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尽管WTO依然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制度安排,但世界各国都尝试利用区域贸易协定来达到其贸易或非贸易目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区域贸易谈判中,农业问题的谈判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敏感的领域。
中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快,农产品市场开放度高,食物需求结构变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正不断深化。为了准确捕捉中国农产品在潜在贸易协定伙伴国家市场上的机会,深刻理解中国与潜在自由贸易伙伴间农产品贸易模式及背后的推动力量,《FTA背景下中国与潜在自由贸易伙伴国家间农产品贸易关系》首先分析了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的演进与发展趋势;其次梳理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经验研究中常用的各种指数分析工具的优点、存在的缺陷和这些指数间的逻辑关系;最后运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据,在较细分的水平上刻画了中国和重要的潜在自由贸易伙伴国家间的农产品贸易趋势、竞争性及互补性,并讨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农业资源配置和农产品贸易的可能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虽然区域贸易协定越来越巨型化,但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仍然是区域贸易协定的主要类型。政策调整成本小,协定磋商和执行时间灵活,这些都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快速增加的原因。除经济上的原因外,政治和安全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后一种情况在亚太地区尤为明显。
区域贸易主义争论的焦点是区别对待和潜在的贸易转向效应,这两点都对贸易体制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随着区域贸易协定规模不断扩大,涌现了许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前期可行性研究及事后评价的经验研究文献。从研究方法上看,这些文献依然采用的是Balassa(1965)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及在RCA方法基础上的各种变换、改进或修订的方法。
Balassa(1965)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缺陷是指数值分布的非对称性,而这使得很难对指数值进行解释和比较。由于不正确的区域加总或产业部门加总造成的贸易不平衡,Grubel和Lloyd(1975)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总是不能被正确地使用。Brown(1947)的贸易集中度指数有取值范围可变性、非对称性与符号一致性三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制约了贸易集中度指数的解释和应用。实证研究中,有两种测算贸易互补性的指数方法,基于显示性比较优势理论的Drysdale指数有较强的理论基础,更适用于度量两个国家出口和进口模式的匹配性;而Drysdale方法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其本质相同。
澳大利亚、印度、巴西、日本与韩国是中国潜在的自由贸易伙伴国。澳大利亚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国。中国与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但不稳定,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两国农产品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这种贸易空间的提升可能是不平衡的。
中国与印度、巴西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有共通点。中国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基于各自的要素禀赋且主要为产业间贸易。印度和巴西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互补性明显大于中国向印度和巴西出口农产品的互补性。中国和印度的双边贸易不稳定且不平衡,中国是贸易逆差国;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也以中国进口为主,巴西有巨额的贸易顺差且顺差呈增长趋势。
进口需求效应是中国向日本和韩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导力量,然而,中国加入WTO以后,出口竞争力效应对中国向日韩两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与中国向日本出口农产品比较,中国向韩国的农产品出口对进口需求效应的变化比较敏感。出口结构效应是制约中国向日本和韩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原因。进口需求效应一直是拉动日本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主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主导效应已由竞争力效应转变为进口需求效应。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意义及研究现状
二、研究目标与基本思路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第二章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演进与发展
一、引言
二、自由贸易协定与区域贸易协定
三、区域贸易协定的结构与分布
四、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趋势
五、区域贸易协定快速增加的原因
六、本章小结
第三章 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的依据:方法论角度的评述
一、引言
二、双边贸易的基础——理论分析
三、双边贸易研究方法与评述
四、研究结论
第四章 中国和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关系
一、引言
二、中国和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动态
三、中国和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
四、研究结论
第五章 中国与印度农产品贸易关系
一、引言
二、中国和印度农产品贸易动态
