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蒙古族本是信仰原始宗教萨满教的民族,自成吉思汗之孙阔端掌管西夏故地后,便从西夏人那里接触到了藏传佛教。后来,藏传佛教被尊奉为元朝国教。有元一代,帝师制度建立,大批西藏高僧与徒众来到大都,促进了藏传佛教在蒙古上层社会的传播。众多藏传佛教寺庙在大都拔地而起。
明朝皇帝对藏传佛教也极为重视,先后招徕十几位著名法王进京长驻。而清朝皇帝也大多信奉藏传佛教,并为此专设了驻京呼图克图制度,北京地区的藏传佛教也因而臻于极盛。
目录
一 北京藏传佛教小史
1 兴大都、尚释氏、盛帝师
——元代北京藏传佛教的兴起与传播
2 因俗以治,多封众建,尚用僧徒
——明代北京藏传佛教的起伏
3 兴黄安蒙,众建分力,集权中央
——清代北京藏传佛教的盛衰
4 五族共和,融入民俗
——民国时期北京藏传佛教的转型
二 黄图首刹雍和宫
1 跃龙真福地,奉佛永潜官
——雍和宫历史回眸
2 阙有旧章,积庆流长
——雍和宫建筑及殿堂陈设
3 合天地成形,与众生同体
——雍和宫的文物
4 鹿苑栖禅,雁堂集侣
——雍和宫的高僧大德
5 金轮妙转,华海常涵
——雍和宫的佛事活动
三 北垌名刹双黄寺
1 象教西传净业,雁堂北护黄图
——黄寺历史回眸
2 坍圮的高墙,散落了雕栏
——黄寺的寺院建筑
3 化被西方,名驰东土
——黄寺历史上的高僧大德
4 精进学修,绍隆佛种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精彩书摘
《华夏文库·佛教书系·帝宫佛影:雍和宫与黄寺》:
班丹扎释居住在北京的护国寺长达30年。除了奉命处理有关的政教事务外,其日常活动以传教、译经、建塔修寺为主。明代法海寺的修建,班丹扎释参与其中,并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还校译和雕版刻印了《胜圣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32品,此版汉藏对照本佛经是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1435年,宣宗命人为班丹扎释大国师雕刻紫檀木等身坐像一尊,以此种最高级别的奖赏来宣扬他的不朽功绩。1452年,代宗晋封班丹扎释为“大智法王”。
大通法王智光
智光,是梵文名字“雅纳哕释弥”的意译。他是一位显密兼通的汉族僧人,原姓王氏,字无隐,山东武定州人。15岁人北京吉祥法云寺出家,拜萨诃咱释哩国师为师。其因极高的语言天赋和高深的学问而受到朱元璋的器重。
明朝初年,智光曾先后三次奉命出使西番及邻近尼泊尔、梵天竺等地。他以渊博的佛学知识折服了当地的高僧,并说服各派政教领袖归顺明朝,极大地辅助了政府与西番地方建立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关系。第三次出使归来后,明成祖朱棣赐封他为“右善世”。
明仁宗时期,鉴于智光“克光扬于佛道,式敬事于朝廷”,皇帝特赐“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之封号,并赏金印、冠服、伞盖、幡幢、车马等。1428年,皇帝下诏为智光修建颐养天年之所大觉寺,并命百余名僧人从他习法。1435年,英宗继位后,又加封智光为“西天佛子”,并赏玉印、宝冠、金织袈裟、仪仗车马、法器等物。
几个月后,智光圆寂于大觉寺,终年88岁。英宗皇帝亲自安排了智光的火化仪式。1458年,英宗怀念智光的功业,于是命人绘智光遗像,后亲自在画像上题写了赞词。后二年,又追封智光为“大通法王”。在此之前,只有藏族僧人才受封法王,从智光开始,汉僧也有资格得此类封号。
智光为明朝的宗教事业贡献毕生,所受宠锡亦是冠于群僧。他淡泊名利,自甘简朴,不失戒行,深得明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以及英宗诸帝的褒重与眷待。
盛在内廷,民间始兴
——明代北京的藏传佛教佛事活动
藏传佛教随元大都的建立进入京城,最先在皇室贵族间传播流布,后藏族文化亦融入到了上层社会生活之中。明代,或是国家民族政策的需要,或是皇族个人信仰的缘故,藏传佛教信仰再次传人宫廷内部。同时,进京藏僧的不断增多,梵刹琳宫也遍布京城,藏传佛教自然逐步传播扩散,渗透到京城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佛事活动在宫廷
明初,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几乎每年都在南京举办佛教法会,祭祀皇考。仁宗、宣宗时代,又增多了大型斋戒资福活动。英宗一朝,内廷开设番、汉经厂,平时习“西方梵暝经咒”,遇到帝王诞辰、正旦、中元等节,番、汉经厂内官则于内廷置办道场,做法事。宪宗修行秘密教,常召请藏僧入内诵经,直到天晚夜深才作罢。孝宗也频繁在宫中举办藏传佛教法事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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