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西方的衰落》是基於尼爾·弗格森在英國廣播公司電颱四颱裏斯講座係列(Reith Lectures)創作整理而成,該係列播齣時題為“法治與其敵人”。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跡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颱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製度的衰落難辭其咎,是製度正在導緻社會的繁榮或衰敗,製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復雜的框架體係。
代議製政府、自由市場、法治和文明社會,這些原本是西歐和北美社會的四大支柱。正是因為這些製度優勢,而非地理或氣候上的原因,使得西方社會在公元16世紀前後在世界上獨領風騷。然而,現如今這些製度的衰退令人扼腕。
我們的民主製度打破瞭代際契約,將高額的債務轉嫁到我們的子子孫孫。我們的市場被過於繁雜的監管政策所日益扭麯,後者其實就是自己本意想要治愈的頑疾。法治也業已淪為律師之治。公民社會日益變得不再文明,人們隻是齣於惰性把問題一味推給政府去解決。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聵,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嚮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製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齣這樣的警告,若要遏製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隻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
作者簡介
尼爾·弗格森,英國最著名的曆史學傢之一。哈佛大學曆史係勞倫斯·A·蒂施教授、牛津大學耶穌學院高級研究員,同時也是斯坦福大學鬍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他是極少數能橫跨學術界、金融界和媒體的專傢之一。著有暢銷書《文明》、《帝國》、《虛擬的曆史》、《dingji金融傢》、《紙與鐵》、《金錢交易》、《戰爭的悲憫》、《巨人》、《貨幣崛起》、《羅斯柴爾德傢族》,同時還為多傢報紙和雜誌撰稿。此外,他還為第四頻道撰寫並製作瞭四部非常成功的電視紀錄片:《巨人》、《世界戰爭》、《貨幣崛起》和《文明》。2004年被《時代》周刊評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
目錄
前 言
超越“去杠杆化”
靜止狀態
四個黑匣子
製度何以為敗
第一章 人類蜂巢
大分流的成因
光輝的製度
不光彩的革命
債務與英國
代際間的閤夥關係
帳務存疑
第二章 達爾文經濟
放寬管製的幻想
監管下的危機
監管者誰來監管?
非智能設計
倫巴德街的教訓
銀行傢何以為勵
第三章 法律環境
法律的誘惑
法律在英國的發展之路
法律、經濟與曆史
法律與維多利亞時代
法治的敵人
世界範圍的法律改革
律師之治
第四章 公民社會和不文明社會
清理海灘
社會資本的興衰
私立學校
更進一步的大社會
結 語
不平等的成因
城市的未來
拿槍的和乾活的
反對“技術樂觀主義”
並非一己之力
注 釋
前言
超越“去杠杆化”
大約在1/4世紀之前的1989年夏,日裔美國政治哲學傢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做齣大膽預測,“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不摺不扣的勝利……是西方社會的真正勝利”,並宣稱“人類意識形態進化史的終點”就是“西方自由民主製度得到普及,也就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時過境遷,如今的世界卻儼然呈現齣不同的局麵。“經濟自由主義”完全成為有色標簽,而中國等地的支持者對西方民主製度公開錶示不屑。西方社會發展停滯、舉步不前,這種停滯還不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據世界銀行估計,2012年歐洲經濟將齣現緊縮,美國僅能實現2%的經濟增長,可中國的增速則可高達美國的4倍之多,印度也將高齣美國3倍以上。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中國的GDP(國內生産總值)會在2016年趕超美國。在1989年投資西方的人們遭到瞭嚴懲(他們自2000年起就一無所獲),而在西方以外地區的投資迴報則相當豐厚。這一“大分流”要比福山大膽預測共産主義的倒颱還要令人瞠目。福山著書之際,世界經濟的重心還穩穩地落在北大西洋地區。而如今,它已然超越瞭歐亞分界綫烏拉爾山脈。到2025年,世界經濟重心將位於哈薩剋斯坦以北,這幾乎與公元1500年時崛起之前的西方2處於同一緯度。
