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著者籍贯问题辨证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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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亮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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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ISBN：9787511549112

版次：1

商品编码：12306964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1-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264

编辑推荐

本书从历史文献学出发，系统考察了《四库全书》收录的三千多种书籍作者的籍贯，以及从《四库全书总目》的叙述方式来考察著录书的作者籍贯表达得失。该书由籍贯思想、籍贯叙述格式、籍贯启发、代表性籍贯研究成果等部分构成，弥补了《四库全书》籍贯研究中“综合性”和“地区性”之间相对薄弱的一环，有利于更新人们对中国典籍的认知。适合《四库全书》研究者、历史学者、大专院校对古代图书作者籍贯问题关注的相关领域学生和研究人员以及所有关心历史文献的普通读者阅读。

内容简介

本书的选题缘于对《四库全书》作者籍贯归类的初步整理和研究。《四库全书》成书，原因众多。而人之因素无疑是zui主要的一个。对《四库全书》作者籍贯和所收录书籍作者籍贯全面客观的整理，在四库学中多以地方归类的方式为主，缺乏一种整体观的论述。特别是《四库全书总目》的解题中缺乏对著录书籍作者籍贯的集中归类。这给本书留下了很多可以探究的领域。由于这样一部论文涉及的领域在2004年来看比较偏僻，在当时并没有很多人注意到它。但是对于地方历史来说，《四库全书》著者籍贯问题却是重要的地方傲资以及有力的历史资源依据。

作者简介

徐亮 汉族，江苏赣榆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讲师，美国亚洲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兰州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现从事南亚研究、政治学及历史学研究，主持和参与科研项目10 余项，出版专著5 部，发表学术论文50 余篇。

