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国内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现状,为政府、进出口企业及相关各方提供参考,自2006年开始,国家质检总局会同全国技术性贸易措施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每年组织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企业产生影响的调查工作并编写《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年度报告》。《年度报告》成为国内全方位呈现国内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文献。2017年的调查工作在保障原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省份调查数据的统计代表性。结合各省企业分布特点,通过增加样本企业数量,提升省份数据精确度,更加贴近区域经济的关注需求。《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年度报告(2017)》共分为4个部分。第一章为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第二章为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第三章为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出口企业影响情况调查报告;第四章为中国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情况。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章 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
第一节 概况
第二节 主要TBT措施
第三节 主要SPS措施
第二章 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
第一节 概况
第二节 主要贸易国家技术性贸易措施
第三章 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出口影响情况调查报告
第一节 出口贸易损失分析
第二节 企业应对成本分析
第三节 受影响企业范围分析
第四节 企业遭遇措施情况分析
第五节 企业应对情况分析
第四章 应对围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情况
第一节 对国外重,TBT措施的评议
第二节 对国外重点SPS措施的评议
附件 调查问卷
前言/序言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认真履行义务,积极享受权利,对外贸易不断增长。WTO作为多边国际贸易组织,致力于减少并消除各种关税与非关税措施对国际贸易造成的不利影响,构建公平与自由的国际贸易环境。随着全球关税水平的不断下降,非关税措施,特别是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
技术性贸易措施主要涉及WT()《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协定)中的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TBT措施)与《关于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中的动物卫生、植物卫生与食品安全措施(SPS措施)。一方面,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制定以保护国家安全、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及防止欺诈行为等为目标,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实施客观上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被用作变相限制进口、进行贸易保护的工具,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据WTO统计,2016年,WTO成员通报了新制/修订的TBT措施2336项、SPS措施1392项,TBT措施年通报数量较2015年有较大增长,SPS措施年通报数量较2015年基本持平。
自2013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据海关统计,2016年,我国进出口总值24.33万亿元,比2015年下降0.9%。其中,出口13.84万亿元,下降2%;进口10.49万亿元,增长0.6%;贸易顺差3.35万亿元,收窄9.I%。以美元计,出口2.09万亿美元,下降7.7%;进口1.59万亿美元,下降5.5%。外贸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下行压力增大。国家质检总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中国有34.1%的出口企业遭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比2015年下降了5.9%;企业为适应进口国要求进行技术改造、检验、检疫、认证等新增成本为2047.4亿元,占同期出口额的1.5%;因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导致我出口产品被国外扣留、销毁、退货等直接损失为3265.6亿元,同比下降2550.3亿元,占同期出口额的2.4%。
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国内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现状,为政府、进出口企业及相关各方提供参考,自2006年开始,国家质检总局会同全国技术性贸易措施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每年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企业产生的影响,组织调查工作并编写《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年度报告》成为国内唯一全方位呈现国内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权威文献。2017年的调查工作在保障原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省份调查数据的统计代表性。结合各省企业分布特点,通过增加样本企业数量,提升省份数据精确度,更加贴近区域经济的关注需求。
《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年度报告(2017)》共分四章:
第一章为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主要对2016年中国新制/修订并向WTO各成员通报的TBT措施和SPS措施进行了梳理总结,就措施的目的、内容等作了简要介绍。
第二章为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2016年WTO成员通报的TBT措施和SPS措施进行了汇总分析,介绍了美国、欧盟、日本等54个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新制/修订的对中国产品出口影响较大的TBT措施和SPS措施。
第三章为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出口影响情况调查报告。在对全国范围内4073家出口企业抽样调查的基础上,从行业、出口目的国家和地区、出口省份、企业性质、措施类型等多个角度分析了2016年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
第四章为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情况。介绍了中国2016年对国外相关TBT措施、SPS措施的评议情况。
中国政府一贯尊重和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愿意本着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健全和完善本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提高自身的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保护国内外消费者权益。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外贸易也进入了以稳增长、调结构、提质量为特征的新时期。防止以技术性贸易措施为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起努力,为创造和维护公平、公正、透明的国际贸易环境做出贡献。