最近,關於西方社會經濟放緩的原因,有種“去杠杆化”的說法頗為流行——這就是痛苦的減債過程(即所謂的資産負債錶修復)。毋庸置疑,如今西方社會的債務規模幾乎達到史無前例的地步。在美國曆史上,公債私債的總和超過GDP 250%的情況是第二次齣現。麥肯锡全球學會經過對50個國傢的研究,確定自1930年以來有45例去杠杆化的重大案例,其中僅有8例的初始債務與GDP的比超過250%。如今,這種情況卻不是美國所獨有,在(包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在內的)所有主要英語國傢,在(包括德國在內的)所有主要歐洲國傢,甚至在日本和韓國3,這種情況都赫然存在。去杠杆化的産生是由於認為房地産價格會不斷攀升而盲目跟風,導緻現在傢庭和銀行都迫切需要減輕債務。但是由於大傢都希望減少開支,增加存款,導緻總需求無以為繼。為防止齣現緻命的債務緊縮,政府和中央銀行紛紛拿齣各自的財政貨幣刺激政策,這在和平時期史無前例。公共部門赤字確實對緩解經濟收縮有所裨益,但是將過度的私人債務危機轉化為過度的公共債務危機,這又是一著險棋。同理,中央銀行在擴大其資産負債錶的規模 (貨幣基數)以防齣現大規模銀行倒閉,但現在通貨再膨脹和經濟增長方麵卻齣現瞭收益遞減。
除去杠杆化之外還有更多的問題。值得大傢深思的是,美國經濟自2009年6月起的3年以來創造瞭240萬個就業崗位,同期,卻有330萬工人領取瞭傷殘福利。處於工作年齡段的美國人領取傷殘保險的比例在1990年還不足3%,現在卻高達6%。真實的失業情況得以掩飾,並且被永久性地改頭換麵,這種手法想必歐洲人都分外熟悉。健全人被歸為傷殘人士並從此不再工作,而他們也就真的不再去工作瞭。以往,每年約有3%的美國人口會嚮其他州遷移,通常是去尋找工作機會。而自2007年的金融危機開始以來,這一數字降低瞭一半,而且還伴隨著社會流動性的下降。與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不同的是,過去30年造成瞭收入分配不平等日益加劇,如今的“輕度危機”對減小這種不平等幾乎無所作為。收入最高的1%的傢庭收入份額從1970年的9%增至2007年的24%,在之後的3年經濟危機中,這一數字下跌瞭不足4個百分點。
不能將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去杠杆化。在美國,就全球化、技術變革、教育和財政政策正在進行著廣泛討論。保守派人士傾嚮於強調全球化和技術變革的作用,認為這是變革不可動搖的驅動力,並通過“離岸外包”或自動化技術削減低技能勞動力崗位。自由派人士則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加劇歸咎於對公共教育投資不足,並認為共和黨推齣的有利於富人階層的降低稅收措施對此也有貢獻。但是有充分理由可以認為,還有其他方麵的因素在發揮著作用。在當今美國的政治論戰中,大傢隻顧一味地在彼此間狹隘地相互指責,卻忽視瞭這些真正重要的因素的存在。
這次的公共金融危機並非美國獨有。日本、希臘、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這些國傢的公共債務也都超過瞭GDP的100%。印度在2010年的循環性調整赤字甚至遠遠高於美國,日本也在麵臨著更嚴重的巨大挑戰,力圖將其債務與GDP的比控製在可持續的水平。增長放緩和隨之伴生的不平等加劇問題也並非僅限於美國。自1980年左右以來,英語國傢中收入最高的1%傢庭所占的收入份額齣現瞭增長。在部分歐洲國傢中,特彆是芬蘭、挪威、葡萄牙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新興市場,盡管增幅較小,但也齣現瞭同樣的情況。在2010年,中國已有至少80萬名百萬美元富翁以及65名億萬美元富翁。在全球範圍內,2010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中有160萬名是中國人,約占總數的4%。可是在其他國傢中,即便是歐洲最為成功的經濟體德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未能達到如此境地,而一些發展中國傢,尤其是阿根廷,卻變得越發不平等,全球化程度也齣現瞭降低的勢頭。
顯然,全球化對世界各國都産生瞭不同程度的影響,各國也齣現瞭信息技術領域的革命,但是其在經濟增長和分配方麵所起的作用卻韆差萬彆。若想解釋這些差異,僅僅用經濟方法是決然不夠的。以債務過度或杠杆化為例,負債纍纍的經濟體所麵臨的選擇寥寥無幾,歸結起來無外乎以下三類:
1. 通過技術革新,(也許還要輔以)審慎使用金融刺激手段,提高經濟增長率,使之超過利率增長。
2. 拖欠大量公共債務,通過銀行破産,以擺脫私人債務負擔。
3. 通過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減免債務。
但是主流的經濟理論無法預測具體國傢應就上述三種方式作何選擇——是其中的某一種還是某幾種組閤? 為什麼德國在1918年後走上極度經濟膨脹的道路? 為什麼1929年後,美國選擇瞭拖欠私債和銀行破産之路,而不是另有所選?在創作本書的過程中,若想讓主要發達經濟體再通過20世紀20年代和50年代時期那般的通貨膨脹來減免負債,這種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但是為何不大膽一試呢?美國經濟學傢米爾頓·弗裏德曼有句名言——通貨膨脹“在任何地方都總是一種貨幣現象”,這又留下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誰生産齣超額貨幣,是怎樣的原因使然?實際上,通貨膨脹主要是一種政治現象。這很可能是由一係列因素所導緻,比如精英教育的內容、經濟體中競爭的存在(或缺失)、法律係統的特點、暴力的程度、政治決策過程本身等。隻有通過曆史的方法,我們纔可以究其原因:為什麼在過去30年以來,這麼多國傢所生齣的債務無法通過通貨膨脹減免,為什麼由此會導緻子孫後代被強加上祖輩和父輩所欠下的債務?
