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5
本书作者参与中国科学院“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重大项目,对候气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多视角的研究,本书是尚未出版的该项目专著的普及本。
“候气”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中一个特别的概念,即是对24节气交节时刻的中气的测定。“节气”一词是怎么来的?在天,太阳行度为“节”;在地,阴阳升降为“气”。古人还按此观念设计了“实验”:把12支竹制律管置于密室,充以葭莩灰,节气一到(太阳运行到某节点),地气就会从特定的律管中迅速上升,推动葭莩灰飞出,这就是“候气术”,断断续续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了近两千年。
候气术可以说既晦涩难明,又微妙精深,包含了古人“究天人之际”的理想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连接律历、产生计量标准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还牵涉到很多学科,包括声学、气象、地理、农业等内容,形成了一整套的“候气观念”。
关于候气术,现代早已没有任何人能得到候气实验的真传、能够掌握候气实验的操作方法了,本书首次探究揭示了古代候气术的真容,如它的操作、改进、变异,以及相关的文化分析和评价。
“节气”一词是怎么来的?在天,太阳行度为“节”;在地,阴阳升降为“气”。古人还按此观念设计了“实验”:把12支律管置于密室,充以葭莩灰,节气一到(太阳运行到某节点),地气就会从特定的律管中迅速上升,推动葭莩灰飞出,这就是“候气术”。这种做法和观念流传千年,也被后人争论不休、毁誉不一。
本书作者参与中国科学院“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重大项目,对候气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多视角的研究,本书是即将出版的该项目专著的普及本。如果您对候气术尚不太了解,本书可以领你走进一个古人构建的匪夷所思的世界;如果您对候气术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读了本书,想必一定会颠覆你对候气术原有的认识。
2汉代经典候气术的操作
《后汉书·律历志》在前述的话之后,用了不到100字记述了“候气法”:
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
通过这段叙述可复原早期候气术的大致轮廓:先建一座有三重墙的房屋,每重墙的门都是密闭的。衅,这里指“缝隙”,“涂衅必周”即把墙缝、砖缝都要涂抹严实,不能漏风。墙上还要蒙上厚布幔,杜绝一切空气的流动。室中间是一张木头桌子,把可以吹奏出十二律的律管,以内低外高的斜度,分别按它们对应的方位摆在案桌上,每支律管的内端都要充塞葭莩灰。装置完成后,就可以按历法给出的节气等待测候了,某节气一到,相应的律管就会有灰飞出。这时还要仔细观察飞出的灰,如果这些灰确是因为交节而飞出的,呈散布状态;如果是被人因走动、呼吸不慎带动或被外界渗入的风吹动而飞出的,灰则呈聚拢状态。
按史学界最流行的说法,这种影响深远的候气术是西汉京房发明的。京房(公元前77~前38年)是一位才学过人的学者,对易学、音律都极有研究。他开创了今文《易》学,称“京氏学”;在音律理论方面,他把传统的十二律用六十相生法扩展成了六十律。他在乐器改良、纳甲体系等方面也有突出贡献。另外,他在灾异占卜并干预政事方面也做出很多努力,以至于最后竟为此而丧生。
查《汉书·京房传》《汉书·律历志》《后汉书·律历志》,都找不到京房发明候气术的直接记载。很多证据表明,候气法在汉代并不是一家独创的秘法,更不是一夜之间凭空而降的,很可能更早就有了,目前我们只能说关于候气术确切的记录出自汉朝,至于它产生时间的上限,尚无最后定论。
世间有很多特殊技艺,是只可师传,难以书传的。在音律、音乐领域,这种现象尤其突出。幸运的是,候气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书传的,所以我们可以全面寻找其他典籍的记载、描述,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勾勒出候气术的装置和操作方法。
首先,候气实验要有一座基本的建筑——候气室,这座房屋砌有三重墙,但实际上这等于是建造“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套一层的三间房屋。房子套房子是为了阻滞空气的流通,所以这三重屋的房门必须交错排列,若都开向一个方向,风长驱直入,三重墙会失去意义,一般是第一层房屋把门开向南,第二层开向北,最内一层又开向南。