目录

目 录
导 论 001
第一章 《四库全书》著者籍贯的理论性问题 010
第一节 《四库全书》的作者群 010
第二节 《四库全书》的“籍贯”研究 014
第三节 其他相关的理论问题 022
第二章 四库全书纂修者籍贯分布 025
第三章 《四库全书》著录书作者的籍贯（上） 031
第一节 著录书的署名和籍贯 031
第二节 《四库全书总目》籍贯解题与《四库全书》正本 033
第四章 《四库全书》著录书作者的籍贯（中） 037
第一节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籍贯的格式研究 037
第二节 《四库全书总目》的籍贯考证工作和成就评价 046
第三节 《四库全书总目》的籍贯思想倾向 049
第四节 《四库全书总目》著者籍贯涉及的地理 052
第五章 《四库全书》著录书作者的籍贯（下） 056
第一节 原则 056
第二节 著录书作者籍贯列表 057
第三节 示例：《四库全书》北京籍作者略考 057
第六章 《四库全书》成书各省人士功勋论 063
附录 著录书作者籍贯列表 077
一、经部 077
二、史部 113
三、子部 143
四、集部 190
参考文献 256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四库全书》著者籍贯的理论性问题
本部分旨在廓清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作为全文的逻辑主线，特别是作者和籍贯的讨论，实际是本书的解题。首先讨论《四库全书》的著者问题，其次讨论籍贯的学术问题。
第一节 《四库全书》的作者群
《四库全书》是一部丛书。这部丛书没有明确地指明它的作者（本书所用“著者”一词是“著录书作者”的简写，“作者”的范围要比“著者”指代范围大）。在辨析《四库全书》著者籍贯的时候必须明确这一问题。
第一，对籍贯的研究，原著的题跋是最重要的参考依据。作者的题名，《总目》和《四库全书》正本并不一样。本书采用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正本的作者题名。遵照原著的题名，这是本书最主要的标准。
第二，承认原著题名的优先性并不意味着解决了所有的障碍。特别是一些选辑、选编、注释者的作品如何处理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本书目的是为了把所有《四库全书》所收录书籍的原创者、注释者、汇编者、改编者、总编者等一系列书籍所题名的著作家统合到统一的名称下，作为《四库全书》作者群体归类的理论铺垫。《四库全书》所收录作者的书籍具有很多种类，有完全个人创作的作品，这一点从时代上在明清时期最明显，特别是集部的别集类。这些个人原创的作品著者著作权明确，籍贯清晰可认。如果仅仅把“著者”一词局限在这个范围内，而把《四库全书》收录书籍题名上的人排斥在“著者”范围外，那么《四库全书》收录书作者就成了一个非常狭隘的机械整理，也就剥夺了原创者、注释者、汇编者、改编者、总编者等一系列著作家的劳动。目前许多学术刊物上已经发表了个别省份著作家的统计，但是对《四库全书》这样一部大型丛书的所有著作者来说，无疑没有统摄全局的作用。
那么，《四库全书》作者究竟是谁呢？明显《四库全书》有两类最重要的作者群体，一是《四库全书》能够成为一部大型丛书的作者，即纂修者群体，以四库馆臣为主要人员。另外一类是《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著录书籍的作者，排斥了存目类书籍的作者。那么，究竟谁是《四库全书》的作者呢？
首先要澄清的概念是“作者”，《现代汉语词典》说“作者，文章的写作者；艺术的创作者”a。这一解释明显过于简单。在笔者看来，“作者”至少包括以下两层含义：
（1）原创性，是作者本人精神劳动的成果，而非他人智慧的结晶，因而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在《四库全书》中体现为“某撰”。
（2）完整性，完全是作者的意愿使书成型，或出版。这在《四库全书》中体现为一些著作是某人的选评、选注、选集、选编等情况下，这些选评、选注的评论者、注释者是第一作者，而是选集、选编的第二作者。如某些注释者的著作在以原著为书名的情况下，那么原著的作者仍然是第一作者，而以其他与原著不同的书名刻印时，视编辑者为第一作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库全书》的作者实际是一个群体。这个作者群的组成是多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
第一，著录书作者。
著录书有2000余作者、注释者、编辑者，他们是单部书籍第一位的作者。《四库全书》是丛书，不需要对原著进行类书式的打乱原有结构、重新整理工作。《四库全书》收录他们的著作，大部分原著没有改动。这是本书首先要研究的对象。
第二，《四库全书》的纂修者。
《四库全书》纂修工作使各家著作按照特定的目录排列，并且对原著有所改动。特别是删除“违碍语句”，篡改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内容和辑录《永乐大典》成其为《四库全书》一部分，说明他们属于《四库全书》的成书者。在清朝专制皇权的威慑以及文字狱的恐吓下，他们既是《四库全书》的编辑者，也是原著第二位的作者。他们对很多著作根本没有遵照原著者的意愿，没有保证原著的完整性，而是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具有鲜明的“钦定四库”性质。以至于后来的整理《四库全书》中古籍的时候，要特别标明是“四库本”。《四库全书》纂修者对原著的变动具体体现为：
（1）擅自变动书名。如宋慈《洗冤录》，原著名为《洗冤集录》。这一变动与明显记载错误不同的是，这一名称已经俨然进入大雅之堂，约定俗成，成为宋慈著作比较通行的称呼了。
（2）擅改卷数。如高似孙《剡录》，宋、明各家本均为十二卷，中缺第七卷，于是四库馆臣取消缺卷，将十二卷合并为十卷。
（3）采集版本的选择性。四库本所采非全为善本，限于收集面只能采用己获版本。
（4）辑录《永乐大典》时的重新编排工作。
（5）删除、修改部分“违碍语句”。
（6）对收录后、经过考辨的作者，去处旧本所题，打上《四库全书》特有的烙印。