同理可知,可以簡單地認為金融危機是由過於龐大的杠杆作用下的金融機構所導緻的,但要解釋背後的成因卻是難上加難,經過長達4年的爭論,銀行“大而不倒”的問題還是未能得到解決。的確,所通過的相關立法有著足足數韆頁文字之巨,但這卻讓事態發展越發惡化。如今,美國屈指可數的10傢高度多元化的金融機構,負責著美國管理的全部金融資産的3/4。可是,按照新的《巴塞爾資本協議III》就監管銀行資本充足性所作的規定, 美國這些最大的銀行至少還缺500億美金,纔能滿足新的資本要求。同樣,隻有通過政治和曆史的方法,纔能解釋西方社會的政客們為何都在異口同聲地要求銀行增加貸款,以便自己能緊縮開支。
為什麼現在嚮市場推齣新藥與60年前相比耗資達百倍以上?美國未來學傢璜·安利奎斯 (Juan Enriquez)將這一現象稱為“摩爾定律的逆嚮作用”。為什麼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很可能會禁止將食鹽作為藥用品銷售(畢竟食鹽超過一定劑量也會具有毒性)?再給齣一個例子來說明問題:為什麼有位美國記者想在紐約市開一傢檸檬汁攤位,需要花費65天的時間纔能辦齊相關手續(這其中還要包括為獲取食品保護證長達5周的漫長等候)?這類繁文縟節讓人身心俱疲,其實在發展經濟學傢眼中,這是導緻非洲或拉丁美洲國傢貧睏的根源。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所設置的各種嚴苛標準,本意是禁止沙利度胺這類藥品流入市場,但是所産生的無法預期的後果則是,雖然病患得益於這種嚴苛的標準免受瞭沙利度胺類藥物副作用之苦,但若與寬鬆的藥品上市標準相比較,這卻幾乎勢必會使更多人死於病痛。我們反復計算著藥物副作用的代價,卻從未對禁止新藥上市的成本進行估算。
為什麼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恰恰在過去30年間齣現瞭下降?如果一個人齣生時處於收入分配底層的25%, 那麼他進入上層25%的可能性是否也會減半?美國曾經一度有著“機遇之地”的美譽,通過一代人的努力,可以實現“從貧睏到富裕”的飛躍。但是現在如果父輩處於收入底層的25%,若再沒有大學學曆,你能進入收入頂層25%的機會隻有5%。再來看被美國社會學傢查爾斯·莫雷稱為“智能精英”的人群,他們接受貴族私立大學的教育,彼此間通婚,聚集在幾個“貴族居住區”,日益形成一個新的社會階層,他們有財富和權力,可以無視人類繁衍的均值迴歸效應,子孫即使不濟也可繼承他們的生活方式,衣食無憂。
靜止狀態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有兩段文字鮮被引用,其中他提及瞭一種“靜止狀態”,即一度富庶的國傢止步不前,停止瞭發展。這樣的國傢有著怎樣的特點呢?亞當·斯密特彆指齣瞭其中反映齣社會退步的特點。首先,大多數人的工資都極其微薄:
一國盡管非常富有,如若長久陷於停滯狀態,我們就不能希望在那裏找到薪金極高的工作。……不是在社會達到絕頂富裕的時候,而是在社會處於進步狀態並日益富裕的時候,貧窮勞動者,即大多數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樂。在社會靜止狀態下,境遇是艱難的;在退步狀態下,境遇是睏苦的。進步狀態是社會各階級快樂旺盛的狀態。靜止狀態是呆滯的狀態,而退步狀態則是悲慘的狀態。
處於靜止狀態的國傢的第二大特點,就是其腐敗和壟斷的精英階層將法律和行政體製用來謀一己私利:
在富者或大資本傢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貧者或小資本傢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隨時都可能被下層官吏藉口執行法律而強加掠奪的國傢,國內所經營的各種行業,都不能按照各種行業的性質和範圍所能容納的程度,投下足夠多的資本。在各種行業上,壓迫貧者,必然使富者的壟斷成為製度。富者壟斷行業,就能獲有極大利潤。
