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浩荡两千年》记录的是一个基本上已经失去或被遗忘的世界。在书中出现的工商人物，要么默默无闻，要么在另外的历史叙述中被脸谱化、妖魔化，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商人，或企业家。他们行走在广袤的国土之上，或疾行，或踯躅，或彷徨，在他们身后的时空幕景上，是一出连续上演了两千多年的砍杀史。在所有的历史时刻，这些人从来没有当过主角，甚至在所有的史料记载中，他们要么被忽略不计，要么就躲在那个黑暗角落。不过在另外的意义上，正是这些工商业者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从一斗池盐到一块麻布，从一把铁刀到一座城池。
我无意为他们代言，我只是完成一次漫长的陈述。我所希望做到的是，以活在当代的立场，书写昔日的国家，与发生过的历史重建关系，与已逝的前辈修好，并试图以私人的方式诠释中国的企业史。
逝去的人们已不再归来，正在出发的我们却需要寻觅到自己的记忆。
本书是《浩荡两千年》十周年典藏版，也是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收官之作。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建成？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策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集权制度下，权力与商业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更重要的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一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总 序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吴晓波，知名财经作家，巴九灵新媒体、蓝狮子财经出版创始人，常年从事中国企业史和公司案例研究。著有《大败局I》和《大败局II》、《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等广具影响力的财经类经典畅销书，著作两次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 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而一个与上述诸多疑问相关且更具现实性的问题是：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因素是否已经彻底地排除，中国的工商企业是否仍然可能陷入历史的宿命之中？ ……
前 言 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第yi章 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
第二章 商父的诞生
【企业史人物】治生之祖
第三章 铁血兵马俑
【企业史人物】奇货可居
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时代
第五章 帝国的逻辑
【企业史人物】弘羊难题
第六章 最后的世族
【企业史人物】石崇斗富
第七章 长安城里的商人
【企业史人物】唐诗商人
第八章 乱世思弘羊
【企业史人物】妇人经商
第九章 虚弱的繁荣
第十章 走到尽头的变法
第十一章 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
第十二章 “男耕女织”的诅咒
第十三章 晋徽争雄
【企业史人物】耶稣教士
第十四章 权贵经济的巅峰
【企业史人物】南方海盗
第十五章 寄生动物
【企业史人物】商帮会馆
第十六章 爬满虱子的“盛世”绸缎
第十七章 夕阳下的工商图景
【企业史人物】日升日落
第十八章 被鸦片击溃的帝国
2014年在微信、爱奇艺等内容平台开设自媒体“吴晓波频道”，微信公众号订阅用户超过300万，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个人财经类自媒体之一。
2016年在微信、喜马拉雅FM推出付费音频会员服务“每天听见吴晓波”，现已有超过40万付费用户。
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费正清《中国与美国》
一
我曾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展柜前足足伫立了一个小时。在恒温的玻璃大柜里，柔和、迷离的灯光之下，一只来自3 000余年前的庞然大物如精灵般默默地与我对视。它似乎不是物体，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它的重量达833公斤，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9厘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个巨型容器。它的家乡是河南安阳，诞生于遥远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体积最大的商代铜鼎，也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面前，作为一个企业史的研究者，我实在有太多的问题想要请教：那个把鼎铸造出来的总工程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那个古远的年代，他组织了一支怎样的制造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他通过怎样的管理章程，以保证鼎的质量和制造的效率？
大鼎不会说话。离开博物馆后，我查阅了很多论文、书籍，终于发现，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甚至有些专家已经给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者们在《商周考古》一书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流程：
第一，它的铸造者是一位化学家，对铜与锡的调剂比例应十分娴熟，大方鼎的铜比例为84.77％，锡为11.64％，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合金配比。第二，他应该是一位工业美术设计师，能够勾画出精美绝伦的铜鼎图案。第三，他必须是一位风力机械工程师，铸造大方鼎的铜要到1 200℃才能熔化，所以必须有某种鼓风助燃的设备。第四，他还一定是冶炼家，大方鼎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灌注才能成功，当时使用的炼埚是熔铜量为12.7公斤的“将军盔”，以它800多公斤的重量，需80个以上的“将军盔”同时进行熔化，这需要高超的冶炼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优秀的管理学家，如果一个炼埚配备3~4个人，则共需250人左右同时作业，从场地上看，一个炼埚占地起码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场地至少是2 000平方米的大平台。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须组建一个300~400人的工匠团队，进行科学的工种分配，协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炼程度、铜液灌注时间，以保证质量。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制造工厂，司母戊大方鼎是工业化的宁馨儿。那个领导了数百人的工匠团队的“总工程师”，如果我把他看成是爱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业家，大概没有人会激烈反对。
