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研究》详细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的发展历程及其与美国自身的国际战略之间的关系。从科研经费数据出发,分析了美国不同联邦部委资助的国家实验的主要研究领域。以美国国防部下属实验室为例详细分析了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管理和资助模式。以美国能源部下属实验室为例,详细分析了资助单位对国家实验室体系监管和评估的方式、方法。研究了国家实验室的预算和经费管理,探究其经费来源、预算流程、资金结构和绩效预算制度。以兰德公司和MITRE公司为例,介绍了美国国家实验室运营的单位的基本情况,以及运营单位对国家实验室的运营和管理模式。选择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科技政策研究所三个机构做了典型性分析,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基本概况、人员概况、设施情况、管理模式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情况。
《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研究》主要读者对象为科技政策专业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以及科研机构的管理人员和科技管理政策制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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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美国国家实验室发展历程和概况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家实验发展历程
第二节 美国国家实验室现状和总体概况
一、美国国家实验室结构体系
二、美国国家实验室经费规模和结构现状
三、国家实验室主要研究领域
第二章 美国国家实验室体系治理结构研究
第一节 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资助体系
一、美国研发支出的总体结构和趋势
二、美国联邦政府研发支出的近期趋势
三、2016年美国联邦政府研发支出预算的结构特征
第二节 美国能源部对下属国家实验室的管理模式
一、能源部的研发支出体系
二、能源部对下属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系
第三节 美国国防部对下属国家实验室的管理模式
一、美国国防科研管理体系
二、国防部对下属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系
三、美国国防部资助的国家实验室管理模式的优缺点分析
第四节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资助的国家实验室的治理结构
一、组织机构与管理模式
二、美国国家基金委对五个国家实验室的资助和管理情况
第三章 美国国家实验室运营管理机构的管理体制
第一节 兰德公司的管理体制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管理体系
第二节 MITRZ公司的管理体制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管理体系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四章 美国国家实验室的人事管理制度和人才队伍建设
第一节 国家实验室人事管理制度特征
一、国家实验室人员的管理模式特征
二、国家实验室人员构成
三、薪酬激励体系
第二节 本章小结
第五章 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经费管理和薪酬制度
第一节 美国联邦R&D;预算管理制度
一、联邦政府的R&D;预算管理
二、国家实验室的预算管理
第二节 国家实验室的薪酬制度
一、美国国家实验室的薪酬补贴与总支出
二、美国国家实验室的薪酬结构及发放形式
三、美国国家实验室的薪酬计算方法
四、美国国家实验室的薪酬评估机制
第三节 本章小结
第六章 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监管评估体系
第一节 实验室内部监管评估
一、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内部监管评估
二、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内部监管评估
第二节 能源部监管评估
一、能源部本地监管和评估
二、能源部的非本地监管和评估
第三节 能源部之外的监管评估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七章 美国著名国家实验室的介绍
第一节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一、实验室概况
二、任务领域和研究
三、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
四、科技成果转化
第二节 科技政策研究所
一、实验室概况
二、人员构成概况
三、职责和赞助商
四、任务领域和研究
五、工作内容
第三节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一、实验室概况
二、任务领域和研究
三、科技成果转化
四、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
第八章 美国国家实验室面临的争议和挑战
第一节 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国家实验室面临的争议和挑战。
一、20世纪60年代的争议和挑战
二、20世纪90年代的争议和挑战
第二节 美国国家实验室面临的主要争议和挑战
一、联邦资助机构对国家实验室的管理缺乏灵活性
二、国家实验室与产业界之间缺乏有效联系
三、国家实验室缺乏高效的技术转让工作机制
四、国家实验室不能有效支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节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前言/序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提高创新能力,必须夯实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这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国家实验室作为国立科研机构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兴起和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美国,主要是应对国家重大和紧迫的战略需求,也是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需要。国家实验室以明确的国家任务为目标,通过多学科交叉集成,解决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问题。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家实验室体系一直是美国科研体系中的一支非常重要的战略力量,涌现出了众多影响科学发展进程的重大成果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名科学家。