西方讀者對於這兩段內容,恐怕很難輕易認同,但我卻不以為然。在亞當·斯密時代,中國正處於長期的“停滯靜止狀態”:這個一度曾經繁榮富強的國度就這麼停下瞭發展的腳步。對此,斯密認為包括層級製在內的中國“法律和製度”問題難辭其咎。鼓勵自由貿易和小型工商業,精簡層級製,減少裙帶資本主義,這是他為當時的中國開齣的良方,因為他目睹瞭18世紀晚期英國及其美洲的殖民地為刺激經濟所做的上述種種舉措。而時至今日,如果斯密能夠舊地重遊,則會發現情況恰恰相反,經濟史的發展真好似風水輪流轉:中國的發展速度超過瞭世界上其他主要經濟體,而齣現經濟僵化、止步不前的正是西方國傢。
本書就是要探討靜止狀態的成因。亞當·斯密認為停滯和發展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法律和製度”的影響,我也由此得到啓發。本書的核心理念就是斯密的理論既然可以適用於當時的中國,那麼也適用於當今的大部分西方世界。正是我們齣現問題的法律和製度難辭其咎。西方經濟大蕭條不過是影響更為深遠的西方社會大衰落的錶象而已。
四個黑匣子
為瞭更好地說明西方製度的衰退,我將打開幾個密封的長條黑匣子。第一個匣子上標明瞭“民主”的字樣,第二個寫著“資本主義”,第三個是“法治”,第四個則是“公民社會”。這就是構建我們的文明所需的四大關鍵要素。我想說明的是,在這些代錶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的黑匣子內部,有著高度復雜且互相關聯的製度在發揮著作用。這些仿佛是電腦或手機中的電路闆一樣,正是這些製度確保瞭設備的正常運轉。一旦齣現故障,則很可能是係統內部的綫路存在問題。但僅僅憑藉光鮮的外錶是無法判斷其中問題所在的,正確的做法是認真檢查內部構造。
也許,仔細想來,用電路闆作類比並不妥當,經不起推敲,畢竟大多製度都有曆史淵源,是逐步發展而來的,而不是齣自史蒂夫·喬布斯這樣的時代弄潮兒之手,不是在加利福尼亞設計而成。因此,用自然界中我們見到的集體結構做類比也許更為貼切。蜂巢就是一個經典範例。自從荷蘭諷刺作傢伯納德·曼德維爾所著的 《蜜蜂的寓言: 私人的惡德,公眾的利益》(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於1714年齣版問世以來,人們就開始在蜂巢中的蜜蜂和市場經濟中的人類之間畫瞭等號。雖然這種類比很形象,但是正如下文所述,事實上,我們的政治組織遠比經濟組織更像蜜蜂社會(這一點曼德維爾應該深有體會)。簡言之,製度與人類的關係正如蜂巢之於蜜蜂。正是因為存在這樣的製度,我們纔能置身其中,作為集體而存在。我們瞭解自己身處於這樣的製度之中,正如蜜蜂知道自己生活於這樣的蜂巢之中。製度有著自身的邊界乃至壁壘,更重要的是,它還有著既定的規則。
可以想見對部分讀者而言,製度(institution) 一詞可能讓你第一反應是想到瞭維多利亞時期的精神病院:可憐的尼爾,他現在是精神病人瞭。其實,這並非我本意,我所要探討的是英國議會或美國國會這類政治製度。而涉及“民主”這樣的話題,則是在談及一係列不同的聯動製度。民主是人們在投票箱投票,是人們選齣代錶發錶演說,是在大禮堂進行選舉,但僅憑藉這些還無法讓民主從天而降。從錶麵上看來,俄羅斯、委內瑞拉這類國傢的立法者是選舉産生的,但我認為不用說那些當地的反對黨領袖,即便是在最為中立的觀察傢眼中,這與民主都相去甚遠。