需要注意的是，余嘉锡、李裕民等人考订以上内容时，把它们作为《四库全书》的错误。实际上，这是四库馆臣意志的表现，和无意中的疏忽、学识的不够博深没有必然联系。这些对原著的有意作为虽然并不占据《四库全书》多数比例，但是足以对后世造成影响。特别是《四库全书总目》近三百年来无人敢于批评，对之校订的书籍和文章虽然有多部作品，但是个中问题仍然层出不穷。这说明值得商榷之处还很多。这都说明《四库全书》中收录的著作打上了深深的“四库本”烙印。这些纂修者不属于著录书的第一作者，
却当然属于《四库全书》丛书的作者和“四库本”著录书的第二作者。
这样，实际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刻意使原著的内容、形态的变化的人物都属于《四库全书》的作者行列。这里使用的“作者”一词已经扩展了外延。这个作者群体包括：
（1）指导者乾隆皇帝。他对《四库全书》的纂修自始至终附加了皇权的意志，《四库全书》能够成书，没有他的意志是无法行事的。所谓《四库全书》实际是乾隆钦定《四库全书》。乾隆皇帝的籍贯无甚研究价值，本书无须多言。
（2）纂修者。主要是纂修《四库全书》的四库馆臣们，还有一部分是没有列在题名录中却对《四库全书》纂修做出贡献的学者文人。四库馆是《四库全书》的纂修机构，《四库全书》成书出于其手，而且全书中也收录了他们的部分著作。《四库全书》作为一部完整的丛书，他们是特殊的作者。本书认为，实际上中国历代大型著作，包括一些丛书、类书都是这样题名的。《四库全书》的整个编纂工作，包括选书编目、校勘文字、辑补残缺、订正讹误、抄录缮写、装订成卷等十数道工序，还要剔除邪倿不雅之言，改正辱污本朝之语，抽毁反动隐晦之作，厘定简第卷序之列，辨明作者时代之实，察准版本流传之途，撰写简明提要之章。凡此种种。另外，时为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王尔烈除担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外，还任三通馆纂修官。三通馆辅助四库馆的工作，承担各省采集和内廷提调典籍与总纂官之间的衔接工作。其顶头上司为纪昀。这项工作，既繁又杂，既细又巨，每书都要过目，阅览、分类、删削、草目、摘要、初拟等。王尔烈承担这项工作，是《四库全书》的基底与支柱。乾隆帝曾在诏谕中曰：“此乃根骨、中流、砥柱，至关重大、冗繁、巨酷，无慧敏、博学、宏词之人，不能胜任者也。”此任曾作多方面选举，最后点定四库馆臣王尔烈。认为只有王尔烈方能胜任。于是，王尔烈承担了此职。这些工作也是四库馆员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四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3）著录书作者。他们是《四库全书》收录的三千多部著作的作者。他们为《四库全书》提供了素材，也是原创者。他们是本书籍贯研究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的编辑者、注释者。这一点可以参考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该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这样，笔者擅自将《四库全书》作者群体从著录书作者扩展到它成书的指导者和纂修者，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作者群。
第二节 《四库全书》的“籍贯”研究
《四库全书》著录者的“籍贯”实际上是个现代附加给古代的一个概念。在古代，特别是明代，“籍”和“贯”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这样，本书研究的“籍贯”问题需要辨析其在《总目》中的真实所指。对于“籍贯”的分辨是对著录书作者籍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一、“籍贯”的古今意义
“籍贯”和“出生地”的现代意义如下：
“籍贯”指本人的原籍，也叫“祖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家”，是一个人的祖居的地方。长期离开本乡而居住外地的，附于外地的籍贯叫寄籍或客籍，原先的籍贯叫原籍或祖籍。籍贯是户籍登记和户口登记工作的主要项目之一。按照我国的历史习惯，一般都按祖籍填写。填写户口簿上的籍贯，原籍在农村的，应填省、自治区、市、县（区）、镇、乡、村的名称。原籍在城市的，应填市、区、街道名称和门牌号码。省辖市应在城市名称前冠以省或自治区的名称。收养的幼儿原籍不明时，按收养人的籍贯登记。福利救济机构留养的人，如本籍不明的，以该机构所在地为本籍。
“出生地”既不一定是婴儿出生地点，也不一定是母亲生小孩时的户口所在地。准确一点说，户口登记的“出生地”是指婴儿在出生后第一次登记常住户口的地方。出生地，填写本人出生登记入户的地址。在中央直辖市出生的，只填市的名称，其他市须冠以省或自治区的名称。在镇或农村出生的须详细填写。出生地与籍贯相同的填籍贯。出生在国外的，填某国，国名不详的可以填国外。
通常意义上说，祖籍、出生地点、第一次登记常住户口的地点是完全一致的。
“昨日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这是《木兰诗》中的诗句。这首脍炙人口的北朝乐府民歌，内容描写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塑造了一个英勇果敢、纯朴善良的巾帼英雄形象。这里有一个问题：朝廷为什么要指名征发木兰的父亲去当兵？这就涉及了古人的“籍”与“贯”。
现代的履历表上有“籍贯”一栏，谁都知道应该填写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然而，籍贯指祖籍或出生地，这是一种现代的概念。在古代，籍和贯是两回事。古代史书上说一个人的出生地，只说“贯”或“乡贯”、“里贯”，不说“籍”或“籍贯”。《隋书·经籍志》“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白居易《新丰折臂翁》诗：“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这两个例子中的“贯”，即是指原籍、出生地，亦即现代意义上的籍贯。
籍与出生地也有一些关系，但并不是指出生地。籍是指一个人的家庭对朝廷负担的徭役种类，也就是指其所从事的职业。比如承担产盐徭役的人户，在唐代称为“亭户”。五代以后，又称“灶户”、“锅户”、“井户”、“铛户”、“盐户”等。而以“盐户”或“灶户”为其通称。

