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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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桂环 著,路甬祥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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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山东教育出版社
ISBN:9787532851478
版次:1
商品编码:10886552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5-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34
字数:457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汇集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反映了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个案研究、学科史专题研究和资料整理方面的成果,涉及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历程中的基本问题、基本史实和脉络、重要的历史资料。《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为丛书之一,主要讲述了从明晚期葡萄牙人由海上来到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段时期,西方各国对我国生物的考察、收集和研究的历史。

内容简介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根据近年来笔者所见的一些资料,介绍了从明晚期葡萄牙人由海上来到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段时期,西方各国对我国生物的考察、收集和研究的情况。阐述了他们的研究活动对生物学发展的影响;记述了这段时期西方各国在我国引种各类动植物的有关史实;展示了西方对我国作为一个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的中心,以及他们称之为“园林之母”和“重要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认识历程。本书在叙述生物学相关历史的同时展现了中外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并因内容涉及资源和环境而富有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罗桂环,福建省连城县文亨乡人。1982年1月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随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古代科学史室工作。此后一直从事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环境保护史和近代西方人在华收集、引种生物等方面的专题研究。1996年11月被聘为研究员。现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部副主任。
目前正在从事中国生物学史和“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科学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我国的生物资源及其特点
第二节 西方人在华收集生物的各个阶段
第三节 西方人在华的生物收集活动的总体考察
第四节 西方对华生物采集、研究的影响

第二章 鸦片战争前西方各国在华的收集活动
第一节 葡、法等国传教士在华的生物收集活动
第二节 西欧商人和植物园在华的生物收集和引种活动
第三节 俄国人在华的生物学收集和考察

第三章 鸦片战争后英国领事人员等的生物收集活动
第一节 英国在香港等地的生物学收集和考察
第二节 福琼在华东南的茶种和园艺植物收集
第三节 英国人在长江流域的植物标本采集
第四节 英国人在华的动物学收集

第四章 英国园林学家等在我国西部等地的收集
第一节 威尔逊在华的生物学收集和引种
第二节 福雷斯特等在华的花卉引种和生物学收集
第三节 20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华的动物收集

第五章 鸦片战争后俄国人在华的生物学收集和考察
第一节 在我国东北和北京的考察和收集
第二节 俄国军人在我国西北的探查
第三节 俄国人在我国西南等地的考察收集活动

第六章 鸦片战争后法国传教士等在华的收集与考察
第一节 外交人员和考察队成员在华的生物收集
第二节 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植物收集
第三节 法国传教士在华的动物学收集活动

第七章 美国人在华的生物学收集和考察
第一节 19世纪美国人在华的生物收集
第二节 美国自然博物馆等机构在华的动物收集
第三节 美国农业部和地理学会在华的引种和收集
第四节 旅华美国生物学者的采集活动

