济与国际经济交流的加强,个旧锡矿生产中某些官办企业开始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将之与旧法相结合进行生产,新式矿业的出现成为云南近代化的重要标志,这是云南近代工业有别于内地近代工业的显著特征。杨寿川:《云南矿业开发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39页。从产品的销售上来看,个旧锡矿绝大多数出口国外,价格与销量都受到国际市场的深刻影响。从矿业发展与政府行为来看,近代个旧锡矿成为云南省矿业的领军行业,云南省政府采取了许多促进生产发展、提高产品质量的政策。在生产过程中,政府鼓励私人资本的开发与投入,政府企业也力图成为私人资本企业的模范,这样的政府行为与清朝政府对矿业管理的职能完全不同。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是笔者的兴趣所在,也是书中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近代云南个旧锡矿开发研究:基于国际经济一体化视域》图书简介 本书聚焦于近代特定历史时期云南个旧锡矿的开发历程,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宏大视角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这一区域性资源开发活动如何在全球经济变局中被塑造、影响乃至反作用于地区乃至国家命运的复杂过程。 一、 研究背景与核心关切:历史的交汇点 本书撰写的基础,是认识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剧烈的重塑。工业革命的深化使得原材料的需求空前高涨,而以锡为代表的有色金属,在电气化、军事工业以及新兴消费品制造领域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期,主权与发展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个旧,地处滇南边陲,却因其储量丰富、品质优良的锡矿资源,突然被卷入全球资本的漩涡之中。本书的核心关切在于:在全球一体化(彼时主要体现为西方列强主导的商品、资本和技术输出)的冲击下,个旧锡矿的开发是单纯的资源掠夺,还是催生了区域现代化的初始动力?这一过程是地方精英主导,还是外部力量强加的结果? 二、 结构性剖析:技术、资本与权力的三角博弈 本书主体内容围绕三个相互交织的维度展开叙事和论证: 1. 矿业技术的引入与本土适应性: 近代个旧锡矿的生产效率的提升,离不开西方先进的采矿、选矿及冶炼技术的引进。本书详细梳理了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技术人员和设备进入个旧的路径和模式。但关键不在于技术的“有无”,而在于其“适应性”。我们探讨了传统地方工匠群体如何学习、模仿乃至本土化改造这些外来技术,例如在水力驱动向蒸汽和电力驱动过渡中的具体表现。同时,我们也考察了技术引进带来的环境影响,以及与传统土地制度、劳动力组织模式产生的摩擦与冲突。 2. 资本的流向与控制权的变迁: 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核心体现之一便是资本的跨国流动。个旧锡矿的开发史,清晰地展示了资本控制权的不断转移过程。从最初地方士绅与官僚的合股尝试,到英美跨国矿业公司(如德化公司)的强势介入,再到后来日本势力的渗透。本书利用档案资料,揭示了这些资本的运作逻辑,包括对矿权租赁、冶炼产品出口、以及对地方金融信贷网络的渗透。我们分析了民族资本在这一夹缝中寻求突破的努力,以及其所面临的体制性困境。 3. 地方政治与国家宏观政策的互动: 锡矿的巨大利润,使得个旧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角力场。本书考察了清末“自强”思潮下,地方督抚如何试图“收回矿权”的尝试,以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西南资源的控制力度。不同时期的政策导向,如税收制度的改革、禁运与开放的摇摆,直接影响了矿业投资的稳定性和开发强度。我们力求展现,矿业的兴衰,并非单纯的市场行为,而是被地缘政治和国家现代性诉求所深度规制的产物。 三、 区域影响的深远效应:超越矿脉的社会重构 个旧锡矿的开发,对云南乃至西南边陲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地震般的冲击。本书的后半部分着重探讨了这些“溢出效应”: 1. 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进程: 围绕矿区,大量外省移民涌入,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生活习俗和职业结构,加速了蒙自、河口等口岸城市的边缘化与个旧的城市化进程。 2. 区域经济的畸形发展: 锡矿的巨大产值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云南其他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衰退,形成了“一业独大”的结构性风险。这种依赖外部市场驱动的经济形态,使得地区经济对国际价格波动异常敏感。 3. 边疆治理与安全格局: 锡矿的战略价值,使得列强对滇越边境的关注度空前提高。本书分析了围绕矿区安全和运输通道(如滇越铁路)的控制权争夺,如何与国家主权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敏感点。 四、 结论与历史反思: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定位 本书最终的结论指出,近代个旧锡矿的开发,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初期资本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的典型案例。它在提供一定程度的技术和财富积累的同时,也深刻地暴露了中国在不平等国际体系下的脆弱性。对个旧锡矿史的考察,不仅是对地方经济史的梳理,更是对中国近代如何在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中,艰难寻求工业化道路和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一次深刻反思。本书试图通过这一微观的案例,来理解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资源禀赋、技术引进与国家权力博弈的复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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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内容之丰富,足以让任何一位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特别是资源开发史感兴趣的读者感到满足。作者在研究个旧锡矿的开发时,并没有停留在表面的描述,而是深入挖掘了其背后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因素。我特别欣赏作者对于“国际经济一体化视域”的独到运用。在书中,我看到了那个时代中国经济如何被动或主动地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以及这种卷入对个旧锡矿的开发产生了怎样的决定性影响。例如,作者对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锡矿的需求分析,对国际锡价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外国公司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中国锡矿资源的描写,都令人印象深刻。书中对于民族资本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努力,以及官僚体系在这种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都有着细致的描绘。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一个矿产的开发史,更是关于一个国家在近代化进程中,如何面对全球经济浪潮,如何处理内外压力,如何进行自我调整和发展的生动案例。