三、中国和印度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第六章 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关系
一、引言
二、中国和巴西农产品贸易动态
三、中国和巴西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第七章 中日韩农产品贸易关系与影响因素
一、引言
二、中日韩农产品贸易的总体特征
三、恒定市场份额模型
四、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区域贸易协定快速增加的原因及趋势
二、双边贸易的理论基础及争议焦点
三、贸易协定签订依据的研究方法
四、中国与潜在双边贸易协定国家间的农产品贸易关系
五、讨论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序言
尽管WTO依然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制度安排,但世界各国都尝试利用区域贸易协定来达到其贸易或非贸易目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区域贸易谈判中,农业问题的谈判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敏感的领域。
中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快,农产品市场开放度高,食物需求结构变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正不断深化。为了准确捕捉中国农产品在潜在贸易协定伙伴国家市场上的机会,深刻理解中国与潜在自由贸易伙伴间农产品贸易模式及背后的推动力量,本书首先分析了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的演进与发展趋势;其次梳理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经验研究中常用的各种指数分析工具的优点、存在的缺陷和这些指数间的逻辑关系;最后运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据,在较细分的水平上刻画了中国和重要的潜在自由贸易伙伴国家间的农产品贸易趋势、竞争性及互补性,并讨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农业资源配置和农产品贸易的可能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虽然区域贸易协定越来越巨型化,但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仍然是区域贸易协定的主要类型。政策调整成本小,协定磋商和执行时间灵活,这些都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快速增加的原因。除经济上的原因外,政治和安全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后一种情况在亚太地区尤为明显。
区域贸易主义争论的焦点是区别对待和潜在的贸易转向效应,这两点都对贸易体制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随着区域贸易协定规模不断扩大,涌现了许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前期可行性研究及事后评价的经验研究文献。从研究方法上看,这些文献依然采用的是Balassa(1965)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及在RCA方法基础上的各种变换、改进或修订的方法。
Balassa(1965)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缺陷是指数值分布的非对称性,而这使得很难对指数值进行解释和比较。由于不正确的区域加总或产业部门加总造成的贸易不平衡,Grubel和Lloyd(1975)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总是不能被正确地使用。Brown(1947)的贸易集中度指数有取值范围可变性、非对称性与符号一致性三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制约了贸易集中度指数的解释和应用。实证研究中,有两种测算贸易互补性的指数方法,基于显示性比较优势理论的Drysdale指数有较强的理论基础,更适用于度量两个国家出口和进口模式的匹配性;而Drysdale方法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其本质相同。
澳大利亚、印度、巴西、日本与韩国是中国潜在的自由贸易伙伴国。澳大利亚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国。中国与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但不稳定,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两国农产品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这种贸易空间的提升可能是不平衡的。
中国与印度、巴西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有共通点。中国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基于各自的要素禀赋且主要为产业间贸易。印度和巴西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互补性明显大于中国向印度和巴西出口农产品的互补性。中国和印度的双边贸易不稳定且不平衡,中国是贸易逆差国;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也以中国进口为主,巴西有巨额的贸易顺差且顺差呈增长趋势。
进口需求效应是中国向日本和韩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导力量,然而,中国加入WTO以后,出口竞争力效应对中国向日韩两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与中国向日本出口农产品比较,中国向韩国的农产品出口对进口需求效应的变化比较敏感。出口结构效应是制约中国向日本和韩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原因。进口需求效应一直是拉动日本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主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主导效应已由竞争力效应转变为进口需求效应。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全球粮食安全与贸易重塑》 图书简介 在全球化浪潮与地缘政治博弈交织的复杂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重塑国际贸易格局的关键驱动力。本书聚焦于这一宏大主题下,对全球粮食安全体系构成的深刻影响与贸易流向的结构性转变。我们并非探讨单一国家或特定贸易协定下的农产品细节,而是从宏观经济学、国际关系学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高度,剖析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如何通过构建或参与区域贸易安排(RTA),来优化其农业资源配置、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并以此作为实现国家经济安全与战略目标的工具。