嚮投票箱投放摺好的或是蓋章後的選票這一舉動是民主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等重要的是,通常參選黨派要指定候選人,要有官員負責選舉活動,諸如公務員、法官或調查專員等,這些人的職責是確保選舉的公正性。接下來非常重要的是要確保立法機關的正常運作。所選齣的代錶可以構成完全的主權實體,英國議會就曾是這種情形,直至歐洲法律對它産生影響為止。或者,最終的權力也可凝結在一枚至高無上的圖章上,以前的最高蘇維埃就屬於這種情況。其成員可以堅決擁護選民的利益(包括投反對票的選民),或者服從資助競選活動的既得利益集團。
當2011年8月利比亞卡紮菲政府垮颱時,一名BBC(英國廣播公司)的記者在利比亞班加西的一麵牆上看到一些塗鴉非常搶眼。牆的左側是直截瞭當的革命口號“打倒暴君獨裁”。簡明扼要,一語中的。而在牆的右側,有著這樣的幾行言簡意賅的字樣:“我們要製憲,削減總統特權,總統任期四年,屆滿不得延長。”17 這還真是頗有見地,政治轉型期的難點在於憲法裏錯綜復雜的細節,當然還有製約立憲會議的各種規章製度。
至於立法、行政、司法三者之間的關係如何,大多數的憲法都對此進行瞭詳細說明。平民政府機構與軍方又該是怎樣的關係,這是埃及麵臨的又一棘手問題。問題遠不隻此,現代國傢製定瞭一整套製度,用以規範經濟、社會生活及收入再分配,這在百餘年之前簡直是匪夷所思。而福利國傢並不在民主製度的範疇之內,這與當初古雅典人的理念頗有齣入。以蜜蜂社會為例,福利國傢就像是在創造著越來越多的雄蜂,而這些不能自給自足的雄蜂隻能依靠工蜂來養活自己;它還雇瞭大量蜜蜂,專門負責在工蜂和雄蜂之間搬運資源。此外,還寅吃卯糧,以公共債務的形式,用子孫後代的錢支撐著自己的財政。在第一章中,我會就此以及民主製度的其他分配問題進行討論。特彆值得一提的是,我還將就英國政治傢埃德濛·伯剋所稱的存在於代與代之間的閤夥關係進行提問,大傢是否已在這一方麵看到瞭嚴重的問題。
現如今,幾乎人人都在講民主。“資本主義”一詞相反在文雅的場閤中常被作為貶義之用。民主國傢中的製度與市場經濟的製度之間存在怎樣韆絲萬縷的聯係呢?企業是否可以通過政治說客和政治贊助在政壇呼風喚雨?政府是否可以通過補助、關稅等市場扭麯政策,或通過政府監管,為經濟生活推波助瀾?經濟自由與政府監管之間怎樣纔能相得益彰?在第二章中,我會就此問題進行詳細闡述。我想提齣的問題是:極度復雜的監管措施多大程度上竟會成為它本意想要治愈的頑疾,在政治和經濟的進程中起到扭麯和腐化的作用?
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中,關鍵的製度在於法治。毋庸置疑,在民主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中,若是沒有有效的司法體係,社會各環節都會問題重重,因為隻有在有效的司法體係中,當立法機構製定的法律法規得以執行時,個體公民的權益方可得到保障;當公民之間或企業法人之間發生糾紛時,亦可獲得和平理性解決。但是哪種法係更為優越,是普通法係,還是另有答案呢?
在某種程度上,比較不同法典的關鍵在於所謂“製法”,即法律本身是依據怎樣的規則製定而成。一方麵,以伊斯蘭教法為例,相關規則亙古不變,也容不得絲毫改變。而另一方麵,若以英國的普通法為例,隨著法官對以往先例的競爭性權利主張和社會變化的需求加以權衡,這類法律法規是處於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在第三章中,我會提齣這樣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一種法律體係(特彆是普通法係),是否會較其他法律體係存在一定優勢?並會問及在英語世界國傢中,在此方麵所占的優勢可以達到怎樣的程度。特彆要提齣警告的是,法治在麵臨著衰退的危險,至少在部分“盎格魯勢力範圍”的國傢之中,它正在日益淪為律師之製。若與狄更斯筆下《荒涼山莊》中所描述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相比,我們當真優越許多嗎?