前言/序言

导 论
清朝乾隆时期纂修的《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基本上囊括了我国18世纪以前的主要著作，是我国古代图书前所未有的大结集，堪称“千古巨制，文化渊薮”。据《四库全书总目》a（本书以下行文简称《总目》）这一丛书共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全书先后抄成7部，前4部贮藏于北京文渊阁、盛京（今沈阳）故宫文溯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这就是“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后3部贮藏于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这就是所谓的“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但由于屡遭劫难，有3部半毁于战乱或散失，至今保存下来的仅有3部半，其中文渊阁本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现存国家图书馆，文澜阁本残存半部现存浙江省图书馆，另外一部就是目前收藏于甘肃省的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作为古代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丛书，在乾隆时期由纪晓岚等学者编撰。丛书成书后，清代以来各学者对《四库全书》成书、编纂、机构、版本等各个角度的研究也使对《四库全书》的研究从民国以来渐成气候，被称为“四库学”，其中“《四库全书》的地域研究涌现出不少成果，在四库学中有着显要的位置”b。
一、缘起
《四库全书》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充分利用和研究《四库全书》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关于《四库全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白点还很多。而《四库全书》著者（本书标题与行文所谓“著者”，是“著录书作者”的简称，特此说明）籍贯分布状况的研究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笔者2004开始着手进行《四库全书》著者籍贯研究时，全国史学界对此进行研究的成果可谓是屈指可数。10余年过去了，相关的成果也益加繁富。但对籍贯理论问题本身进行思考的论文却一直较为罕见。
本书的选题缘于对《四库全书》作者籍贯归类的初步整理和研究。《四库全书》成书，原因众多。而人之因素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个。对《四库全书》作者籍贯和所收录书籍作者籍贯全面客观的整理，在四库学中多以地方归类的方式为主，缺乏一种整体观的论述。特别是《四库全书总目》的解题中缺乏对著录书籍作者籍贯的集中归类。这给本书留下了很多可以探究的领域。由于这样一部论文涉及的领域在2004年来看比较偏僻，在当时并没有很多人注意到它。但是对于地方历史来说，《四库全书》著者籍贯问题却是重要的地方傲资以及有力的历史资源依据。
二、研究现状
《四库全书答问》列出第二百五十五问：“据《四库总目》所述历代作者里居以何方为最多”，并答曰：“历代作者，赵宋以前，北部人为多。至宋以后，则以南部人为最多。而明代以至于清初，江浙人士，几十之九矣”a。寥寥数语，代表了民国时期《四库全书》著者籍贯研究综合方面的最大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四库全书》著者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根据笔者的归纳，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对著者本身的研究，涉及著者和著作的真伪、实际著者与《总目》所考证的作者是否一致等问题。
2. 著者所处时代的研究，考辨作者所处时代，并且认为《四库全书》收录了我国有文字以来各个时代人的著作。
3. 著者生卒状况与《四库全书》的关系。对于四库成书时还活着的人的著作，除了皇帝的著作和官修书籍之外，一概不收录。部分研究涉及了著者生卒年的考订。
4. 著者的阶级身份。有几个朝代皇帝的著作，有官僚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著作，有宦官的著作。一般认为，《四库全书》著录书以官吏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著作最多。
5. 著者的性别，特别注意到了《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妇女著作。
6. 著者的宗教身份，注意到了佛教徒和道教徒的著作。
7. 著者的民族归属。《四库全书》收录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著作。
8. 著者的国别问题，涉及《四库全书》收录的外国人著作，主要分布在欧洲国家和中国周边的东亚、东南亚地区。
9. 著者履历的研究，特别是求学、入仕、迁徙、家世、师承关系等的研究。
10. 著者著作、思想的评价和研究。
11. 对著者籍贯的研究，包括四库著述中某省著作的辑录工作和具体某书籍作者籍贯的考证工作。
笔者认为，这几个方面基本概括了对《四库全书》著者状况的研究进展情况。当然这些内容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对于《四库全书》著者籍贯的研究，却缺乏系统性，特别是对于《四库全书总目》这一直接的原材料缺少学理性的探讨。具体表现为：
1. 将作者的籍贯归纳在人名条目下，作为人名附属项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以籍贯，特别是地区归属为主题划分著作；
2. 对作者籍贯的研究局限在具体的考证上，特别是局限在地区争夺历史文化资源的层次上，没有从《四库全书》是各个省份作者智慧结晶的高度来考虑问题。这一层次的研究一方面是就《四库全书》内作者的具体考证，另外一方面是四库学之外对人物籍贯的研究和《四库全书》著者籍贯研究的重叠部分。关于籍贯的研究局限于具体的某个人，而且不是直接以四库为主题的，只是由于古籍的相关性才导致了作者的相关研究。
