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3
在当今社会,传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大学译丛》一书,以广泛的跨学科的人文视角,向读者展现了传播的观念史,它不仅阐述了传播观念的历史沿革,而且旁征博引,论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化乃至法学与技术史领域,将传播的视域追溯至西方思想中那些*根本的问题。既体现了传播学研究的人文取向,也以一种通俗大众的表达方式激发了公众对传播学的兴趣。
《对空言说》为突破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研究传统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也因此成为传播思想史的奠基之作。该书在2000年荣膺美国传播学会奖,这是美国传播学界的较高奖项,并在传播学界乃至公众之间激发起广泛的对话。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美国当代著名的媒介史家、传播理论家和传播哲学家,艾奥瓦大学克雷格·贝尔德讲席教授、国际传播学会(ICA)会员。先后获美国人文基金会、富布赖特基金以及利华修姆信托基金的研究资助。《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是其*著名的作品。彼得斯的其他作品还有:《奇云:元素媒介的哲学》、《取悦深渊:自由言说与自由传统》等。
★“彼得斯所著的《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是一本传播思想史的名著。该书别出心裁,以communication的不同含义为脉络,汇集不同学科和领域的思想资源,展示了传播观念的丰富面向、,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空间。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现实的传播理解,都具有重大的价值和启示意义。”
——黄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本书*是有趣和发人深省……在彼得斯看来,归根结底,传播的要务就在于建立人们可以共同生活、和平相处的领域,舍此要务,传播便不可想象。对我们这些凡人而言,传播绝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与权力、伦理与艺术密切相关。”
——安东尼·安德森《新科学家》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大学译丛》:
第一章 两种交流观:对话与撒播
在一些圈子里,对话已经取得了几乎是神圣的地位,‘它被推崇为人与人相遇的最高境界、博雅教育的实质以及能实现参与性民主的媒介。由于它具有对等互惠性和互动性,与单向的公告式的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相比,对话被认为具有巨大的优势。1956年,精神病医师米尔卢(Joost Meerloo)对电视提出抱怨。后来,这类抱怨就像蝗虫一样萦扰着此后出现的一切新媒介。他说:“人际交流和讨论具有一种互通性(mutuality),它能激发自由。但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却不能产生这种互通性。对话已经成为失落的艺术。”①同样,罗温塔尔也将媒介单独挑出来数落:“真正的交流会促使交流双方心灵间的融合(commumon),这是一种内心经验的分享。这种真正的交流之所以被非人性化,是因为各种媒介的出现,导致交流成为现代文化的附属品——首先是因为报纸,接着是因为广播和电视。”②一直以来,人们都担心权力不负责任以及文化品位降低等问题,这些担心有许多颇有道理,而媒介则一直被当作造成这种担心的替罪羊。如有批评认为,大众媒介会固化社会的“结构性不公正”并使得精神生活华而不实,这是完全公正和非常必要的批评。但是,这样的批评不能忽视:在大众媒介之外也存在着不公,在我们内心深处也塞满了不请自来的华而不实。
而且,我认为抱怨媒介扭曲了对话,是错置了我们的伤感(pathos)③。首先,媒介批评有更加重大的任务要完成,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关注媒介所有权的集中以及人类固有的各种近乎变态的贪欲等。第二,对媒介技术的具体应用在体制上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安排,因此将技术具有的属性和“人们对技术的应用”划上等号是不对的。比如,广播(指对不具备广播能力的受众进行单向的节目撒播)并不是无线电技术的固有属性,而是一个原因复杂的社会后果(见第五章)。现在的广播缺乏对话,主要应归咎于利益的驱动,因为广播公司发现将受众变成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能为其带来更多的利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话也可能是霸道的,而单向撒播却可能是公平的。我在本章要反复对此进行论证。对话常常遭遇扭曲,这不仅仅是一种对对话的滥用,而且是文明具有的一个让人亦喜亦忧的鲜明特征。只有在对话被扭曲后,我们才可能跨越文化、空间和时间,和死去的人、远方的人以及地外生命进行交流。