《后汉书》称这三重墙“户闭”,说明门总是关着的,既然墙缝都“涂衅必周”了,为什么还要“密布缇缦”,即用厚布把墙围起来呢?显然是怕从门缝进风。因为门做得与门框再密合,也会有缝隙透进风来,而这缕缕气流靠挂一只门帘是不能完全挡住的,于是干脆就用厚布连墙带门把全屋都包起来,这才能达到《太玄经》中说的效果:“度竹为管,芦莩为灰,列之九闭之中,漠然无动,寂然无声,微风不起,纤尘不形,冬至夜半,黄钟以应矣。”
“九闭”前面已经解释过,每一重墙都是里面用厚布帷帐当“壁纸”铺严,外面用橘黄色(缇)丝绸帷帐覆盖,一共是三重墙壁、六层帷帐,加一起数字为九,围成密闭毫不透风的候气室,所以称“九闭”的“缇室”。
至于候气室的位置,是建在观天的灵台一侧,灵台总是建在京城附近。因为建缇室候气是皇家司天机构的行为,也只能与灵台摆在一起。历史上,使用圭表测影定节气时,有明确要求要把圭表放在“地中”,《周礼》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候气室的选址也有类似要求,需要选在“中州”,这里是阴阳所会之地,气序不差,所以作候气实验最为可靠。
候气实验的材料(主要指律管和葭莩灰),在后来的记载中也逐渐明确。最早黄帝所作的十二律,是派伶伦到“大夏之西”“昆仑之阴”的“嶰谿”竹林中选取的竹管。因这种记载是传说性质,真的去找“昆仑之阴”恐怕难以找到,于是改为选用“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为管”。金门山又名律管山,在今河南省洛宁县境内,在县城南15公里,这里盛产竹子,粗细匀称,一律笛子般粗细,就是古代制造律管取竹的地方,笔者曾专程去考察,采集模拟实验用的竹管。“金门竹韵”曾是洛宁古八大景之一,现在城南6公里处建有“金门绿竹风情园”,展示着以音律为主的竹文化。
因为“气”的流动是很难看到的,为了表现律管中阳气的上升,必须用一种很轻的物质将其视觉化,于是古人选择了“葭莩灰”作为演示阳气上升、冲出律管的媒介。选用“葭莩灰”的原因有三:一、有更原始的“悬土炭”候气实验在先,很多典籍将其写为“悬土灰”,说明古人早就认识到,灰分是可以用来候气的;二、芦苇膜可作音膜振动发声,中国式笛子有一种独特的演奏方式:开孔贴膜,膜的振动可以使音色脆亮,而最好的音膜就是芦苇膜,可能正是这种联系使人们想到要使用芦苇膜烧成的灰来候气;三、演示阳气上升,必须用一种最轻最轻的固体物质,古人相信芦苇膜是世上最轻最薄的东西,用它烧成的灰也肯定是世上最轻最轻的灰分,可以灵敏到被最轻微的上升气流触动。
烧制此灰的芦苇膜也不能随意选取,后世规定为这些芦苇必须取自“河内”。河内县即今河南省沁阳市,乐圣朱载堉的故居(见第八章第二节),笔者也曾专程去考察,该地水网交错、盛产高质量的芦苇,所以古人选定以此处生产的芦苇膜之灰为候气实验专用。
还有与候气术关系非常密切的一种材料——秬黍,我们也放在这里一并介绍。《汉书·律历志》载“以上党羊头山黍度之为尺,以定黄钟”。这是说,古人用上党羊头山产的黑色糜子(指不粘的谷粒)中等颗粒者,横排90粒,那么其长度就是“九寸”。按此长度标准制作的律管(孔径3分)吹出来的声音就是“黄钟”之音。所谓“上党羊头山”,在今山西长治市高平的神农镇,笔者也曾专程前去考察那里的气候、风土,收集各种黍种。历史上,上党羊头山黍长期是官方确定尺长的标准材料,作为定黄钟、度律历的依据。
最后,律管的摆放要“从其方位”。古代的十二方位用十二地支代表,对应着十二个月,如图,把十二根律管按顺序从“子”到“亥”十二方位在缇室中心的案桌排好。当然,还要“内庳外高”,充以葭莩灰,然后就可以开始候气了。
随着候气实验技术的成熟和逐渐定型,候气成为一种制度在皇家司天机构建立了起来。据《汉官六种》记载,在汉代的司天台——灵台上,有供职测候官员42人,其中12人候气、7人候钟律:“灵台待诏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风,十二人候气,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钟律,一人舍人。”
这42个“灵台待诏”人员中,“候晷景”即主管圭表测影的是3人。因为圭表测影只在正午进行,特别是在冬至、夏至前后的正午进行,所以观测工作、圭表的保养维修、观测后的统计整理有3人也就够了。而候气则不同,候气需要昼夜守候,在密不透风的缇室里“蹲坑”全神贯注,大气都不能喘,是非常苦的差事,所以必须多人轮流值班。而且三重缇室的维护,葭莩灰的制取、补充、更换也远比圭表的维护要复杂费力,所以需要更多的人员来打理。也许为了表明与12律管有关,所以才确定了12人候气。至于“七人候钟律”,按史书注释,应是在殿前的一种露天测候活动,与候气密切相关。两者加起来19人,占全部“灵台待诏”的2/5还多,可见汉代司天机构对候气术是多么重视,投入的人力是多么庞大。
小知识◎悬土炭术
一种原始的候气术,使用类似天平的装置,两端各放上“土”和“炭”。平时二者是重量是均等的,天平处于平衡状态。到了冬至,阳气开始上升,阳气属火,火盛则炭燥,炭就会变轻,于是置炭的一端抬起;到夏至,阴气开始出现,阴气属水,水盛则炭湿,炭变重,于是置炭的一端下降。古人还把它和音律结合,称“冬至阳气应黄钟通”、“夏至阴气应蕤宾通”。也有用“灰”代炭的,灰和炭同样有吸湿的功能(现在民间仍有“草木灰结块,天气要变坏”谚语),唯一的缺陷是它们容易被风吹散,这只要把装置放在无风的室内就可以解决。也许正是这“灰”和“密室”重要作用和象征意义,后来它们都成了律管候气术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