最後,要說說公民社會。其實可以將之理解為是由誌願性社團構建的社會:其中機構的設立並非齣於公民的一己私利。這就可以將學校也包括在內(雖然在現代社會大多教育機構被納入公共部門範疇之中),各式俱樂部組織也要包括在內,這其中可以囊括各種人類活動,從航空學到動物學,天上地下無所不包。這裏,需要我們再次考慮規章製度重要性的問題,雖然相關規定可能顯得有些微不足道,比如,會有這樣一些規定需要服從——大多數倫敦俱樂部要求會員在晚餐時穿外衣打領帶,即使傍晚時分天氣悶熱難耐也不能例外。
曾經有一度,大多英國人、美國人都參加瞭數目眾多的各類俱樂部以及誌願性社團組織,英語世界的這一特點讓著名的法國政治學傢亞曆西斯·德·托剋維爾極受觸動。但是,在第四章中,我會就此發問:為什麼這種情況沒有得以繼續?當我們一度習以為常的活躍民間社團偃旗息鼓時,我們距離自由社會的繁榮夢想還會有多遠?新興的互聯網社交網絡可以完全替代這類傳統社團生活的作用嗎?我對此持否定態度。
製度為何衰敗
如果在政治領域中,我們的確仿佛蜜蜂一般,在層級分明的蜂巢裏扮演各自的既定角色,那麼在經濟環境下,我們可以享有更多的行動自由。我們所置身其中的各類製度就像是位於非洲坦桑尼亞北部和肯尼亞南部漫無邊際的塞倫蓋蒂平原上的野生動物世界。我們有些是角馬,成群結隊地一邊行進一邊覓食。還有些(數量上要少許多)是掠食動物。估計還有部分食腐動物和寄生動物。所有這些構成一個生態係統,達爾文的理論在其中不斷地發揮著作用,自然選擇,優勝劣汰。同理可知,在公民社會中,我們成群結隊,相伴而行,這與猩猩、狒狒的所作所為幾乎無二。與人類一度樂此不疲加入的各類俱樂部組織頗為相似,在狒狒群中也有著自己的規則和相應的層級體係。
當然,除瞭眾所周知的叢林法則,非洲野生動物無須遵守什麼法律法規。而人類的情況則大不相同。我們也許要遵從達爾文進化論,為生存而奮鬥,但同時也希望規則的齣現:約束統治者的規則、約束那些以食草動物為食的掠食動物和寄生動物的規則等。所謂法治,在非人類的世界中,的確很難找到閤適的類比與之對應。我能想到的最為近似的類比,就是身邊這些人造建築和基礎設施,它們改天換地,讓我們安居其中,也受限於其中。法律法規限定瞭我們的活動半徑,其作用與圍牆藩籬無二。嚮左走,是峭壁;嚮右走,則是深淵。有些法律體係類似於莫斯科這樣的統一規劃型城市,大道筆直寬闊,住宅方方正正,小區規規矩矩。有些則有如倫敦這般,街道分布毫無規律可循,各式建築韆姿百態,這是韆百年來各類公私業主自建、再建的自然産物。
研究人類社會能讓人樂在其中,就在於生活可以海納百川,可將所有這些元素都盡數包括在內,所以我成瞭一名曆史學傢,而不是動物學傢。我們都同時生活在無以計數的製度之中,身兼多重身份,可以是公民、居民、國傢的納稅人、股東、管理者或雇員、訴訟人、辯護人、法官、陪審員、俱樂部成員、政府官員、受托人等,不一而足。存在於經濟學中的“經濟人”概念不過是我們諸多身份之一罷瞭。
問題的關鍵在於,當把各部分製度纍加,其作用並非整齊劃一。各種組閤效果優劣不等。在有些製度組閤當中,人們可以實現自由發展,無論是以個人、傢庭還是社區的形式均是如此。這是因為製度有效地激勵人們棄惡揚善,例如投身工作,提高辦事效率,或與鄰裏和睦共處,而非與之為敵。相反,有些製度架構則反其道而行之,鼓勵人們殺人越貨、偷雞摸狗、遊手好閑、無惡不作。不良製度會緻使人們陷入惡性循環,盲目無知、疾病纏身、傢徒四壁,更多則是導緻劍拔弩張、暴力相嚮。不幸的是,曆史告訴我們,次優製度架構的數量往往多於優良製度架構。實現真正理想的製度組閤實屬不易。與此相反,那些不良製度卻比比皆是。這就解釋瞭多數國傢曆史上大多在飽受無知、疾病、血腥暴力之苦的原因。
一些當代社會科學著作將製度清晰地劃分為“開放式”和“封閉式”兩大類彆,18對此我非常欽佩。但作為曆史學傢,我還是心存顧慮:這種劃分是否有將問題過於簡單化之嫌?現代曆史中的一個難題就是何謂成功社會,以18世紀的英國為例,當初令人稱道的製度放到今天則很可能會令很多人不齒。迴顧曆史,即便是在維多利亞時代看來,漢諾威時期的英國政府腐敗依舊觸目驚心。甚至到瞭19世紀50年代,查爾斯·狄更斯還在對英國法治口誅筆伐,毫不姑息。此外,以曆史的方法看問題,會暴露齣以往常被忽視的一點。有著不良製度的社會逐漸獲得改善,這固然可喜。如今,世界各地都不乏這樣的範例,比如亞洲的大部分地區、南美的部分地區乃至非洲都是如此。但與此同時還有令人不齒的情況在發生,有著良好製度的社會江河日下,日漸衰退。究竟因何至此?究竟是誰在與法治為敵?在大西洋兩岸,我們製度的顯著惡化令人瞠目,究竟該由誰來為此負責?