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是当代国际贸易的热点。由于编写组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不当、不妥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借此机会,对全国技术性贸易措施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企业、协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
探寻全球经济脉络的深度观察:一部聚焦贸易壁垒与产业格局的智库报告 书名:全球贸易摩擦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报告(2018年版) 引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复杂贸易图景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进程步履蹒跚,保护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再度抬头,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深刻地影响着国际贸易的稳定与预期。在此背景下,各国利用各种政策工具重塑本国产业优势、维护特定市场利益的现象日益普遍。本报告旨在跳脱出单纯的宏观经济数据分析,深入剖析这些复杂贸易行为背后的深层动因、实施机制及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乃至特定国家产业升级战略所产生的连锁反应。 本报告将焦点对准那些看似符合国际规则,实则具有显著贸易扭曲效应的非关税壁垒,特别是那些以“安全”、“环保”、“标准”等名义构建起来的技术性贸易措施(TBTs)及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SPS),以及其他日益隐蔽的、针对特定产业或特定贸易伙伴的贸易限制工具。 第一部分:技术性贸易壁垒(TBTs)的演变与新趋势 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国家实施贸易管制的重要手段,其复杂性和隐蔽性正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而不断进化。本报告认为,2017年至2018年间,TBTs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一、标准趋同下的差异化解读与执行: 随着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的深入实施,各国在制定技术标准方面似乎趋向于采纳国际标准(如ISO、IEC等)。然而,真正的贸易摩擦往往发生在标准的“采纳深度”和“合规性评估”环节。本研究将详细分析若干关键行业(如高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产品)中,主要贸易伙伴如何利用本土化的解释、不兼容的测试认证程序(Conformity Assessment Procedures)以及繁琐的标签要求,构筑事实上的市场准入障碍。特别关注了部分发达经济体在“产品安全”与“数据本地化要求”相结合的新型技术壁垒的构建尝试。 二、绿色标准与气候政策的贸易化倾向: 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共识后,各国纷纷出台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然而,报告发现,部分国家正将这些宏伟目标转化为具有排他性的贸易工具。例如,对进口产品生命周期评估(LCA)的严格要求,对生产过程碳足迹的强制披露,以及与碳排放强度挂钩的边境调节机制的初步探讨。本章将通过案例研究,评估这些“绿色壁垒”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冲击。 三、数字贸易环境下的新型技术准入门槛: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数据治理和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报告深入探讨了各国在数据跨境流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变化,这些变化如何转化为对外国技术供应商和数字服务提供商的隐形准入门槛。数据本地化存储的要求、源代码审查的强制性,以及对特定加密算法的偏好,已成为影响全球技术供应链布局的新兴非关税壁垒。 第二部分: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SPS)的“科学化”包装 SPS措施本应基于科学证据,以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生命健康安全。然而,本报告的研究表明,在敏感的农产品和食品贸易领域,SPS措施的制定和执行存在明显的“非科学化”倾向,或至少是“过度保守化”趋势。 一、残留物标准的日益严苛与全球供应链的重塑: 重点分析了在农药残留、兽药残留以及转基因成分的检测标准上,主要贸易方设定的“零容忍”或“默认最低水平”政策,如何迫使出口国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技术升级,甚至导致部分高附加值农产品被排除在主流市场之外。报告对比了不同国家对同一物质设定的MRLs(最大残留限量),揭示了其背后的贸易保护意图。 二、动物疫病风险评估的地域性偏见: 在动物产品贸易中,对特定疾病(如口蹄疫、非洲猪瘟等)的风险区域划分标准,往往是引发贸易争端的焦点。本报告将剖析这些风险评估的科学依据与地缘政治考量之间的微妙平衡,特别关注了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疫病不承认”所带来的长期贸易锁定效应。 第三部分:贸易救济措施的常态化与“武器化”倾向 除了预设性的技术标准之外,各国利用现有的贸易救济工具来应对结构性调整压力的行为也愈发频繁。 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行业指向性: 报告系统梳理了2017年全球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案件分布,发现调查的重心正从传统的钢铁、纺织等领域,转向高科技、新能源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分析了在计算“正常价值”和“公共利益”时,各国行政裁量权的使用范围,以及其对新兴市场企业海外投资决策的威慑作用。 二、保障措施(Safeguards)的滥用风险: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各国对《保障措施协定》的运用更为谨慎和频繁。本章将重点分析各国如何界定“进口激增”与“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在确定临时性限制措施范围时,是否存在明显的“选择性豁免”行为,即优先保护国内受冲击的特定企业或工会利益。 第四部分:全球产业调整与中国的应对策略反思 本报告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宏观经济决策者和企业战略规划者。面对上述复杂且不断变化的贸易壁垒环境,报告提出以下核心观点: 1. “合规成本”已成为新的“关税壁垒”: 技术的迭代速度要求企业必须持续投入巨额资金用于标准跟踪、认证和产品改造。对于缺乏资源的中小型企业而言,这一合规成本已经构成了实质性的市场退出门槛。 2. 供应链的“去风险化”与区域化: 贸易摩擦正在加速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企业被迫寻求“近岸化”或“友岸化”的布局,以规避单一国家政策风险。 3. 构建“技术对话”的战略框架: 应对TBTs和SPS措施,单纯依靠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漫长周期已不足够。报告建议构建更具前瞻性、更侧重于科学共识和标准前置协调的“双边/多边技术对话机制”,将竞争点前移至标准的制定阶段,而非后置于产品上市阶段。 结论: 2017年是全球贸易环境从“相对自由化”向“战略竞争”过渡的关键一年。技术性贸易措施已不再是贸易体系中的“技术细节”,而是国家间产业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战场。理解这些壁垒的复杂机制,是维护本国产业健康发展和稳定参与国际贸易的先决条件。本报告力求提供一个全面、深入且立足于事实的分析框架,以帮助读者穿透日益加厚的贸易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