3. 对某个省份作者的归纳涉及相当数量省份，却没有照顾到所有的省份，容易局限在挖掘地方历史资源的窠臼中，缺乏全国性的视野；王云五在主持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时提出：“由于别集特多，故依省别分类”a，这可以说是一种有益的建议，但是也局限于集部b。
4. 对著录书作者籍贯的研究没有结合纂修者群体、献书者群体进行综合考察。
基于以上的原因，本书在第六章综合《四库全书》纂修者、献书者两个群体的籍贯地理分布状况进行研究，最后得出笔者的结论——《四库全书》的纂修、成书、保存是全国各省人士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的大结晶，因而是全国各省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作为目录解题的《四库全书总目》最后虽然由纪昀总其成，然以籍贯这样并非《总目》研究重点的内容，纪氏多大程度上打上自己的研究烙印，实在是一问题。这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问题，特别在今天讲究人权、著作权、知识产权的21世纪，研究籍贯问题对于澄清《四库全书总目》内几种关于“里”的不同用语有重大意义。除了地方补益自身历史和名人价值外。这都是现代人以现时价值附加的结果。然从《总目》而言，认为认识“爵里”可以“论世知人”，在《总目》中，作者的籍贯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至于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仅有小部分涉及；同时期胡氏《四库总目提要补正》，里贯考证亦甚少；要而观之民国时期之学者研究甚少，资料也甚匮乏。至于现代，《四库提要订误》虽考证文献甚详但籍贯问题也稀见。目前之籍贯考证工作，多出于本地之需要，往往只取利于本地之证据；但真理不辩不明，旁及著录书作者之部分也应该加以注意。
目前关于籍贯的研究往往体现于一系列的争议上。发生籍贯争议的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籍贯研究的方法。多在古籍之外对作者的籍贯的争论，争讼的主体多是地方政府与学界，目的在于争夺人文旅游资源。一些争论的结果使对于作者的籍贯问题的表述更加科学化。基本格式成为——“祖籍或原籍…生于…”哪怕是一些著名的人物也不例外。开始采取更加精确的表述是籍贯研究更趋近历史真实的一大进步。如李白籍贯与出生地则颇多争议，以往广泛传为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且为汉代“飞将军”李广之后；又说生于中亚碎叶托克马克。现今考证，其出生地应为蜀中绵州彰明县，即今四川江油市。因居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亡于当涂县令李阳冰其族叔家。王维的籍贯，也有争议。《旧唐书》说王维为太原祁人，后移家于蒲州，成了河东人。唐人姚合所编《极交集》说王维为河东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又说是太原人。对于王维之弟王缙的记载，《旧唐书》说是河中人，《新唐书》说本是太原祁人，后来客居河中。蒲即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市，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名河东郡，乾元三年760年、升为河中府，所以又称河东、河中。现在一般通行的说法，认为王维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属太原王氏，是名族之后，里贯为蒲州，是河东人。这样，王维与生年晚于他的大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为同乡a。古代人著作发生争议的作者有很多，《总目》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有三：
第一，对于名人，采取推诿法，即推给正史。在《总目》的考证中不作任何说明。正史部分的作者籍贯考证《总目》一概甩给了正史。有的著明里籍无可考，但是有的书目干脆什么也不著明。这一点在唐人著作上特别明显，集部唐前《总目》都不说是谁，大体如何较多著者都使用了事迹具《新唐书》本传或是模糊的《唐书》本传的说法，也有孟浩然“事迹具《新唐书·艺文志》”这样个别的考证较为详细。实际上很多凡例所举名人在后来的个人说明中并没有完全的省略。
第二，对于某些作者采取某一种说法，但是不知《总目》依据为何，在书中的解题中并没有任何的交代。
第三，《总目》的疏忽是保存了原来的争议，而没有任何的考订。例如清朝惠栋同时谓之长洲人/元和人，这两个地名出现在不同的位置。《总目》并没有对此进行任何的考证。
还有对于历史学者对于作者籍贯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本身包括了《四库全书总目》的籍贯考证和籍贯思想，包括了近代和现代人对于其中作者的籍贯考证、辨别等工作。但是《总目》的研究对于四库著录书的作者籍贯考证工作远远不够，其中特别是适合那个时代的东西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再合适了。而《总目》所省略的书籍编抄还活着的作者的籍贯在今天看来已经失去意义，因而成为今日研究者阅读的阻碍。而当时《总目》作者所认为的名人不必加以籍贯的说明，其中的有些作者在21世纪可能已经不是家喻户晓了。而有些已经著录的当时非名人甚至在名声和被公众知晓的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因此，《总目》的标准。《总目》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特点。或是借用西方语汇——打上了现在主义历史观的色彩。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作者里贯的清代解释是一种创作，而本书所做的工作则属于再考证，是历史现存化反映的结果（库本中收录了馆臣在四库中的著作，考察这些人的进士之类的地位也很有研究价值）。而有清之后民国学者其研究之透彻，资料之精详，几令我辈汗颜非常，自感形秽。但是遍及各研究著作，关于籍贯研究的内容乏书可陈。给我辈留下了一定的研究空间。笔者所做的工作主要如下：
第一，将《四库全书》隐含的作者籍贯对照正史发掘出来，初步进行分类。