第八章 其他西方国家在华的生物学收集
第一节 德国人在华的生物学收集
第二节 奥地利和瑞典等国学者在华的生物学收集

第九章 近代西方对中国生物的研究
第一节 植物学方面
第二节 动物学方面

第十章 西方引种我国的重要植物及其影响
第一节 西方人对“中国--园林之母”的阐释
第二节 西方对华经济植物的引种
第三节 从人参到西洋参

附录
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索引
一、人名索引
二、动植物名称索引
三、地名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
一、西文参考文献
二、中文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他发现在川鄂交界的四川一侧,花卉植物中华猕猴桃和各种蔷薇特别丰富。满山红(Rhodendodron,moriesii)、喇叭杜鹃(R.discolor)也很多,此外还有荚蒾、溲疏、六道木和楝木等多种很好的花木。有些草地中还分布着很好看的黄花鸢尾(Iriswilsonii)。道路旁边常见人们栽培小花香槐、金钱槭、青冈、板栗、核桃、漆树等作为风景树木,尤其是黄桷树特别多,后来他发现这是四川中部的特色树种之一。
从大宁西出,威尔逊发现当地普遍栽培油桐这种经济树木;坟堆上常种的绿化树则是黄连木,他的嫩芽被当作蔬菜食用。山上最常见的树木是马尾松、柏树,还有朴树和鸡仔树。在这里他发现一些旌节花和六道木新种,还看到红豆树和南天竹等颇具观赏价值的乔木。后者通常生长在岩石上,红色的嫩枝叶特别好看。
经一段时间的西行,他们进入了东乡县。威尔逊除发现那一地区常见黄连木和合欢风景树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收获,就是发现野生的木香花和半野生状态的茶。后来他们一行经仪陇过保宁、潼川到成都。威尔逊发现竹子、楠木、柏树和桤木是成都平原很有特色的栽培树种,后者是成都盆地的主要薪柴。
从成都出发,他们往西北到灌县,然后经汉州、什邡、绵竹、安县、中坝、龙安到石泉(北川西北)一带。威尔逊在龙安等地的收获是很大的。他发现那些地方芳香月季分布很普遍。观赏树木梧桐、枫杨、灯台树很多。主要的灌木花卉还有绣球、鬼灯檠、绣线梅;醉鱼草的种类也很丰富,尤其在小河边,大叶醉鱼草、落新妇和一种百合特别多。他从那一带引种了当地人称之为“白果”的连香树(CercidiphyffLumjaponLcumvar.Sinensis)到西方栽培。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树种。威尔逊还发现从海拔近3000米到山顶的高山地带,花非常漂亮的美容杜鹃极多。这一带植被的重要特征是柳树的种类和数量都极为丰富,淡红荚蒾是最常见的灌木。他旅行到这些地方时,落新妇、绣线梅、野棉花、白苞蒿正开着很好看的花。其他显眼的花卉植物还有水金风、唐松草、乌头、黄花绿绒蒿等等。它们都给这位旅行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 卷首语 编纂缘起与时代背景 本丛书旨在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在科学技术领域所经历的复杂转型与深刻变革。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剧烈冲击,传统知识体系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技术的引进、消化、本土化以及自主创新,成为关乎民族存亡与国家富强的关键议题。本丛书秉持宏观视野与微观考证相结合的原则,力求从不同侧面揭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全貌,为理解当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脉络提供坚实的历史基础。 《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聚焦跨文化知识传播的先驱足迹 本册《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作为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于一个常常被宏大叙事所遮蔽,却对中国社会、医学、博物学乃至国家形象塑造产生深远影响的领域:近代西方人士在华的生物学考察、记录与知识传播活动。 本书并非一部传统的科学通史,更侧重于“人”与“知识的流动”这两个核心维度。它探究的是,在列强船坚炮利叩关的时代背景下,一批携带西方科学范式的传教士、医生、探险家、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是如何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展开他们的科学采集、分类与叙事工程的。 核心内容与结构解析 第一部分:知识传播的载体与动力(约300字) 本部分首先梳理了近代西方来华生物学活动的主要驱动力。这并非单一的纯粹科学兴趣,而是交织着宗教传播、殖民扩张预备、商业利益驱动(特别是对药材和经济作物的勘查)以及早期科学探索精神的复杂混合体。我们将详细分析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如南怀仁、白晋等)在植物学、动物学记录上的初步贡献,以及19世纪中叶随着通商口岸开放,英国皇家学会、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如何有组织地派遣专业人员,如赫德、福氏、威尔逊等,进入中国内地进行大规模的标本采集与文献收集。重点考察了《博物学报》(Comptes Rendus)和早期医学期刊中关于中国动植物的早期记载,分析其科学价值与文化偏见。 第二部分:区域焦点与物种叙事(约450字) 本卷选取了数个关键的地理区域作为案例研究,展示西方生物学家如何通过实地考察,构建其眼中的“中国自然图景”。 长江流域的植物地理学探索:重点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美国传教士和植物采集家为代表的群体,在四川、湖北、云南等地的活动。他们如何系统地记录和描绘了西南山区的生物多样性,这些采集品如何回流至西方各大植物园(如邱园),并催生了大量以“Sinensis”或以采集者名字命名的植物新种。同时,分析这些记载如何无意中塑造了西方对中国“温带雨林”的想象。 传统药材的“科学化”重构:书中深入剖析了西方医生和传教士对中医药材的接触与研究。例如,他们如何首次对人参、黄连、麻黄等进行系统的植物学鉴定,并试图用林奈分类法去解构和重组传统的本草学知识体系。这既是知识的“翻译”,也是知识的“规训”过程。 动物学与早期保护意识的萌芽:关注对大型哺乳动物(如大熊猫、金丝猴)的早期记载。这些记载往往带有强烈的猎奇色彩,但也无意中记录了清末民初这些物种的分布范围与生存状况,为后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点。 第三部分:知识的交汇、冲突与本土化(约450字) 本部分是本书最具深度和复杂性的探讨。我们力图超越简单的“西方输入”叙事,关注知识在接触地带发生的真实互动。 中国知识人的回应:分析中国士大夫、早期实业家和医学家对西方生物学知识的反应。例如,早期介绍西方解剖学、植物分类学的译著,如傅兰雅的译本、徐寿的科学术语翻译策略。讨论中国知识界如何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选择性地吸收、改造甚至抵制这些外来的生物学观念。 图像志的权力转移:通过分析西方出版物中描绘的中国动植物插图,探讨“科学图像”的制作过程如何成为一种权力表达。这些图像如何服务于西方科学的标准化需求,以及中国本土画师在合作或模仿中扮演的角色。 机构的建立与知识的场域:考察西方人主导的博物院、教会医院、海关实验室等机构,在中国建立的早期科学场域。这些机构如何成为生物学知识生产和展示的中心,并最终影响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本土生物学家的培养路径。 