為迴答這些問題,我查閱瞭大量的學術文獻資料。有很多學者對我都産生瞭巨大的影響,讓我不勝感激,他們具體包括: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他在製度經濟學方麵很有見地;當代非洲傑齣的經濟學傢保羅·科裏爾,他著有《最底層的十億人》(The Bottom Billion)及《被掠奪的星球》(Plundered Planet);秘魯經濟學傢赫爾南多·德·索托,他是《資本的秘密》(Mystery of Capital)一書的作者;著名經濟學傢安德魯·施萊弗及其眾多的閤著者,他們率先在法律體係的比較研究中引入瞭經濟學的方法;還有經濟學傢詹姆斯·羅賓遜和達龍·埃斯莫格盧,他們在新著作《國傢為何衰落》(Why Nations Fail)中提齣瞭類似的問題,讓我備感興趣。所有這些學者以及在本書“注釋”部分提到的眾多學者,都讓我受益匪淺。
他們首先意識到大傢把更多的關注都給予瞭窮國何以一直貧窮的問題,而不是富國何以淪為窮睏的問題,因為後者畢竟並不是普遍現象。而我的著眼點並不在於經濟發展,而是製度的衰退。就此我提齣瞭一個宏觀性的問題:當代的西方世界究竟怎麼瞭?要想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堅信隻有在瞭解製度衰退的真實本質的基礎上,我們纔不至於荒廢時日,纔能對癥下藥,不至於治標不治本。同時,我還心懷忐忑,因為有種似非而是的說法,經濟層麵的靜止狀態可能會繼而危及到政治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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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1/4世紀之前的1989年夏,日裔美國政治哲學傢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做齣大膽預測,“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不摺不扣的勝利……是西方社會的真正勝利”,並宣稱“人類意識形態進化史的終點”就是“西方自由民主製度得到普及,也就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
好的,這是一本圖書的詳細簡介,該書聚焦於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變遷與曆史脈絡的梳理,內容涵蓋瞭從18世紀末至今的重大曆史事件、思潮演進及其對當代世界的影響。 《帝國興衰與全球秩序重塑:從工業革命到數字時代的權力博弈》 作者: [此處可設定一位虛構的知名曆史學傢或地緣政治分析傢,例如:亞曆山大·霍金斯] 譯者: [此處可設定一位資深翻譯傢,例如:陳子昂] 齣版社: 世紀視野齣版社 內容概述 本書是一部宏大敘事、兼具學術深度與可讀性的全球史著作。它超越瞭傳統以歐洲為中心的曆史觀,旨在剖析自工業革命初期至今,全球權力結構經曆的劇烈動蕩、新舊秩序的交替,以及驅動這些變革的核心力量——技術、意識形態、金融資本與軍事部署。作者以精湛的史料駕馭能力和敏銳的現實洞察力,構建瞭一幅從蒸汽機轟鳴到信息網絡交織的復雜世界圖景。全書分為五個部分,層層遞進地揭示瞭現代世界秩序的復雜成因與潛在危機。 第一部分:舊世界的崩塌與新秩序的萌芽(1789-1870) 本部分深入探討瞭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對歐洲舊君主製體係的根本性衝擊。作者詳細分析瞭“維也納體係”的建立及其內在的脆弱性,重點闡述瞭工業革命如何作為一種顛覆性的技術力量,首先在英國爆發,並以此為杠杆,重塑瞭全球財富分配和軍事力量的對比。 工業化的初始階段與殖民擴張的邏輯: 探究瞭早期工業國傢如何通過技術壟斷,確立瞭對原材料産地和消費市場的控製。這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徵服,更是技術標準和金融規則的輸齣。 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興起: 分析瞭1848年革命浪潮的本質,並非簡單的民眾起義,而是兩種核心現代意識形態——追求個人解放的自由主義和追求群體認同的民族主義——首次大規模的衝突與融閤,為後續的國傢構建模式奠定瞭基礎。 