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在自由贸易协定(FTA)的驱动下,传统上以国家为核心的农产品贸易模式正加速向以区域集团为核心的供应链网络演变。这种演变不仅仅是关税壁垒的降低,更深层次地涉及标准体系的对接、技术壁垒的消除、以及跨区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我们深入分析了不同区域经济体的战略考量:为何一些国家积极推动区域内的自由贸易,旨在利用比较优势,实现农业的集约化和现代化;而另一些国家则在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着国内脆弱农业部门被外部冲击的风险,从而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如“选择性保护”或“战略性引入”。 第一部分:全球区域化浪潮的宏观经济学解析 本部分首先梳理了自20世纪末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从最初的自由贸易区(FTA)向关税同盟(CU)、共同市场(CM)乃至经济联盟(EU)演进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我们借鉴了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的视角,阐释了区域内生产网络(Global Value Chains, GVCs)的形成如何改变农产品的“原产地”定义,以及这种地理重塑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特别地,我们分析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在农业部门的特殊表现。在农产品贸易中,由于土地、气候和水资源的不可移动性,贸易创造效应往往伴随着更剧烈的区域内要素禀赋的重新分配。例如,一个区域性协定可能促使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生产向特定气候带集中,而传统的大宗初级农产品生产则可能因为物流成本和规模经济的优势,向具有特定地理区位的国家倾斜。我们使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区域一体化对这些关键要素流动的影响,揭示了贸易自由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农业部门所产生的异质性后果。 第二部分:标准、技术与非关税壁垒的重构 农产品贸易的特殊性在于其对安全、卫生和质量标准的高度敏感性。本书强调,在FTA背景下,真正的贸易壁垒往往不再是关税,而是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软”壁垒。我们详细考察了主要区域集团如何通过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动植物检疫协议(SPS Measures)以及技术法规(TBT),来巩固其内部市场,并将其标准推向区域外部,形成事实上的“标准霸权”。 本部分深入探讨了农业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精准农业和可持续农业标准,如何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被用作竞争工具。不同区域对于转基因作物、农药残留标准以及动物福利要求的差异化,构成了当前区域贸易谈判中的核心争议点。我们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在农业技术扩散中的作用,以及技术标准的“趋同”或“分化”如何影响非成员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 第三部分: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供应链韧性与粮食主权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日益凸显,粮食安全问题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本书探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增强或削弱成员国粮食供应链韧性方面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内贸易的深化能够分散单一来源的风险;另一方面,高度依赖特定区域的供应链结构,一旦遭遇气候灾害、疫情或地缘政治冲突,其系统性风险将急剧放大。 我们考察了区域集团如何通过建立战略性农产品储备机制、协调农业投入品(如化肥、种子)的区域供应,以及在危机时期实施的“绿色通道”政策,来保障区域内粮食供给的稳定性。此外,本书也审视了“粮食主权”概念在区域一体化语境下的演变。一些经济体视区域贸易协定为获取外部资源、弥补国内资源不足的途径,而另一些经济体则担忧过度依赖区域外部市场将损害其长期农业自给自足的能力,从而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表现出谨慎甚至抵制的态度。 第四部分: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农业的区域协同 气候变化对全球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本书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应对气候挑战提供了独特的协同机制。我们分析了区域内碳排放交易体系、水资源共享协议以及共同的农业气候适应策略如何影响区域农产品的成本结构和生产区位。 例如,共同推行的“绿色补贴”政策,如何引导区域内农业生产向更低碳、更节水的方向转型。我们探讨了区域一体化在推动可持续认证体系、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产品贸易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及这种转型对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冲击与机遇。本书认为,未来区域贸易协定的竞争力,将越来越取决于其在推动可持续农业转型方面的合作深度与实际成效。 结论:面向未来的区域农业治理模式 本书最后总结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全球农产品贸易关系的深远影响,并展望了未来区域农业治理的可能走向。我们提出,成功的区域一体化不仅需要经济层面的融合,更需要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风险共担机制和标准互认体系。在全球保护主义思潮再起的背景下,区域集团作为稳定贸易流动的“缓冲带”作用将愈发重要。本书旨在为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以及农业经济学者提供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用以理解和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农业贸易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