所有这一切，均已不可确考，它们只是后人站在那只大鼎前，震撼与惊叹之余的一丝遐想。
而当我们以这只3 000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为出发点，前去探寻漫长的中国企业史的时候，你常常会被失落、惭愧和羞耻所缠绕。因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没能超越这只沉默的大鼎。
二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国无疑是最早慧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经商—而且是特别善于并乐于经商的民族。在远古时期，人们就追求世俗生活，乐于此道，并以“商”为国号，此后历代，都有工商繁荣的记录。早在汉代，哲学家王符就说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之盛达到“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贾合流”，连知识精英也不再耻于言商。晚清的龚自珍记录说：“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说中国人“轻商”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从经济要素上分析，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这里有最早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与欧洲中世纪之前的封闭分割、自给自足式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长安、洛阳及临安都是人口过100万的超级大城市；在同时期的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10万人。中国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这里还发生了最早的农业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国还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世界纪录，元代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宋代出现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此外，中国还有非常健全的乡村自治体系，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数最为众多的商帮集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早在10世纪的宋代，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时，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地位，拥有最高的粮食产量，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6倍。
然而，无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之后，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
生于1930年的许倬云是一位注重实证和量化数据的历史学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随家在中国各地流浪，目睹农村之真实景象，后来撰写《汉代农业》一书，据他的观察，“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如水排（水力鼓风机，约早欧洲1 000多年）等都是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的。
在工商方面，改变也许比农业要多很多，不过在一些关键产业，进步仍然是让人汗颜的。以农耕及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产业—铸铜冶铁业为例，早在商代，已能够组织300人以上的作业团队铸造重达833公斤的巨型铜鼎，从日后出土的汉代冶铁作坊看，其规模已可达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几乎没有扩大。另据计算，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4公斤，这与1949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家庭的用铁量没有增加。
在城市经济方面，最繁荣的大都市出现在宋代，而进入明清之后，城市规模竟有所缩小。据台湾学者赵冈的研究，中国在唐宋两朝，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
更让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自《史记》之后，正史之中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录。甚至连司马迁也因在《史记》中专写《货殖列传》一章，而遭到后世学者的诟病。以工商业最为繁华的宋代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无几，在史书上，连妓女的名字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的盐业、边贸和金融业，其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一人而已。商人阶层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一个高起点的水平线上长时间地徘徊？为什么高度发达的工商文明中无法孕育出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情况的发生？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以东西方工商文明的差异展开他的思考，该书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用户评价
