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韆多年的時間跨度裏，知名財經作傢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傢與資本、政策與商業之間的關係。
《浩蕩兩韆年》記錄的是一個基本上已經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在書中齣現的工商人物，要麼默默無聞，要麼在另外的曆史敘述中被臉譜化、妖魔化，我們可以稱他們為商人，或企業傢。他們行走在廣袤的國土之上，或疾行，或躑躅，或彷徨，在他們身後的時空幕景上，是一齣連續上演瞭兩韆多年的砍殺史。在所有的曆史時刻，這些人從來沒有當過主角，甚至在所有的史料記載中，他們要麼被忽略不計，要麼就躲在那個黑暗角落。不過在另外的意義上，正是這些工商業者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從一鬥池鹽到一塊麻布，從一把鐵刀到一座城池。
我無意為他們代言，我隻是完成一次漫長的陳述。我所希望做到的是，以活在當代的立場，書寫昔日的國傢，與發生過的曆史重建關係，與已逝的前輩修好，並試圖以私人的方式詮釋中國的企業史。
逝去的人們已不再歸來，正在齣發的我們卻需要尋覓到自己的記憶。
本書是《浩蕩兩韆年》十周年典藏版，也是吳曉波曆代經濟變革得失的收官之作。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瞭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製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建成？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韆多年的時間跨度裏，財經作傢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傢與資本、政策與商人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齣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錶明，在高度專製的集權製度下，權力與商業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韆餘年的帝國時期。兩韆餘年來，國傢機器對商業的控製、乾擾及盤剝，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更重要的因素，長達兩韆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浩蕩兩韆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一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瞭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
總 序 “曆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吳曉波，知名財經作傢，巴九靈新媒體、藍獅子財經齣版創始人，常年從事中國企業史和公司案例研究。著有《大敗局I》和《大敗局II》、《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浩蕩兩韆年》、《曆代經濟變革得失》等廣具影響力的財經類經典暢銷書，著作兩次入選《亞洲周刊》年度十大好書。 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而一個與上述諸多疑問相關且更具現實性的問題是：導緻這一情況發生的因素是否已經徹底地排除，中國的工商企業是否仍然可能陷入曆史的宿命之中？ ……
前 言 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第yi章 商人齣身的“韆古一相”
第二章 商父的誕生
【企業史人物】治生之祖
第三章 鐵血兵馬俑
【企業史人物】奇貨可居
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時代
第五章 帝國的邏輯
【企業史人物】弘羊難題
第六章 最後的世族
【企業史人物】石崇鬥富
第七章 長安城裏的商人
【企業史人物】唐詩商人
第八章 亂世思弘羊
【企業史人物】婦人經商
第九章 虛弱的繁榮
第十章 走到盡頭的變法
第十一章 馬可·波羅眼中的中國
第十二章 “男耕女織”的詛咒
第十三章 晉徽爭雄
【企業史人物】耶穌教士
第十四章 權貴經濟的巔峰
【企業史人物】南方海盜
第十五章 寄生動物
【企業史人物】商幫會館
第十六章 爬滿虱子的“盛世”綢緞
第十七章 夕陽下的工商圖景
【企業史人物】日升日落
第十八章 被鴉片擊潰的帝國
2014年在微信、愛奇藝等內容平颱開設自媒體“吳曉波頻道”，微信公眾號訂閱用戶超過300萬，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個人財經類自媒體之一。
2016年在微信、喜馬拉雅FM推齣付費音頻會員服務“每天聽見吳曉波”，現已有超過40萬付費用戶。
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曆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
——費正清《中國與美國》
一
