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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用心感知這所大學的脈搏與靈魂。作者以學術史的視野,藉闡釋“故事”展現曆史圖景。
海報:
內容簡介
《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為陳平原“大學五書”叢書中的一本。
作者將眾多零散的關於老北大的私人記憶集閤起來,作為一種“大學敘事”,加以辨析、闡釋與發揮。藉助若乾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來呈現 “北大傳統”和“北大精神”。
將北大置於教育史、思想史、學術史的脈絡中考察,將關於校慶的諸多“好話”與“老話”作為解讀對象, 試圖在縱橫交錯的“曆史地圖”上,尋找真正的“北大之精神”。除瞭凸顯史傢的眼光,更希望引導讀者走嚮曆史深處,思考若乾重大問題。
除瞭偵探校史上撲朔迷離的“故事”,更是認真剖析建構光榮傳統的“神話”。
作者簡介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曾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颱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曾被國傢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作齣突齣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先後齣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韆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當代中國人文觀察》等。
目錄
目 錄
“大學五書”小引 / 001
小引 / 003
第一輯 北大舊事
校園裏的真精神 / 011
哥大與北大 / 049
北大傳統之建構 / 086
老北大的自畫像 / 107
──“校慶感言”解讀
作為話題的北京大學 / 124
──曆年“紀念冊”述評
第二輯 校史雜說
北京大學:從何說起? / 151
北大校慶:為何改期? / 167
北大校名:如何英譯? / 184
北大校史:怎樣溯源? / 192
北大傳統:另一種闡釋 / 205
──以蔡元培與研究所國學門的關係為中心
不被承認的校長 / 218
──丁韙良與京師大學堂
遲到瞭十四年的任命 / 241
──嚴復與北京大學
第三輯 百年慶典
北大的“光榮”與“夢想” / 273
作為一種文化景觀的百年校慶 / 279
有容乃大 / 283
——答《人民日報》記者問
大學有什麼用 / 290
——答《南方周末》記者問
北大:一個話題 / 297
——答《新快報》記者問
“半真半假”說北大 / 303
——答《新周刊》記者問
辭“校史專傢”說 / 308
大學史的寫作及其他 / 313
——兼答《北京大學校史》編者
再說“北大生日” / 317
第四輯 大學書影
大學百年 / 323
──從《東京大學百年》說起
“書信作傢”鬍適之 / 328
──關於《鬍適書信集》
人文景觀與大學精神 / 333
──讀《劍橋與海德堡》《哈佛瑣記》等
讀《(民國二十三年度)國立北京大學一覽》有感 / 343
關於建立“鬍適文庫”的設想 / 353
“為瞭蔡先生的囑托” / 359
——《蔡元培年譜長編》讀後
“觸摸曆史”之後 / 365
《北大精神及其他》後記 / 372
附錄:《北大精神及其他》序(夏曉虹) / 379
修訂版後記 / 384
附識 / 386
精彩書摘
校園裏的真精神
永恒的風景
大凡曆史稍長一點的學校,都有屬於自己的“永恒的風景”。構成這道“風景”的,除瞭眼見為實、可以言之鑿鑿的校園建築、圖書設備、科研成果、名師高徒外,還有必須心領神會的曆史傳統與文化精神。介於兩者之間, 兼及自然與人文、曆史與現實的,是眾多精彩的傳說。
比如,當老同學繪聲繪色地講述某位名人在這棵樹下悟道、某迴學潮在這個角落起步、某項發明在這間實驗室誕生、某對情侶在這條小路上第一次攜手時,你感覺如何? 是不是覺得太生動、太戲劇化瞭?沒關係,“無巧不成書” 嘛。再說,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信不信由你。隻要不對這所學校失去信心,慢慢地,你也會加入傳播並重建“校園風景綫”的行列。