“对话”——尤其在其指“当面在场的互惠性言语行为”时——为交流设立的标准过高。如果按此标准,我们的很多语言行为都会蒙上污名。在我们的文化中,许多成分并非一定是两两相对,也并非一定是互惠或互动的。对话仅仅是多种交流脚本中的一种。我们悲叹对话已死,呼吁让对话重新焕发活力,这都忽视了非互动的行为以及文化中固有的美好属性。我们和他人在一起的生活常常既是对话,又是仪式行为。在面对面交流时,我们耸肩、嘟哝和呻吟(还有其他符号和手势)。对这些非语言符号而言,“对话”是蹩脚的描述模式。而且,大规模的民主制度需要规范性的、延伸和扩大了的谈话与话语,对这样的谈话和话语来说,“对话”更是一种糟糕的规范性模式。我们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对各种符号的广泛撒播以及适情适景的交流。
……
在本书中,中国只被提到了一次,却是在高潮的时候提到的。在本书第六章中,我在谈及智慧(intelligence)的极大丰富时感叹道:“例如,中华文明中有如此之多的智慧,然而整个西方世界却一直对它那么地一无所知!”(英文版第256页)尽管我有此感叹,但不幸的是,本书在扭转这种无知上却助益很少。从很多方面看,本书都是一本西方特征非常明显的书——它涉及的人物、讲述的故事和表,达的方式等都是西方的——但是,在很多其他方面,该书却也试图超越各种派系区分(包括“中西”区分)而向各方发出邀请,邀请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去迎接日用伦常中在我们面前赫然呈现的陌生性(strangeness)。这种陌生性给我们带来了如下难题:传播为什么能成为,以及它如何能成为人类奇妙的生命线(lifeblood)?对行走于天地之间的有着生命尽头的所有生物而言,这一问题与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让西方道德生活中的两个中心人物苏格拉底和耶稣上演了一场争论。我原本可以,或许也应该给这一争论加上第三个人物:中国的孔子。这三位先哲在世界史上都被普遍尊为最具影响力的道德先师。他们之间当然也有着重要的差别——在他们中.有两位为自己的学说献身,另一位(孔子)则没有,-位(耶稣)是宗教上的救赎者,另两位则不是;有两位的学说后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另一位(苏格拉底)则没有——但是他们三位都有一个共同的奇异之处,那就是他们的学说都不是以他们自己的话或声音流传下来的(目前尚未有相反的证据)。他们各自都通过一种奇怪的,而且是强大得让人觉得奇怪的交流方式跟他们的后辈交流。这种交流方式我们也许可以称为是一种“身后腹语”。他们的学说都被门徒们记录、编码、弘扬和扭曲,以至于没有人能知道在这些不同版本之间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
关于苏格拉底,虽然阿里斯托芬和色诺芬都作过描述(前者笔下的苏格拉底滑稽怪异,后者笔下的苏格拉底则温文尔雅),但今天我们对苏格拉底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柏拉图,因为在柏拉图的记载中,苏格拉底完全是主角。
耶稣说过的话则被作为经典而记录于四部福音书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尽管在基督教其他经文中,以及经文之外也存在着一些耶稣说过的教诲,但它们的真实性仍有待确认。
孔子一生所收的门徒数量不一,有的说法是七十二门徒,有的则说三千门徒。但他的思想集成《论语》则显然是他死后才被编撰出来的,其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孔子的思想,还存在争议。
以上三位先哲的命运以及他们学说的流布都与制度性政治有关,这些制度的政治形式包括柏拉图创立的历史长达近千年的学园(Academy),基督教被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定为国教,孔子的思想则被上升为国家学说,首先在汉朝获得独尊地位,尔后在唐朝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某一学说在其创始人身后被典籍化,其存续也需要依靠官方正史上的巧合,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少见的是苏格拉底、耶稣和孔夫子这三位历史人物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共同性——他们都拒绝将其学说诉诸文字。
而他们三位无疑都具有读写能力。
苏格拉底肯定非常熟悉书写和文字作品,《斐德罗篇》中对此有着清楚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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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理论书 读一读
评分挺不错的商品,推荐大家购买,我很满意
评分虽然已经出版十八年了,但是今天读来仍然觉得涉及了不同的学科,很吃力的读着
评分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大学译丛)。专业。
评分想买很久了,真得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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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新译本,真是很好的一本书,新传专业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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