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独特的政策制定方式 / 4
二、政策改革试验和创新 / 5
三、制订长期发展规划和目标 / 7
四、干部考核和政策调整 / 9
五、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利弊 / 11
第一章 中国的适应性治理：比较政治中的“红天鹅” / 13
一、中国犹如一只“红天鹅” / 15
二、制度主义学派的流行解释 / 18
三、政治韧性和适应性治理 / 21
四、回溯式研究的潜在意义 / 23
五、制度可塑性和政策风格的连续性 / 24
六、“游击式”政策风格 / 26
结论 / 31
第二章 从地方试验到国家政策 / 39
一、革命战争时期的政策试验 / 41
二、党外士所开展的政策试验 / 48
三、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方法和后续的改革 / 56
结论 / 59
第三章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政策试验和制度创新 / 63
一、政策试验是一种独特的治理模式 / 65
二、政策试验的工具 / 69
三、基于试验的政策制定过程 / 75
四、政策试验对政策子系统的影响 / 80
五、试验对政策学习和权力寻租的影响 / 94
结论 / 97
第四章 政策试验和长期目标结合：中国独特的经验 / 101
一、西方主流范式的幻灭 / 101
二、综览模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局限性 / 103
三、理清政策制定过程：试验、学习与调整 / 107
四、反复试验是不够的：摆脱层级制度的制约 / 110
五、秩序自由主义的另一种选择：重建社会契约 / 112
第五章 为市场规划,为长远谋策 / 117
一、新型发展规划 / 118
二、宏观调控和总量平衡 / 119
三、与东亚模式的比较 / 122
四、纠正机制 / 124
五、新型规划的利弊 / 126
六、发展规划是整合行政职能的过程 / 128
七、短期政策制定周期理论的不足 / 129
第六章 中国长期政策的核心机制：发展规划 / 133
一、1978—1993年计划外的经济增长 / 134
二、转变计划职能 / 136
三、规划层级 / 142
四、规划过程 / 155
五、规划与干部政绩考核挂钩 / 165
六、规划中的治理模式 / 167
七、政策试验和规划调整 / 168
八、规划的局限 / 170
结论 / 173
结语 中国决策过程的变化 / 177
一、中央决策从“常规模式”转入“危机模式” / 179
二、中央权力集中削弱适应能力 / 182
三、自上而下政策过程的系统风险 / 183
四、中国的发展模式能否成为其他国家的借鉴 / 184
注释 / 191
· · · · · · (收起)
具体描述
“红天鹅”，是指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国家治理方式。
此书跳出了传统的制度分析框架，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阶段的发展模式和试验创新进行了深度解析。尤其展示了中国如何将长期的国家规划、战略与各种地方试验（试点）相结合，通过这种机制有效地推动政策创新和调整，推动经济实现了腾飞。
此书以比较政治研究的视角，为我们认识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打开了一扇窗。
用户评价
##作为课程阅读书目粗略过了一遍
评分##还不错，估计被阉割了不少吧，是作者的论文集，看的港版的，对于中国非常规决策和试点推广等措施论述的较为充分，原版中的最后一章对于理解这两年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很有帮助
评分##读了港版，观点不新，而且写得好无聊啊，一看作者果然是德国人。
评分##还不错，估计被阉割了不少吧，是作者的论文集，看的港版的，对于中国非常规决策和试点推广等措施论述的较为充分，原版中的最后一章对于理解这两年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很有帮助
评分##大家不要买了，这是中文期刊公开发表后的汇集，起了一个噱头强的名字。看目录去知网下载或百度下载吧。红色的钱好赚啊。
评分##作为课程阅读书目粗略过了一遍
评分##CUHK版讀者。作者在這本書裡似乎比較affiliate China Model，但他在端的訪問卻又提及了數字極權的威脅性。估計是政治科學家試圖維繫中立原則而顯得比較Schizophrenic吧⋯⋯
评分##我看的是港版。说理多史实相对少。要点：灵活但缺乏制约的游击式政策风格，不断变化和调整；在中央指导下的政策实验与创新，不涉及政治体制变革；规划不是计划，指导不是指令，宏观政策重在稳定，集中力量办事同时注重市场；量化指标和向上级负责，中央极权与地方灵活；以问题为导向的经验学习，不涉及体制变革；危机时快速极权应对、暂时牺牲长期目标。
评分##港版。带着不小的期待，以更大的失望结尾，感觉和王绍光在水平上没什么层次之别，可能这种类型的研究做“出彩”的可能性确实不高，不过韩博天对中文文献的掌握程度确实还算是相当不错。看作者试图在西方式的政治正确中带着镣铐论述中国式政策制定的优越性，有一种别样的违和感；结合抗疫的种种“成果”与失败之处，更让人觉得对民主合法性的不切实际的想象确实会对行政官僚内部的现实感形成重要的冲击。而更关键的问题可能是，究竟是这种决策方式体现了优越性，还是决策的内容本身有超越时代的远见（以及某些因为各种约束而不得不存在的缺陷）。如果中国式决策及其方式是内生于中国政治制度的，那么其实是做制度的研究者认识不够深刻；如果这和制度本来就没什么关系，那么为什么这种红天鹅的方式似乎无法推广、只能在中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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