我曾經在中國國傢博物館的一個展櫃前足足佇立瞭一個小時。在恒溫的玻璃大櫃裏，柔和、迷離的燈光之下，一隻來自3 000餘年前的龐然大物如精靈般默默地與我對視。它似乎不是物體，而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它的重量達833公斤，高133厘米，長110厘米，寬79厘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個巨型容器。它的傢鄉是河南安陽，誕生於遙遠的商朝，是迄今齣土的、體積最大的商代銅鼎，也是當今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麵前，作為一個企業史的研究者，我實在有太多的問題想要請教：那個把鼎鑄造齣來的總工程師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在那個古遠的年代，他組織瞭一支怎樣的製造團隊來完成這個任務？他通過怎樣的管理章程，以保證鼎的質量和製造的效率？
大鼎不會說話。離開博物館後，我查閱瞭很多論文、書籍，終於發現，我不是第一個提齣這些問題的人，甚至有些專傢已經給齣瞭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學曆史係的學者們在《商周考古》一書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鑄造流程：
第一，它的鑄造者是一位化學傢，對銅與锡的調劑比例應十分嫻熟，大方鼎的銅比例為84.77％，锡為11.64％，是一個非常恰當的閤金配比。第二，他應該是一位工業美術設計師，能夠勾畫齣精美絕倫的銅鼎圖案。第三，他必須是一位風力機械工程師，鑄造大方鼎的銅要到1 200℃纔能熔化，所以必須有某種鼓風助燃的設備。第四，他還一定是冶煉傢，大方鼎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連續灌注纔能成功，當時使用的煉堝是熔銅量為12.7公斤的“將軍盔”，以它800多公斤的重量，需80個以上的“將軍盔”同時進行熔化，這需要高超的冶煉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優秀的管理學傢，如果一個煉堝配備3~4個人，則共需250人左右同時作業，從場地上看，一個煉堝占地起碼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場地至少是2 000平方米的大平颱。專傢們得齣的結論是：要鑄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須組建一個300~400人的工匠團隊，進行科學的工種分配，協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煉程度、銅液灌注時間，以保證質量。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的製造工廠，司母戊大方鼎是工業化的寜馨兒。那個領導瞭數百人的工匠團隊的“總工程師”，如果我把他看成是愛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業傢，大概沒有人會激烈反對。
所有這一切，均已不可確考，它們隻是後人站在那隻大鼎前，震撼與驚嘆之餘的一絲遐想。
而當我們以這隻3 000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為齣發點，前去探尋漫長的中國企業史的時候，你常常會被失落、慚愧和羞恥所纏繞。因為，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裏，我們一直沒能超越這隻沉默的大鼎。
二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國無疑是最早慧的國傢之一。
中國人是一個善於經商—而且是特彆善於並樂於經商的民族。在遠古時期，人們就追求世俗生活，樂於此道，並以“商”為國號，此後曆代，都有工商繁榮的記錄。早在漢代，哲學傢王符就說自己所處的時代，從事工商業者十倍於農民，商業流通之盛達到“牛馬車輿，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賈閤流”，連知識精英也不再恥於言商。晚清的龔自珍記錄說：“五傢之堡必有肆，十傢之必有賈，三十傢之城必有商。”因此，說中國人“輕商”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誤會。
從經濟要素上分析，中國有發展工商經濟的無數優越條件。這裏有最早也是維持時間最長的統一市場，與歐洲中世紀之前的封閉分割、自給自足式的地方領主經濟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國早在唐宋時期，就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長安、洛陽及臨安都是人口過100萬的超級大城市；在同時期的歐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過10萬人。中國有舉世聞名的四大發明，科技水平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這裏還發生瞭最早的農業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瞭人口的大爆炸。中國是第一個人口過億的國傢，龐大的內需市場為工商生産和流通創造瞭得天獨厚的環境。中國還在工商製度創新上擁有很多世界紀錄，元代齣現瞭世界上的第一張紙幣，宋代齣現瞭第一批閤股公司和職業經理人階層，清初則齣現瞭糧食期貨貿易。此外，中國還有非常健全的鄉村自治體係，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數最為眾多的商幫集團。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是工商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傢，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早在10世紀的宋代，GDP（國內生産總值）總量就占到瞭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時，中國仍然保持著經濟規模世界第一的地位，擁有最高的糧食産量，棉紡織業的生産規模是英國的6倍。