第二，本书并不完全按照《总目》考证的结果进行机械的归类。本书参照《四库全书考证》，《四库全书书目答问》，以及后来民国时期作者的研究进行修订，特别是对于现代和当代的最新研究成果保持特别的留意。因此关于籍贯的研究可能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史料内容的新发现而出现新的增减。有些作者《总目》只是讲了一个地名，实际可能只是作者的暂时居住地，而非祖籍，笔者的研究尝试对此进行一定的考证。
第三，对《总目》和民国学者关于四库全书作者籍贯研究系统化，梳理出基本的脉络。
第四，本书试图使用现代观点和新的视角来审视籍贯问题，并结合到历史学关于户籍的最新成果。《总目》的一大特征是遵循一系列的原则，这些原则无疑需用现代观念加以解读，关于这个方面容后叙述。
三、本书的思考
由于籍贯问题的复杂性，关于《四库全书》作者籍贯的归类研究截止本书出版前还没有专门的学术专著。本书在辑录作者籍贯方面参考了多方面的文献，并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问题。
《四库全书总目》中包含了本书所需要的大部分信息，但是该书没有列出省份，只单列地名，而且大量的作者在《总目》中是不介绍的。这样，省份方面的资料，本书参考了大量的历史地理著作，特别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文献。一些作者在历史上难以查到他的详细情况，地方志和明清时期进士的碑文题跋给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辑录《总目》只是研究的第一步。本书需要解决的理论性问题颇为棘手，特别是在遭遇《总目》籍贯标准混乱的情况下如何处理的问题。《总目》中列出的著作者籍贯地名包含了郡望、里居、隶籍、祖籍等多方面的内容，《总目》中自定有统一的标准，但是没有严格遵守a。另外，《四库全书》作者究竟是那些人b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他还有很多，本书都给出了初步的回答。
完成了辑录和理论的探讨后，本书计划进一步归纳的就是历代学者对《四库全书》著录者籍贯研究的考辨成果，并按照这一成果对所归类的内容进行订正。这一订正的方法采用脚注的方式，而保留原著的面貌，是符合历史学治学最基本的规范的。
a　关于这一标准，本书主要采用了遵照《总目》原著内容而有所考辨的处理方法。而对于《总目》标准混乱的指责实际上多数是《总目》的疏忽和后人考证辨析的结果，而非《总目》原来著者所希望的。
b　2005年7月，笔者参加甘肃省图书馆主办的“全国《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就《四库全书》作者等问题询问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爱平女士，她向笔者提出了这一问题。
但是本书的研究也存在大量的问题。例如，作者众多，由于时间和资料的限制，无法达到完备而无一疏漏。特别是古今地名的对照上，虽然笔者尽力使失误达到最小，恐怕错误仍然难免。另外，对《总目》所记载的著者籍贯是否符合历史状况，本书也无法一一进行详细考订。本书作者对各地争论的著者归属持中立态度，以保留原貌和存疑的方法对待有籍贯争议的作者，不参与各省争讼。笔者相信，这也是本书唯一能够采取的立场。
另有《关于历史人物籍贯的几点思考》、《历史名人籍里研究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籍贯认定问题的思考——籍贯含义多种多样 实用中麻烦不断》、《籍贯认定问题及其法律思考》等涉及籍贯问题的文章也是本文重点参考的对象。这些文献对本书启发很大，因此在此处单独列出。
本书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1. 对整理、归纳、利用地方文献，挖掘地区历史文化资源是非常必要的。
2. 可以了解到各地文化资源大致的分布背景和面貌，也基本上反映了某地在古代的文化状况。为了解清朝及其以前的各地文化发展情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柏杨先生曾经主张取消台湾引起族群分裂的省籍划分a，但是籍贯确实是民族主义和文化的根本，不宜极端化对待之，宜淡化。
3. 从著者省籍归类可以看出，各省人士官吏、士大夫知识分子等群体、共同参与并创作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各省人民智慧的结晶，因而反对某些省的妄自菲薄或骄傲自大，反对地区籍贯歧视和不顾大局的籍贯归属争论。
4. 因为《四库全书》基本上收录了清代乾隆前的主要书籍，所以本书整理的资料对于地区认识自身的文化资源、增加家乡的自豪感，认识中国和外国的文化状况是有益的。当然他们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地方自豪感并不妨碍其大一统的爱国主义立场。
2004年夏天，我开始整理《四库全书》所收甘肃地方上著作的时候，受到导师汪受宽先生的启发，并征得他的同意，开始比较系统的研究《四库全书》
作者的籍贯问题。这既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也是一项浩繁而艰苦的工作。经过大约一年多搜集材料，并且仔细对著作作者进行考辨，我终于在2005年夏季写出了初稿。总结起来，对《四库全书》作者籍贯全面客观的研究，在四库学中一直是一个空白。这给我提出了很大的学术挑战，但是困难也非常多。主要的资料依据《四库全书总目》存在的问题较为复杂，把握起来确有困难。
本书原计划在2006年作为研究生毕业论文参加答辩，但由于这部分研究较多地体现了文献整理的意义，因此最后笔者抛弃了本书稿，而专门辑录出《四库全书》中的西北文献，本书稿于是束之高阁长达十余年。随着《四库全书》研究的日渐深入，籍贯问题研究者越来越多。特别是笔者获批2015年度北京市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省部级）《基于纂修档案的<四库全书>北京采进本研究》（批准号15LSC015）其中的中期成果资助使得这本小书的出版成为可能。十余年来，每当我看到本书稿，总是能想起兰州大学求学期间恩师好友的音容笑貌。曾经教导我们的恩师们已成为耄耋老者。他们尤其是汪受宽老师对我们的教导，令笔者受益终生。这本不成器的小书，作为一点成果，作为献给恩师们的一点礼物。笔者同门刘凤强副教授，师弟高远副教授对笔者助益良多。本书得以出版，与人民日报出版社刘天一的热情帮助密不可分，在此一并谢过。