“候气”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中一个特别的概念,它不像天象记录、历法推算那样充满了“科学”精神,也不像星象占卜、选择算命那样充斥着“迷信”色彩,它仅好像是一种对天地联系的奇想,和一套条件苛刻、匪夷所思的实验,断断续续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了近两千年。
候气的具体操作,称“候气术”。其实它不光属于天文历法,还牵涉到很多学科,包括音律、声学,甚至气象、地理、农业等内容,形成了一整套的“候气观念”。而且它也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实践活动,不妨称作“候气实验”。由于“候气术”所展示的学科的跨越性、交叉性,“候气观念”所体现的思想的神秘性、非常性,还有“候气实验”条件所要求的特异性、苛刻性,使它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也正因为如此,在当今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科学的研究中,它经常被看作是一个“异类”,不太被人关注,几乎被主流史学界遗忘,甚至时常被人诟病和批判。
据史书记载,典型的候气实验是这样的:
建一所特殊的上圆下方、有三重墙的密室,所有漏风的缝隙都要抹实,所有的墙、天花板、门还要用厚布盖严。这一套特别房间叫“缇室”。把12根律管埋在内室的地面下,管口与地面平齐。律管是用竹管或金属管制成的定音器具,最长的9寸,最短的约4。5寸,按黄钟、大吕等十二音律排列。
律管的位置也是有讲究的,需按照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辰的方位埋好,然后在管腔内填上“葭莩灰”(用芦苇内膜烧成的灰),律管的管口有时还要用罗纱虚虚地盖住,实验装置即安放完毕。
然后就是等候节气的到来了。据说,到了“冬至”这一天的交节时刻,放在“子”位、长9寸的“黄钟”律管就会有气流从管口吹出,带动管内的葭莩灰也飞散了出来,管口覆盖的罗纱也会浮动或飞起;下一个月到“大寒”节气,在“丑”位的“大吕”律管就会飞灰;依此类推,以后每隔一个节气(这些节气的专名叫“中气”)如雨水、春分、小满……的交节时刻,按顺序相对应的律管就会出现同样的现象,12个中气过完,12支律管也顺次飞一次灰。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候气”原来是“测”节气用的。“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历法中的重要内容,它的天文意义是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比如,太阳运行到黄道的赤纬最南端时,就是冬至;运行到最北端时,就是夏至。古人测节气的常规方法是用“圭表”测量,测每天正午时太阳照射表竿的影子长度,冬至时表竿的影子最长,夏至时最短,其他节气也都有相应的影长数据,测得某个影长,就可以知道某个节气到了。
这种测量日影长度确定节气的方法,可以说是一种简易的“三角法”。可现在通过“候气”我们又知道,原来古人确定节气还有一种物理的“实验法”:用十二律管引导地气在相应的节气依次喷出,以此来测定各节气的交节时刻。由于这种方法需要观测者长时间地等候地气的出现,所以叫“候气”。
这种“实验”在今人看来太匪夷所思了!虽然我们今天也认为,随着季节的变化可能会有“地气”的升降,但是说地气会像天然气那样喷涌而出,而且是在特定的交节时刻把特定长度律管中的灰都冲得飞起来,实在无法想象,因为现代任何科学理论都不支持这种说法。但古人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基本都是这样认为的。
而且候气术的存在也是神秘的,两千多年来,它的记载在史书中时隐时现,它的命运也时起时伏。我们发现,虽然它的理论基础与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主旋律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在很多朝代都是屡遭挫败,尤其是宋、元以后,等于是在怀疑与否定中的夹缝里艰难生存。明代,候气术曾引起广泛质疑和批判,清初,在传统历法与西洋新法的论争之中,作为双方的争论焦点之一,候气“实验”再次失败,从此候气术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站在现代科学的制高点,孤立地从现代人思维的角度看候气术,确实很容易让人在心生赞叹和好奇的同时,也感到不可思议,因为现代科学完全无法解释这种应节气而出现的地气飞灰现象,因此认为这种活动显然是“不科学”的,“不科学”就会让人联想到“迷信”,“迷信”又让人联想到“骗术”,于是候气术就被一些人贴上了一系列这类标签。