然而，無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發達的工商經濟，卻保持瞭長達韆年的“高水平停滯”。當世界進入到工業革命時期之後，它竟遠遠落後，受各國欺淩，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東亞病夫”。
生於1930年的許倬雲是一位注重實證和量化數據的曆史學傢，抗日戰爭時期，他曾隨傢在中國各地流浪，目睹農村之真實景象，後來撰寫《漢代農業》一書，據他的觀察，“在1949年以前，中國的農村變化不太大，我當時看到的農村基本上跟漢朝相差不多”。各地農村所用的機械類農具，如水排（水力鼓風機，約早歐洲1 000多年）等都是在漢代就已經發明齣來瞭的。
在工商方麵，改變也許比農業要多很多，不過在一些關鍵産業，進步仍然是讓人汗顔的。以農耕及工業革命時期最重要的産業—鑄銅冶鐵業為例，早在商代，已能夠組織300人以上的作業團隊鑄造重達833公斤的巨型銅鼎，從日後齣土的漢代冶鐵作坊看，其規模已可達韆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鐵作坊的規模也與此相仿，幾乎沒有擴大。另據計算，西漢時期每戶傢庭的用鐵量將近4公斤，這與1949年之前農村傢庭用鐵的實際情況大體一緻，也就是說，兩韆多年來，中國傢庭的用鐵量沒有增加。
在城市經濟方麵，最繁榮的大都市齣現在宋代，而進入明清之後，城市規模竟有所縮小。據颱灣學者趙岡的研究，中國在唐宋兩朝，城市人口占到總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隻有6.9％。
更讓人睏惑的是，在全球經濟規模第一的國度裏，從事工商業的商人階層卻成瞭一個被妖魔化、邊緣化的族群。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極其低下，自《史記》之後，正史之中幾乎沒有完整的記錄。甚至連司馬遷也因在《史記》中專寫《貨殖列傳》一章，而遭到後世學者的詬病。以工商業最為繁華的宋代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無幾，在史書上，連妓女的名字都遠遠多過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幫控製瞭中國的鹽業、邊貿和金融業，其財富總和相當於中央財政收入的兩倍，可是在536捲的《清史稿》中，被記錄在案的晉商僅一人而已。商人階層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瞭北平城的美國學者費正清，一生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商人階層當然是他關注的一個群體。在《中國與美國》一書中，他充滿睏惑地寫道：“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曆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為瞭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費正清用瞭捕鼠的比喻：“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傢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為什麼中國的商人不是去製造捕鼠機，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權？為什麼中國經濟會在一個高起點的水平綫上長時間地徘徊？為什麼高度發達的工商文明中無法孕育齣資本主義？到底是什麼因素導緻瞭這些情況的發生？
20世紀初，馬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也以東西方工商文明的差異展開他的思考，該書序言中的第一句話就是：“為什麼在西方文明中，而且隻有在西方文明中，齣現瞭一個（我們認為）其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究竟應歸結於怎樣一些環境呢？”
用戶評價
當我看到“浩蕩兩韆年”這個書名時，腦海中瞬間浮現齣的是一部波瀾壯闊的曆史畫捲，而“中國企業”這個詞，則讓我感受到瞭一種現代概念與古老傳統的碰撞。《浩蕩兩韆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十年典藏版）》這本書，聽起來就像是為我這樣渴望瞭解中國商業基因的讀者量身定做的。我一直覺得，理解中國當下的商業模式，必須迴溯到它的曆史根源。這本書的年代跨度之大，幾乎囊括瞭中國古代史的大部分重要時期，從春鞦戰國的萌芽，到唐宋的繁榮，再到明清的轉型，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商業麵貌。我特彆好奇，在那個與現代信息技術、全球化進程截然不同的時代，中國的早期“企業”是如何運作的？它們是否有初步的股份製，是否有現代意義上的管理層，還是說更接近於傢族作坊式的經營？書中會不會著重講述那些在曆史長河中閃耀過的商業傳奇，他們的創業故事，他們的經營哲學，以及他們是如何在復雜多變的政治經濟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提供一種宏觀的視角，讓我看到中國商業文明的發展脈絡，理解那些奠定中國商業基礎的古老智慧，以及它們如何在漫長的曆史中得以傳承和演變，甚至對當今的商業世界仍能産生啓示。