目前,美国共有43个国家实验室,分别由美国能源部、国防部、航空航天局、国土安全局等联邦部委进行资助。经过长期的发展,美国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国家实验室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深入研究美国国家实验室体系的体制和机制,对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具有本国特点的国家实验室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本书详细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发展历程及其与美国自身的国际战略之间的关系。同时,从科研经费数据出发,分析了美国不同联邦部委资助的国家实验室的主要研究领域。以美国国防部为例,介绍了国家实验室构建的“资助机构一运营机构一国家实验室”三层管理体系及各个管理层级的职责,资助机构对运营机构和国家实验室合约管理的要点,以及这种管理模式的优缺点。本书以兰德公司和MITRE公司为例,介绍了美国国家实验室运营的单位的基本情况,以及运营单位对国家实验室的运营和管理模式。本书以美国能源部下属实验室为例,详细分析了资助单位对国家实验室体系监管和评估的方式方法。美国国家实验室的资助单位与国家实验室之间形成了一种“委托一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要求资助单位加强对国家实验室的监管和评估。能源部下属国家实验室建立起了实验室内部监管评估、能源部本地和非本地监管评估、能源部外部监管评估的三层监管评估体系。本书详细介绍和研究了这种三层监管体系的运行机制和具体操作方法。本书研究了美国国家实验室的预算和管理制度,先从宏观上研究了美国联邦的科研预算和经费管理流程和方法,为美国国家实验室在整个科研经费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定位:再从中观上研究了在该体系内国家实验室的预算和经费管理,探究其经费来源、预算流程、资金结构和绩效预算制度;最后从微观上选取美国国家地质调查局、美国能源部下属部门及其国家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为整个研究提供具体例证和数据。本书选择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科技政策研究所三个实验室做了典型性分析。这三个实验室分属不同的领域,本书详细介绍了其基本概况、人员概况、设施情况、管理模式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情况。
远航者之眼:一瞥20世纪中期全球思潮与知识前沿 导言:时代的回响与知识的拓扑 本书并非对特定科研机构的内部运作进行微观剖析,亦非对某项具体技术突破的编年史记录。相反,它是一幅宏大而精细的文化与知识地图,旨在勾勒出20世纪中期(大致涵盖1945年至1970年代初)全球知识体系的变迁轨迹,特别是那些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哲学思考以及技术应用范式的思想浪潮。 我们聚焦于这一关键历史时期,因为这是现代世界的基石被重新铸造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后,人类社会对“知识生产”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进行了痛苦而深刻的反思。科学不再仅仅是纯粹的自然探索,它被嵌入到复杂的国家战略、意识形态竞争以及伦理困境之中。本书的叙事主线,便是追踪那些穿透传统学术壁垒、试图定义“未来”的宏大叙事与微小的方法论变革。 第一部分:范式转换的理论景观——从还原论到系统思考 本书首先深入探讨了理论物理学和信息论在战后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的冲击与融合。这一时期,“控制论”(Cybernetics)的兴起标志着思维模式的重大转变——从关注孤立的机械运动转向理解反馈回路、信息流动与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能力。 我们详细考察了诺伯特·维纳及其同路人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的早期尝试,以及香农的信息理论如何不仅重塑了通信工程,更被应用于语言学、心理学乃至社会学分析中。这部分内容旨在揭示,当“信息”被视为一种基本的物理和认知实体后,知识的层级结构是如何被重构的。例如,我们分析了早期人工智能(AI)的哲学根源,探讨了图灵测试背后的图灵思想家如何看待心智与机器的边界,以及这种思考如何挑战了笛卡尔以来的二元论传统。 同时,本书也审视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崛起。列维-斯特劳斯在人类学中的工作,以及索绪尔语言学被后继者拓展开来的过程,展示了一种对“深层结构”的探寻。这种探寻与物理学中寻找基本粒子的努力遥相呼应,尽管两者在研究对象上南辕北辙,但其共同的倾向是:相信表象之下存在着一种普适的、可以被解码的语法规则。我们对比了这种结构性思维与经验主义在社会调查方法上的分歧与张力。 第二部分:空间、治理与“边缘”的重塑 20世纪中期是全球地缘政治和空间认知发生剧变的时代。核武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安全”和“距离”的理解。本书用相当篇幅分析了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理论如何应对这种新的生存焦虑。 我们考察了以伊莱休·卡尔曼为代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如何被引入到城市管理和资源分配的规划中。城市不再被视为有机生长的实体,而是一个需要被优化、需要面对拥堵和污染等“负反馈”的复杂系统。这部分探讨了早期环境意识的萌芽,并非仅仅基于生态保护的道德呼吁,而是源于对系统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的量化计算。 此外,我们还剖析了“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形成及其背后的知识权力结构。在冷战的背景下,如何定义“现代化”成为了一个政治议题。西方经济学理论如何构建了关于贫困与增长的叙事框架,以及这些框架如何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制定与社会转型。本书详细对比了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与弗朗茨·法农对殖民经验的批判性反思,揭示了发展话语内部的张力。 第三部分:艺术、主体性与异见的声音 知识的进步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线性过程;它总是伴随着对既有权威的反叛和对“非主流”经验的探索。本书的第三部分转向了文化和艺术领域,考察知识界如何回应大众传媒的兴起以及战后社会规范的僵化。 我们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在战后欧洲的持续影响。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是对技术理性可能异化人性的深刻担忧。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在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中,维持艺术的批判性和主体性的独立空间。 与此同时,在不同的文化场域中,对“真实”和“感知”的解构也在发生。美国战后前卫艺术运动,如抽象表现主义,不仅仅是绘画风格的转变,更是对再现性艺术(Representational Art)及其背后既定世界观的拒绝。我们分析了这些艺术实践如何成为一种非语言的知识生产方式,挑战了科学主义对世界唯一解释权的垄断。这部分也简要触及了早期女权主义和民权运动中,知识分子如何通过重新命名和重新叙事来重构被压抑群体的身份。 结论:知识的生态位与未来的不确定性 在全书的总结部分,我们没有试图为这段复杂的历史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相反,我们强调了知识生产的“生态位”概念——即任何一种知识体系的出现,都依赖于特定的技术、资金流向、政治需求以及哲学预设。 本书的最终旨趣在于,提供一个多维度的视角,去理解20世纪中期那些强大的、改变世界的思想是如何孕育、传播并最终固化为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知识结构。我们通过追踪理论的跨界流动和知识的政治化过程,邀请读者以一种审慎的态度,重新审视那些看似不证自明的“真理”的形成历程。我们所研究的并非某个单一机构的成果清单,而是那一代人如何尝试把握一个日益复杂、充满悖论的现代世界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