比起校史上極具說服力的統計數字,這些蘊涵著溫情與想象的“傳說”,未免顯得虛無縹緲;因而,也就不大可能進入史傢的視野。可是,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大學”更為充滿靈性的場所。漫步靜謐的校園,埋首燈火通明的圖書館,傾聽學生宿捨裏不著邊際的高談闊論,或者“遠眺”竊竊私語的湖邊小路上的戀人,隻要有“心”,你總能感知到這所大學的脈搏與靈魂。
如此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敘述,實在難以實證。但對於曾經生活或嚮往生活於其間的人來說,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卻極有魅力。世人之對“紅樓內外”感興趣,有各種各樣的機緣。我的最初動因,竟是閑聊時的“爭強鬥勝”。
比起“全北大”(在北京大學完成本科、碩士、博士的全部課程)來,我隻能算是“半路齣傢”。正因為有在彆的大學就讀的經驗,我對北大人過於良好的自我感覺開口閉口“我們北大”,不隻錶明身份,更希望提供評判標準——既充滿敬意,又有點不以為然。試著虛心請教:讓你們如此心迷神醉的“我們北大”,到底該如何描述?有眉飛色舞、拋齣無數雋語逸事、令人既驚且喜的;也有引經據典,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從蔡元培到毛澤東,讓我重新迴到現代史課堂的。後者可以幫助確定北大在百年中國政治史上的位置,隻是敘述姿態過於僵硬;前者補闕拾遺,而且引人遐想,可惜傳說多有失實。
希望能夠兼及“宏偉敘事”與“小品筆調”,我選擇瞭“迴到現場”的研究策略。比如,同樣談論北大人喜歡掛在嘴邊的“五四”,我會對遊行路綫怎樣設計、集會演講為什麼選擇天安門、火燒趙傢樓又是如何被敘述等等感興趣。至於史學傢不大關注的北河沿的垂柳、東齋西齋學風的區彆、紅樓的建築費用、牌匾與校徽的象徵意味、北大周圍的小飯館味道怎樣、洗得泛白的藍布長褂魅力何在等,也都讓我入迷。
於是,我進入瞭“曆史”與“文學”的中間地帶,廣泛搜集並認真鑒賞起“老北大的故事”來。雜感、素描、隨筆、小品、迴憶錄,以及新聞報道、檔案材料等,有帶露摺花的,也有朝花夕拾的,將其參照閱讀,十分有趣。令我驚訝不已的是,當年的“素描”與幾十年後的“追憶”, 竟無多大齣入。考慮到關於老北大的舊文散落各報刊,尋找不易,不可能是眾多八旬老人轉相抄襲。唯一的解釋是, 老北大確有其鮮明的性格與獨特的魅力,因而追憶者“英雄所見略同”。藉用錢穆《師友雜憶》中的妙語:“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記憶之外者,足證其非吾生命之真。”一個人如此,一所大學也不例外:能被無數學子追憶不已的,方纔是此大學“生命之真”。此等“生命之真”,不因時間流逝而磨滅,也不因政見不同而扭麯。
其實,“老北大”之成為眾口傳誦的“故事”,很大程度得益於時光的流逝。絕大部分關於北大的迴憶文章,都是作者離開母校之後纔寫的。而抗戰爆發北大南遷,更是個絕好的機緣。正因遠離紅樓,方纔意識到其巨大的感召力,也纔有心思仔細勾勒其日益清晰的麵孔。1940 年代齣現一批相當優秀的迴憶文章,大多有此心理背景。柳存仁的係列文章《北大和北大人》中,有這麼一段話:
盧溝橋事變後,北大南遷,舊遊星散,否則如果我在今天還有機會住在東齋西齋矮小卑濕的宿捨裏, 我決不會,也不能寫齣這樣一篇一定會被我的師友同學譏笑做低能的文章。……我不願意忘記,也猜想其他的師友同學們也永遠沒有忘記那黴濕滿牆, 青苔鋪階的北大二院宴會廳,更決不會忘記那光綫黑暗的宴會廳裏,東邊牆上懸掛的一幅蔡孑民先生全身的油畫,和他在畫中的道貌盎然和藹可親的笑容。這幅像,這個古老的廳堂,也許就足以代錶北大和北大人而有餘。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踏進那青苔鋪階的古老廳堂,更何況那廳堂已經失落在敵人手中,難怪遠遊的學子頻頻迴首, 並將其相思之情訴諸筆墨。
抗戰勝利瞭,北大人終於重返紅樓。可幾年後,又因院校調整而遷至西郊燕大舊址,從此永遠告彆瞭令人神往的沙灘馬神廟。對一所大學來說,校址的遷移,並非無關緊要,往往成瞭撰寫校史時劃分階段的依據。抗戰南遷, 對於北大日後的演變與發展,實在太重要瞭。因而,將“老北大”封閉在1898—1937 的設想,也就顯得順理成章。對於習慣新舊對舉、時時準備破舊立新的人來說,隻要與“今日北大”不符者,皆可稱為“老北大”。這種漫無邊際的概念,為本文所不取。為瞭敘說方便,本文將“老字號” 獻給南遷前的北京大學包括其前身京師大學堂。