美洲的崛起信號: 對美國內戰的解讀,超越瞭奴隸製的道德層麵,著重分析瞭北方工業資本與南方農業(奴隸製)經濟模式的終極對抗,以及這場戰爭如何確立瞭美國作為未來世界性經濟體的潛力。 第二部分:帝國主義的高峰與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1870-1914) 本捲聚焦於“漫長的十九世紀”的收官階段,即第二次工業革命(電力、化工、鋼鐵)驅動下的全球競爭白熱化。作者細緻描繪瞭列強間日益尖銳的利益衝突,以及看似穩定的“均勢”背後醞釀的巨大風險。 “德意誌的挑戰”: 詳盡分析瞭俾斯麥統一後的德國如何以極快的速度吸收新技術、建立高效的官僚體係和強大的海軍,對既有的英法主導的全球貿易網絡構成瞭結構性挑戰。 金融的全球化與帝國債務: 探討瞭黃金標準體係如何成為全球資本流動的潤滑劑,同時也成為瞭國傢財政和對外政策的剛性約束。揭示瞭金融力量在支撐和同時也加速瞭帝國體係崩潰的作用。 非西方世界的反應: 專門開闢章節,研究瞭日本的明治維新與奧斯曼帝國的改革嘗試,對比分析瞭不同文明麵對西方技術入侵時,采取的“全盤學習”與“局部修補”所帶來的截然不同的命運。 第三部分:斷裂與重構:兩次世界大戰的深層動因(1914-1945) 本書認為兩次世界大戰並非孤立的衝突,而是全球係統性失衡爆發的兩種錶現形式。作者拒絕將戰爭簡單歸咎於某一個國傢的野心,而是將其視為工業化競爭的必然産物。 凡爾賽體係的內在矛盾: 深入剖析瞭戰後和約中對德國的懲罰機製,如何激化瞭經濟民族主義,為下一輪衝突埋下瞭伏筆。強調瞭國際聯盟在權力真空下的結構性無力。 技術加速與總體戰: 研究瞭化學、航空和機械化技術如何徹底改變瞭戰爭的形態,迫使所有參戰國必須全麵動員國傢資源,模糊瞭前綫與後方的界限。 大蕭條的全球溢齣效應: 論證瞭1929年金融危機如何迅速從美國傳導至全球,並成為法西斯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思想得以快速滋生的溫床,是“經濟絕望”對“政治理性”的勝利。 第四部分:冷戰的二維結構與兩極的張力(1945-1991) 本部分是全書的核心之一,關注二戰後形成的、以意識形態為載體的全球對抗格局。作者將冷戰視為一個復雜的“權力平衡實驗”,而非單純的軍事競賽。 “去殖民化”的悖論: 細緻描繪瞭亞非拉國傢爭取獨立的過程,指齣這些新生的國傢在美蘇兩大陣營的拉扯下,如何被迫選擇站隊,或是在“不結盟運動”中尋求艱難的自主權。 意識形態的經濟基礎: 對比分析瞭凱恩斯主義主導的西方福利資本主義模式與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長期績效。重點分析瞭技術官僚在冷戰時期如何成為國傢力量的核心支柱。 “麥卡锡主義”與“文化戰爭”: 探討瞭意識形態衝突如何滲透到社會文化層麵,審查與控製成為維護國傢統一和對抗外部影響力的重要工具。 第五部分:單極時刻的終結與新碎片化的世界(1991至今) 隨著冷戰的結束,本書轉嚮分析當代世界的特徵:全球化加速、信息技術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權力分散和新的不確定性。 信息革命的權力轉移: 研究瞭互聯網和移動通信技術如何打破瞭傳統國傢對信息流動的壟斷,並對主權的概念構成瞭挑戰。社交媒體、數據流動與國傢安全之間的復雜關係被重點剖析。 “中等強國”的再崛起: 關注那些既非傳統霸權,也非完全依附於霸權的中等規模經濟體(如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如何在新的全球價值鏈中定位自己,以及它們對多極化趨勢的貢獻。 全球性治理的睏境: 探討瞭氣候變化、跨國恐怖主義、流行病等“超主權威脅”的齣現,以及聯閤國、世界貿易組織等現有國際機製在應對這些挑戰時的效率瓶頸。作者最終提齣,理解當前的“不確定性”,需要迴到對過去數百年間技術、金融與政治權力之間互動關係的深刻理解。 本書的獨特視角 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其跨學科的綜閤性。它不僅是一部曆史敘事,更是一部關於“結構性力量”的分析。作者堅持認為,無論是古代的帝國擴張還是現代的跨國公司運作,其背後驅動的邏輯——對稀缺資源的獲取、對技術範式的壟斷,以及對敘事的控製——始終存在著驚人的曆史連續性。全書充滿瞭對既定曆史解釋的審慎反思,引導讀者以更廣闊的視野,審視我們當前所處的時代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