结语:历史的遗产与反思(约300字) 《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的最终目的,是提供一个多维度的历史视角,去理解近代中国科学的起点。西方学者在华的生物学考察,既带来了现代科学的框架、方法和分类体系,深刻地嵌入了中国的自然科学教育;同时也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其采集活动、分类标准和文献撰写,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当时的帝国主义文化优越感和知识霸权。 本书旨在梳理出这条复杂知识链条的每一个环节,揭示中国如何在被观察、被记录、被分类的过程中,逐步重塑自身的自然认知,并最终走向自主的生物学研究道路。通过对这些先驱足迹的细致考察,我们期望能为当代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保护与利用提供更为深刻的历史洞察。本书的价值,正在于还原那段充斥着偶然性、冲突与创造的科技史“侧影”。 --- (本书研究范围明确限定在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动植物的考察、记录、分类和知识传播过程,不涉及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其他领域,例如物理学、化学、工程学、数学、农学、医学理论的本土化改革等。)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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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科学史,尤其是那些跨越文化与地域的知识传播颇感兴趣的读者,我一直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抱有很高的期待。这次非常有幸能接触到这套丛书中的其中一本,虽然未能详细展开阅读,仅从其宏观的定位和与其他相关书籍的对比中,我已经感受到了它厚重的学术分量。我预想这本书(尽管我在这里提及的是一个假定的书名)在处理“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这个主题时,绝不会仅仅是简单罗列西方科学家在中国进行的生物学研究活动,而是会深入探讨一种更为复杂的互动过程。 一方面,我期待作者能够细致描绘西方生物学知识是如何被“识别”和“接纳”进入中国的。这不仅仅是知识的输入,更涉及到知识体系的碰撞和重塑。例如,西方近代分类学、进化论、细胞学等概念,在传入中国时,是如何被当时的中国学者理解、翻译、并与本土固有的生物学知识(如本草学、动物学等)进行对接的。这种对接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误解、融合、甚至抵抗,而这些正是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另一方面,我同样好奇“识华”二字的内涵,它是否暗示了西方科学家在中国研究生物学时,也反过来被中国独特的生物多样性、药用植物、以及传统医学知识所“识别”和启发。这种双向的认知过程,往往是历史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精妙之处,也是我特别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一探究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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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翻阅那些梳理宏大历史进程的书籍,总会有一种追溯源头的冲动,尤其是在科学技术这样日新月异的领域。《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这样的系列,正是满足我这种需求的绝佳选择。尽管我今天手边的这本(在此以《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为假设名)还未曾细读,但仅从它的书名,我便能感受到其背后所要承载的学术野心。 我猜想,这本书不会止步于简单地记录西方科学家在中国进行的生物学研究活动,而是会更深入地探讨“识华”这一过程的深层含义。这里的“识华”,在我看来,绝不仅仅是西方人对中国生物学的“认识”,更包含了一种相互作用,一种中国文化、中国土壤如何反作用于西方科学知识的形成与传播。例如,当西方植物学家在中国采集和分类植物时,他们是否也发现了许多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早已被认识和利用的植物?这些植物的独特药用价值,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启发了西方科学家对植物化学、药理学的认识? 我更期待的是,书中能够展现出,西方生物学知识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本土化改造,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科学家自身的反思与创新。这不仅仅是知识的“引进”,而是知识的“再创造”,是东西方思想在碰撞中产生的火花。这种复杂而动态的互动,才是历史最迷人的地方,也是我最期待在这本书中得以深入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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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热衷于科技史的读者,我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这样的学术系列一直颇为关注,因为它往往能提供对特定领域深入而细致的洞察。虽然今天我接触到的这本书(在此以《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为虚拟书名)我尚未能深入阅读,但仅从书名本身,我便能预感到它所蕴含的学术深度和研究潜力。 我设想,这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西方科学家在中国进行的生物学活动,而是会深入探讨“识华”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复杂互动。这里的“识华”,在我看来,不仅是西方人如何“识别”和理解中国的生物学知识,更包含了一种双向的文化交流与知识建构过程。例如,西方科学家在中国的田野调查,他们采集的标本,进行的研究,是否也反过来被中国的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所“识别”和启发? 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书中会如何解析西方近代生物学思想,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如何在中国被引入、传播,以及最终在中国本土的学术语境中被接受、消化甚至进一步发展。这其中涉及到翻译的挑战、概念的对接、以及与中国传统认知体系的碰撞与融合。我期待作者能够通过扎实的史料研究,展现出这种知识传播的动态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所扮演的积极角色,而非仅仅是被动接受者。