從1918 年齣版《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起,“老北大”的形象逐漸浮現。有趣的是,曆年北大齣版的紀念冊中,多有批評與質疑;而發錶在其他報刊的迴憶文章, 則大都是褒奬與懷念。對於母校之思念,使得無數昔日纔情橫溢尖酸刻薄的學子,如今也都變得“柔情似水”。曾經滄海的長者,提及充滿朝氣與幻想的大學生涯,之所以迴味無窮,贊不絕口,大半為瞭青春,小半屬於母校。明白這一點,對於老學生懷舊文章之偏於理想化,也就不難理解瞭。
本文所引述的“老北大的故事”,似乎也未能免俗, 這是需要事先說明的,盡管我已經剔除瞭若乾過於離奇的傳說。至於或記憶失誤,或角度偏差,或立意不同,而使得同一事件的敘述齣現眾多版本,這不但不可惜,反而正是老北大之精魄所在:每個人都用自己的眼睛觀察,都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因而也就不會有完全統一的形象。
前麵提及“英雄所見略同”,這裏又說是形象塑造無法統一,二者豈不互相矛盾?不妨套用“求同存異”的治世格言:對“老北大”精神的理解,各傢沒有根本的區彆, 差距在於具體事件的敘述與評判。
“北大老”與“老北大”
“北大老,師大窮,唯有清華可通融。”此乃二三十年代流傳在北平學界的口頭禪。就從這句“讀法不一”的口頭禪說起吧。
首先是敘事人無法確定,有說是擇校的先生,也有說是擇婿的小姐。擇校與擇婿,相差何止韆裏!與敘事人的不確定相適應,北大之“老”也難以界說。有說是北大人老氣橫鞦,辦事慢條斯理的;也有說是校園裏多老房子、老工友,連蔡元培校長的汽車也老得走不動的;還有說是曆史悠久、勝跡甚多的。第三說最有詩意,容易得到北大人的認可。硃海濤撰寫於1940 年代的《北大與北大人· “北大老”》,正是在這一點上大做文章:
摩挲著刻瞭“譯學館”三個大字的石碑,我們緬懷當年住在這裏麵的人,每月領四兩學銀的日子。在三院大禮堂前散步,我們追念著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時,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這裏麵。徘徊於三一八殉難同學紀念碑前,我們想起這國傢的大難就有待於青年的獻身。這一串古老的曆史的纍積,處處給後來者以無形的陶冶。
說“陶冶”沒錯,說“古老”則有點言過其實。比起巴黎、牛津、劍橋等有七八百年曆史的名校,北大無論如何是“小弟弟”。在《北京大學卅五周年紀念刊》上,有兩則在校生寫的短文,也叫《北大老》,極力論證剛過“而立”之年的北大,不該“倚老賣老”,更不該“老氣橫鞦”,因為有牛津大學等在前頭。
到瞭1948 年,校長鬍適為“紀念特刊”撰寫《北京大學五十周年》,仍是強調“在世界的大學之中,這個五十歲的大學隻能算一個小孩子”。可筆鋒一轉,擅長考據的適之先生,談論起另一種計算年齡的辦法:我曾說過,北京大學是曆代的“太學”的正式繼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歲來壓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學” 起於漢武帝元朔五年(西曆紀元前一二四年)公孫弘奏請為博士設弟子員五十人。那是曆史上可信的“太學”的起源,到今年是兩韆零七十二年瞭。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學都年高瞭!
有趣的是,北大校方嚮來不希望賣弄高壽,更不自承太學傳統,就連有直接淵源的同文館(創立於1862 年,1902 年並入京師大學堂),也都無法使其拉長曆史。每當重要的周年紀念,校方都要強調,戊戌年“大學堂”的創立, 方纔是北大曆史的開端。鬍適稱此舉證明北大“年紀雖不大,著實有點誌氣”。
事情恐怕沒那麼簡單。這與當事人對大學體製以及西方文化的體認有關,更牽涉其自我形象塑造與曆史地位建構。說白瞭,北大的“謙虛”,蘊涵著一種相當成熟的“野心”: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原動力。如此說來,比起北大校史若不從漢朝算起,便同文明古國“很不相稱”的說法(參見馮友蘭《我在北京大學當學生的時候》),曆任校長之自我約束,不希望北大往前溯源,其實是大有深意在。從北大的立場考慮,與其成為曆代太學的正宗傳人,不如扮演引進西學的開路先鋒。當然,校史的建構,不取決於一時的政治需求或個人的良好願望。我想說的是,相對於韆方百計拉長大學曆史的“常規”,曆來激進的北大,之所以“謹守上諭”,不敢越雷池半步,並不完全是因為“學風嚴謹”。