《四库全书》著者籍贯问题辨证：一场穿越时空的学术追溯 《四库全书》，这座巍峨的中国古代典籍宝库，其编纂之宏大，内容之精博，自问世以来便吸引了无数文人学者趋之若鹜。然而，在这座宏伟宝藏的光环之下，一个看似细微却又牵动学界神经的问题，始终萦绕不去——《四库全书》中收录的众多著者，其籍贯的考证是否严谨？对于这个问题，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少争论与疑虑。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四库全书》著者籍贯问题辨证一书应运而生。 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四库全书》的条目，更非对这部巨著的整体进行褒贬，其核心旨趣在于对编纂过程中，著者籍贯考证这一具体环节的严谨性与准确性进行细致入微的辨析与审视。它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探，抽丝剥茧，深入历史的肌理，试图还原那些被时间尘埃所掩盖的真实。 考证的必要性：历史的细微处见真章 为何要对《四库全书》中著者的籍贯进行辨证？这看似是学术研究中的“吹毛求疵”，实则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历史人物、文化传承乃至思想流派理解的精确度。籍贯，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它承载着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人脉网络，甚至是其思想形成的重要基因。一个著者的籍贯考证失误，可能导致对其生平事迹的误读，对其学术思想的归属产生偏差，甚至可能影响到对某一地域文化贡献的评估。 例如，在中国古代，地域性的学术流派和思想中心层出不穷。某位学者，虽然其一生多在江南为官或讲学，但若其出生地或早年生活环境在中原，那么他的思想风格可能就带有更多中原学术的烙 studente 影响。反之，一位原籍北方，却在南方定居并取得学术成就的学者，其作品可能融合了南北两地的学术特色。如果《四库全书》在编纂时，仅仅模糊或错误地标注了其籍贯，那么后世学者在研究其思想渊源、学术传承时，就可能陷入迷失。 本书的作者深谙此道，因此将著者籍贯的考证提升到了辨证的高度。他们认为，对于《四库全书》这样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典籍，其严谨性是对其自身价值的最高肯定。任何一丝的疏漏，都可能被后世无限放大，成为学术上的“黑洞”。 辨证的维度：多方史料的交叉印证 《四库全书》著者籍贯问题辨证一书，其辨证过程绝非一家之言，而是建立在对海量史料进行细致梳理与交叉比对的基础之上。本书的作者们并非仅仅依赖《四库全书》自身的记载，他们深入到更广阔的史料海洋中，如： 正史文献：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历代“二十四史”，这些官方记载是考证人物籍贯的首要依据。作者们会仔细查阅这些史书关于人物传记的记载，寻找关于其出生地、籍贯、迁徙等蛛丝马迹。 地方志： 各地的府志、州志、县志，是地方历史的珍贵记录，往往包含着当地名人的生平简介，其中对本籍人士的籍贯记载尤为详实。本书作者们广泛涉猎各类地方志，以求获得更精确的地域信息。 文集、碑刻、墓志铭： 著者本人的文集，以及与其同时代或后人撰写的碑文、墓志铭，常常包含着作者的祖籍、世居地等信息。这些第一手资料，其可信度往往较高。 谱牒文献： 族谱、家谱，虽然其记载的准确性需要审慎考量，但对于考证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籍贯，或者验证其他史料的记载，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历代学者笔记、考据著作： 历代以来，许多学者对《四库全书》中的著者信息进行过研究和考订。本书作者们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与拓展。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简单地引用这些史料，而是运用辩证的方法，对不同史料之间的矛盾之处进行分析。例如，某位学者在《四库全书》的著录中被标注为“某地人”，但其本人在文集中却提及“吾幼时尝居某地”，而地方志又记载其家族早年曾迁徙至“某地”。面对这些信息碎片，本书作者们会深入分析各条史料的形成年代、记载者的立场、信息的侧重点等，并尝试找出最符合历史逻辑的结论。 辨证的焦点：具体案例的深入剖析 《四库全书》著者籍贯问题辨证一书，其核心内容体现在对具体案例的深入剖析上。作者们选取了《四库全书》中具有代表性的、籍贯存在争议的或可能被误记的著者，进行详细的考证。这些案例可能涉及： 大家名流的籍贯之谜： 即使是如李白、杜甫、苏轼这样耳熟能详的大家，其具体的籍贯或早年生活经历，在一些细微之处也可能存在不同说法，本书会选取其中最具争议的案例进行辨析。 籍贯与地域文化流派的关联： 某些著者，其籍贯的确定直接关系到对其学术思想流派的归属判断。例如，某个学者原籍北方，但其主要学术活动在南方，其思想风格可能融合了南北学术特色，籍贯的清晰界定对于理解其学术地位至关重要。 编纂过程中的疏漏与考证： 《四库全书》编纂历时漫长，参与人员众多，编纂过程中难免出现疏漏。本书会关注那些由于编纂疏忽而可能导致籍贯记载不准确的案例，并尝试通过考证进行纠正。 迁徙、寄籍等复杂情况的辨析： 在古代，人口迁徙较为普遍，许多士人可能“落地生根”于异乡，形成“寄籍”现象。对于这类复杂的籍贯情况，本书会进行深入的辨析，力求还原人物真实的身份信息。 每一项案例的辨析，都遵循着严谨的学术规范：首先提出问题，列举相关的史料证据，分析各证据的优劣，然后提出自己的论证，最后给出结论。作者们力求论证过程清晰、逻辑严密，使读者能够跟随其思路，一同走进历史现场，感受探寻真相的乐趣。 辨证的价值：对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四库全书》著者籍贯问题辨证一书，其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纠正几个著者的籍贯信息，它对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提升史料的准确性： 通过对著者籍贯的辨证，本书有助于纠正学术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史料误读，从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更可靠的基础。 丰富人物生平考证： 准确的籍贯信息，是理解人物生平、交游、思想的重要切入点，本书的考证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认识。 厘清学术流派与地域文化： 著者的籍贯往往与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地域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籍贯的清晰考证，有助于更准确地划分学术流派，理解地域文化的特色及其对学术的影响。 深化对《四库全书》编纂过程的认识： 通过对著者籍贯考证环节的审视，本书也间接反映了《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为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这部巨著提供了新的视角。 推动学术史研究的深入： 本书的研究方法和考证成果，为今后学者研究其他古代文献中的人物籍贯问题提供了范例和借鉴，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著者籍贯问题辨证一书，是一部严谨、深入、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著作。它以对历史细节的执着追求，展现了学者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通过对一个看似细微的问题的深入剖析，作者们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四库全书》著者籍贯考证的复杂性与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信息，提醒我们在浩瀚的学术海洋中，时刻保持审慎与批判的态度，方能抵达知识的彼岸。这本书，是献给所有热爱中国古代学术、致力于探寻历史真相的读者的宝贵财富。