这必然是一部充满思想碰撞和文化交融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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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热爱探究思想如何跨越国界、文化如何相互渗透的读者来说,像《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这样的专题研究,无疑是一扇通往更深层次理解的大门。即使我今天探讨的是一本假设的书名——《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我依然能从中窥见它可能蕴含的深刻价值。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个更加宏观的画面:近代中国,在列强的坚船利炮和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下,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巨变,其认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对自然世界的理解,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 这本书,如果如其名所示,势必会关注西方生物学知识的传入,但更关键的是,它会探究“识华”的过程。这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在讲述西方人“认识”中国生物学,更是在探讨西方生物学知识在中国这个特定文化土壤中,“如何被解读”、“如何被本土化”、“如何被重塑”的复杂历程。我想象作者会梳理出一系列具体的案例,比如植物学家的田野考察,他们如何带着西方的分类系统去记录和命名中国本土的植物;或者医学传教士,他们如何将西方的解剖学、生理学知识与中国传统的医学实践相结合,并试图从中找到共鸣或差异。这不仅仅是一部知识史,更是一部思想史、文化史的缩影,展现了东西方在认知自然这个共同课题上的艰难而迷人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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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科学的全球化历程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那些涉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科学知识传播与演变的研究。因此,《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这样的系列,对我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虽然我今天未能仔细研读《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这本具体的著作,但仅凭其书名,便足以勾起我对其中可能蕴含的丰富内容的无限遐想。 我理解,“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并非仅仅是记录西方学者在中国进行的生物学考察和研究,更深层地,它可能是在探究一种“认知”的互动过程。“识华”二字,在我看来,既可以指西方人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的生物学知识体系,也可以暗示中国本土的生物多样性、传统医学知识等,如何反过来“识别”并影响了西方科学家的研究方向和认知框架。 我设想,书中会详细阐述西方近代生物学概念,如进化论、细胞学、遗传学等,是如何传入中国,以及它们在中国学者群体中是如何被解读、接受、甚至改造的。这其中必然涉及到语言的翻译、概念的本土化、以及与中国传统生物学知识(如本草学、动物学)的融合或冲突。这些过程,无疑充满了戏剧性和思想的张力,也正是吸引我对这类研究深深着迷的原因。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看到那些鲜活的个案研究,揭示出知识传播背后错综复杂的文化和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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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老师随和、亲切地叫我们“学妹学弟”,拉近了与同学们交流的距离。在翠英桥活动中,罗老师首先向同学们分享了他的大学生活,启迪、鼓励同学们认真对待大学里的每一天。随后,他向同学们介绍了他们同班同学在如今取得的成就,殷切的希望我们这些“学弟学妹”好好学习,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成为有作为的人。最后,罗老师向大家讲述了外来植物在中国的引进史和中国起源作物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史,并详细的介绍了茶叶的引进过程、植物入侵成因和后果以及转基因工程的利弊等。同学们认真的聆听了罗老师的介绍,积极的向他提出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罗老师耐心的一一做了全面的解答。活动的最后,李书记总结萃英桥的意义“给同学们交流的平台,开拓同学们的视野、充实同学们的理想”。此次萃英桥在同学们的掌声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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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1982-至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古代科学史室工作。长期从事中国生物学史、环境保护史、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批相关学术论文和专著,如《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卷》,《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略》,《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国西北综合科学考察团综论》,《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等》。1996年被聘为研究员,后获国务院颁布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研究部常务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生物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现为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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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1982-至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古代科学史室工作。