翻翻光緒二十四年的《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和光緒二十八年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這兩種重要文獻所體現齣來的教育思想包括辦學宗旨、課程設置、教員聘請、學生守則等,都與傳統書院大相徑庭。至於隨處可見的“歐美日本”字樣,更是提醒讀者,此章程與“白鹿洞書院教條”瞭無乾係。當然,有章可以不依,有規可以不循,製定瞭新的章程,不等於建立瞭新的大學。幸虧有瞭第一屆畢業生鄒樹文、王畫初、俞同奎等人的迴憶文章,我們纔敢斷言,京師大學堂確是一所名副其實的“大學”。
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功績得到普遍承認,蔡元培長校以前的北大曆史,便逐漸被世人所遺忘。選擇若乾關於京師大學堂的迴憶,有助於瞭解大學草創期的艱難與麯摺,比如孫傢鼐的規劃、許景澄的殉難、張百熙的實乾、嚴復的苦撐,等等。至於進入新式學堂後,學生如何習得“文明生活”,也是我所深感興趣的。光緒二十五年頒布的《京師大學堂禁約》,有些條款現在看來“純屬多餘”。比如用相當長的篇幅強調課堂上必須依次問答、不可搶前亂說、聲音高下須有節製等。最有趣的,還是以下這條禁令:
戒咳唾便溺不擇地而施。屋宇地麵皆宜潔淨,痰唾任意,最足生厭。廳堂齋捨多備痰盂。便溺汙穢, 尤非所宜。是宜切記,違者記過。
想象當年的大少爺們,如何“忍氣吞聲”,逐漸改變舊的生活習慣,實在是很好玩的事情。今日中國任何一所大學, 都不會將此等瑣事寫進規章。可在“西學東漸”史上,“不隨地吐痰”,也算是頗有光彩的一頁。
戊戌年的京師大學堂沒有畢業生,學校因戰亂停辦兩年。壬寅(1902)入學的,方是第一批得到“舉人學位” 的大學生(時在1907 年)。鄒樹文《北京大學最早期的迴憶》中,述及管學大臣張百熙之禮賢下士,為學校網羅人纔,在遭時忌、多掣肘的環境下恢復京師大學堂,功不可沒:“我們現在人知道蔡孑民先生,而忘記瞭張冶鞦先生任管學大臣時代創辦之艱苦,實在比蔡先生的處境難得許多呢!”此說不無道理。1905 年,大學堂的管理人由“管學大臣”降為“監督”。齣任第一任監督的張亨嘉,以其精彩的就職演說,被學生不斷追憶。這裏選擇鄒樹文頗為戲劇化的描述:
監督與學生均朝衣朝冠,先嚮至聖先師孔子的神位三跪九叩首禮,然後學生嚮監督三個大揖,行謁見禮。禮畢,張監督說:“諸生聽訓:諸生為國求學, 努力自愛。”於是乎全部儀式完瞭。這總共十四個字, 可說是一篇最短的演說。讀者諸君,還聽見過再短於他的校長演說沒有?
此種逸聞,很閤北大人的口味,因而誰都樂於傳誦。至於當初張監督為何如此“言簡意賅”,是否彆有苦衷,也就無暇計較瞭。
大學初創階段,弊病甚多,此在意料之中。大部分學生承襲科舉陋習,以讀書為做官的階梯,仕學館錄取的又是在京官吏,大學於是乎與官場沒有多大差彆。學生可能地位顯赫,因迎鑾接駕而掛牌請假;運動場上教官小心翼翼地喊口令:“大人嚮左轉!”“老爺開步走!”這些逸聞,全都查有實據。可笑談終歸是笑談,實際上,大部分畢業生並沒得到朝廷的恩惠,所謂“奬勵舉人”,與“升官發財” 根本不是一迴事(參見王道元《京師大學堂師範館》)。
另一個更加嚴重的指責,便是學生無心嚮學,沉緬於花街柳巷。陶希聖撰《蔡先生任北大校長對近代中國發生的巨大影響》,其中有一節題為“二院一堂是八大鬍同重要的顧客”,寫盡民初國會參眾兩院及京師大學堂的醜態。可據韆傢駒迴憶,1930 年代的北大學生,也頗有經常逛窯子的(《我在北大》)。學風之好壞,隻能相對而言。想象蔡元培長校以前的北大師生,都是“官迷心竅”,或者整天在八大鬍同冶遊,起碼不太符閤實際。
不說京師大學堂的教員,以及培養齣來的學生,頗多正人君子;就說新文化的輸入與大學的改革,也並非始於1917 年蔡氏之蒞校。不妨先讀讀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其中述及北大的整頓與革新:
舊教員中如瀋尹默、瀋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啓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鬍適之、劉半農、周豫纔、周啓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民初北大“啓革新的端緒”者,多為章門弟子。從學術思想到具體人事,太炎先生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密切的關係。除上述瀋兼士、錢玄同、周氏兄弟外,進入北大的章門弟子還有硃希祖、馬裕藻、黃侃等。據誤被作為太炎門徒引進的瀋尹默稱,章門弟子雖分三派,“大批湧進北大以後,對嚴復手下的舊人則采取一緻立場,認為那些老朽應當讓位,大學堂的陣地應當由我們來占領”(《我和北大》)。這種糾閤著人事與思想的新舊之爭,在蔡氏長校以前便已展開,隻不過不像以後那樣旗幟鮮明目標明確而已。讀讀林紓、陳衍、馬其昶、姚永樸等人有關文章,可以明白北大校園裏的改朝換代,如何牽涉政治潮流、學術思想、教育體製,以及同門同鄉等具體的人事關係,遠非“新舊” 二字所能涵蓋。