评分☆☆☆☆☆

這本書《四庫全書》著者籍貫問題辨證，我必須說，它給我的閱讀體驗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驚喜。作者並非簡單地堆砌史實，而是將學術研究的過程，轉化成了一場引人入勝的智力遊戲。他提出的每一個籍貫考證，都有著嚴密的邏輯推理和豐富的佐證材料，讓人不由自主地跟隨他的思路，去思考、去判斷。我尤其佩服作者在面對一些複雜的系譜關係和年代久遠的史實時，依然能夠保持清晰的頭腦，並將之條理分明地呈現出來。這種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種學術功底的體現。書中對於一些學者的籍貫考證，甚至能夠影響我們對其學術思想形成過程的理解，這讓我意識到，看似微小的籍貫信息，在歷史研究中竟然能起到如此關鍵的作用。對於那些追求深度閱讀、渴望了解學術研究背後真正含義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絕對是一劑良藥。它不僅豐富了我的知識，更啟發了我對歷史研究的全新認知。

评分☆☆☆☆☆

這本《四庫全書》著者籍貫問題辨證，給我的感覺就像是走進了一間塵封已久的檔案室，每一頁都散發著歷史的氣息，又蘊藏著無數待解的秘密。作者在書中運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從各種殘缺的碑文、泛黃的筆記，到不同版本的古籍校勘記錄，都成為了他解開著者籍貫之謎的鑰匙。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並非孤立地看待每一個籍貫問題，而是將其置於宏大的歷史脈絡之中，探討當時的社會制度、人才流動、甚至是文學創作的地域特徵，是如何影響並最終決定了這些學者的籍貫歸屬。這種宏觀與微觀結合的分析方法，讓整個考證過程不再枯燥，反而充滿了生動的歷史畫面感。我尤其喜歡作者對一些爭議較大的籍貫問題的處理方式，他沒有急於下定論，而是多角度呈現不同的學術觀點，並運用翔實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推理，這種客觀公正的學術態度，讓我對書中的結論更加信服。閱讀此書，我感覺自己不僅是在獲取知識，更是在學習一種如何去研究歷史、如何去考證事實的思維方式。

评分☆☆☆☆☆

作为一名对传统文化有着濃厚興趣的讀者，最近有幸接觸到一本名為《四庫全書》著者籍貫問題辨證 的著作，雖然書名乍一看頗有些學術的距離感，但實際閱讀體驗卻是豐富而引人入勝的。書中對於《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中，眾多著者籍貫考證的細節，我認為作者處理得極為細膩。這並非簡單的羅列史料，而是通過深入細緻的文獻比對、地理考證，乃至對當時社會歷史背景的獨到理解，將那些模糊不清的籍貫線索一一梳理清晰。閱讀時，彷彿跟隨著作者的筆觸，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進行一次趟偵探式的探尋。每一次對籍貫的成功辨證，都如同解開一個歷史謎團，那種發現真相的喜悅感，是閱讀此書最直接的樂趣來源。尤其是一些過去被學界普遍認可的說法，作者通過嚴謹的論證，提出了新的視角，這對我這樣一個非專業讀者來說，既是一種知識的更新，也是對既有觀念的一種挑戰，引發了更深層次的思考。我非常欣賞作者在學術研究中展現出的嚴謹態度和求真精神，這使得這本書不僅僅是一份學術論文的集合，更像是一部引人入勝的歷史偵探小說。

评分☆☆☆☆☆

《四庫全書》著者籍貫問題辨證，絕對是一本能夠顛覆你對歷史細節認知的書籍。作者在書中對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學者的籍貫考證，展現了一種超越時代的洞察力。他能夠巧妙地運用當時的行政區劃、家族遷徙、以及科舉制度等歷史背景，來解釋為何有些學者會出現籍貫的模糊不清，甚至是錯記。我特別欣賞作者在處理一些涉及族譜、地方志等非主流史料時展現出的專業功底，這些資料往往散佚嚴重、內容龐雜，但作者卻能从中抽絲剝繭，找到關鍵線索，並將其與其他更為廣泛的文獻結合，形成相互印證的強大說服力。閱讀此書，就像是在解鎖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傳承脈絡，了解他們如何在時代變遷中行走，又是如何被歷史所記錄。對於那些熱衷於追根溯源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提供了一個極佳的視角，去重新審視那些我們熟悉卻又可能不甚了解的歷史人物。

评分☆☆☆☆☆

讀完《四庫全書》著者籍貫問題辨證，我最大的感受是，學術研究的魅力，往往就藏在那些看似瑣碎、卻又至關重要的細節之中。這本書就是這樣一本將“細節”發揮到極致的作品。作者對於每一個學者的籍貫考證，都如同精雕細琢的工匠，反覆打磨，力求準確。他會追溯學者們的生平事蹟、師承關係、以及其作品中的地域性線索，甚至連一些地方方言的細微差別，都被他敏銳地捕捉並用來作為佐證。這種對細節的極致追求，讓我看到了學術研究的艱辛與不易，也讓我對《四庫全書》這部偉大典籍的編纂者們的歷史定位有了更為清晰和準確的認識。在閱讀過程中，我經常會被作者的某些論述所震撼，他總能從看似平常的史料中挖掘出非同尋常的意義，將模糊的歷史人物形象，變得生動立體。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它解決了多少個籍貫懸案，更在於它展示了一種嚴謹、深入、細緻的學術研究範式，對於任何對中國古代學術史感興趣的讀者來說，都是一本不容錯過的寶貴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