近现代以来,由于科学的昌明,从严复,到李约瑟,到现代一些学者,对候气术基本都是批判格调,称之为“伪科学”“骗局”“丑闻”。几十年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们的思维定势大抵是:古代人的做法、思维方式与现代人相似或相合的地方,就会受到今人的赞扬和推崇,他们搞出的东西就是光辉的“科技成就”;凡是古人做法与现代人不同的地方,特别是用现代的数理化观念看来“不可理喻”的地方,就是“封建、落后、迷信”,就要受到今人的批判。这里,无论赞扬和批判,依据的都是今天的准则,为什么要依据今天的准则呢?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并不就是唯一正确的价值观,这样看待先人的工作,虽然貌似站在现代科学的制高点,但实际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科学精神。
如果我们先把自己的头脑清空为一张白纸、一处没有任何优越参照系的多维空间,不带先入之见地去考察候气术的内涵外延、来龙去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科学的大背景,在一定程度上站在古人的角度去接近这些知识,就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按现代的学科分类,看表现形式,候气术是一种“交叉学科”的产物,但是,如果按现代各学科的内涵去寻找,我们又很难找到这些学科间“应有的”、逻辑上的联系。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把候气术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科学、中国传统天文历法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候气术的目的、意义、线索就会一下子就明晰起来。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几乎处于核心位置的观念,就是“天人合一”;而中国传统科学诸形态,我们提炼其主要的元素,会发现“阴阳、五行、气”在其中起着统领作用;再看中国传统历法,很长时期它的一个重要构架是“律历一体”思想。如果以这些内容为线索来分析,候气术在历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就可以昭然若揭,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逐步展示这一过程。
其实候气术带给我们的,远不止是“实验”里描述的那点东西,其含义可以说既晦涩难明,又微妙精深。习惯把大自然与人割裂开的我们,很难理解古人为什么把“究天人之际”看成是那么高的理想追求,就中国传统天文学本身来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各文化领域互相制约和影响,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候气术是传统天文学的要件之一,它的影响也是渗透于古代社会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的。
正因为它对文化的渗透,候气“实验”虽然在古代屡遭挫败,在近古尤其被争论不休,但在文化层面,候气“意象”却是深入人心的“常识”。举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晓炊黄竹庄》为例:“琯灰蔌蔌欲飞声,日到牵牛第几星。地底阳生人不觉,烧痕未冷已青青。”第一句即是说候气术的飞灰现象,第二句的“日到牵牛”指冬至,第三句则指出了古代极为普遍的一种自然观念:冬至一阳生。候气意象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歌赋中被使用的频率非常高,这种情形不是偶然的,在后面我们将提到,其背后有着一个庞大的“候气文化”作为支撑。
而且据记载,古人还把候气术提高到追求“宇宙元声”的哲学高度,这样,候气术远非像圭表测影那样用途单一(只用来定节气),它还被发展为一种奇特的“逆操作”——在已知精确节气时刻的前提下,通过缇室飞灰来确定准确的黄钟管长度,并认为这个黄钟管长度才符合“宇宙元声”,可以作为全国度量衡体制的标准。另外,候气术与中国传统科学、社会、文化中的更多联系和影响,我们会在正文中逐渐展开介绍。
总之,我们对候气研究、了解得越深,就越能从中隐隐诞生一种宽容和理解,明白候气术是古人按照历史赋予他们的模式,为了解构这个世界所作的不懈努力,所以它同样像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左旋右旋理论、盖天浑天学说一样,表现着古人对神秘宇宙的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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