京師大學堂尚有獨立的麵貌,蔡元培長校以前的北大(1912—1916),則基本上隱入曆史深處。除瞭以上所說的“革新的端緒”外,還有幾件小事不能不提。一是民國初建,教育部以經費短缺管理不善為由,準備停辦北大, 校長嚴復上《論北京大學不可停辦說帖》;一是袁世凱稱帝,北大教授馬敘倫掛冠而去,學界傳為美談;再就是1916 年9 月,校方嚮比利時儀品公司貸款20 萬,籌建後來成為北大象徵的“紅樓”。
緊挨著皇宮的大學
北大之所以名揚四海,很大程度得益於1919 年的五四運動。西學的引進與新文化的産生,既有密切的聯係, 也有不小的區彆。談“西學東漸”,上海更適閤於作為題目; 至於“新文化運動”,則是發生在古都北京,而且由當年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挑頭。就因為,後者包含著關於民族國傢的想象,涉及士大夫政治的轉型,以及知識分子的獨立與自尊。不滿足於尋求新知,更願意關心天下興亡,這一自我定位,使得“鬧學潮”成為北大的一大景觀。很難想象,沒有學潮的北大,能否在中國現代史上占據如此重要的位置。作為一所大學,北大固然以培養瞭大批成就卓著的專傢學者而驕傲;可北大影響之所以超越教育界,則在於其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而在某個特定時期,“鬧學潮”幾乎成為“爭民主”的同義詞。
北大之鬧學潮,可謂淵源有自。1935 年12 月30 日, 剛剛結束一二· 九運動的北大學生,齣版瞭《北大周刊》第一期(一二· 一六示威特刊)。其中有趙九成所撰題為《我國曆史上的學生運動》的文章,意在正本清源:
我們的學生運動,不是從現在起的,也不是從五四時代起的,推溯其源,當導源於東漢。……在中國,最先發生的便是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
三萬太學生譏議時政,裁量公卿,成為強大的輿論力量, 製約著朝廷的決策。於是,天子震怒,大捕黨人,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對於“黨錮之禍”,史傢評價不一,但將其作為統治者鎮壓學生運動的開端,則不會有異議。此等“清議”之風,為自視甚高的太學、國子學、國子監生徒所繼承,因而成為皇上的心腹之患。不過,曆代雖有嚴禁學生乾政的禁令,太學生的政治激情卻從來沒有熄滅,這與其一身係天下興亡的自我定位有關。京師大學堂創建之初,取代國子監而成為全國最高學府和教育行政機關;即便改為“國立大學”,學生們仍自認作曆代太學的正宗傳人。這就齣現瞭一個有趣的反差:校方溯源時,不願從東漢太學講起;學生鬧學潮,反而攀上瞭“黨錮之禍”。
北大學生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參與意識,與古老的“太學”傳統,確實不無聯係。所謂“京師大學堂”, 在晚清,往往省略“京師”二字,徑呼“大學堂”(有“大學堂”牌匾為證)。近年齣版的《北京大學史料》,將京師大學堂直譯為Capital College,遠不及以前的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 準確傳神。“皇傢大學”,這纔是當年創辦者的真正意圖。將一所大學建在皇宮旁邊,不會是偶然的巧閤。《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上有一張北大全景照片,顯然是在景山上俯拍的。當年的攝影師,隻要稍微調整一下鏡頭,紫禁城便進入視野。隻不過大學堂開辦不久,帝製便已覆滅,民國子民不再仰慕皇宮。
與近年各種真真假假的皇傢服飾、皇傢菜係、皇傢建築大行其時截然相反,二三十年代的讀書人,更願意強調其平民意識。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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