我之所以对《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这本书如此感兴趣，完全是因为它试图填补我心中一个巨大的认知空白。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关注政治史、文化史，对中国古代的商业史，尤其是“企业”概念在古代的发展，了解得非常有限。这本书的跨度从公元前七世纪一直到1869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而又充满变革的时期！我迫切想知道，在没有工业革命，没有现代金融体系，甚至连基本的法律框架都与现代大相径庭的古代，中国的“企业”是如何诞生的？它们的组织形式是怎样的？是庞大的官营手工业，还是民间自发的商业团体？书中会不会深入剖析那些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商业力量，比如官营的丝绸、瓷器生产，还是民间活跃的晋商、徽商？我非常好奇，在那个信息不发达、交通不便的时代，他们是如何进行大规模的货物流通和资本运作的？这本书的“十年典藏版”也暗示了其内容的价值和深度，我期待它能提供详实的历史资料和深刻的分析，帮助我理解中国商业文明的独特之处，以及它与西方商业文明的差异与联系。
评分我对于《浩荡两千年》这本书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它所涵盖的时间之长，这几乎是中国古代商业史的一个全景画卷。从公元前七世纪的春秋时期，一个诸侯争霸、百家争鸣的时代，到1869年，一个西方工业文明开始深刻影响中国的时代，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商业形态一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特别想了解，在那个时代，企业是如何形成的？是像我们今天这样有明确的法律框架和产权界定，还是更多地依赖于家族、宗族的力量，甚至是官员的庇护？书中会不会深入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商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比如，在封建王朝的严密管控下，商业的自由度有多大？朝代的更迭对商业活动又会产生怎样的冲击？我猜想，书中可能会详细讲述一些标志性的商业现象或事件，通过这些具体的案例来展现中国古代商业的演进过程。比如，盐业、茶业、丝绸贸易等在古代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以及经营这些产业的大型商号是如何运作的。我对书中会不会提到一些古代的商业伦理和道德规范也充满好奇，毕竟商业活动离不开人，而人又是社会性的生物，在那个时代，商人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赢得信任，又是如何应对竞争的？这本书的野心很大，它的跨度也足以让人产生无数的遐想。
评分当我看到“浩荡两千年”这个书名时，脑海中瞬间浮现出的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中国企业”这个词，则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现代概念与古老传统的碰撞。《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这本书，听起来就像是为我这样渴望了解中国商业基因的读者量身定做的。我一直觉得，理解中国当下的商业模式，必须回溯到它的历史根源。这本书的年代跨度之大，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史的大部分重要时期，从春秋战国的萌芽，到唐宋的繁荣，再到明清的转型，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商业面貌。我特别好奇，在那个与现代信息技术、全球化进程截然不同的时代，中国的早期“企业”是如何运作的？它们是否有初步的股份制，是否有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层，还是说更接近于家族作坊式的经营？书中会不会着重讲述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闪耀过的商业传奇，他们的创业故事，他们的经营哲学，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宏观的视角，让我看到中国商业文明的发展脉络，理解那些奠定中国商业基础的古老智慧，以及它们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得以传承和演变，甚至对当今的商业世界仍能产生启示。
评分一直以来，我对中国古代的商业运作模式都充满了好奇，总觉得在那些历史书卷中，经济和商业的篇幅相对较少，而《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这本书的标题，则准确地抓住了我的兴趣点。从春秋战国时期那种萌芽状态的商业活动，一直讲到1869年，这是一个跨度近两千多年的宏大叙事，我难以想象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商业形态经历了多少演变。我特别想知道，书中是如何定义“企业”的？在没有现代公司法、没有注册制的情况下，古代的商业组织是如何形成的？是依靠家族信誉，还是有更复杂的合伙机制？我期待书中能通过具体的历史案例，来展现古代商人的经营智慧和生存之道。比如，在强权政治下，他们是如何规避风险，如何在官商勾结中求生存，又如何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我还很好奇，书中是否会探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商业特色，比如唐朝的长安城，宋朝的市井繁荣，抑或是明清时期出现的区域性商帮。这本书的“十年典藏版”让我觉得它一定经过了长期的打磨和沉淀，内容上应该非常扎实，我希望它能为我打开一扇理解中国商业文明独特性的窗户，让我看到那个波澜壮阔的商业图景。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很有意思，是那种复古又厚重的风格，光是看一眼就觉得分量十足。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商业史挺好奇的，但市面上很多书籍要么过于学术化，要么过于碎片化，很难系统地了解。吴晓波老师的书我之前也看过一些，他的叙事风格比较接地气，善于把宏大的历史概念转化为生动的故事，所以我对这本《浩荡两千年》还是挺期待的。这本书的时间跨度非常惊人，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讲到晚清，这中间经历了多少朝代的更迭，多少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企业，或者说我们今天理解的商业组织，又是如何在其中孕育、发展、甚至消亡的？我特别想知道，在那个没有现代法律、没有工业革命的时代，中国的先人们是如何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活动的？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代商业巨擘，比如晋商、徽商，他们的经营之道究竟有何过人之处？书中是否会揭示一些我们现在看来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却行之有效的商业策略？我很好奇书中会不会探讨这些古代商业的“基因”，是什么让他们能够跨越时代，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焕发出勃勃生机，又是什么让他们最终走向没落。总之，这本书的标题和副标题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商业的纵深感，我很期待它能带我穿越历史的迷雾，去探寻中国商业文明的源头与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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