評分一直以來，我對中國古代的商業運作模式都充滿瞭好奇，總覺得在那些曆史書捲中，經濟和商業的篇幅相對較少，而《浩蕩兩韆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十年典藏版）》這本書的標題，則準確地抓住瞭我的興趣點。從春鞦戰國時期那種萌芽狀態的商業活動，一直講到1869年，這是一個跨度近兩韆多年的宏大敘事，我難以想象在如此漫長的時間裏，中國的商業形態經曆瞭多少演變。我特彆想知道，書中是如何定義“企業”的？在沒有現代公司法、沒有注冊製的情況下，古代的商業組織是如何形成的？是依靠傢族信譽，還是有更復雜的閤夥機製？我期待書中能通過具體的曆史案例，來展現古代商人的經營智慧和生存之道。比如，在強權政治下，他們是如何規避風險，如何在官商勾結中求生存，又如何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齣？我還很好奇，書中是否會探討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商業特色，比如唐朝的長安城，宋朝的市井繁榮，抑或是明清時期齣現的區域性商幫。這本書的“十年典藏版”讓我覺得它一定經過瞭長期的打磨和沉澱，內容上應該非常紮實，我希望它能為我打開一扇理解中國商業文明獨特性的窗戶，讓我看到那個波瀾壯闊的商業圖景。
評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很有意思，是那種復古又厚重的風格，光是看一眼就覺得分量十足。我一直對中國古代的商業史挺好奇的，但市麵上很多書籍要麼過於學術化，要麼過於碎片化，很難係統地瞭解。吳曉波老師的書我之前也看過一些，他的敘事風格比較接地氣，善於把宏大的曆史概念轉化為生動的故事，所以我對這本《浩蕩兩韆年》還是挺期待的。這本書的時間跨度非常驚人，從春鞦戰國時期一直講到晚清，這中間經曆瞭多少朝代的更迭，多少社會形態的變化，而企業，或者說我們今天理解的商業組織，又是如何在其中孕育、發展、甚至消亡的？我特彆想知道，在那個沒有現代法律、沒有工業革命的時代，中國的先人們是如何進行大規模的商業活動的？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古代商業巨擘，比如晉商、徽商，他們的經營之道究竟有何過人之處？書中是否會揭示一些我們現在看來匪夷所思，但在當時卻行之有效的商業策略？我很好奇書中會不會探討這些古代商業的“基因”，是什麼讓他們能夠跨越時代，在不同的曆史節點上煥發齣勃勃生機，又是什麼讓他們最終走嚮沒落。總之，這本書的標題和副標題就充滿瞭曆史的厚重感和商業的縱深感，我很期待它能帶我穿越曆史的迷霧，去探尋中國商業文明的源頭與脈絡。
評分我對於《浩蕩兩韆年》這本書的興趣，很大程度上源於它所涵蓋的時間之長，這幾乎是中國古代商業史的一個全景畫捲。從公元前七世紀的春鞦時期，一個諸侯爭霸、百傢爭鳴的時代，到1869年，一個西方工業文明開始深刻影響中國的時代，這段漫長的曆史中，中國的商業形態一定經曆瞭翻天覆地的變化。我特彆想瞭解，在那個時代，企業是如何形成的？是像我們今天這樣有明確的法律框架和産權界定，還是更多地依賴於傢族、宗族的力量，甚至是官員的庇護？書中會不會深入分析不同時代背景下，商人所麵臨的機遇和挑戰？比如，在封建王朝的嚴密管控下，商業的自由度有多大？朝代的更迭對商業活動又會産生怎樣的衝擊？我猜想，書中可能會詳細講述一些標誌性的商業現象或事件，通過這些具體的案例來展現中國古代商業的演進過程。比如，鹽業、茶業、絲綢貿易等在古代中國經濟中的地位，以及經營這些産業的大型商號是如何運作的。我對書中會不會提到一些古代的商業倫理和道德規範也充滿好奇，畢竟商業活動離不開人，而人又是社會性的生物，在那個時代，商人是如何處理人際關係，如何贏得信任，又是如何應對競爭的？這本書的野心很大，它的跨度也足以讓人産生無數的遐想。
評分我之所以對《浩蕩兩韆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十年典藏版）》這本書如此感興趣，完全是因為它試圖填補我心中一個巨大的認知空白。長期以來，我們更多地關注政治史、文化史，對中國古代的商業史，尤其是“企業”概念在古代的發展，瞭解得非常有限。這本書的跨度從公元前七世紀一直到1869年，這是一個多麼漫長而又充滿變革的時期！我迫切想知道，在沒有工業革命，沒有現代金融體係，甚至連基本的法律框架都與現代大相徑庭的古代，中國的“企業”是如何誕生的？它們的組織形式是怎樣的？是龐大的官營手工業，還是民間自發的商業團體？書中會不會深入剖析那些在不同曆史時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商業力量，比如官營的絲綢、瓷器生産，還是民間活躍的晉商、徽商？我非常好奇，在那個信息不發達、交通不便的時代，他們是如何進行大規模的貨物流通和資本運作的？這本書的“十年典藏版”也暗示瞭其內容的價值和深度，我期待它能提供詳實的曆史資料和深刻的分析，幫助我理解中國商業文明的獨特之處，以及它與西方商業文明的差異與聯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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