长期从事中国生物学史、环境保护史、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批相关学术论文和专著,如《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卷》,《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略》,《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国西北综合科学考察团综论》,《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等》。1996年被聘为研究员,后获国务院颁布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研究部常务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生物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现为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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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近代西方来华采集、考察、研究生物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搞生物的人都应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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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1982-至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古代科学史室工作。长期从事中国生物学史、环境保护史、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批相关学术论文和专著,如《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卷》,《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略》,《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国西北综合科学考察团综论》,《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等》。1996年被聘为研究员,后获国务院颁布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研究部常务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生物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现为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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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老师随和、亲切地叫我们“学妹学弟”,拉近了与同学们交流的距离。在翠英桥活动中,罗老师首先向同学们分享了他的大学生活,启迪、鼓励同学们认真对待大学里的每一天。随后,他向同学们介绍了他们同班同学在如今取得的成就,殷切的希望我们这些“学弟学妹”好好学习,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成为有作为的人。最后,罗老师向大家讲述了外来植物在中国的引进史和中国起源作物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史,并详细的介绍了茶叶的引进过程、植物入侵成因和后果以及转基因工程的利弊等。同学们认真的聆听了罗老师的介绍,积极的向他提出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罗老师耐心的一一做了全面的解答。活动的最后,李书记总结萃英桥的意义“给同学们交流的平台,开拓同学们的视野、充实同学们的理想”。此次萃英桥在同学们的掌声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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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历程中的基本问题,拓展研究方向,推动研究队伍的建设;以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个案研究和学科史专题研究为主,力求在探索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的基本史实和脉络等方面取得进展;收集、抢救和整理重要的历史资料,编辑史料选辑,建立资料中心,为深入探讨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积累基本资料;总结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推动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历史启发。在梳理史实的同时,也致力于探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互动,尝试现代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技政策学等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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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货真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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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1982-至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古代科学史室工作。长期从事中国生物学史、环境保护史、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批相关学术论文和专著,如《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卷》,《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略》,《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国西北综合科学考察团综论》,《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等》。1996年被聘为研究员,后获国务院颁布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研究部常务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生物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现为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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