作者的笔触细腻,对于史实的考证严谨,使得整本书读起来既有学术的厚重感,又不乏故事的吸引力,让我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了更立体、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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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启发,在于它让我重新审视了“全球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早期形态。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地将全球化与当今的经济联系在一起,而这本书则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更加遥远的过去,通过对云南个旧锡矿开发的研究,揭示了早在近代,中国就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全球经济的洪流之中。作者以“国际经济一体化视域”为指导,详细阐述了国际市场对锡矿的需求如何驱动着个旧锡矿的开发,外国资本如何凭借其技术和资金优势,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以及这种外部力量的介入,对个旧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带来了怎样的深刻变革。书中对于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较量,中国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分配和社会矛盾,都有着令人信服的论述。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也无法脱离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作者的分析细致而深刻,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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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无疑是一部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力作。作者选择的个旧锡矿开发这一主题,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其采用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视域”更是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阅读过程中,我看到了作者如何将分散的史料有机地整合起来,构建起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书中对于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如何影响个旧锡矿的开发,以及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又如何反作用于这种开发,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对西方列强在锡矿贸易中的角色、他们如何通过经济手段控制中国的资源,以及中国政府和地方势力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都有着详尽的阐述。我尤其被书中关于近代科技如何应用于锡矿开发,以及这种技术引进背后的经济效益和潜在风险的分析所吸引。这本书让我明白,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并非是简单的“被殖民”或“自主发展”二元对立,而是一个充满复杂博弈和动态调整的过程。作者的严谨治学态度和深刻洞察力,使得这本书成为理解近代中国经济如何融入世界体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深远影响的重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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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颠覆了我以往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刻板印象。过去,我可能更多地将目光放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和对外贸易上,而这本书则将焦点巧妙地转移到了内陆地区,聚焦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锡矿——个旧。作者以“国际经济一体化视域”为切入点,将个旧锡矿的开发放在了全球化的宏大叙事下,让我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并非是一个孤立的进程,而是与世界经济体系互动的结果。书中的分析让我意识到,即使是在内陆地区,经济活动也早已受到了国际市场价格、外国资本涌入、技术引进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作者对这些影响的细致描述,让我看到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尤其是一些关于外国资本如何利用各种手段,如合资、租赁、甚至是直接控制等方式,来攫取中国资源的情节,令人触目惊心,也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当时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同时,书中对中国民族资本和地方力量在与外国资本抗衡中的艰难努力的描绘,也展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这本书以一个微观的视角,折射出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宏大图景,极具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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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翻开这本书,我就被它严谨的学术范畴和宏大的历史视角深深吸引。作者选取了近代云南个旧锡矿这一颇具地方特色的案例,却并未将研究局限于区域经济史的范畴,而是将其置于波澜壮阔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这本身就足以勾起读者的好奇心。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在列强的环伺与机遇并存中,如何挣扎着寻求发展。个旧锡矿,这个曾经承载着无数人希望与辛劳的地方,在作者的笔下,不再仅仅是矿石的堆积,而是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节点。作者对当时国际市场的需求、世界锡价的波动、以及西方资本和技术如何渗透和影响个旧锡矿的开发过程,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梳理。其中,关于外国资本与中国官僚、民族资本之间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经济和社会影响,更是引人深思。这本书让我深刻认识到,即使是最基层、最地方的经济活动,也早已在全球化的洪流中无法独善其身,而是与世界紧密相连,共同塑造着历史的进程。作者的分析逻辑清晰,史料运用恰当,对于理解近代中国经济如何融入世界体系,以及这种融入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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