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方面的众多代表人物,逐一做出深入而概要的叙述分析,同时又就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历史给出了综合的说明论断,把“异政”同“异说”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作者俞筱尧、沈芝盈力图将春秋战国时期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局面,放到当时整个社会历史变迁的总背景中去考察。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春秋战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还特地在《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末设宥“附篇”,追叙远古传说以及夏商西周的史事大略,使大家能够溯本求源。
作者简介
俞筱尧,浙江慈溪人。1929年生,国立第一临时中学肄业。先后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新知书店、光华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等单位担任秘书、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编审。曾创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著有《书林随缘录》。
沈芝盈,上海人。1929年生,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肄业。先后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华东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单位工作。曾参与发起和编辑《中国哲学》丛刊,并点校出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与人合作)等古籍。
内页插图
目录
序
引言
从“诸侯异政”到大一统
风风雨雨五百年——春秋战国的历史变迁
东周前期——“春秋五霸”
东周后期——“战国七雄”
春秋战国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
铁器和牛耕的使用
土地制度的改革
手工业的发展
商业繁荣
水利I程的开发
宰相制和郡县制的诞生
秦朝兴亡与秦始皇的功过
私学兴起和“百家异说”
“变官学为私学的第一人”——孔丘和儒家学派
孔丘
孟轲
荀况
“无为而治”的老聃和道家学派
老聃
庄周
墨家的“兼爱”和“非攻”
墨翟
“以法治国”的政治家
管仲
慎到牵悝申不害
商鞅
韩非
李斯
开明政治家
子产 附邓析
晏婴
纵横家
公孙衍
张仪
苏秦
举世闻名的孙武和其他军事家
司马穰苴和《司马法》
孙武
吴起
孙膑
惠施、公孙龙及其他名辩家
惠施公孙龙
宋钎尹文
阴阳家和农家
邹衍许行
早期的文史大家
左丘明
屈原
杂家
吕不韦
附篇
夏——文明古国的诞生
商的建国和发展
西周的封邦建国与制礼作乐及其他,
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
几点说明
主要阅读书目
精彩书摘
孟子回答农家学派关于“通工易事”即社会分工问题时,承认社会应有分工,但他却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也就是说,社会必须有分工,有“大人”(劳心者)的工作,也有“小人”(劳力者)的工作。如果各种用具都要自己制造,这是要天下的人都疲于奔命。所以说有的人劳心,有的人劳力。劳心的人统治人,劳力的人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被人养活,这是天下通行的原则。孟子把人分为“大人”、“小人”两大类,“大人”治“小人”,“小人”治于“大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他把阶级对立混淆成社会分工。一个人生活所需要的物品种类是很多的,一个人不能一会儿去耕种,一会儿去做木工,一会儿又去打铁,什么事情都干,所以社会必须有个分工。但是这类社会分工,是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和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完全不是一回事,而孟子说的劳心者和劳力者,是尊卑贵贱的问题。固然,社会分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孟子揭示了这一点是可取的,但他把社会分工和阶级对立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显然是不适当的。
孟子还主张在用人方面,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倡导用异姓之卿,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公孙丑上》)。孟子这些直言不讳的言论,当权者并不乐意听取。
孟子还主张恢复井田制,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滕文公上》)春秋以前有无井田制度,史学家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田字古写作团,其中为井字,故日井田。也有学者认为,耕地周围有沟洫道路,纵横如井字,故日井田。这也就是说所谓井田,是指井字形方块田,是奴隶制社会的土地制度。到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和牛耕的使用,奴隶主的土地所有制逐渐被新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所替代。孟子的设想,也只是空想而已。不过他提出:“不违农时……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
