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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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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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095655
版次:1
商品编码:11256096
品牌: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3-05-01
用纸:胶版纸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以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为主,对清代的财政收入(包括田赋、盐课、关税、杂赋、捐纳和报效),和支出(包括皇室经费、俸禄、兵饷、驿站、科场学校、河工塘工经费等)进行了详证而可信的考证,这在学术界尚属首次。
  《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通过详细的梳理研究发现,嘉道时期的清朝财政支出规模保持着缓慢扩张的态势,收支相抵后一般仍出现盈余。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财政岁入及其结构,和康雍乾各朝相比,亦基本相同,地丁、盐课和关税仍然是财政岁入的三大支柱,特别是地丁银,仍然是财政收入的主体。与此同时,支出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从总体上说,财政收支尚未走到崩溃的边缘。《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由此进一步对目前学术界盛行的“道光萧条”说进行批评,并将这一时期的财政概括为“有量变而无质变”的过渡型财政。此结论突破了以往对嘉道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极低的局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浩荡史篇:明清之际社会转型与国家建构 一部宏大叙事,聚焦于中国历史由中世纪向近代的关键转折点——明末清初,探讨社会结构、国家权力运作及其内在张力,以多元视角剖析中国早期现代性的萌芽与阻碍。 本书并非聚焦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财政与社会议题,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早、更具奠基性的历史阶段:明朝中后期至清朝初立这一剧烈变动的时期。我们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态中,理解中国传统王朝体系如何应对内部的结构性压力,以及外部冲击如何催化了深刻的社会转型。 全书结构围绕三大核心主题展开:士绅阶层的重塑与地方治理的演变;商品经济发展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冲击;以及新兴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的再分配。 --- 第一部分:士绅群体的再定位与地方治理的复杂性 明清之际,社会结构经历了一次微妙而关键的“重塑”。儒家士绅阶层,作为连接中央政权与广袤乡村的桥梁,其角色和权力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乡土精英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功能: 我们详细考察了这一时期江南、徽州、福建等地士绅阶层的经济来源。与宋明理学时代相比,晚明士绅的财富积累不再单纯依赖科举和微薄的田租。商业资本的渗透、跨区域的贸易网络,以及对特定手工业(如纺织、制盐)的投资,构成了新的经济支柱。这种经济基础的多元化,使得士绅对地方的控制力更具弹性,但也带来了与传统士大夫身份的内在矛盾。书中通过地方志、族谱和契约文书的梳理,描绘了“商而为士”或“士而营商”的复杂画像。 二、宗族、里甲与地方自治的边界: 国家权力在乡村的触角,主要通过里甲制度和宗族组织来实现。然而,在人口压力增大、土地兼并加剧的背景下,里甲制度的有效性开始衰退。士绅家族和强大的宗族势力趁机填补了治理的真空,发展出一种半正式化的“地方自治”模式。本书深入分析了这种自治的性质:它既是士绅维护自身利益、缓解社会矛盾的工具,也是在国家赋税征收和治安维护上提供协助的“代理机制”。我们着重探讨了地方教育机构(义学)、水利设施管理以及地方冲突解决机制中,士绅所扮演的“非正式的”司法角色。这种复杂性,为理解清代前期“皇权不下县”的治理逻辑提供了历史根源。 三、士人的知识生产与社会批判: 晚明时期,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知识的传播范围空前扩大。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对国家政治体制的深刻反思,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植根于对地方社会真实困境的观察。他们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调,以及对吏治腐败和土地问题的批判,构成了对既有社会秩序的隐性挑战。本部分通过分析他们关于“经世致用”的论述,揭示了知识精英在社会转型期所承担的道德与实践压力。 --- 第二部分:商品经济的扩张与社会阶层的流动 明朝中后期,白银的广泛使用和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地区的高度商业化,是理解这一时期社会变迁的关键驱动力。 一、白银化进程与赋税制度的内生矛盾: 本书详细梳理了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后,社会经济对白银的依赖如何日益加深。白银作为流通媒介,极大地促进了区域间物资调配和地方经济的活力。然而,对白银的需求也带来了对铜钱和实物缴纳的压力,尤其对那些尚未完全融入市场经济的底层农民而言,白银的“稀缺性”往往等同于沉重的负担。这种由货币化带来的结构性不平等,是导致后期农民起义和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重要因素。 二、手工业的集聚与“小农经济”的瓦解: 长江下游的丝织业、景德镇的瓷器业,以及中原地区的粮食贸易,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区域生产网络。我们关注了在这些生产中心周围形成的“半工半读”或“专职生产者”群体。这些工商业者虽然在经济上相对富裕,但在社会身份上仍受到士绅阶层的压制,难以通过传统途径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这种身份与财富的错位,构成了社会内部潜在的冲突点。 三、社会流动的新通道与旧有等级的松动: 商业致富为社会流动开辟了新的路径,但这种流动是受限的。商人通过捐纳制度进入仕途的现象在晚明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但也动摇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本书考察了商人阶层在文化消费(如园林艺术、戏曲文学)中的参与度,论证了他们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如何试图通过文化资本来合法化自身的社会地位。然而,这种流动与清初强调的“农为本,商为末”的基本国策形成了鲜明对比,也预示着未来国家对商业活动的管控将趋于严厉。 --- 第三部分: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再巩固 清朝入关并非简单的朝代更迭,而是一场国家权力机器的重组和意识形态的再定位,旨在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强化中央集权。 一、从“驱逐鞑虏”到“治统”的合法化: 清朝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本书分析了清初统治者如何巧妙地运用“天命观”与“功业叙事”来论证其取代明朝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对“礼仪之争”的深入考察,揭示了国家权力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精细化管理”,即通过对服饰、祭祀等外在形式的规范,确立满洲贵族的主导地位,并试图整合汉族士绅。 二、财政体制的调整与国家对地方资源的汲取: 与明末财政因地方化和隐匿而效率低下不同,清初统治者致力于重塑一套更有效率的中央集权财政体系。虽然清代初期延续了摊丁入亩等改革的理念,但本书着重探讨了清初在“更化”过程中,如何通过重新丈量土地、整顿钱谷、强化漕运等措施,确保中央政府对关键资源(尤其是粮食和白银)的控制力。这种对中央集权的强化,是清朝前期维持长久稳定的重要保障。 三、法律与刑罚的工具性: 清朝法律制度的严密化,是强化国家控制的另一重要体现。通过对《大清律例》的分析,我们看到国家在试图遏制社会自发力量、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决心。无论是对士绅阶层违法行为的惩戒,还是对农民反抗和流民问题的严厉处置,都体现了统治者在经历了明末的混乱之后,对“稳定”二字的高度敏感和对风险的系统性规避。 --- 总结: 本书以明清鼎革为观察点,将社会经济的微观变动与宏观政治结构的重组紧密结合,拒绝将这一历史阶段视为“停滞”或单纯的“回归”,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充满张力、充满未竟潜能的转型期。它揭示了在传统王朝框架下,市场力量、士绅精英和中央权威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为理解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曲折性提供了深刻的历史背景。