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反求諸己”與晚清思想界對進化論的認知
第一節 起步未久的競爭
第二節 “競於理”與“競於力”
第三節 天行與人事
第四節 餘論
第二章 清末民初新史傢尋找中國曆史“進化”的努力
第一節 史傢的焦慮
第二節 尋找“進步”
第三節 餘論
第三章 近代社會變革與言語文化的興起
第一節 “言語”的發現
第二節 民權政治與“言語”的勃興
第三節 結論
第四章 近代文化的“聲音轉嚮”與知識革命
第一節 從取象到擬聲
第二節 聲音轉嚮中的知識場域
第三節 “聲音”的象徵意義與知識現代性
第四節 餘論
第五章 革命經驗與任鴻雋的“建立學界論”
第一節 書生造反與從政生涯
第二節 覘國者“先觀學界”
第三節 餘論
第六章 “宋學”修養與任鴻雋對科學的詮釋
第一節 “字彼之真以道”/ 201
第二節 走嚮“明道”的“求真”
第三節 結論
第七章 科學和近代道教之汙名及其淨化
第一節 道教的衰落
第二節 道教與“舊文化”
第三節 “學”與近代知識人的道教批判
第四節 道教徒的迴應
第五節 道教與中國科學的起源
第六節 結論
第八章 貫穿於“疑古”與“釋古”之間的“故事”眼光
第一節 “層纍說”的建設嚮度
第二節 曆史研究中的“故事眼光”
第三節 結論
第九章 從繆鉞看文辭修養對現代史學研究的“支援”作用
第一節 史學視野中的“文史結閤”
第二節 “文史結閤”路徑的形成
第三節 現代學風轉移與“由文入史”
第四節 結論
徵引文獻
後記
· · · · · · (收起)
具體描述
本書擷取瞭20世紀上半葉中國思想史和學術史的幾個片段，探討近代中國文化的結構性異變，以及崩解後的傳統碎片在此過程中發揮的催生、轉化與突破作用。在其中可以看到：儒傢的道德自省邏輯如何將社會進化論改造成為強大的行動機製、曆史觀的改變如何重新塑造中國人講述自己過去的方式、聲音文化的興起如何引發知識變革中的“聲音轉嚮”、“道”的意識怎樣參與現代學術理念和製度的型塑、科學概念怎樣刷新傳統宗教的形象、新舊文學怎樣直接間接地對新史學的科研實踐提供支援。這番迴顧錶明，激活中華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既依賴於對我們自身傳統豐富性和開放性的肯定，又依賴於對這些素質的強化和提升。
用戶評價
##評分絕對低瞭。該書對既有研究的推進是可見的。
評分##老王的文章標題不加引號就不舒服
評分##僅憑第四章就絕對配得上五星瞭。通過“聲音轉嚮”這一細微的切入點展開，梳理瞭“聲音-聽覺”這一求知路徑如何在近代知識分子那裏實現瞭自身閤法性的塑造，並指齣其背後實則是西式的“錶象-本質”式的知識理解圖式對於中國“道不離器”的思維方式的衝擊，在“耳學”地位抬升的趨勢下，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在慣習上愈發趨嚮於將知識詩作一種“臨時性的建構”，知識的內涵取決於聽者的時空條件，知識本身是流變的而非固定的，從而對中國傳統中將知識與神聖性進行綁定的思維慣性進行瞭“祛魅”，實現瞭“知識革命”。作者在深厚的文史功底下透露齣的是思想者的靈動性，真讓人佩服。
評分##很喜歡“反求諸己”、“聲音轉嚮”和“近代道教之汙名及其淨化”這幾篇！在20世紀新知識人成長並著手創造一種新傳統的過程中，士大夫的（潛在）認同和訓練對他們起到瞭彈跳器的作用；《天演論》對士人“起而行”的作用（以“人事”代“天行”）；新史傢們所研究的“客觀事實”本身，也已是經過作為“大經大法”的“價值”所重新塑造的；二三十年代的學術界可以做到“事實與價值分離”，也是以“價值與事實的統一”為前提的；“視覺型的認知習性”與“聽覺型的認知習性”；與“科學”取得傳統文化中“道”的地位同時，多數中國人對科學的實際認知則更偏嚮“技術”領域（與“技進乎道”傳統觀念的違背）；無論是道教的負麵形象還是正麵形象，都高度依賴於“科學”對它的評價和界定，反過來，這一案例也摺射齣知識人對“科學”本身認知的變化。
評分##前三篇非常好
評分##斷斷續續讀瞭一個多月…“隔行如隔山”，門外漢真不該一上來就看這種專業性強的學術著作，雖然收獲頗豐，但終是隔霧觀花，看不分明。作者的學術理路大概傾嚮末章所討論的繆鉞一脈，秉持“迴到曆史現場”的理念，對曆史“事實”進行“同情之瞭解”式的細辨、梳理，分析傳統和西來概念內容的互文、流變，考證紮實而新見迭齣，令人嘆服。一大收獲是，“進化論”以及其他西方理論、觀念並非如我們想當然那樣轉眼間就被清末民初學人所接受，而是經曆瞭“誤讀”、重釋、運用（重建曆史敘事）等麯摺過程；另一大收獲是，顧頡剛好強。
評分##老王的文章標題不加引號就不舒服
評分##4.5 兩章關於聲音的沒看。
評分##很喜歡“反求諸己”、“聲音轉嚮”和“近代道教之汙名及其淨化”這幾篇！在20世紀新知識人成長並著手創造一種新傳統的過程中，士大夫的（潛在）認同和訓練對他們起到瞭彈跳器的作用；《天演論》對士人“起而行”的作用（以“人事”代“天行”）；新史傢們所研究的“客觀事實”本身，也已是經過作為“大經大法”的“價值”所重新塑造的；二三十年代的學術界可以做到“事實與價值分離”，也是以“價值與事實的統一”為前提的；“視覺型的認知習性”與“聽覺型的認知習性”；與“科學”取得傳統文化中“道”的地位同時，多數中國人對科學的實際認知則更偏嚮“技術”領域（與“技進乎道”傳統觀念的違背）；無論是道教的負麵形象還是正麵形象，都高度依賴於“科學”對它的評價和界定，反過來，這一案例也摺射齣知識人對“科學”本身認知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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