前言/序言
俞筱尧、沈芝盈两位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他们近年来共同撰写了《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一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印行,特意拿校样给我看。我再三翻读之下,觉得这是一部非常适合公众需要的好书,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应该在这里向读者介绍推荐。
《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这部书论说的,是春秋战国这个大时代。大家都知道,西周覆灭、周室东迁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历史出现了剧烈深刻的变革,尽管国家于政治上趋于分裂混乱,战祸连绵不绝,在思想学术领域却出现了空前的百家争鸣,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上的第一个高峰。尤其是后世称作经典性著作的种种文献,大都产生或定型于这一时期,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重大。
俞、沈两位巧妙地借引苟子的话作为这部书的标题,恰当地表明了书的体裁性质。说“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异政”指的是社会政治,“异说”指的是学术思想。全书的主体是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方面的众多代表人物,逐一做出深入而概要的叙述分析,同时又就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历史给出了综合的说明论断,确实把“异政”同“异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出来,俞、沈两位是力图将春秋战国时期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局面,放到当时整个社会历史变迁的总背景中去考察。他们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春秋战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还特地在书末设有“附篇”,追叙远古传说以及夏商西周的史事大略,使大家能够溯本求源,这是一般讲春秋战国的书籍里罕有的。
把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政治史的研究密切联系起来,是历史学界著名前辈们开拓的正确方向。在此我们想起郭沫若先生,他在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学术界起了重大影响以后,即进而探索古代思想文化,写出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继郭沫若先生之后的侯外庐先生,也是先完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随后编著了《中国思想通史》,并且明确说明是要通过研究思想史来反观社会史。《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也正是贯穿着这样的观点和方法。
应该指出,俞、沈两位书所讲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涉及的范围实际比常见的同类作品更为宽广。比如俞先生专门向我谈到他怎样注意兵家的地位和意义,大家容易看见,这部书中是为兵家提供了不少篇幅的,而本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后另设《兵书略》,是把兵家排除于“诸子十家”以外的。后代的目录书,包括常见的《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之类,兵书是在子部了,但也没有同所谓周秦诸子并列。至于本书还列入“开明政治家”子产、晏婴,“早期的文史大家”左丘明、屈原,同诸子相提并论,更是作者创见,为读者展宽了眼界。
书中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如采用了近年发现的一系列出土文献及其研究成果,不能在这里一一举例说明了。总之,读者会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和思想学术,是一个特别大的题目,俞、沈两位把浩瀚的文献史料,繁多的研究观点,精心剪裁,综括在这二百页的一册书中,便于读者阅看,只能说是煞费苦心。
俞、沈两位退休后,我们相见的机会少了,披读这部《诸侯异政和百家异说》书稿,情同面对,有倍觉亲切之感。以往我得益于他们之处甚多,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到文物出版社参加竹简帛书整理小组工作的那段时间,常有机缘向那时任出版社领导的俞先生请教,也亲眼看到他是如何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上个月我在《中国文物报》(2012年9月7日)上面读到张囤生先生的文章《故宫城隍庙忆旧》,文中说及俞先生:“他每天除了马不停蹄地处理总编室业务,还要抽时间为编辑部审稿。我记得有一篇稿件,作者是某省著名专家,可文字很差,难以发表,老俞于是将全文重新改写,发表时仍署作者之名。我比照原稿看重写稿,专业内容一点没伤及,但文字条理清晰,且增添了几分文采。老俞告诉我,在他的编辑生涯中,这是常事。”我在这里可以补充说,俞先生不仅认认真真从事眼前的工作,还十分关心出版社的发展远景。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在中华书局创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加强了学术交流,这时又用心制订了编辑出版文物考古书籍的长远规划。在几十年编辑工作中做出的学术贡献,确实是无法缕数的。沈先生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几位学者一起发起和编辑《中国哲学》集刊,得到侯外庐先生支持,使学术思想方面的专业论文有了发表的园地,并多次组织讨论会,活跃学术空气,在当时实开风气之先。