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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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这个非专业历史研究者而言,这套丛书最宝贵的一点是它提供的研究视野。它拓宽了我对“近世”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再仅仅局限于1840年。它清晰地展示了明末清初以来的社会资源分配模式和权力结构是如何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伏笔的。这种具有深远历史纵深的分析,帮助我建立了一个更连续、更具层次感的历史认知框架。它让我明白,理解清朝后期的困境,必须回溯到更早期的制度基础之上。总的来说,这是一套非常值得反复品读的学术力作,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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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关于中国近世社会与政治的丛书,单看名字就让人感觉厚重且引人入胜。我最近翻阅了其中的几本,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对于晚清时期社会结构变迁的细腻描摹。作者们似乎不满足于宏大叙事,而是深入到具体的乡绅阶层、士人家庭乃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比如,有一篇深入探讨了地方教育体系如何在新旧思想的碰撞中进行调整,这种微观的视角让历史变得有血有肉。它不仅仅是罗列事件,而是试图去理解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人们是如何在变动的权力格局中寻找生存之道和文化认同的。特别是书中对于“士”这一特殊群体的分析,展现了他们从传统精英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艰难与矛盾,读起来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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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欣赏这套书在史料运用上的扎实功底。它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官方档案,还大量引入了地方志、族谱、私人信函乃至一些被忽视的商业记录。这种多维度的史料整合,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理解。比如,有一册详细分析了长江流域的漕运体系在19世纪中叶所面临的结构性危机,通过对运河沿岸物价波动和漕粮征收难度的对比,清晰地勾勒出国家财政能力衰退的轨迹。这种细致入微的经济史考察,远比笼统地谈论“衰败”要来得有力得多。它让人真切感受到,历史的转折点往往是由无数个看似微小的经济和管理失灵累积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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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的语言风格总体是严谨的学术风范,但个别篇章在叙事上却展现出一种近乎文学的感染力。我尤其喜欢其中描绘的特定历史人物命运的那几篇文章。它们没有将人物脸谱化为简单的“开明”或“守旧”,而是细致地展现了他们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例如,有一位地方官员的传记,通过他处理赈灾和地方治安的记录,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管理者,如何在资源匮乏和道德困境中做出艰难抉择。这种将宏大历史与个体经验相结合的写法,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代入感,让人能从更人性化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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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套丛书的几卷,我感觉到一股强烈的“问题意识”。它不像某些教科书那样试图提供一个完美的、一元的解释,而是充满了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和追问。在探讨西方列强冲击的背景下,许多篇章都没有将中国近代的衰落简单归咎于外部压力,而是深入挖掘了内部的体制性弊病和长期的历史惯性。例如,其中一篇对于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演变的分析,揭示了清代“内卷化”治理模式在面对大规模社会动荡时表现出的僵硬和脆弱。作者们提出了许多富有挑战性的观点,促使读者不断反思我们对“现代化”进程的传统理解框架,读来颇有醍醐灌顶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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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行吧,感觉说有点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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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研究清史的背景资料。送货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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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通过详细的梳理研究发现,嘉道时期的清朝财政支出规模保持着缓慢扩张的态势,收支相抵后一般仍出现盈余。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财政岁入及其结构,和康雍乾各朝相比,亦基本相同,地丁、盐课和关税仍然是财政岁入的三大支柱,特别是地丁银,仍然是财政收入的主体。与此同时,支出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从总体上说,财政收支尚未走到崩溃的边缘。《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由此进一步对目前学术界盛行的“道光萧条”说进行批评,并将这一时期的财政概括为“有量变而无质变”的过渡型财政。此结论突破了以往对嘉道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极低的局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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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书,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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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的书,包装、快递速度、快递员态度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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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书,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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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通过详细的梳理研究发现,嘉道时期的清朝财政支出规模保持着缓慢扩张的态势,收支相抵后一般仍出现盈余。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财政岁入及其结构,和康雍乾各朝相比,亦基本相同,地丁、盐课和关税仍然是财政岁入的三大支柱,特别是地丁银,仍然是财政收入的主体。与此同时,支出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从总体上说,财政收支尚未走到崩溃的边缘。《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由此进一步对目前学术界盛行的“道光萧条”说进行批评,并将这一时期的财政概括为“有量变而无质变”的过渡型财政。此结论突破了以往对嘉道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极低的局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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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深入的研究。财政问题的断代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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