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载泽的考察,清廷认识到宪法可以巩固君权;通过对达寿的考察,清廷认定用钦定的办法制宪是确保宪法巩固君权的不二法门。这与民间所主张的制宪方法冲突,预备立宪期间的制宪活动,遂演化成一场制宪权的争夺。从1908年的《宪法大纲》到1911年的大清帝国宪法草案,清廷均坚持钦定,牢牢控制制宪权。但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清廷放弃钦定,并很快连协定也放弃,宣布帝国宪法全由民定。只是此时已经民心尽失,清廷非但未能巩固君权,且未能保住君位。
##匆匆一读,讨论的是很重要的问题,看得出来有对宪政编查馆研究的反思。另外,此前多次阅读《汪荣宝日记》,但对其中涉及的制宪过程并无敏感性,只是着重于关注其中所取法的日本渊源,今读彭著,方知汪、李三次外出“秘密制宪”的经过,汪在其中的心态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评分##如作者自言,这是一本述多于论的著作,在可读性与学术性之间做出了很好的平衡。作者通过对载泽考察日记,达寿奏折,以及汪荣宝日记等重要材料的梳理,有力表明了清廷对于“宪法”功能的认知(巩固皇权),以及计划如何实现这种功能(钦定宪法),并生动展示了其他政治力量如何在这一问题上与清廷对抗。这种问题意识或许表明史学界对于预备立宪的研究已经开始逐渐突破既往的模式——即面面俱到的梳理,或对于某些特定问题,如出洋考察、责任内阁、国会请愿,弹劾军机等的关注,而逐渐转向宪法功能,立宪模式等更具理论性的讨论。作者在文末回到了清末立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大清学不了日本?作者的基本解释是,日本对于宪法功能的认识是变态的,不符合宪法原理。这一点恰恰值得宪法学者关注与思考。
评分##如作者自言,这是一本述多于论的著作,在可读性与学术性之间做出了很好的平衡。作者通过对载泽考察日记,达寿奏折,以及汪荣宝日记等重要材料的梳理,有力表明了清廷对于“宪法”功能的认知(巩固皇权),以及计划如何实现这种功能(钦定宪法),并生动展示了其他政治力量如何在这一问题上与清廷对抗。这种问题意识或许表明史学界对于预备立宪的研究已经开始逐渐突破既往的模式——即面面俱到的梳理,或对于某些特定问题,如出洋考察、责任内阁、国会请愿,弹劾军机等的关注,而逐渐转向宪法功能,立宪模式等更具理论性的讨论。作者在文末回到了清末立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大清学不了日本?作者的基本解释是,日本对于宪法功能的认识是变态的,不符合宪法原理。这一点恰恰值得宪法学者关注与思考。
评分彭老师十余年研究xz史之成果,关注的问题是清季制宪从钦定到协定再到民定这一转变过程;全书以《汪荣宝日记》和资政院全宗档案为基础,从清廷制宪者的角度将清末制宪(狭义)历程娓娓道来,并对相关细节问题进行考证(其中亦不乏彭老师对此前《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的反思),附录总结了作者在研读《汪荣宝日记》的过程中梳理出的一些与《大清帝国宪法草案》相关的识别点,为继续“寻找《大清帝国宪法》”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本书认为清廷钦定宪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巩固君权”的本意违背了立宪的基本原则(即限制君权),日本的例子并不具有典型性,更不适合大清效仿。最后,本书关于朝野围绕制宪权的博弈问题似可做进一步的扩展讨论。在一个连xz两个字都发不出的大环境下,彭老师能够坚守初心,十余年如一日耕耘xz史研究,令人敬佩!
评分##本书所采取的这种以descriptive tongue为脉络带出叙述和论证的的叙事风格,还是蛮吸引人的。但其弱点也在于此,尤其是面对材料爆炸的时代,容易失于琐碎,钩玄有余而提要不足。
评分##如作者自言,这是一本述多于论的著作,在可读性与学术性之间做出了很好的平衡。作者通过对载泽考察日记,达寿奏折,以及汪荣宝日记等重要材料的梳理,有力表明了清廷对于“宪法”功能的认知(巩固皇权),以及计划如何实现这种功能(钦定宪法),并生动展示了其他政治力量如何在这一问题上与清廷对抗。这种问题意识或许表明史学界对于预备立宪的研究已经开始逐渐突破既往的模式——即面面俱到的梳理,或对于某些特定问题,如出洋考察、责任内阁、国会请愿,弹劾军机等的关注,而逐渐转向宪法功能,立宪模式等更具理论性的讨论。作者在文末回到了清末立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大清学不了日本?作者的基本解释是,日本对于宪法功能的认识是变态的,不符合宪法原理。这一点恰恰值得宪法学者关注与思考。
评分##很不错的书,清廷制鲜以模仿日本为要(因日采取先立鲜法后召国会,虚君舔黄在立鲜后权力不降而升),由清廷秘密制定规则再开国会,可以扩君权而限皿权。没想到武昌兵变一改为由资证院绅士协定制鲜,而滦州兵变军人迫使资证院协定又改为民定鲜章,清廷遂亡,也开了民初军人干政的通例,这也是后进国家转型的惯例
评分##太啰嗦了……掌握了那么多第一手史料,写出来的就是这么个东西,要么大段大段照搬汪荣宝日记,要么同样的内容前后反复详述好几遍,要么不停地揣测各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写成了一本书。
评分##“本书通过对载泽的考察,清廷认识到宪法可以巩固君权;通过对达寿的考察,清廷认定用钦定的办法制宪是确保宪法巩固君权的不二法门。这与民间所主张的制宪方法冲突,预备立宪期间的制宪活动,遂演化成一场制宪权的争夺。从1908年的《宪法大纲》到1911年的大清帝国宪法草案,清廷均坚持钦定,牢牢控制制宪权。但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清廷放弃钦定,并很快连协定也放弃,宣布帝国宪法全由民定。只是此时已经民心尽失,清廷非但未能巩固君权,且未能保住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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