《春秋烽火录:一部被遗忘的史诗》 书籍简介 本书并非聚焦于权力的更迭与士人的辩论,而是将笔触深入到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春秋时期,那些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普通个体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它讲述的,是一部关于“存续”与“变迁”的史诗,着重描绘了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中原大地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们,如何应对社会结构断裂所带来的冲击。 核心主题:失序时代的生存哲学 本书摒弃了传统史书对诸侯国政治角力的详尽记录,转而关注礼制瓦解后,人们在精神与物质上所展现出的韧性与挣扎。春秋,不只是“礼乐征伐”的开始,更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重塑的时期。 第一卷:阡陌与汗水——乡村的微观世界 在诸侯忙于会盟、征战的背景下,本书详尽描绘了中原腹地,特别是鲁国、宋国等农业社会核心区域的乡村生活。 土地的重塑与佃农的困境: 随着铁制农具的逐步推广,以及“井田制”的解体,土地私有化的趋势加速。书中通过虚构但基于大量考古佐证的人物——如莒邑的农民伯余,以及晋国边陲的“野人”石虎——来展现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震荡。伯余的故事,记录了他如何在一次小规模冲突中失去祖产,被迫成为依附于新兴士族的新型佃农,其生活中的盈亏、歉收与对宗族习俗的坚守,构成了对“庶民生活”最直接的记录。 宗教与世俗的交织: 这一时期的信仰并非全然依赖于官方祭祀。书中深入探讨了地域性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如何在乡村生活中发挥作用。例如,对河神、山鬼的敬畏,如何在青铜器时代晚期的祭祀仪式中,与周天子体系下的“礼”产生微妙的张力与融合。书中记录了巫祝阶层在乡村的实际影响力,他们并非高高在上的神职人员,而是充当着医者、调解者和记忆守护者的角色。 地方的“方言”与习俗: 战争和迁徙导致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书中收录了对吴越之地、甚至更远的楚国南境习俗的侧面描写,这些描述着重于生活方式的差异——从吴人的文身、吃鱼和服饰,到中原人对“夷狄”的刻板印象,展现了文化认同在动荡中如何被定义和重构。 第二卷:工匠的技艺与商业的萌芽 本书的另一重点,是对早期手工业和商业阶层生存状态的剖析。他们是旧秩序中最先被经济规律驱动,也是最先适应变革的群体。 青铜时代的尾声与铁的曙光: 详细描述了青铜铸造技术在衰落期的挣扎。以郑国都城附近的一处冶炼作坊为例,探讨了贵族对礼器需求的下降,如何迫使工匠们将精力转向生产更具实用性的工具和兵器。书中细致描绘了他们对“火候”的控制,以及面对原材料短缺时的权宜之计。 “士”与“商”的边界模糊: 商业的复兴,尤其是在东方各国(如齐国的“管仲改革”后续影响),使得拥有财富的新兴阶层开始对传统政治结构产生影响。书中描绘了如曹国商人(他们往往需要雇佣武装护卫进行长途贩运)所面临的风险与机遇,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资助某些需要军饷的卿大夫,实现间接的政治影响力。这是一种隐秘的权力转移,而非公开的政治宣言。 第三卷:士人的漂泊与文化的断裂 与那些探讨“道”与“理”的论著不同,本书关注的是那些在乱世中失去了固定依附的“士”的实际遭遇。 食客的现实: 许多著名的食客、说客,其生活远非后世传闻中那般光鲜。本书展现了他们颠沛流离的真实状态——寄居于不甚友善的贵族家中,时刻面临被遗弃或被利用的危险。例如,一位曾在齐国游说的谋士,其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处理食宿和维持表面体面之上,而非专注于深奥的理论辩论。他们的“说辞”,往往是针对特定听众在特定时间点的生存策略,而非一套永恒的“真理”。 礼仪的僵化与人情的冷漠: 随着周王室权威的衰微,所谓的“礼”在许多诸侯国中演变成一种僵硬的、缺乏内在精神支撑的符号。书中通过几则地方性的司法案例,揭示了在宗法关系逐渐松动的背景下,人伦间的信义如何被物质利益所侵蚀,以及普通民众对这种“名存实亡”的礼仪体系的复杂情感——既依赖又厌恶。 结语:历史的“侧影” 《春秋烽火录》试图通过这些微观的、日常的叙事,为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提供一个“侧影”。它揭示了制度的崩溃不仅仅是庙堂之上的决策失误,更是无数个体在生存线上挣扎、适应与消亡的历史进程。它是一部关于中原大地在剧烈社会转型期所付出的代价,以及在黑暗中孕育新生的生动记录。读者将从中看到,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那些支撑起整个时代的,是泥土的气息、铁器的锋芒,以及面对无常命运时,凡人坚韧不拔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